从功能翻译视角看文学作品外译
——以《故乡》德译本为例

陆贇莉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在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贸易往来，更要关注文化交流，而文学作品的翻译无疑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出现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向，从而对译者提出了挑战，即如何在让译入语读者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作品的原汁原味，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聆听中国的目的。

鲁迅先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作品极富中国文化特色，对其作品的德译本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德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选取的德译本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译本，在德语世界广为流传，他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本身又是一位诗人，因而顾彬的德译策略选择对于中国文学的德译极富借鉴意义。

1 “功能加忠诚”翻译理论

诺德（Christine Nord）作为德国功能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在第一代功能学派理论，即卡塔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的目的论及贾斯特·霍斯-曼特瑞（Justa Holz-Mnttri）翻译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忠诚”理论。诺德认为，翻译是在与现有原文本的联系中生成功能适切的目标文本，其功能依据目标文本所追求或所需要的功能（翻译目的）而有所不同（NORD 1991:31），也就是提出了“功能适切”（Funktionsgerechtigkeit）的翻译目标，即译文中要体现出与原文一致的作者态度（NORD 1993:17）。而“忠诚”（Loyalitt）则要求译者不仅要对任务委托方（Auftraggeber）和目标文本读者（Zieltextempfnger），还要对原文作者（der Autor/die Autorin des Ausgangstexts）忠诚（NORD 1993:17），但诺德的“忠诚”（Loyalitt）与要求目标文本完全摹刻原文的“忠实”（Treue）不同，诺德要求的是译者与委托方及原文作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伦理学范畴的标准。遵循“功能+忠诚”的原则，诺德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出发将翻译策略分为文献型（dokumentarische bersetzung）和工具型翻译（instrumentelle bersetzung）。文献型翻译指译文中以源语言的表达方式摹刻原文，译文不仅忠实传达原文的内容，还保留原文的形式，即保留原文的词汇、词组、句式；而工具型翻译则是以译文受众为导向，以原文中的交际行为和交际工具为基础，用一种新的译入语的表达来反映原文，因而译文的内容与形式与原文或多或少有差别（参见王颖频/侯云程2017：28）。

在各国长期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所特有的语言表达和独特的文化背景，这些文化因素尤其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是翻译中的一大难点。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较为相近，杨平（2006:21）认为，文化因素是“某种语言或某个民族中特有的文化现象和表达方式”。而诺德本人将文化定义为“将一个集体或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的共有的举止和行为方式”（NORD 1993:20）。国内对于文学作品中文化因素外译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大多是对英译本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德译的研究有较大的空白，鲁迅作品德译本的研究也同样较少。对于文学作品的英译过程中文化因素转换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学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历来存在较多的争议，而长期以来对于功能派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又存在较多的质疑：吕凤仪/何庆机（2009:474）认为功能派翻译理论应用翻译的指向性使它难以对复杂的文学翻译做出全面而有力的描述和解释；而且文学翻译中原文本有特殊的地位，也就是原文本的地位不可取代，而功能主义翻译论的特点是降低了原文本的地位，提升了译本的重要性（孙红2014:134）。而事实上，诺德提出的“忠诚”恰恰提出了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的兼容（Kompatibilitt），这种“兼容条件”是文化特定的（NORD 1993:21）。

2 语料介绍

本文选取的语料是鲁迅《故乡》的德译本，由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翻译。鲁迅先生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因而其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许多文化因素，比如“神佛”“五行”，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文中一些概念是民国时期所特有的，比如“长工”、“短工”和“忙月”，此外，其作品中有如“狗气杀”“鬼见怕”这样具有乡土文化的词汇，并频繁使用修辞手法。这些特殊的表达的翻译对译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语料分析

分析中将展示所选取表达出现的上下文，以较为清晰地反映翻译的效果。根据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将语料分为“文献型翻译”、“工具型翻译”以及“文献型+工具型翻译”三大类,探索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以及其所选策略是否能够达到“功能+忠诚”的翻译目标。

3.1 文献型翻译

文献型翻译的策略能够最大程度地忠诚于原文的形式与内容，通常是逐词逐句地转换原文的词汇、词组和句式。

例1 原文：你现在有三房

姨太太

（鲁迅:88）译文:Du hat jetzt drei

Konkubinen

.（Wolfgang Kubin:43）

姨太太：“妾”。中国旧社会时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因而大家族或是有钱人家的男性往往除了妻子以外还有多位妾，她们被称为“姨太太”。由于“妾”相对于“妻”社会地位较低，“姨太太”这样的表达是含有贬义的。此例中，译者将“姨太太”直译为“Konkubine”，它意为:im Konkubinat(ehehnliche Gemeinschaft ohne Eheschlieβung)lebende Frau“，即一种类似婚姻的关系中的女子，且同样带有一定的贬义含义。翻译不仅完整保留原文的内容与形式，还传达了原文作者的感情色彩。

例2 原文：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

长工

；按日给人做工的叫

短工

；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

忙月

。（鲁迅：82）

“长工”、“短工”和“忙月”指的都是中国旧社会时的工人，译者在此分别译为“volle Kraft”，“Tagelhner”和“Aushilfskraft”，保留了原文中的名词形式，以Kraft和Lhner传达出这三个词“工人”的含义。voll表达了长工“整年”劳动的特征；Tagelhner指按日取酬的工人，与原文中“短工”的含义完全一致；而Duden对Aushilfskraft的解释:nur vorü bergehend beschftigte Arbeitskraft“ 也完整传达了“忙月”一词的内涵。

此例中的三个词其实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民国时期常用，而在现代，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发生变化，这三个词都不常见，对于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比较陌生的。译者在翻译中选择直译，是依赖于原文作者在原文中对于这三个概念的解释，直译已经可以达到“功能适切”的目标，无需再做解释。

前两例中，译者寻找译入语中与原文对应的词汇、词组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完整传达了原文的内涵。文学文本的基本功能是表情，译文能够完成传达原文的内涵即完成了原文的功能，达成了“功能适切”，且忠诚于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

但要注意到，在例2中，译文中的“volle Kraft”，“ Tagelhner”和“Aushilfskraft”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原文中“长工”、“短工”和“忙月”一致，但译文读者仅凭这三个词其实无法完全理解原文的信息，而是要借助对原文中概念解释的翻译来理解，可见采用文献型翻译可能造成原文信息的流失，如例3与例4，原文中的部分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流失。

例3 原文：出门便是

八抬的大轿

（鲁迅：88）

轿子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是只在东亚文化圈中为读者所熟知的一个意象，但德语中已有约定俗成的对应翻译，即Snfte，不存在词汇上的空缺。“八抬大轿”在汉语中是一个习语，常用来形容婚嫁场景的隆重或是表现乘坐者的身份尊贵，原文中，杨二嫂的这一句“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要表达的是，她认为“迅哥儿”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八抬大轿”在此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其意义已经超出字面上的含义。

译者在此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原文的内容和定语+基础词的偏正结构也得到保留，但其象征意义并未体现。由于“轿子”的意象本身就不是德语读者熟悉的，这就造成了德语读者的认知漏洞，他们并不知道抬轿子的人数多少象征乘轿者的社会等级，因而“eine groβe Snfte mit acht Trgern”在德语读者看来也就是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但在此例中，如果在文献型翻译之外加上注解，不但会打乱读者的阅读节奏，且若将隐含意义直白地解释出来，其实违背了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原有功能。

例4 原文：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

高底的小脚

，竟跑得这样快（鲁迅：92）

小脚是指旧时妇女缠裹后发育不正常的脚，而高底指的是满清妇女穿的花盆底鞋。缠脚的习俗和花盆底鞋都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文化因素，对德语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译者却采用了直译的方式，简单地用“hohe Abstze”来表达“高底”，用“kleine Füβe”来表达“小脚”，只表现出字面含义，并没有通过作补充性的解释，造成了原文信息的流失，没有达到“功能适切”的翻译目标。

可见，文献型翻译策略通常适用于可以在德语中找到对应表达的情况，可以完整地保留原文的形式和内容，但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献型翻译往往会带来文化因素隐含意义的流失。

3.2 工具型翻译

采用“工具型翻译”时，译者是用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来传达原文的内涵，译文的字面意思及形式与原文往往有所不同。

例5 原文：我们多年

聚族而居

的老屋（鲁迅：80）

聚族而居是指同族人聚集在一起居住。“族”，即“家族”，指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一个社会群体”，通常有几代人。由于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汉语中有很多表示家庭关系的词语，这类词很难一一在德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此例中“家族”这样的概念在德语中不存在，译者对此采用了解释性翻译的方法，用“jung und alt vereint”来解释“聚族”，避免了文化空缺带来的不理解，对译文读者的忠诚，且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对于曾与家人一同居住的老屋的不舍，这样翻译并不违背作者的意图，因而译文也忠诚于原文作者。

例6 原文：

五行

缺土（鲁迅：82-83）译文：unter den

fünf Elementen in seinem

Horoskop

fehlte das Element Erde (tu)（Wolfgang Kubin: 39）

五行：通常指水、火、金、木、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思想家把这五种物质作为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以说明万物的起源和变化。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道教哲学的一种系统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古代以及旧社会民国时期，五行学说与生辰八字在很多人看来是决定命运的，在德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

译者在翻译中将“五行”译为“fünf Elemente im Horoskop”是用了近义替代的工具型翻译策略。Horoskop意为:schematische Darstellung der Planetenkonstellation zu den Tierkreiszeichen zu einem bestimmten Zeitpunkt, bes.bei der Geburt eines Menschens, als Grundlage zur Schicksalsdeutung“，作为解释命运的基础，与五行有着相同的功能，但Horoskop涉及的是黄道十二宫，与五行所指的“水、火、金、木、土”五种元素不同。这种翻译通过对原文内容进行细微调整保证了原文内涵的完整传达。

例7 原文：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鲁迅：90）译文:Schlieβlich nahm er respektvolle Haltung an und sagte klar und deutlich“:

Ehrwürdiger Herr

!…”（Wolfgang Kubin: 44）

老爷是旧社会对官吏及有权势的人的称呼。译文中“ehrwürdig”常用于表达尊重。这种译法传达了“老爷”这一称呼所要表达的闰土和“我”地位的差距。译者在此采用的是解释性翻译，其原因在于，汉语中的称呼往往是阴晦地表达地位差距，对诸如“老爷”、“老太太”的称呼，只有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才能领会其中隐含的地位差距，而德语中往往明确地以“ehrwü rdig”“gndig”这一类词来表达地位差距。

例8 原文：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

磕头

。”（鲁迅：90）译文：Er wandte den Kopf und sagte:“Shuisheng,

mach einen Diener

vor Ehrwü rden.”（Wolfgang Kubin:44）

磕头是旧时的礼节，跪在地上，两手扶地，头近地或着地，通常都是年轻人向年长并且辈分大的人磕头或是地位低的向地位比他高的人磕头。德语文化中没有这样的礼节，因而译者选择了解释性翻译的策略。“Diener”在词典中的解释是(fam.)Verbeugung(bes.von Jungen)，虽然在形式上与“磕头”不同，但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这种译法适应了译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同时也不违背原文的功能。

由于文学作品中文化因素较多，很难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部分词汇是源语中特有的，译入语中没有相应的概念，比如例6的“五行”，翻译中只能用译入语中的词汇或词组去替代，来解释原文的内涵；另外，由于存在文化差异，译入语与源语言的表达习惯会有所不同（如例7），译者适应译入语读者的习惯而对原文作出调整，以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来传达原文内涵，一方面忠诚于译文读者，同时也是更好地向读者传达了原文的内涵，忠诚于原文作者。而原文内涵，即原文所蕴含的信息和情感能够在译文中得到转换，就是实现了原文的功能。可见，工具型翻译可以在保证原文的功能得到实现的同时，适应译语读者的习惯，即实现“功能适切”且达到对原文作者和译文受众双向的“忠诚”。

3.3 文献型翻译+工具型翻译

文献型翻译+工具型翻译的翻译策略是在单采用其中一种翻译策略无法达到“功能+忠诚”的目标时，用另一种翻译策略进行补充或解释。

例9 原文：

闰月

生的，……，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鲁迅：82）译文：Runtu war im

Schaltmonat(runyue)

geboren,…, hatte ihm sein Vater den Namen Runtu gegeben.（Wolfgang Kubin: 39）

农历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叫闰月。译者将其译为“Schaltmonat”，看起来是直译，但其实不然。德语“Schaltmonat”是指闰年中多出一天的那个月，即我们所熟知的每四年一次的多出一天的2月，与闰月的内涵显然不同。这种语义差别是因为，在小说写成的民国时期中国采用的是农历，与公历的纪年法不同，因而译者在此采用了近义替代的工具型翻译策略。

而在工具型翻译之外，作者还采用了音译“runyue”作为文内补充，其原因在于，不同于原文读者可以直接由“闰月”联想到“闰土”，“Schaltmonat”的表达与“runtu”这一名字之间并不存在相同字符，译文受众无法理解其内在联系，只能通过补充闰月的拼音来向德语读者解释“闰月”（Schaltmonat）和“闰土”（runtu）之间的联系。两种翻译策略的结合弥补了文化差异造成的信息差异，使译文读者理解原文所表达的“闰土”名字的由来。

例10 原文：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

鬼见怕

也有，观音手也有。（鲁迅：84）译文：Tagsü ber knnen wir dann am Meer Muscheln sammeln gehen.Es gibt rote und grü ne,

Teufelsschreckmuschel

und auch Buddhahnde.（Wolfgang Kubin: 40）

“鬼见怕”是文中提到的一种贝壳的名称。译者采用了直译+解释性翻译的策略，Teufelsschreck完全表达了原文的字面意思，通过加上Muschel对“鬼见怕”的内涵作出解释，即它是一种贝壳。这样的译法不但完整地向译语读者传达了原文的含义，还保留了鲁迅生动的语言风格，同时达到了对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一句中的“观音手”译者直译为“Buddhahnde”，其实相比之下对原文含义的传达没有“鬼见怕”的翻译那么完整，但考虑到原文的体裁，若在对“观音手”的翻译中再加上Muschel作为解释，就与前面有重复，不符合文学文本的表达，反而会背离原文功能，亦即译文应该实现的功能。

例11 原文：人都叫伊

豆腐西施

。（鲁迅：87）译文：Von aller Welt wurde sie

Bohnenquark-Aphrodite

genannt.（Wolfgang Kubin: 42）

“豆腐西施”是一个绰号。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然而对于德语读者而言这又是一个认知的空白。译者采用的是直译+近义替代的翻译策略，完全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并将“豆腐”直译为“Bohnenquark”，只是用“Aphrodite”替代了“西施”这一概念。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女神，其内涵对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德语文化中的读者而言正对应西施在中国文化中美的象征的内涵。

在这个表达中，看起来是用“豆腐”和“西施”两个词语分别表达杨二嫂卖豆腐的职业和其像西施一样美丽的特征，实际并非如此。原文中有一段对杨二嫂的外貌描写：“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而且德性充满小市民习气，因而用“西施”来刻画杨二嫂，是一种语言艺术变异的产物，采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是具有传达作者情感倾向的功能的（许祖华，潘蕾2014:102）。这种反讽的语言艺术是鲁迅写作的一大特色，当然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并不少见，这也是翻译中的一大难题，译文受众因为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很难理解其隐含意义。而在此例翻译中，作者只是用“Aphrodite”对“西施”作了替代，并没有解释隐含意义。读者可以借助内涵相似的“Aphrodite”来推断原文作者的意图，感受作者的情感倾向，与原文读者的感受没有太大差别，这种含蓄性也正符合文学作品的特征。

例12 原文：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

狗气杀

（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鲁迅：92）译文：Da Frau Yang es sich als Verdienst anrechnete, diese Sache aufgedeckt zu haben, grifft sie sich

einen Futterkorb für Hühner

und machte sich mit ihm auf und davon.(Bei uns heiβen diese Futterkrbe

Hund-stirb-vor-Wut

.Es handelt sich um einen mit einem Holzgitter überspannten Holzsteller, der mit Futter gefü llt ist.Hü hner knnen ihren Hals hinenstecken und das Futter aufpicken, nicht aber Hunde; ihnen bleibt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sich zu Tode zu rgern.)（Wolfgang Kubin: 46-47）

“狗气杀”指的是一种养鸡的器具。译者在此采用的是直译+文内嵌入式解释的翻译策略。首先将其译为“ein Futterkorb fü r Hü hner”，解释了其功能，使德语读者能够理解其内涵，再通过“Bei uns heiβen diese Futterkrbe Hund-stirb-vor-Wut”传达了原文“狗气杀”这一特别的名称，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也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内容以及鲁迅特有的生动的语言风格。此例中较为特殊的是，“狗气杀”这一概念具有乡土文化特色，因而原文作者已经在文中做出解释，而译者在翻译时只是对说明其功能的“养鸡的器具”和“狗气杀”这一名称出现的顺序作了调整。但由此例可以看出，在对“狗气杀”这类特殊的文化因素的翻译中，直译+文内嵌入式翻译是一种较好的翻译策略。

文献型与工具型翻译结合的翻译策略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往往是作为对以上两种翻译策略的补充，避免因为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差异而造成信息差异，导致译文读者无法完整理解原文内涵及感受原文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功能加忠诚”的翻译目标。

4 总结与启示

翻译不单单是语言层面上的语际信息转换，而更是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信息的转换。文学作品中尤其富含源语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因素，给翻译带来了难题。本文所分析的鲁迅先生的《故乡》成文于民国时期，用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文中的中国文化意象都是德语读者的认知空白。

诺德提出的翻译目标是“功能+忠诚”。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功能适切”即译文实现原文的表情功能，是译文读者能够像原文读者一样理解文本的内容，感受原文作者的意图，由于文学翻译特有的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天然的兼容性，“功能适切”本身就涵盖了对原文作者的忠诚；此外，作为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译文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及由此导致的阅读习惯，做到对译文读者忠”。

本文选择了《故乡》德译本中的12个含有汉语特有文化因素及文学文本特有因素的表达，基于诺德“功能加忠诚”的翻译原则将译者的翻译策略分为“文献型翻译”、“工具型翻译”及“文献型+工具型翻译”三类进行分析。这三种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均有体现，文献型翻译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源语文本的特色；工具型翻译能够在保证原文功能不受到破坏的前提下，更好地适应译文读者，达到对原文作者和译语受众的忠诚，并实现与原文一致的表情的基本功能，完成“功能适切”；而两种策略的结合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以达成“功能+忠诚”的翻译目标。

顾彬的翻译策略选择对于文学作品的德译有丰富的借鉴意义，采用文献型翻译策略能够保留源语的原汁原味，由于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工具型翻译能更好地完成“功能+忠诚”的翻译，并将文献型+工具型翻译结合的策略作为补充。当然由于语料范围较小、数量较少，研究结果仍存在缺陷，在未来的需要通过更多的分析来完善。本文仅意在通过分析总结著名汉学家在对汉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在“翻译中国”让世界理解的背景下，译者应多多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学作品更广泛地被外国读者所接受，同时又不失去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特色，为中国文化的输出助力。

注释

本文带双引号汉语解释均出自现代汉语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