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风雅颂

2019-06-05 04:40汪广松
上海文学 2019年6期
关键词:狂人日记棋王阿城

汪广松

陆游诗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

文章的出现需要时代机运,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文章。当代“文章”的普遍观念已不同于宋代诗人陆游,随着现代媒介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写文章了,而且文章已经泛化,举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论文乃至影视、动漫等,都可以看作是文章的变身。然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郑重却从未在变化中变质,反而在文字泛滥的当下更加显得庄严。

好小说也本天成,属于时代的馈赠,一个时代能有一两个好的小说家或者一两部好的小说就已属幸事。这样的小说家站在一个将起未起、将飞未翔的时代之前,妙手偶得风气之先,将一部有文可观、有章可法的小说奉献给时代。

《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是“一”,许慎释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小说在落笔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开始的开始是为太始。所谓“一画开天”,我们读到的小说已经是“一画”之后的天地万物。

周易开始两卦是“乾”、“坤”,接下来第三卦是“屯”,其“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开始总是艰难的,然而小说家的腹内乾坤早已形成并始终在变化。小说一旦落笔、现形,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发展下去,不听从小说家的安排,这类故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重要的是在

开始之前酝酿“一画”,每一次动笔都是“乾”、“坤”与“屯”;决定小说好坏的是“乾”、“坤”,小说显现的万千面目从“屯”开始生成。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著者鲁迅。在小说集《呐喊》“自序”中,鲁迅自述家道中落,之后负笈东瀛学医,在一个讲堂中看到一幕“示众的盛举”,有感于国势日衰国人麻木,深受刺激,觉得学医并非要紧,最重要的是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回国后在朋友的催促下,拿起了笔,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是为现代小说的开篇,而其乾坤早已酝酿多时,并且与时代精神相吻合。

《诗》有风、雅、颂。《大序》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这里的“风”接通人与国。《毛诗正义》曰:“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以下引《诗序》皆同此本)鲁迅呼吸到时代气息,以一人而览一国之意,吞吐之间,便写出《狂人日记》,或者说是时代以一国之事系于鲁迅一人,迫使他发出呐喊,这声“呐喊”因应时代条件而写成小说。

以小说而言,开始可当风,过程是雅,结尾为颂。有些小说是风,有些小说是雅,有些小说是颂。小说的风雅颂并非单一排列,风中可以有风、雅、颂,雅中也可以有风、雅、颂,颂中也可以有风、雅、颂。

《狂人日记》开篇是一小段“序言”,说明本篇可为“医案”,揭示“医者之心”。然后写下数字“一”,写下第一则日记,是为“一画”,“一”之前可当本篇小说的“乾坤”,之后才是小说。小说写道: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伊始就描绘了一个“狂人”形象,这个形象链接了时代,国意与己心相通。鲁迅“接风”之后落笔,是为小说开始。然后是雅。《大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狂人日记》一出,四方响应,唤起一个时代,是为雅。《大序》又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用现代语言来说,雅是对“风”进行编辑。鲁迅的方式是批判,善作讽刺,寓正于反。《狂人日记》序言先说病人,最后说“愈后”,意思很完整,要把“狂人”治好。所谓改变精神,改造国民性,实质上是“革命”,一代人、一个国家的“风雅”都在“革命”里。

小说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殷切的希望或者祈祷,可当颂。《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鲁迅没有见到“成功”,“救救孩子”只是表达“获救”的美好希望,与序言中的“愈后”相应,也相应于《藥》在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但以鲁迅全部小说而言,《故事新编》可当“颂”,是鲁迅与各路“神明”的交流,是一种未完成的精神探索。

从写作时间来看,阿城的小说《树王》早于《棋王》和《孩子王》,可是发表顺序是《棋王》《树王》《孩子王》,阿城认为这样念起来有节奏。按风雅颂来排列,《棋王》属风,《孩子王》当雅,《树王》可称为颂。

阿城是一个善于“采风”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遍地风流”。1978年(《狂人日记》发表一甲子)以后中国文学界风起云涌,是出新人新作品的时候,他好几次都跃跃欲试。但从1979年回北京,至1984年7月在《上海文学》发表《棋王》,阿城蛰伏了五年,他说:“因为所见小说中都还缺少我所感知到的中国文化精神。但念头有了,却总觉得气运得还不到时候。”那时候万之在写小说,他觉得自己不是万之的对手,“气运”未到。“要写,就得拿出来就让人觉得有点不一样。要是别人都能写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写。”(朱伟:《接近阿城》)

《棋王》出手不凡,开篇写道: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当年有一位文学杂志编辑读到这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的开头,感到“震惊”,“首先激动于它出色的语感所构成的那种韵味,我感觉在淡雅的画面上体现了很丰富的修辞弹性。在语感的弹性诱惑之中,我又感受到一种境界的悠远和新奇”(朱伟:《接近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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