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梁衡

本刊顾问，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历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

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国门。“文化大革命”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1978年，“文革”结束，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土里土气，笑话不断。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

1984年，我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1980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消。我到山西五台山下一个小村庄采访一位奇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地一声，扣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

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长期穷的原因不是自然条件不好，也不是人懒，是政治上的束缚。

我的家乡出煤，煤矿工人有钱但无肉吃。一日，一青年农民就趁天未亮时背上猪肉到矿上去卖。突然有谁喊了一声：“来人了！”那青年慌急间剁肉，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左手上，齐刷刷断了四指。这就是那个春风未绿江南岸的黎明前时刻的悲剧。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报纸便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德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