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视野下“仁”的相关论述简析

丘晖华

摘要：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以孝悌为根本的仁爱思想，提倡一种以孝为中心再推己及人的有差等的爱，试图通过伦理问题的解决来达成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法家的代表韩非则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否认了仁义道德的现实性，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进行批判。

关键词：仁;孔子;韩非子

在不同的情境里，孔子对“仁”有不同的阐述，“仁”的含义因此难以抽象概括。在这个问题上，钱穆认为：“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孔子之仁主要体现在孔子视“仁”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释仁为仁爱、爱人，以孝悌为首，在全社会提倡一种仁爱的思想，以达救生民于水火的目标;推行德治仁政，以礼乐教化、道德引导为主要统治手段，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

周朝时实行分封制和同姓不婚制，形成了一个以周天子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秩序，因此当时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大多情况下也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亲缘关系。《礼记》曾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的“礼”，把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统一起来。

孔子以克己复礼为求仁之道，正是基于这一情况。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礼，就是指当时社会生活中实行的各种礼仪规范。孔子认为，如果人们都能够依礼行事，那么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中成为一个仁者。但是在孔子心中的仁道并不依附于周礼而存在。从“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可以看出，学习周礼不过是因为现在正在使用它。在《论语·子罕》中，孔子还这样论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这样解读：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坚持、坚守的，是礼仪这一外在表现形式所包蕴的内在核心价值，也就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即礼仪所蕴含的理性意义和人的内心情感。如果一项礼仪没有维持宗族良好存续的理性意义，不能激发人们内心深处诚挚纯朴的情感，这样的礼仪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具体来说，“仁”的思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仁”的思想内涵一方面是指人们做到“孝悌”这一伦理规范的核心内容，从“爱亲”出发，再推己及人达到“爱众”的境界，培养博爱的精神。《论语·学而》中谈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一句也可以看出儒家提出以善事父母为先。在孔子的思想中，孝的具体内涵一是无违，二是敬重。而有差等的爱由亲及疏的伦理升华，则体现在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认同。

另一方面孔子从仁爱思想出发，提出了“忠恕”之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引导人们形成恭、宽、信、敏、惠的品德，通过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人群相处和敬相乐，实现社会和谐。“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指不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强加到别人的身上，真心诚意宽以待人的体现;而形容举止庄重，为人处世宽容厚道，言而有信，勤敏行事，施行仁慈也正是施行仁所具备的条件。

而韩非则对儒家“仁”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进行批判。他认为儒学及其后学都不过是“愚诬之学”，所谓“孝廉”、“侈俭”、“恕暴”，都不过是些“杂反之行”。

韩非认为人天生趋利避害，不论是君臣之间、父子之间还是夫妻之间，皆挟自为心，互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要求君主去掉求利之心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待人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样谈论恩泽问题没有什么根据，完全是奸诈和欺骗，因此赏罚有发挥作用的可能。他认为人性是“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固骄于爱，听于畏威”，所以治国不能靠道德说教，而只能靠“威”、“势”，必须顺应人性、利用人性推行法治而不是诉求德治，即是说当今之世应当“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亦主张先王不足取法。韩非在《五蠢》篇中提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命题，同孔子提出的“仁”的重要实现途径“克己复礼”形成鲜明对比。韩非在《饰邪》中斥责人臣“舍法律而言先王”的行为，在《五蠹》中提出“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通过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例子，正反对比，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此外，韩非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仁义有害于法。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判了直躬死罪，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鲁国有个人跟随士兵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成了父亲的逆子，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这两则故事的中心思想是道德与法律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儿子举报父亲，是维护君主的利益，是对的，因为法律比道德重要。正是因为“治强生于法”，所以君主必须实行严格的法治而抛弃仁政，即“正赏罚而非仁政”，“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韩非虽然反对仁义治国，但是没有绝对否认道德的现实性。他虽然认为一般人不能实行道德，但又认为极少数人可以例外。他承认孔子为仁义者，孔子的列徒亦较为接近仁义，同时还以仁智自命。从“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今学者之说人主者，不乘必然之势，而行于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韩非曾提出“用眾而舍寡”的思想。他说：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可见韩非并不根本否认人可以为善，而只是说治国要从多数人的情况出发。其次，韩非曾对“仁”进行解释。在《难一》篇中，韩非这样阐述“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在韩非看来，仁义是为了使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的关系得以稳定。而任何“逆君上之欲”的行为，便“不可谓仁义”，也就可以解释韩非为何不满于儒家对尧舜禅让和汤武征伐的颂扬。

是否恢复周天子的统治和周礼或者是否把周礼作为安邦治国的典章制度，把孝悌仁义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这是先秦诸子争论的重点。孔子和韩非子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孔子提出以“仁”为基本内核和以“礼”为基本形式的以德治国思想理论体系，孔子“仁”论贯穿于他的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主张的诸多方面，私人修身如此，人群相处，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此。而韩非子则揭露了儒家道德虚伪性的一面，指斥了新兴地主阶级温和派以德服人的政治路线和以仁治国的不合时宜，在打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后提出治国必须推行法治而不是诉求德治的主张。

参考文献：

[1]孔子传[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钱穆，2005

[2]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杨伯峻，2009

[3]韩非子集解[M]中华书局，王先慎，2013

[4]景怀斌.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 （04）：46-61+206.

[5]左国毅.庄子对儒家的回应[D].复旦大学，2011.

[6]刘夏.孔子仁爱思想内涵及现实意义[J].传承，2008 （22）：60-61.

[7]刘慧.韩非法思想研究[D].南开大学，2012.

[8]耿立进.韩非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及当代启示[D].广西师范大学，2007.

[9]钱逊.韩非的道德思想[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01）：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