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瑶族研究国际化的引领者

【摘 要】瑶族历史悠久，群结构复杂繁杂，文化丰富多彩，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瑶族研究起步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瑶族研究队伍小、视野不够开阔，高水平成果不多。作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人类学系并担任创系主任，在理论和方法上按照国际前沿的理论与方法指导瑶族研究，亲自深入瑶族地区调查，撰写文章，提出不少关于瑶族历史文化的新见解，深化与拓展了瑶族研究，为瑶学研究国际化做出了示范。他还发起成立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并担任首任执委会主席，推动瑶族研究国际化的进程。

【关键词】乔健;瑶族研究;国际化

【作 者】罗树杰，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153-009

2018年10月7日，著名人类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乔健与世长辞。作为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瑶族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位大师，学界深表惋惜，作为多次聆听大师演讲的后学，笔者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一、瑶族研究真正进入国际学术轨道晚

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其聚落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的桂、湘、粤、滇、黔、赣6个省、自治区130多个县、市内，散居于全国各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瑶族人口2796003人。数百年来，瑶族还从中国南方迁居亚洲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居住繁衍，至今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瑶族大约为80万人。由于瑶族历史悠久，群结构繁杂，文化丰富多彩，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而瑶族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历史上瑶族受歧视、受压迫相当深重，受教育的人数极少，居住的地域分散且大部分非常偏僻，因而关于瑶族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影响范围不大。这与瑶族的特点显得极不相称。

最早深入关注并记录瑶民生活的是一批外国传教士。二十世纪初，有西方传教士开始注意到瑶族这一族群，他们利用传教以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融入并记录中国西南瑶人的日常生活。如，德国传教士弗雷德里希·威廉·勒斯尼尔（F.W. Leuschner）1910-1911年三进乳源瑶山进行考察，发表《中国南方之瑶子》一文;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登载了该国传教士陈嘉言（Caysac George）《传教广西瑶人土著》（1922）、Héraud Cammille《两广原住土著的祖先》（1929）两篇介绍瑶族的文章，三四十年代又刊登了Héraud Cammille的《苏安宁传教广西瑶山纪实1～3》（1935）和唐定球 （Dalle Auguste）《广西瑶族的婚礼、风俗与特殊习惯及其与汉人不同之处》（1940）等著述[1]。这些外国传教士所记录的他们在粤北乳源、桂中大瑶山与桂南十万大山等瑶族地区传播天主教所观察、接触到的自然与社会文化，内容涉及地形地貌、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丧葬等。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只记录瑶族的一些浅层性的文化事象和风俗习惯，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这些资料多以德文、法文、拉丁文记录，基本上属于内部交流使用，没有公开发表和出版，能够看到的读者不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瑶族的历史文化才进入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视野，而且深入瑶寨记录瑶族社会文化的首先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而是生物学者。1928年5-7月，中山大学生物系的辛树帜、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等学者深入广西大瑶山的罗香一带瑶寨采集生物标本，对当地盘瑶、坳瑶、山子瑶、花蓝瑶、茶山瑶五个支系瑶族的歌谣和生活情况进行记录，其成果后来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四卷第42期和第46、47期合刊《瑶族调查专号》上。同样，1930年春和1931年3月至5月间，中山大学的庞新民、李方桂、姜哲夫等人在广东北部曲江县荒洞，乳源县公坑、蓝坑，乐昌县大塘坑（今均属乳源瑶族自治县）和广西大瑶山的罗香、古陈、罗蒙等瑶族村落采集标本时，也记录了当地的瑶族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并由庞新民整理成《两广猺山调查》（广东部分）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9月出版。

这一时期，真正深入瑶族村寨对瑶族社会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是颜复礼、商承祚、费孝通和王同惠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1928年7-8月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两位民族学专家到广西凌云县北部6个瑶族村，对当地被称为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生活习俗和语言进行调查记录，次年就出版调查成果《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该成果是一部非常规范有深度的民族学调查报告，而且收录大量照片，弥足珍贵。1935年10月，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南部的门头村一带（当时属象县东南乡，今属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对花蓝瑶进行调查，并首次对瑶族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不幸失足坠崖殉职后，费孝通整理他们的调查资料，于1936年6月出版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在《宇宙旬刊》1935-1936年第3卷第8期、第4卷第3期发表调查成果《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可以说，《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和《花蓝瑶社会组织》两本书开了民族学专业研究瑶族社会文化的先河。

抗战前夕，一些学者也开始撰写发表有关瑶族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钟敬文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神话读后》和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分别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8年7月第3卷第35、36期;其中发表瑶族文化研究论文最多的是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民俗》。该刊第一卷第3期为“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发表了杨成志、江应梁、王兴瑞、罗比宁和刘伟民等學者有关广东北江瑶族社会文化的11篇调查研究文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研究广东北江地区瑶族的成果。

抗战全面爆发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难当头，局势动荡，虽有徐益棠的《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和《广西象平之间瑶民之法律》，李智文的《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岑家梧的《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唐兆民的《大藤山瑶族名类之探讨》，雷金流的《广西茶山瑶的石牌政制》《桂西布努瑶的家庭》《桂西布努瑶之婚姻》等一些瑶族研究论文发表，以及出版了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唐兆民的《瑶山散记》和廖炯然的《瑶民概况》等成果，但是总体而言，瑶族研究成果不够丰富，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深度也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瑶族人民翻身解放，建立自治地方，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瑶族研究得到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派中央访问团、社会历史调查组到瑶族地区开展调查，搜集整理了比较丰富的瑶族社会历史资料，印刷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广西大瑶山一般情况》《大瑶山瑶族家庭经济与自然屯经济典型调查》《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经过》《防城县山人（瑶族）情况》《防城县第三区峒中乡民族情况》以及《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共8辑）调查报告，并撰写了《瑶族简史》《瑶语简志》等著作。研究瑶族历史文化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如，陈摩人的《粤北瑶族的姓氏与命名特点》，发表在《光明日报》 1956年8月24日，周宗贤、李干芬合著的《关于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讨论》被《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刊用，云峰的《壮族瑶族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在《民族团结》1962年第11期刊载。这一时期，瑶语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盘承乾、邓方贵、刘保元所著的《瑶语》由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63年6月编印传播，美国学者隆巴德·珀尔内著《瑶英词典》于1968也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西方传入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通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被取消，学界与境外同行的交流断绝近30年，导致学科平台被拆、人才断层、知识老化，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瑶族研究不仅成果不太多，而且存在视野狭窄、受意识形态严重影响等局限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得到恢复重建，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瑶族研究还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人才队伍薄弱，尤其缺乏本民族的专家学者，研究领域也多停留在瑶族的族源、族称、迁徙、语言等领域，不了解国际学术动态，缺少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对此，原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瑶学会会长张有隽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他于1986年5月下旬到香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瑶族研讨会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乔健先生，针对内地学者所写文章引用的理论就很不客气地批评说：古典进化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被国际学术界否定，而内地学者却还一直奉为经典，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的差距巨大[2]134-13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瑶族的研究并不多，其中日本和德国学者贡献较大。1925年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E.G.）翻译并发表《瑶族》一文，这一成果根据《暹罗社会》杂志发放调查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描述当时老挝瑶族的社会生活[3]，是比较早的瑶族学术研究成果，也是难得一见的关于老挝瑶族的研究成果。日本人类学先驱鸟居龙藏是国际上最早关注瑶族的学者之一。1905年他就到中国湖南西部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处对当地苗、彝、瑶等民族进行调查，撰写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德国人类学家汉斯·史图博尔（Hans Stübel），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长达28年，期间他多次到中国的瑶、苗、黎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尤其是1936年他在广东青云山区对瑶族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广东省的瑶族》一书于1938年出版，内容涉及瑶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建筑、家庭、服饰等方面[4]。另一位德国学者汉斯·维斯特也于1936年在德国《民族学杂志》发表了《广东（华南）瑶族的宗教节日与风俗》，1938年《日本贝斯勒档案》发表《华南的瑶族：基于中国的田野调查》[5]。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新西兰籍教师福琼博士，1938年与1名教授带领4名社会学系的学生到广东连县瑶山进行1个月的调查，撰写了6篇文章，次年发表在《岭南科学季报》第18卷第3、4期上，这些文章的作者和题目分别是福琼《瑶族文化概观》、李智文《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李季琼《瑶族家庭的生育、婚嫁与丧葬》、宏永就《瑶族的宗教与教育》、林儆隅《瑶族经济一瞥》、黄锡凌《瑶语语音和声韵——瑶岭方言描述》[6]。

以白鸟芳郎、竹村卓二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际瑶学界一直占据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开创了瑶学研究的新范式，在收集和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注重田野调查，采用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方法开展研究，关注瑶族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反映了瑶族社会的生态观。1969年，白鸟芳郎在日本上智大学组建“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亲自担任团长，然后就开赴泰国西北等地对当地的瑶族等山地民族进行调查。他们从1969年11月到1974年2月，先后三次深入泰国调查，从民族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调查当地瑶族等民族情况，获取丰富的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他们收集到大批过去从未被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的、珍藏完好的《评皇券牒》等瑶人文书资料，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些重要发现，白鸟芳郎陆续撰写发表《关于瑶族的社会组织》《瑶族各支系及其异同》《过山瑶的世界观》等系列的高质量论文，他的《瑶人文书》《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两部专著也由谈社分别于1975年、1978年出版。而竹村卓二1981年完成的《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这部著作，堪称世界瑶族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也把日本瑶学研究推向兴盛阶段。由于當时的历史环境，竹村先生只在泰国进行田野考察，直到1982年他才有机会来到中国广西和云南的瑶族地区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