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现状调查与分析

左昕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摘 要】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对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点、就业与社会保障、城镇化以及再流动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学特征表现为性别比高，受教育水平低，户口性质以农业为主，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特征表现为流动时间开始晚、发展后劲足，流动形式家庭化，流动空间高重合，流动范围以跨省为主，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特征表现为就业同质性强，收入水平低，劳动权益保障缺乏，就业社会保障覆盖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镇化安居和再流动意愿特征表现为安居意愿待提升，再流动意愿低。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现状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1-0090-01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個民族众多的国家，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分布区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日益扩大，传统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改变。[1 ]根据段成荣等人的研究，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分别为706.8万、978.4万和1522.9万，规模和增速都在迅速提升。[2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16年，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超过3000万。[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中，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未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参与率都将持续增长，城市和区域发展将迎来更为民族多元的时代。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边疆巩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十分迫切。

二、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问题，但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在全国尺度上，有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及转变进行了宏观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进程明显滞后于全国，但近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参与率均大幅增长，流动模式开始转变。具体表现为：流动原因由社会性为主转为经济性为主;流动人口性别比由低到高再向相对均衡转变;流动距离不断增加，跨省流动比例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和已婚比例不断提高。[2 ] [3 ] [4 ] [5 ] [6 ]在案例区域尺度上，部分学者以具体省市为研究案例，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流动原因等。例如，流入广东的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经济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但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样强烈;[7] 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初步形成，流动原因也以经济因素为主，且男性较女性更偏向经济型原因;[8 ]北京市传统城郊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环城带区增长率最高，流入地拉力和流出地推力都起到重要的作用;[9 ]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对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影响不显著，外出经历、性别等是主要因素。[10 ]同时，还有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某个具体案例区域的城市适应、社会融合等进行分析：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行为模式、制度保障及主观认同方面与汉族流动人口及本地户籍人口存在较大的社会融入差异;[11 ]制度因素、[12 ]民族因素、[13 ]社区支持、[14 ]经济因素和信息沟通因素 [15 ]均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还有部分学者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三者关系的角度探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之道。[7 ] [16 ] [17 ]

从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来看，有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尽管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仍显得不够。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汉族居住地的人口构成将面临改变，民族多元性在城市日益显现。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部分文献大多数集中在少数时点或某一区域，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和最新的变化研究不足。二是流动人口研究作为人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领域，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较之传统意义上以汉族为主的流动人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未来推动人口市民化也面临着不同的思路和对策，因此需要加强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的研究，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往往更为复杂和突出。因此，本文基于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典型特征和流动格局，以期为引导民族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三、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概念界定

鉴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特殊性，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与自身研究范式，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一般来说，流动人口是指那些常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相一致的人口，并且排除那些常住地与户籍登记地虽然不相一致，但属于同一城市市区范围的人口（即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18 ]与此相对应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是指那些民族成分为非汉族的流动人口。[4 ]结合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特点，本研究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义如下：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包括未识别民族，但不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流入人口。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以201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根据研究需要，抽取除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包括未识别民族，但不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共计10742人，占总调查样本的6.36%。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1.性别比偏高，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男性占比52.23%，女性占比47.76%，性别比为109.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金字塔总体呈现为底部窄，中间宽，顶部尖的橄榄型（见图1）。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在20～39岁年龄范围内的人数略高于男性;从年龄分组看，20～49岁年龄段人口较为集中，占比64.44%，其中30～34岁是峰值组，占比13.87%，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20.36%，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比重为16.06%，60岁以上老龄流动人数占2.68%，略高于全国流动人口的2.5%。20～39岁是婚嫁和生育的主要年龄段，家属随迁和婚姻嫁娶是造成这一年龄段女性人口数量多于男性的主要原因。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则表明与全国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動趋势 [19 ] [20 ]相一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选择携带子女流动的现象亦比较突出，对流入地的流动儿童教育、公共卫生服务提出更大的挑战。同时，大规模青壮年人口的流出必然会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等战略性问题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2.以农业户口为主，受教育程度偏低。从户口性质看，以农业户口为主，占比86.3%，非农业户口人数较少，只有13.5%。从受教育程度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最多，占42.9%;小学及以下占34.1%;高中占13.8%，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为9.1%。与全国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明显偏高，而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则均偏低（见图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流出地自然条件艰苦、教育基础薄弱是主要原因，[2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不足可能会引起过度依赖社会资本流动从而造成阶级固化等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22 ]

（二）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

1.跨省流动人数最多，务工经商为主要流动原因。与全国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特征基本一致，[23 ] [24 ]跨省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最主要流动范围，占60.01%，其次为省内跨市，占24.09%，市内跨县比重为15.86%。

流动原因通常可以分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因素三种类型，且在一般情况下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两方面。[25 ]如图3所示，50.55%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务工/工作而流动，经商占10.78%，可见经济原因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选择流动的主导因素。这一结论和之前的已有研究 [22 ]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原因已经从更多地依赖社会文化因素转向经济因素。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因素中的亲属随迁原因，仅次于经济因素比例，这可能与近年来人口流动行为模式逐渐由“个体”转变为“家庭化迁居” [26 ] [27 ] [28 ] [29 ] [30 ] 密切相关。

2.少数民族集聚省份人口流动具有“双高”特征。从少数民族人口的来源省份看（见图4），贵州、广西、湖南和云南的占比较高，依次分别占24.52%、19.84%、10.64%和10.02%，而来自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合计34.98%。可以发现，与全国流动人口的来源地省份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源省份更多的为少数民族集聚的省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流出地大省（例如，四川、重庆、江西和安徽等）。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省份看（见图5），省际人口流入地高度集中在广东、浙江，二省分别占24.10%、22.98%，贵州、新疆、云南则主要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在流入省份中，除广东和浙江外，北京、上海、福建、江苏等一般性人口流入大省并未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很强的吸引力。相反，贵州、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省份却在主要人口流入地中占据一席之地。

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使得人口频繁地从西部流动到东部， [31 ]而除此之外，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32 ]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流入中心和流出中心高度重合的独特空间分布形态，这也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汇”“源”格局区别于全国流动人口空间特征的重要之处。

3.流动时间开始晚、发展后劲足，流动形式家庭化。如图6所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全国流动人口发展趋势相同，都是先上升后下降。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首次流动开始时间晚于全国流动人口，且从2005年开始其首次流动时间的比重超过全国流动人口，展现出较强的发展后劲，这应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数量的逐年增加有关。

表1反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首次和本次流动形式特征的变化，可以看出独自流动比重在首次和本次流动之间已大幅降低，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口流动家庭化的加深，其中与配偶一起流动占比最高，与子女一起流动的比重上升最快。统计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比例已达50%，部分家庭成员一起流动的比重也在25%左右，二者合计近8成。

（三）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特征

1.就业同质性强，收入水平低。从就业单位性质看，被调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单位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分别为34.85%、 28.12%，其他性质单位的比例均很小。与此对应， 71.74%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为雇员，其次是自营劳动者，占20.65%，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比重仅有5.45%。

从职业类型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其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比例最高，占44.08%，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39.94%。从事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国家社会管理者、农、林、牧、渔、水利业和无固定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例均较低（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