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好运相约

贺淼

1976年10月初，我去上海。在黄浦江畔，在南京路、准海路、四川路，令我震惊不已的场面接连出现：穿着各色服装的群众，浩浩荡荡、慷慨激昂，他们举着横幅、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呼喊着口号。路两旁的大标语醒目刺眼，直指“王张江姚”。此时中央还没有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粉碎“四人帮”，上海却已经在欢呼、庆祝了。

夹在振奋的人流里，望着湛蓝的天空，再看路旁的落叶，一股喜悦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这天真的变了，大地要换新模樣了！

一

1977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在铜铝铸造厂工作的哥哥下班回家有些神秘又有些激动地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不再实行单位推荐，领导批准那种入学形式。而且也不再看出身，看成分了，谁都可以报考。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也太意外。我和母亲都不太相信。“四人帮”是被粉碎快1年了，但许多做法还依旧沿袭以前，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上山下乡还在进行，参军入党入团还是很看重是不是“红五类”，就业仍然是“低”成分到国营大单位，“高”成分去集体企业或者街办企业。当初哥哥因是长子符合就业条件，但因为爷爷是摘帽地主，在社会上“待业”1年多，最后才被分配到一家小集体企业当了一名钳工。

是胡申说的

他叔叔在北京工作，跟教育部门联系很密切，消息应该可靠。

胡申跟哥哥一起就的业，而且同样干钳工，私下关系挺好。胡申家出身也不好，祖父是资本家，外祖父在国民党区党部干过文书，典型的“黑五类”。不过胡申的几个叔姑都挺“厉害”，不是在北京就是在上海，而且都在科研机构工作。胡申喜欢学习，这跟哥哥对上了劲。听哥哥说他们经常讨论数学问题，但胡申的基础要差一些，每次都“甘拜下风”。哥哥是1966年上的初中，正赶上“文革”爆发。学生们开始是造反，后来去串联，再后来“罢课闹革命”，一晃眼3年过去了，正经课几乎没上，然后每人领了一张印有领袖语录的毕业证书，就算是完成学业了。后来说起同学，哥哥说他没有初中同学。因为不上课，大家彼此几乎都不认识，毕业时连张集体照都没有，这也算是很“奇葩”的一段经历了。

但哥哥喜欢学习而且是自学，没有辅导老师，全靠“自悟”。可能受学理工科舅姨们的影响，哥哥对数理化情有独钟。有段时间，我们家订阅过<数学学报》《物理学报》，投递员惊讶又佩服地直打听，什么“高人”在看这种顶端学术杂志？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工作的三舅每次来青岛看望母亲，同哥哥谈得最多的是数学。我记得当时他给哥哥推荐了一本日本数学家写的专著，后来哥哥去上海时居然在旧书店淘到了这本封面已经泛黄的“奇货”。文革末期，上高中的我赶上批林批孔，考试全部开卷，而且不在教室里答卷。考卷发给学生，带回家去做。我对数理化很“头疼”，脑子基本不开窍。即便是拿回家答题，也觉得很“痛苦”。这时哥哥帮我解了围，卷子由他负责做。高中两年，我的数理化考试实际都是哥哥帮着完成的。

哥哥因为爱学习在厂里也算是小“名人”。厂里技术科缺人有意想调他去，但厂领导态度一直暖昧。托熟人私下打听了一下，还是因为爷爷那顶摘掉的地主帽子。其实当时爷爷早就去世了，而且我们从未在一起生活过。但这也不行，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当年主管部门给厂里一个技校培训名额，厂里研究人选时有人提到了哥哥和胡申。据说胡申连办公会都没上就被“否决”了，哥哥上了办公会但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没通过。最后，实在选不出人选竟把名额退了回去。

那阵子哥哥特别沮丧，心情很不好。想想也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机会来到了却又轻易地流失了，而且是人为的，换上谁也想不通。

母亲安慰哥哥，别把上学看得太重，工作干出成绩一样会有出息。其实我们很明白，母亲这是在说“违心”话。母亲没上大学。外祖父在母亲13岁时就离世，外祖母独自拉扯6个孩子，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母亲高中肄业就参加了工作，帮着外祖母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母亲26岁时，外祖母也撒手人寰。身为长女的母亲和二姨含辛茹苦，把4个弟妹拉扯大，并全部考上了大学。当时在我们那条街是“轰动性”新闻。母亲是老师，她懂得上学与不上学的差距，更懂得多接受教育对人的成长意味着什么。但当时，她只能劝导哥哥。那个年代，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待遇。人为的“阶级”论，砸碎了许多人的梦想，也断送了许多人美好的前程。

哥哥学没上成，科室也没捞着去，却被安排去挖了1年多地下“干道”。当然这段艰苦的经历也磨练了他、锻炼了他，让他更成熟了。不仅学会了如何更加努力的工作，也更进一步认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挖干道期间，他们多次遇到技术难题。但对手上仅仅有点手艺的普通工人来说，几乎是束手无策手干着急。每次情急之下，领导都是安排把那些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或者程师请来，化解疑难。这对哥哥来说很是刺激，也是极大的激励

哥哥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只要有空闲就捧着课本。院里的邻居喊他去打扑克，他婉言谢绝。邻居开玩笑说，你这是学傻了。哥哥听了依然如故。人的志向和爱好有时是很难改变的，尤其当碰上了挫折和教训后，越发会坚定自己的信心。

所以，当听到那个不敢相信又带有一丝期望的消息时，母亲和我们都暗中祈祷：但愿是真的！

1977年10月，消息被证实。哥哥毫不犹豫去报了名。

成绩公布后体检，然后报志愿。一切看似顺利。但哥哥并没有被录取。后来才知道，志愿填报的不对路。

继续努力。1年后哥哥接到了当时为全国重点院校的山东海洋大学的录取通知。

别了，那个让哥哥伤心、沮丧的小厂，别了，压抑痛苦的日子，别了，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光。那年哥哥25岁，在班里被称为“王大哥”。

哥哥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但幸运并不是人人都能”撞上”，也不会跟每个人都如期“相约”。同样参加高考的胡申连考了两次都没过关。此时他己超过了报考年龄，只能继续留在厂里。尽管后来上了电大，被调到了技术科，还担任了科长，但多年后工厂倒闭了。胡申跟所有工人一样的命运

下岗。所幸的是他有技术，被聘到合资企业，有了新的归宿。

二

1977年初秋一个晚上，母亲最要好的同学，今天被称之为“闰蜜”的好友

谭大姨来到我家。

她同样带来了那个秘不可宣的消息：听说要恢复高考了。

谭大姨在一家中学做教师，她与母亲是女子中学的同学，关系非常“铁”，母亲经常在我们面前提到她。在我眼里她显得很“特别”，一是因为她的气质，有点不同于凡人，爽朗中带着高雅;一是她住的地方有些”神秘”，当时市政府的好几位领导住在那一带。这自然使她身价“提高”。

谭大姨每次来总是情绪很好，与母亲谈笑风生。我一直觉得她生活得一定很愉快。

谭大姨有个女儿叫姜红，高高的个子，跟我同岁，后来我们还成了大学校友。

姜红会拉小提琴。当年青岛学拉小提琴的人很多，尤其是市政府所在地市南区，据说有几万孩子在学拉小提琴。姜红什么时候开始拉小提琴的不得而知，但我见到她时谭大姨说她拉得挺不错了。那天她拎着小提琴盒子跟谭大姨出去办事，路过我家时顺道来坐了一会儿。

姜红很文静，坐在椅子上不说话，静静地看着母亲跟谭大姨在拉呱。我那时还很“羞涩”，根本不敢跟女孩子说话，何况眼前的女孩子还会拉小提琴，这更让我“自卑”，连正眼看都不敢。以至于后来上了大学在操场上相见，都不敢轻易确认这就是姜红。

姜红曾去考过山东“五七艺校”，那是1972年的事，她刚初中毕业。小提琴专业有100多人报名，只取4名。姜红过五关斩六将进了复试，又进了面试，最后以第二名的成绩，被确定录取。

这是多幺美好的消息啊！能想象得到当时姜红该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时别说考上艺术学校，就是被学校工厂宣传队录用都是了不起的大好事。对爱好艺术的人来说，有表现的舞台、有发挥的机会，就是莫大的鼓舞、莫大的幸福。更何况，上了学就等于有了就业的机会，有了理想的前程，这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好机会啊！

姜红做好了一切出发的准备。第二名的成绩，让人无法不觉得胜券在握。

然而，9月快过去了，没收到通知。打听了别人，回答，录取通知一般都在9月初寄出。9月底到了，仍旧没收到。跟姜红一起考试的另一位同学不仅早收到了通知书，而且去报到了。

到了10月姜红仍没见到通知，她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人跑去了济南，找到了山东“五七艺校”，找到了当时的院党委书记。书记说，我们开了3次党委会专门研究你的录取问题，这是从未有过的。我们又把你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到省文化局，省文化局意见只要你父亲的问题有定论，就同意破格录取你。

姜红懵了！父亲的问题，父亲是什么问题啊？心急火燎，希望依旧，被问急的对方回答：你父亲说你母亲的右派被定的挺冤枉。这岂不是要翻案吗？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就因为这句话就被认定是现行反革命？有结论吗？请你们拿出书面结论。答复莫衷一是。直到文革结束，姜红父亲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任何说法。

但是就这一句“莫须有”，断送了姜红的“艺术”前程，从此她再也没有机会跟专业艺术有缘。

就在那以后我才知道，表面上性情开朗的谭大姨原来背负着如此沉重的“政治负担”，她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啊！对前程寄予无限期望的姜红，心灵上遭受了如此猛烈的打击，这跟她花季的年龄极为不相称。但在那个混沌的年月，这些并不稀奇，更悲惨的大有人在。相比之下，姜红还是算幸运的，起码没像有些人被强制中断继续拉琴的权利。

艺校去不了，姜红只有一条出路：上山下乡。

从小长在城市的姑娘，陌生的农村对她意味着什么？家人担忧，一个妙龄姑娘在贫穷落后的农村该如何度过？

好在姜红是个适应力很强的人。纤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色，看上去似乎弱不禁风，然而她却跟男知青一样扛着撅头、挑着粪便，赤着双脚、泼泼辣辣地忙活在田间。让人无法相信，这是来自大城市的“娇惯”学生。后来生产大队成立“铁姑娘”队，3名女知青只挑选了姜红。能进“铁姑娘”队是很让人羡慕的事，不但表现要好、肯吃苦、能干，还要是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公社要给大队分配1辆拖拉机，大队长私下说就让姜红去开，因为她不光表现突出，还有文化。农闲时姜红会在田间地头给老乡拉小提琴，开始有人说这是外国人的乐器，拉出来的声音一定是靡靡之音，不让姜红拉。姜红一听，就拉一段《东方红》，还拉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老乡一听这都是革命歌曲，而且很好听，就使劲给姜红鼓掌。大队长一锤定音：可以拉！姜红小提琴拉得好，很快传到了公社和县里。公社毛泽东思想社宣传队、县文化馆都来借调她去参加各种演出。那阵子姜红又兴奋又累，兴奋是因为自己的才艺有了用武之地，累是因为参加演出回到村里依然要下地干农活。1年后，大队党支部书记找姜红谈话，问她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姜红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书记会问她这样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政治”问题。姜红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她心想自己连入团的愿望都实现不了，怎么敢去想入党这样的“大事”呢？姜红低着头，眼泪“啪啪”滴了下来。书记听完姜红含泪的述说，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没过几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姜红有个现行反革命的爸爸、有个右派分子的妈妈。没多久，“铁姑娘”队调整，决定不再接纳知青，那“门槛”显然是针对姜红而设的。公社分配下来的拖拉机司机培训名额安排另一位“铁姑娘”。隆冬季节大队组织挖水渠，零下十几度的温度，不寒而栗。本来没说让女知青参加，姜红没等被点名马上很知趣地“自报奋勇”。那段时间姜红觉得“灰溜溜”，尽管周围的人没对她冷眼相对，也没对她有明显的歧视，但姜红的心里“凉透了”。

3年后，一个政策让姜红离开了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她頂替母亲到学校工作。姜红兴奋极了，她很喜欢当老师。然而分配工作时她当头又迎来一盆冷水

别的顶替者可以当老师，姜红只能到校办工厂，原因自然是“你懂得”。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姜红代替一位生病的老师当了几天临时班主任，她的“才能”显露出来，校领导干脆装“糊涂”，顺势让她继续干下去。那年市教育局选拔优秀教师到师范学校进修，姜红满怀期望地写了申请，但第一轮审查就被淘汰，原因还是“你懂得”。

伤心欲绝的姜红感到自己是大千世界的“多余”人，她扑在妈妈怀里大声痛哭，无奈的谭大姨只能叹着气，抚摸着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谭大姨获知那个不明真假的消息时，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赶紧找母亲说“悄悄话”并分析可能性。

两名普通教师怎么可能断定出如此重大变革的真伪？但两个人都不约而同互相叮嘱：假如那天到来，一定鼓励孩子积极报考。

1979年姜红走进了山东师范大学院的校门，从一个学校工人变成了一名外语系的学生。好运“从天而降”，尽管那年她已经22岁，不再是“妙龄”，但身上无处不散发着青春的光彩。她带着心爱的小提琴，学习空余时就拉上一段。那轻松、欢快、优雅、美妙的曲调，犹如高天上飞逝的流云、大地上奔腾的河水，充满了激情和动感。仿佛是她幸运而激动的心声在飘洒、在流淌。

三

1978年卞刀春的一个早上，一列从大西北奔驰而来的列车呼啸着开向青岛。列车上疲惫不堪的刘海亮望着窗外那些一闪而过，含苞欲放的枝头，心情极为复杂。

刘海亮是我们大杂院的邻居。12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他和几千名来自山东各地的青年在青岛火车站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们被批准成为了青海格尔木建设兵团的战士，在那里将挥洒自己的青春和理想。列车开了整整3天3夜，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发现，全然不见原先报告里所说的一切美好景象，等待他们的是风沙肆虐的戈壁滩。高寒缺氧、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他们退却。满腔的热血，让这些当年不满18岁的少男少女，挺直了腰板、用足了气力，硬是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兴修了水利、造出了良田、建起了家园。

如果不出意外，刘海亮或许还会在这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一辈子。因为一转眼不仅12年过去了，他还有了妻子、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也从未成年的17岁变成了阳刚气十足的29岁。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突如而来的厄运改变了一切。那是一个天气温暖的午后，刘海亮与几个兵团战士在田间试开刚刚从师部分配下来的履带式拖拉机。头天刚下过大雨，地面还是湿乎乎，坐在驾驶室里的战友小心翼翼踩着油门。不知什么原因，拖拉机突然不动了，任凭加大油门，履带纹丝不动。“可能是碰到什么，我下去看看。”刘海亮说着跳下了拖拉机，他趴在履带前查看，还没等说话，拖拉机”轰”的一声咆哮起来……

奇迹。拖拉机从身上驶过，刘海亮断了5根肋骨，人居然在昏迷了，4天后醒过来了。医生说，感谢履带下那块硬石头，感谢头天大雨浸透了泥土，否则……

因为是自发行为，不算工伤，兵团惟一给刘海亮的“政策”是介绍回城。这是许多兵团战士朝思暮想的愿望，刘海亮用残疾的身体换来了。

一家三口出现在家人面前时，母亲搂着多年没见面的儿子放声大哭。

10平方米不到的小屋，走时是那个样子，回来时还是那个模样。不同的是过去住3个人，现在要住上老少三代5个人。

开始刘海亮是大院的“稀罕”人物，邻居们轮流听他讲诉自己的遭遇，然后看他手术留下道道疤痕的上身。接下来是一片同情、感叹、安慰。然而这一切过后，刘海亮和媳妇发现，来自嘴巴上的“怜悯”只能是一时的心灵安抚，却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兵团给的那点生活补助金很快就变成了两位数，坐吃山空，不用两个月，三口人就要“乞讨”了。刘海亮的母亲是家庭妇女，1分钱收入没有，父亲是工人，50多块钱的工资，还要接济在农村生活的父亲，日子过得紧巴巴。

刘海亮找过街道、找过知青办，也找过区市革委会，但得到的除了同情和安抚，没有一点实际解决的办法。也难怪，当时在城里没有工作的知青，待业青年数以万计，大家的情况大差不差，尽管他的遭遇很“悲惨”，但并没有更充足的理由可以开“口子”特殊照顾，毕竟当初的结论是“事故”而不是工伤。

后来街道介绍他跟媳妇一起去菜市场当临时工，严寒的清晨去郊区用地板车拉菜，刘海亮残疾的身体根本受不了，几次半路上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人家菜市场坚决辞退，换个身体健康的满街都是，何必要找个不出活的“残疾”？媳妇捆了几天菜，因为手脚不如那些十七八的姑娘利落也被打发回家。

大眼瞪小眼，无助而凄凉。快30岁年纪了，竟还在为起码的生存忧心忡忡，刘海亮觉得人生有些暗淡，他甚至跟媳妇都有重返格尔木的念头：毕竟在那里留下的伤残，不信兵团就坐视不管，看着自己生活无着落。

然而，刘海亮还是留在了青岛。那一天搬到中山路居住的老邻居来串门并带来一个信息：即墨路上有些人在做小买卖，能挣不少钱。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海亮跟媳妇刨根问底，老邻居说那条街上什么都有的卖，见过没见过的都有，东西比商店都多，最关键便宜。为什么？自己“鼓捣”的，免了许多程序和环节。

刘海亮和媳妇第二天就去了即墨路。这是一条只有300多米的狭窄街道，走几个路口便是大名鼎鼎的青岛商业街中山路。奇怪的是这里居然聚集了很多人，在噪杂声中交易着各色商品。刘海亮和媳妇看到一个卖衬衣的大姐，浅蓝色的确良衬衣1件12块钱，比商店便宜，1块多钱，很抢手，一会儿就成交了两三件。“这样的讨衣我一晚上能做三四件。”媳妇对刘海亮说。刘海亮相信媳妇没夸张，她是兵团被服厂的缝纫工。“1件的确良的面料要多少钱？”刘海亮随口问道，“也就6块多钱吧。”“那么说1件就能挣四五块钱！”刘海亮睁大眼睛。“差不多吧。”媳妇点点头。刘海亮的心里不平静了，他拉住1个年龄相仿正在卖梳子的青年人小声问：“哥们，在这里卖东西没人管吗？”青年看了他一眼说：“怎么没人管？小心点别被抓住就是了。”

这一夜刘海亮跟媳妇都没睡，两个人一直在讨论着即墨路上看到的情景，“赶明儿咱也去卖衬衣。你在家做、我去卖。”天亮时刘海亮下了决心。

母亲听说刘海亮要跟他借钱买布料做衣服到即墨路去賣，头摇得像货郎鼓一样，父亲说那是投机倒把，、是犯法。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就不行。”刘海亮不信邪。母亲拗不过他，给了他50块钱媳妇很快做出了10件衬衣，刘海亮战战兢兢地抱着到即墨路上，碰到人便问“要衬衣吗？”“多少钱？”“12块。”“太贵了。”“那你要多少钱？”“11块5。”“好，11块5就1]块5。”不到一上午，刘海亮就拿着100多块钱回家了，媳妇高兴地搂着他一个劲地亲。

旗开得胜，刘海亮和媳妇开始注意观察人们的喜好。他们发现衣领很时髦但本地生产的很少，大都从南方进货

这是商机。媳妇仿照着买来的衣领很快做出了一批“本土”衣领，不到2块钱的成本卖到3块、3块5，刘海亮自己都觉得“发”大了！

但是有一天刘海亮被“逮住”了。他被带到市场管理所主任的面前，主任看了他一眼，然后说起了他在格尔木的遭遇，只听得刘海亮发愣。“我早就盯着你了，只是没下手而己。”主任说，这次也不是真“抓”，只是告诉他，要遵纪守法，按规定交纳管理费，不要偷偷摸摸了，也没必要了，国家有了政策，鼓励个人为社会做贡献。

从那以后，刘海亮成了即墨路第一批合法销售者，有了固定的摊点、有了正规的营业执照。他搬出了大院，在即墨路附近租了住房，然后有跟人合伙開了一家服装加工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3年后，在青海的战友大规模返城，许多人顶替父母进了工厂，也有的依靠政府安排了工作，但论收入、论物质条件，谁也无法跟刘海亮比。那年他的银行存款已经是5位数，什么也不干光吃利息也活得很滋润

因祸得福。几乎认识他的人都给了这样的评价，但刘海亮心里清楚，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所谓的“福”，是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候。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好政策，自己的下场就跟身上的伤疤一样，永远是痛。

2018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我在青岛奥帆中心打电话给仍在中国海洋大学工作的哥哥，他毕业后留校又考取了研究生、博士生，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就在前几天他从微信转发给我姜红写的一篇博文，博文回忆了她当年拉小提琴的的往事，读来让人感慨万分。我让哥哥打听一下她母亲的情况和她的去处，哥哥告诉我谭大姨今年已经95岁高寿，依然健在。姜红大学毕业后当了一段大学老师，后来随丈夫调到省外贸工作，如今生活在德国汉堡，遐时她还在拉小提琴。刘海亮好久没见了，但就在昨天听到了他的消息，早己腰缠万贯的他依旧没忘记格尔木、没忘记自己的战友，这些年青海知青经常组织了团聚活动，刘海亮不但是积极参加者，还给那些生活困难的战友捐赠钱物。

挂断电话我放眼望去，美丽大气的奥帆中心尽收眼底，海面那迎风而去的帆船，海边那一幢幢现代化的建筑，夜晚那气势辉煌、斑斓迷人的灯光秀，让这座年轻又现代的城市充满了魅力。青岛遇上了好运，2008年的青岛奥帆赛让世界认识了这座城市，2018年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更让其大放异彩。其实，她只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许多这样的城市正在蓬勃兴起。

改变意味着进步、成长、兴盛。城市发展是如此，人生经历也一样。很多时候不单纯在于自身的实力大小，关键要有好运。我时常在想，好运从哪里来？如果当初没有“春天的故事”、没有一个个的禁区“突破”、没有一次次的改革与探索，人们身边会有那么多的好运相约而来吗？会有今天无数人的唏嘘、感慨和激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