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式主义的根源及防治

郑广永

[摘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懈地与形式主义作斗争，但是形式主义却是一个顽疾，不能得到根除。原因在于一定程度上党内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根源之一是人类文明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文化基因，但主要是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支撑、高度集权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运作模式，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工作能力的不足。形式主义最大危害是政治危害，直接侵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掏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党性修养，提高党员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是新时代反对形式主义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形式主义;政治文化;市场经济;高度集权;党性修养

[中图分类号]D2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1-0031-07

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同形式主义作斗争

我们党一直在与形式主义进行斗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深刻地指出了形式主义的危害，他说：“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他还说由于形式主义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2]，所以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无所用处，并痛斥“形式主义害死人”，所以必须揭破它，必须切实改掉这种毛病。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反对形式主义也面临着新的任务。2013年下半年开始，全党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而“四风”之首就是形式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形式主义的表现作了深刻的表述：“在形式主義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4]针对形式主义的具体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5]

这次教育活动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特别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得到了遏制，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不可能彻底根治“四风”。正如实际所表现的那样，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得到了遏制，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华社一篇题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的批示中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九大后的首次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为了坚持不懈地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指示精神，2018年9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这个意见具体指出了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四个方面、十二类问题，要求全面启动集中整治。

其实早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总结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持续努力、久久为功。这说明，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四风”顽疾绝对不会因为一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会销声匿迹，“四风”势必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所以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进一步指出：“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特别是要防范和查处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效化。”

我们党之所以如此长期不懈地与形式主义作斗争，是因为“形式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害死人”的本质就是它的政治危害大。这种政治危害在于直接侵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掏空党的执政基础。

二、形式主义为什么是一个顽疾

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形式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为了一己之私，不求实效，假大空，欺上瞒下，如此等等。形式主义并非今天所独有，也并非我们党内所独有。当然，我们在此探讨反对形式主义，根本目的在于反对我们党内的形式主义。许多人都在探讨形式主义的根源，期望藉此彻底根除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形式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从主观和客观，尤其是需要从生产方式、文化背景、权力运作模式来寻找其根源。

第一，从社会历史背景看，党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党内个别人在搞形式主义，当然不能称之为形式主义政治文化，但是当形式主义屡禁不绝，甚至有时泛滥成灾时，就不能不承认党内已经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甚至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1930年毛泽东在写作《反对本本主义》开始，我们党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对形式主义，但实事求是地讲，形式主义并没有得到根除，有时甚至十分猖獗。历史也证明，凡是我们的事业遭受大的挫折之际，也是形式主义泛滥猖獗之时。这也足见形式主义的危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大跃进”时的浮夸风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在这样一个先进的政党内，怎么会存在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呢？

首先，从历史的宏观视野看，人类文明存在着形成形式主义的文化基因。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场域内需要通过仪式感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了路径依赖，乃至在许多情形下舍本逐末，导致了唯形式化，政治领域里的形式主义是这种唯形式化的一种表现。

远古时期，由于缺乏科学和理性，人类对于自然和本身的认识极其有限，只能以神话的方式理解自然和自身。这个时期，人与自然实际上处于“天人合一”的状态。人们在狩猎或进行部落战争前，或者在抵御重大灾祸时，通过巫术或原始宗教活动仪式，使部落成员普遍获得共同的情感体验，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目的。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前漫长的人类文明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存在，甚至是人们生活的日常状态。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随着人们自然科学知识的增加，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日益深入，原始巫术和宗教的作用不断下降，但是仪式感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时期，个体抵御各种灾害和强权的能力十分弱小。这时，人类虽然经过了原始的部落文明，但是却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上古文明的原始浪漫生活状态。特别是专制统治者需要通过各种仪式感来塑造自身的威严，甚至制造个人崇拜，让被统治者产生恐惧与臣服的情感体验，以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作为广大的普通民众，也在各种仪式活动中获得了情感体验，实现精神慰藉。因此，仪式作为形式的一种特殊类型，一直盛行于农业文明时期。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充分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启蒙洗礼的农业社会，这种状况愈发明显。

而在经历过工业革命和现代启蒙充分洗礼的西方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西方世界自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伴随着上帝信仰的衰落，虽然仪式一直存在，但是仪式背后的仪式感却越来越弱化，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仪式真能达到所期望的实际效果，这与上古先民的仪式感，或者是情感体验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已经不可能单纯依靠仪式感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目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日益解释出自然和人自身的奥秘，启蒙运动让人们看到了自身的力量，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所以，人们保持并参与仪式，并不是单純追求仪式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更多的是为了获取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情感体验，用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各类传统的仪式往往只具有文化学和美学的意义。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美学的语境下，仪式才具有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一些文化人类学家都是把世界上偏远地区现存的原始部落当做文化化石进行研究。再比如，现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婚丧礼仪，基本只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也就是说现存的各种仪式往往仅具有技术性的唯形式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在追求唯形式化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导致了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的形式主义。这些领域基本是自然科学所暂时无法解释的社会历史领域。正如唯心主义被现代自然科学逐出自然界以后，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了它唯一的避难所。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仪式感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意义。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形式主义政治文化滋生的最深刻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发达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仪式泛形式化了，各行各业都追求形式化，形式主义泛滥了。中国古老的文明是一种典型，在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主义。比如中国古典文学中华而不实的骈体文，还有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就是形式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典型。政治领域的形式主义是泛形式化的一种表现。这种形式主义，由于专制体制的巨大压力和中国人所固有的强大的实用理性（李泽厚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仪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礼”（仪式）作为政治伦理规范，是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中国政治领域里的仪式（礼）被强调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所感叹的礼崩乐坏，核心是指政治伦理遭到了破坏。任何朝代，统治者都不允许破坏表征着政治伦理的“礼”，也即政治规矩。这为中国社会形成浓厚的形式主义政治文化奠定了直接政治基础。这种形式主义政治文化形成的机制就是，当人们（尤其是统治者）无法直接判断下属或被统治者是否真正忠诚于自己时，只能依据下属或被统治者对仪式性的“礼”（政治伦理）的外在形式的遵守程度来判断，于是迎合上级的形式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与现代的商品生产有本质的区别。小农生产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因此，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下的农民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好像是一袋马铃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6]677，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狭隘的特点。马克思说：“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6]677-678

在小农时代，行政权支配的社会，其实就是专制社会。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相信君权神授，根本就没有人民主权思想。权力的拥有者只需要对授权的上级负责，而无需对下级负责，更不需对普通的民众负责。民众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没有监督公权力的意识，国家更没有为民众提供监督公权力的途径。如此一来，下一级的官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博得上级的满意和认可。博得上级满意和认可的办法，既包括取得治理的政绩，也当然包括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的办法。当可以通过形式主义这种“唯上”的方法获取上级的满意和认可时，官员们大可不必通过努力工作，通过自己的政绩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了。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就弥漫了整个官场。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形式主义的危害性，但是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局面，形式主义这件皇帝的新装，又是一副润滑剂，让整个官场按照这个潜规则日复一日运转下去。一旦有人试图打破形式主义的潜规则，就如同扯掉了皇帝的新装，会导致整个官场的崩塌。所以，尽管中国古代不断出现王朝更替，但是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从未间断。这是小农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无法改变的。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有着强大的遗传基因，不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立刻烟消云散，在适当的时候必然要顽固地表现出来。

必须说明的是，绝对不能把仪式感与形式主义划等号。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场域，仪式感能够起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而为形式主义寻求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为形式主义张目，那么，这些人要么是不了解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相和逻辑，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当然，我们也绝对不能因为有形式主义的存在而完全否定仪式的作用。重视仪式，特别是重视仪式背后的仪式感对人的感化教育作用，要求我们始终重视那些经过大浪淘沙而保存下来的积极的仪式，比如隆重的升国旗仪式、阅兵仪式等。

说到底，形式主义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形式与内容必须统一的常识，形式离开内容，就是抽象，就是无，实际上是舍本逐末，等于放弃了内容。就像我们为一项工程举行开工仪式，绝对不意味着工程已经竣工，真正艰苦的工作在后面。形式主义者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國才开始大力推行造就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开始逐步瓦解形式主义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不同，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商品生产和交易，贯穿其中的核心原则是价值规律。正是以公平交易为核心的价值规律塑造了交易主体平等独立的人格。所以，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7]商品经济被看做是民主政治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如果说民主是反对形式主义政治文化最直接有力的武器的话，那么以商品生产和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是反对形式主义政治文化最深刻的经济基础。缺乏市场经济根基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即使有民主政治，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难长期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市场经济作为支撑，以独立人格为核心的公民意识难以内化为普遍的民主政治文化。

再次，革命战争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集权式的权力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虽然集权制和分权制，不过是权力的运作方式，集权制并不等于行政权支配社会，更不等于专制，也不必然导致形式主义文化，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小农生产造成的文化积淀，没有塑造出具有充分独立人格的公民，因而在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氛围，这不仅难以遏制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的浮夸风，都是形式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发作。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苏联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及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曾经对此作过分析。李永忠、李秀娟认为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影响巨大，这种影响至今没有根除。李永忠、李秀娟：《形式主义与腐败的逻辑关联》，人民网-人民论坛，2013年9月22日。建国之初，除了苏联体制，我们没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模式。尽管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开始努力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毋庸讳言，苏联模式还是全方位深刻影响了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其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决策、执行、监督高度重叠，形成了绝对权力;二是自上而下、层层任免的“等级授职制”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产生形式主义。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必然导致人身依附。当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身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就会被扭曲，组织是主要领导个人的组织，个人成了主要领导的家丁。①在一个地方和单位，除了来自上级的监督外，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人能够监督这个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的党委;在党委内部，也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够监督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委书记。“等级授职制”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又强化了已经形成的绝对权力。“等级授职制”是中世纪封建主授予藩属封地或神职的制度。其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人民群众的普遍选举权是反对“等级授职制”的最有效的方法。马克思非常反感“等级授职制”。他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普选制，他说：“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8]57马克思同时指出：“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8]57因为“等级授职制”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相冲突。毛泽东认识到了苏联这种制度的弊端，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法治的状况在欧美国家就不会发生。邓小平曾经遗憾地说，毛泽东认识到了苏联这种制度的危害，但是自己又不幸犯了类似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努力想摆脱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影响，但是摆脱得不够彻底。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对于那些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十分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高度的吸引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路径依赖。

第二，从党员、干部个体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自身党性修养不够，沉沦于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而不能自拔。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以及在于它有为实现此目标的具体组织和纪律保障，更在于它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必须具有高尚的理想情操、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扎实的文化素养和实践能力。以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为核心的政治素养是党性修养的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其他方面的能力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形式主义，很重要的原因是党性修养不够。毋庸讳言，要求每个党员都能做到上述要求是不现实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成长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我国今天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拥有着近九千万党员的大党而言，有部分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欠佳，热衷于形式主义，甚至有的个别党员堕落为违法犯罪分子，都是不奇怪的。杨春贵从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文化修养、实践经验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杨春贵：《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页。

首先，政治立场不坚定。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不是说某些同志故意与党中央唱反调，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不一致，而是说他们没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遇事私心杂念太重，总是想着自己如何升官发财。为此，不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热衷终于搞形式主义花架子。这些同志不能正确看待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把为人民服务看作是实现自己个人目的的手段。说到底，这是党性修养不够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需要具体体现在每个党员、干部的具体工作中，绝对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9]，因此全体党员一定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务必补好理想信念这个精神的“钙”。

其次，文化素养不够。这里的文化素养，包括满足工作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更包括作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外行是领导不了内行的，尤其是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更是如此。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往往不能正确地指挥工作，其中一些人疲于应付又不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只好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以掩饰自己的无能。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一些同志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他们不能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领导与群众等各种关系，做起事来，抓不住重点，分不清主次，难以做到实事求是。所以，我们党强调要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既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又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

再次，实践经验不足。我们反对经验主义，但是必须承认实践经验对于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在实践經验中会摸索出规律，会验证规律，而对于许多日常工作而言，经验会让我们熟能生巧。没有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工作起来难免会手足无措，甚至会仅凭想当然开展工作。这就为形式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从制度制约看，制度建设存在欠缺。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宗旨意识淡漠、党性修养不强等个人主观因素外，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选人用人机制、考核机制还存在漏洞。这些制度上的漏洞，让那些形式主义者不但没有受到惩戒，反而得以升迁。这不仅助长了形式主义，反而让那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受到了伤害。邓小平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以制度约束形式主义存在着一个难以界定的难题。形式主义是一个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相结合的产物，离开了主观因素，单从客观结果就断定某些人搞形式主义，是难以服众的。形式主义一般都披着合理合法的外衣，甚至是以政治正确自居。比如有些同志认为结果不好，是因为决策失误，而不是主观上要搞形式主义;还有人认为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是自觉与上级甚至是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果自己不承认搞形式主义，别人包括组织就难以断定到底是不是形式主义。现在被认定的形式主义者，往往是因为违法犯罪后，才被深度挖掘出来的。面对这种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来鉴别到底是不是形式主义。只要是实践的结果不符合预期，决策者就必须承担责任，决不能以所谓的经验不足、交学费来搪塞。当然，这其中必须经过科学的鉴定，证明未达预期的结果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的。有了惩戒，一定会大大降低形式主义发生的概率。另外一个方面是坚持民主。我们党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唯物史观，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在反对形式主义上，最终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在制度建设上，让人民群众来鉴别谁是形式主义者，具体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群众有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从制度上约束乃至消灭形式主义。

三、新时代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对反对形式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式主义会以新的方式出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求实效的本质不会变。要力求从根源上努力铲除形式主义的土壤。

第一，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从深层意义上讲，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培育塑造独立的人格，培育出社会成员现代的公民意识，那么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消除了滋生形式主义的经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强调并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成员独立人格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等待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成后再去消灭形式主义，必须一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面开展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

第二，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反对形式主义最好的方法。建设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要的是畅通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我们常讲，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11]显然，我们不仅要为人民提供一个拥护、高兴、答应、赞成的平台和渠道，同时这个渠道和平台同样应当表达人民不拥护、人民不高兴、人民不赞成、人民不答应的愿望与诉求，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前这个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12]在大张旗鼓反对形式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把人民民主落到实处。因为，人民民主之所以是必须高举的旗帜，关键在于人民民主是反对形式主义的有力武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把人民民主落到实处，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最主要的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的普遍选举权最能直接体现出人民群众的选择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有效实施自己的普遍选举权，就是对巴黎公社人民主权原则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中国化的生动体现。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确立好的用人导向，同时对于在选拔用人方面失职渎职的予以惩戒。201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2014年1月，中央颁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个条例突出了干部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要坚持群众公认，充分发扬民主，改进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提高干部工作民主质量，防止简单以票取人、以分取人。

第三，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文化修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开展“四个意识”教育、“三严三实”教育，补好共产党人精神的“钙”。着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其中学习的要点是正确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正确看待个人得失。习近平总书记说：“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一切以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为重，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着我们的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的道德品质，始终是领导干部党性纯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现。要做到实事求是，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必须有公而忘私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所以，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带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了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以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做到实事求是。”[13]

第四，找准形式主义突出的几个方面，集中整治。理论学习、实际工作、文风是形式主义突出的几个方面。现在各单位都坚持了理论学习制度，但是有些人学习不注重联系实际，学理论是为了装点门面，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甚至口是心非。一些人在工作中习惯于开会布置、传达文件、照本宣科，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在调查研究中，有些人热衷于走马观花，打造声势，调查后还是按照老套路开展工作。一些人文风上没有改观，习惯于空话、套话、假话，就是不说真话。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不仅要始终保持警惕，更重要的是必须进行长期的监督检查。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弘扬我们党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我们党有许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求真务实就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说：“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我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讲真话，前提是要听真话。听真话是一种智慧。”“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出实招，就是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提超越阶段的目标，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办实事，就是要求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空谈。求实效，就是要求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抓则已、抓则必成，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时时处处都坚持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实事求是的要求就会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12]

在大力開展各种反对形式主义宣传教育的同时，把形式主义确定为腐败的一种形式。一个时期以来，形式主义滋生并掩盖着腐败，腐败以形式主义为掩护而大行其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查处的众多腐败案件中，大都与形式主义密切相关。形式主义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私利，直接或间接导致腐败，各种为人诟病的形象工程几乎都掺杂着腐败的利益输送。有的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金钱物质贪腐行为，但是着力于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大搞政治秀，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得上级的欣赏，捞取政治资本，为仕途升迁铺路，心思绝对不在于为民谋利。这更是人民群众极其鄙视的一种隐性腐败行为。一旦不仅把形式主义看作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而且把形式主义定义为一种腐败行为，必须严加惩戒时，必然会对形式主义者产生极大的震慑力。

我们坚信，新时代虽然不可能彻底杜绝形式主义，但是只要持之以恒，有针对性地加以预防和监督，形式主义会越来越失去市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2]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4]习近平：《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8页。

[5]习近平：《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6]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

[8]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习近平：《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10]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1]王伟光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页。

[12]习近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

[13]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