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真相

成晓军

曾国藩、左宗棠均为晚清咸丰时期的一代名臣，都为同治中兴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人共事10余年，交情甚厚，道德文章不分伯仲。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南京后，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来往。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是一桩引人关注的历史公案。两位一品大臣多年的友好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他们何故失欢？

曾国藩未经朝廷准许即弃军回家奔父丧，左宗棠写亲笔信直言批评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未经朝廷准许即弃军回家奔父丧，其后曾国荃亦弃营归乡。左宗棠以其特有的耿直性格，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未得朝廷回旨允准即先行离开战事正在紧张进行的军营，于理不合！

曾国藩是在1857年3月6日，得到其父去世的消息的，后于11日即奏报丁忧开缺，因奔丧心情迫切，未等谕旨回复即于16日踏上了回籍奔丧的路途。对此，左宗棠在给曾国藩的亲笔信中直言批评说：“具审老兄于匆遽奔丧，亦有不能无疑者。然既已请旨，则只应一听朝命而己……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

随后，曾国藩不想匆匆复出，在家守制了一年多才重回江西大营。左宗棠又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曾国藩不但“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而且“既已戴星而归，则已成事不说;既不俟命而归，岂复可不俟命而出？”这是一错再错，是对朝廷不忠、对朋友不义的表现。曾国藩表示不赞同左宗棠对他的批评。正如左宗棠在给刘峙衡、胡林翼等人的书信中指出：“條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曾国藩、左宗棠二人所争均有一定道理。左宗棠强调的是忠孝不能两全，在朝命未下之前应当服从一个忠字，侧重一个理字;曾国藩则强调其已奏请朝廷，时间上迟早会得到批准，此时注重的是一个孝字，侧重一个情字。

第二年夏曾国藩重新出山时，路过长沙，主动拜访左宗棠，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12个字为联，求其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事后，左宗棠也作了自我批评。此事并未影响到二人的关系，相反在许多重大军政问题上仍然配合默契。

因参劾李元度一案，二人间的裂缝进一步扩大

1860年至1862年，李元度先后3次受到曾国藩的参劾。曾国藩尽管感到有点对不住李元度，但始终认为应当公私分明，为严肃军纪不得不这样做。左宗棠不同意曾国藩严劾李元度，理由除了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曾国藩在用兵方略上与李元度兵败颇有关系。因为在杭州失守之前，曾国藩曾指示左宗棠“舍浙保赣”，李元度从湖南率“安越军”到达浙、赣边境后，曾奉命归左宗棠节制调遣。左宗棠就“舍浙保赣”的战略方针上提出了反对意见，曾国藩没有予以全面采纳。所以，杭州失守、浙江巡抚王有龄兵败身亡，实际责任应当由曾国藩负责，不该把李元度作为替罪羊。

曾国藩奏劾李元度的理由也很明确：李元度既有文人好大言的习气，又想另立门户、不听调遣而有意逗留的错误。自1860年徽州失守案被参劾之后，李元度不静候审讯，擅自回到湖南募勇赴浙归巡抚王有龄调遣。进而，在率“安越军”赴援杭州途中又节节逗留。这是李元度“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因此，曾国藩认为应对李元度加以严厉惩办。后来，清廷谕令左宗棠全权处理李元度被参劾一案。左宗棠等湘系将领尽力为李元度说话，使其从轻处罚。曾国藩则顺水推舟，表示愿听左宗棠一手处置。

因李元度一案引发的曾国藩、左宗棠二人间的不快，尽管没有影响到他们同心合力镇压太平军的这个根本大局，但已表明二人间的裂缝已经进一步扩大。从实质上说，对待李元度是否应当被严参的问题，反映的是如何用兵治军、用人如何宽严适度的“公家之事”，但却体现了曾国藩、左宗棠二人为人处世等个性特征的差异性。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

曾国藩用兵的一个特点是注意对战争全局的筹谋，稳扎稳打，不轻易进兵。自1861年9月上旬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筹划进攻南京。他采取了“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稳健用兵方针。所以，湘军自攻占安庆后5个多月，才开始对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根据地发起全面攻势。

是年5月底，曾国荃部水陆两万余人进抵南京城下，曾国藩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忧虑重重，反复劝说曾国荃退兵，不要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这是因为，当时湘军的几支主力部队都很难对曾国荃起到支援策应的作用：左宗棠部远在浙江，鲍超部被阻于宁国，多隆阿部正被调往陕西途中。

果然，曾国藩的顾虑并非多余。随后，太平天国发动了“十三王回救天京”的行动。双方大战于10月中旬开始，至11月下旬。本来，20余万太平军有可能击败曾国荃的湘军，只因李秀成决策失误，才使得曾国荃部湘军侥幸获胜。

1863年9月，鲍超部湘军自芜湖进攻南陵，江忠义部湘军进攻青阳，皖南决战在即，曾国藩于是函请左宗棠派兵自浙江入安徽会师。但左宗棠认为，皖南太平军势力已经成不了大气候，在湘军的大兵压境之下，有可能转入浙江境内，如果会师皖南，浙江就会空虚，围攻杭州的计划就要落空。因而，他不仅没有听从曾国藩会师皖南的调度，相反将在皖境的刘典一军和王开琳一军迅速调防皖浙边境绩溪等地。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曾国藩用兵过于求稳的特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曾国藩尽管对左宗棠不及时“会师”之举表示不满，但因事后证实左宗棠对太平军必然进入浙江的估计是正确的，也就没有耿耿于怀。

自李秀成部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无果撤兵之后，李鸿章的淮军挥师西进，先后攻占无锡、苏州等城。1864年初，太平军李世贤部居溧阳，与句容、广德的兄弟部队互相配合，阻断了湘淮军在江苏、浙江、安徽边境的通道。面对这种军事形势，左宗棠先后3次向曾国藩提出建议，应当把李鸿章的淮军抽一部进攻安徽广德，不要把兵力全力集中于常州、嘉兴等地。曾国藩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太平军在皖南的势力还相当兴盛，假若分军攻广德，那么就有可能迫使太平军进入江西而使湘军大后方受到威胁。两人各执己见，最终左宗棠上奏清廷，在阐述己见的同时批评曾国藩用兵方略的失误。不久，尽管南京城内太平军未能从句容等通道突围而去，但广德之太平军由宁国攻陷绩溪，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分析是正确的。当曾国藩在给左宗棠书信中婉转作了自我批评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军事才能越来越看不起，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矛盾也就愈益加深。

1864年7月，湘淮军攻陷南京之后，左宗棠借曾国藩奏报军情有误，对曾国藩展开口诛笔伐。原来，曾国藩因不明实情，入告朝廷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中（事实上洪天贵福已逃出未死），左宗棠得知真相后上奏清廷加以纠正。曾国藩怀疑左宗棠是有意张皇，亦上疏加以争辩。左宗棠毫不相让，再疏争其事，辞气激昂，近似攻击。10月25日，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擒，真相大白，左宗棠又借此对曾国藩大加指责，这使一向以容忍著称的曾国藩不仅在面子上感到难堪，而且内心上也觉得只有对左宗棠敬而远之，才能避免更多不快。從此，两人不通音信达8年之久。

毋庸讳言，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存在，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表现得相当突出。然而，揆诸史料就会发现，他们的意见分歧反映的是有关“公事”“国事”之争，主要不是无谓的个人意气之争。进而，这种矛盾和争辩，并不深刻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友谊。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对长子左孝威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其生死交情，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也表明了曾国藩是他难得的一个可畏可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