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中孤傲的野草—试析鲁迅的人文价值

宋春燕

鲁迅也许是中国人文中最特殊的一个了。曾经，他独当一面，舌战群雄，落得孤家寡人，临死时，还“一个都不饶恕”;曾经，毛泽东觉得需要一个“革命思想家”了，于是看好了鲁迅，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都统统授予这个不再吭声的人，于是整个中国都对他顶礼膜拜;而今，共产主义不再“吃香”（尤其在海外），毛已是臭名昭著暴君，于是鲁迅成了和毛一样的“共匪”，被广大的中国人踩在地上，不光是“亲共”“反封建”等思想“挨揍”，最后连文学价值也大大被贬低，似乎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站出来对鲁迅从里（私生活）到外（作品）任意“糟蹋”一番。

人文主义，是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一个文化的思潮。它不单指某一种哲学思想，也不单指某一种文学艺术的风格，而是指在艺术，思想，到科学以及宗教领域的中人的精神活动中心从“神”到“人”的全面回归。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还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社会”的人，更是“个体”的人。从此，西方的哲学越来越具备“人情味”，文学艺术越来越“个性化”。这个思潮，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走道了顶峰，之后开始下滑。

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是基本不存在的（或者曾经启蒙过，但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一统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人性，尤其是“个人性”，是绝对压制的（在儒家文化的体系中，个人只是一个社会组成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环节”，个人的需要都必须统统符合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需要）;道家思想相对自由一些，但其中人性仍然由于“清心寡欲”“物我两忘”的统一风格而被大大地淡化了。中国的文艺和思想作品，自古以来，要不是毫无新意的引经据典，就是热情匮乏的清淡无味，总之毫无生气。然而鲁迅却一反这个“常态”，在中国文化史上两千年来的第一次真正变革时期发出了人性的“呐喊”。

1.对旧文化-尤其是孝道的彻底背叛。

这一点可能是最没有新鲜感的。鲁迅对旧文化的背叛是众所周知，也是被共产党利用和宣传得最多的一点。鲁迅其实也并非在当时的唯一的反封建人士。五四时期的中国，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几乎大部分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都试图摆脱旧文化的束缚，都意识到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然而，鲁迅比其他所有人对旧文化的本质都看的更透彻，在反传统路上走得更远的，是他对“孝道”的与众不同的认识。

鲁迅深知儒家文化的最大基石-孝道-对中国人人性的摧残。对孝道的批判，出现在他很多散文和杂文中。尤其对“二十四孝”。鲁迅最著名的“狂人日记”，结尾处是明明白白的四个字：“救救孩子”。在我看来，“狂人日记”中“吃人”二字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对“孝道”的批判。因为“吃人”，是指封建旧文化对人性和个性的吞噬，而这个吞噬的过程，就是从孩子开始，从孩子幼小的时候就灌输“驯服”的孝道开始的。“吃”掉孩子们的，不是外来的侵略者，也不是专指的统治者，而是自己的亲身长辈们。

孝道对中国人身上最毒的文化因素，是中国人人格中最深的暗伤。几千年来，多数中国人一生下来就被父母先抹去“自我”，然后被培养成循规蹈矩的奴性人格，为社会的专制添砖加瓦。而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在奴性完全被注入血液之后的毫不自知。不管是在鲁迅的时代还是当今社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微乎其微（即使现在，多数中国人还以此为荣）。可见孝道遗毒不减当年，可见鲁迅之不过时。所以，在反封建这一点上，虽然共产党和多数中国人对鲁迅没有看错，但对鲁迅反封建的具体内容却并没有准确的认识。

2.对群体（庸众）之愚昧-“人性恶”的透视。

共产党宣传鲁迅的最多的，除了反封建以外，还有鲁迅的平民主义思想。然而鲁迅真的那么具备这个思想吗？且看鲁迅自己对“群众”的看法：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场上，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注一）

鲁迅自然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只是鲁迅同情的，绝不是真正的“群众”，即“大多数”，而是被“大多数”所压制的善良而弱小的“少数”。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在“祝福”中，鲁迅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揭示了一个非常残忍的社会现实：世上的多数人都是对别人的痛苦都是毫不关心的。“多数人”会有意或无意地加害他人。在“药”中：华老栓就是一个“善良”的但却无意地以自己的“愚昧”为杀人者助威的千万“无辜”百姓之一。而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是对这个庸众的愚昧做了无情的讽刺，入骨三分地刻画了在中国中普遍存在的自欺欺人的人格。

鲁迅也许并没有找到这些“愚昧”和“恶”的原因，或者找到了却没有明确地道出，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看到了“人性恶”的普遍存在的文化人。

我时常困惑的是，鲁迅这些和共产主义如此明显的大相径庭的精神，为何不被中国的大部分文化人所察觉？那么多攻击鲁迅的人，为何死认鲁迅的“贫民思想”，而对鲁迅如此“清高”的一面视而不见？唯一的答案就是，人，都是选择性地吸收信息，当“观点”一旦形成，所有那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证据，都统统被忽略。这也是共产党得以成功地扭曲鲁迅的内在原因。

3.超越民族的彻底的个人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鲁迅看清了“群众”的本性，他才更加彻底地踏上了个人主义的路。鲁迅不属于任何一种流派，任何一个团体，甚至不属于中华民族。即使对当时看起来很有希望的共产主义，鲁迅也存一丝保留的态度。这个态度，早在“阿Q正传”中就体现出来。“同去，同去”的这种何乌合之众组合成的“革命”，从来都鲁迅最不齿的。

有人认为鲁迅没有像胡适一样地提出民主改革等主张，是因为他没有留学欧美，所以不懂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切合实际的。鲁迅虽然没有留欧美，但鲁迅通过对欧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接触了解了大量的西方思想，而更由于与鲁迅自身的天性中就禀赋了一种和现代欧美文艺作品息息相通的个人主义精神，导致了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了绝大多数当时的文人。而鲁迅之所以没有像胡适那样倡导民主制度，那是因为他并不看好中国的民主。鲁迅深知道，中国的“民”，如前面提到的一样，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中国并不具备让国民“自主”的条件（事实上，民国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最后导致的不过军阀混战）。另外，鲁迅没有像胡适那样参与国家政事，也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入世”的人。

4.在写作的艺术形式（意识流和象征手法）中體现出的生命激情。

鲁迅文学作品中除了其思想性（人文主义精神）以外，其艺术性也是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最前卫的。鲁迅是中国（甚至亚洲）最早体现意识流的作家。不但如此，鲁迅在这一点上还是和欧美同步。欧洲最有影响的几位意识流代表作家如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等的主要作品都出现在19世纪的20年代前后，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及“野草”集是在同一时期。自然，和西方同步并不是衡量中国文学的标准，但现代西方文学风格在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对人性（尤其个性）内在的深度挖掘上，正好和鲁迅作品的内涵遥相共鸣。

鲁迅是中国几千年来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但他却不是中国人的“骄傲”，更不是中国人的“民族魂”，因为他身上根本不体现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特征。鲁迅不属于中国人，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或者任何一种思想团体，鲁迅只属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鲁迅，就像他自己在“野草题辞”中表达的一样，是在“陈死人的血和肉”地面上一棵孤傲的“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