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中国化的未来方向及学派建构

如果能够如此“内外兼修”地推进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创意写作中国学派的形成将指日可待！

创意写作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并非天然显明。笔者认为，只有认清创意写作的本质，明晰传统写作学的历史功绩与当代缺失，梳理创意写作西学东渐发展史，才能在此基础上探讨创意写作中国化的未来方向，继而真正构建起创意写作的中国学派。

一、从关于创意写作的论争追溯创意写作的本质

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论调由来已久，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历来所强调的写作天赋论、作家天才论的刻板观念，导致整个社会对作家和写作的认知蒙上了一层神秘化色彩。又加之，现当代文学史上不乏“低学历，高成就”作家，似乎为大学文学教育不培养作家做出绝好例证。在此文化语境中，中国创意写作系统化创生之初便面临一个论争：作家能否培养？

“而纵观国内外的一些知名作家，很多都不是出身于中文系的科班专业，换句话说都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外文系，鲁迅、郭沫若都是学医的，郁达夫是学经济的，茅盾、沈从文、叶圣陶没上过大学，余华曾是赤脚医生，高尔基是鞋匠，卡夫卡是法学专业毕业，卖过保险……文学学士笔下的小说并不一定比医学学士写得好，而写作的课堂其实是生活本身，所以一种学历教育，与成为一个作家更是两码事。”1以上论述代表了一部分人对作家和创意写作教育的看法，其思维逻辑是，历史上有许多作家没有经过写作教育依旧能成为伟大的写作者，故作家不需要专业的写作教育。但这样的思维逻辑所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更多的优秀作家是经由正规或非正规的写作教育而成就自我。

单就培养作家这一教学目的来看，创意写作发展史上已有足够多的成功例证：“1990—1991年《美国最佳诗选》所选的134位诗人中，除了大约20人，其余的85%都来自创意写作学科，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教授，或者是管理人员，甚至有人三种身份兼具”。2“创意写作项目在美国校园遍地开花，纵观二战后的美国文坛，一大批作家都能与写作班扯上关系，弗兰纳里·奥康纳、库尔特·冯内古特、菲利普·罗斯、托妮·莫里森、乔伊丝·卡萝尔·奥茨、托比亚斯·沃尔夫、拉里·麦克默特里、玛里琳·鲁宾逊、伊丽莎白·斯特劳特、裘帕·拉希莉、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他们或曾是写作班的学生，或是写作系的教授，或从学生变为教授，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甚至跨过大西洋，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创立了英国第一个授予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 布克奖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就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3我们所熟知的华语作家严歌苓、白先勇等人都曾接受過系统的创意写作教育，2017年诺奖得主石黑一雄正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课程毕业生。

以上种种列举，旨在表明作家可以并且需要在高校的创意写作教育滋养中成长。在中国创意写作系统化创生与发展过程中，“作家能否培养”这一论争虽然不可避免地最先出现，但它的声音毕竟微弱，很快就被创意写作爆发式发展的大潮掩盖过去了。在整个文学教育系统“一哄而上搞建设”的创意写作学科创建大潮中，一个更应该引起各方注意的前置性问题是：创意写作培养什么样的作家，换言之，创意写作对作家的定义为何？这是涵盖了“作家能否培养”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看，它直接决定了创意写作创作与教学活动的展开;从宏观层面看，则决定了创意写作中国化的未来方向。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通常将作家一词理解为文学创作者，进而窄化成虚构类文学创作者。由此，社会对“创意写作培养作家”这一论断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创意写作教学培养以小说写作为主的作家。如果将创意写作的内涵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解是极度险隘和偏颇的。想要阐明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将创意写作这一舶来品放置回它所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和脉络中追溯其本质。

学者葛红兵、雷勇在《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研究》一文中，对英美国家研究者对创意写作本质的定义作出了很好的总结。文中提到对创意写作本质认知的三种不同观念：第一种观念认为，创意写作是一种突出创造性、新颖性、特别性的写作。米尔斯在《大象教学：188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一书中援引爱默生（爱默生所提的“创意写作”与“创意阅读”是最早关于创意写作的表述）的观点，将“创意”一词常规地解释为“原创性”或“不可模仿性”的同义词。保罗·道森在《创意写作与新人文学科》一书中认为：“创意写作是一切以创意为主要特点的写作”。第二种观念认为，创意写作就是文学写作，或至少以文学写作为主体。马克·麦克格尔在《创意写作的兴起：美国战后文学的系统时代》中认为：创意写作是“美国战后文学”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了回忆录写作、种族写作、女性主义写作以及当代美国文学写作。艾伦·泰特在《什么是创意写作》一书中提到：“创意写作虽是高校英语文学的‘革命者，但大学以及英语系是文学最大的庇护人。”第三种也是最激进的一种观念认为，所有的写作都是创意写作。在《为什么所有的写作都是创意写作？》一文中，作者大卫提到：“所有的写作，从发表了的电钻使用说明书到最深奥的文学诗歌，使用语言的原始材料、经验、知识、文字资源以及作者的想法和想象力，都为世界带来了以前不存在的新的存在。换句话说：所有的写作都是创意写作。”4

以上三种观念基本涵盖了创意写作发生发展过程中对其本质的所有认知类型，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观念认为创意写作是以文学写作研究与教学为主要对象的学科，与前文中所提到的国内大众对创意写作的认知基本一致，同属于对创意写作本质的认知窄化，而第三种观念又显然是一种对创意写作本质认知的泛化。

在明晰了创意写作的本质后，我们需要继而明确创意写作的创作、教学与研究对象为何。创意写作所面对的对象文本包括三个类别：欣赏类阅读文本、生产类创意文本及工具类功能文本。欣赏类阅读文本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定的文学类文本，包括虚构类文学作品和非虚构类文学作品。而生产类创意文本和工具类功能文本则是非文学文本，前者包括广告文案、活动策划案、产品提案等与文化产业直接对接的生产型文本，后者则包括书信、启事、通知、文书等工具型文本。通过对创意写作三类对象文本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创意写作并非只培养以文学类文本创作为主的作家。这便回到了前文所留存的问题：什么是创意写作学科所定义的作家？

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创意写作的本质及其对象文本很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创意写作所定义的作家并非仅限于传统意义上以文学创作为代表的作家，而是在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新型语境下培养具备创意生产能力，能够与文化产业对接的创意写作者。这些经受创意写作训练的写作者能够本着创意第一性、写作第二性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文本生产活动，成为创意文化产业的核心从业者和产业发展推动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确了创意写作的本质及创意写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写作学在我国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科，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创意写作？具体来看，传统写作在发展过程中有何历史功绩，又存在着怎样的当代缺失？创意写作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写作学进行革新，创意写作与传统写作又该保持怎样的良性互动关系？想要理清这些问题，便需要我们展开对传统写作学历史发展与创意写作“西学东渐”的另一个必要追溯，通过对以上二者发展历史地梳理，进而明晰创意写作中国化的未来方向。

二、传统写作学的历史发展与创意写作的“西学东渐”

为了与创意写作相区分，在本文中，我们将高校本有的写作学称为传统写作学，以此展开我们的讨论与分析。“写作”作为一门学问拥有悠久的研究史，自曹丕《典论·论文》专论“写作”以降，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荣《诗品》、萧统《文选序》等一大批写作研究著作。这些著作虽各自闪耀着作者的才气和锋芒，但由于其体系化、理论性层面的缺失，我们很难将其纳入写作学学科史来讨论。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陈望道《作文法讲义》、叶圣陶《作文论》及夏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等一批写作学著作已经初具学科独立品格，为写作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提供了探索性支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传统写作学之前史。

传统写作学学科建制的开端始于1949年建国之后。“1949 年以后，写作及写作学科建设进入新时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50 年代是‘阅读式写作，即以阅读带写作。不少高校开设‘文选与习作课程，阅读比重偏大，写作论述较少。60年代是“传统式写作”，主要从文章学静态层面切割文本，将文章肢解为绪论、主题、题材、结构、表达、语言、文风、修改等八大部分。‘八大块体系风行一时。70 年代的写作沦为政治的工具，写作教学走向形式化、模式化、教条化，‘大批判文章几乎一统天下。”5新时期以来，传统写作学发展才真正步入正轨。1980年，中国写作学学会在武汉成立，次年《写作》杂志创刊，1985年《应用写作》杂志创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高校将写作课规定为主干课程，确立了写作学在整个学科系统中的地位，传统写作学由此迎来繁荣发展期。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传统写作学发挥了为国家企事业单位培养应用类写作人才的作用。伴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文化产业化时代开启，传统写作学却未能顺势而变，其人才培养思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要求脱节。葛红兵、许道军指出“传统写作学……最大的弊病在于，在观念上，它认为写作活动本身可以做知识性展示、分解说明、静态讲述，但是‘作家或者‘writer不可培养;在教学上写作活动与学生个人成长完全脱离，写作仅仅是外在的技术训练;在训练上也缺乏完整性、系统性和循序渐进的体系，各文体教学分散、割裂和平行”。6在点明传统写作学所存在弊端的同时，两位学者也指出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认为自上世纪20年代陈望道、叶圣陶、夏丏尊、刘薰宇等前辈对写作学做出开拓性研究开始，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传统写作学在写作原理和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创意写作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处理好针对传统写作学地继承与创新。

美国著名科学史哲学家库恩曾提出科学发展的科学革命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来看，已经具备相对系统化理论但面临现实困境的传统写作学正处在“科学危机”阶段;而作为新兴学科的创意写作，理论建设还不够完善，仍处在众声喧哗的“前科学”阶段。如何建设系统化的创意写作学科理论，使创意写作学科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同时进行对传统写作学地继承与创新，完成对传统写作学地“科学革命”，进而建成作为“新常规学科” 的中国创意写作学派，是创意写作相关研究者一直在尝试并将持续进行下去的工作。

在本文的最开始部分，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国创意写作系统化创生的社会语境，但其究竟如何具体展开，又如何在十年时间中蓬勃发展，还需要我们通过文献梳理的方式理清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系统化创生十年来的大致研究历史及基本成果。

面对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系统化创生之初的种种不解和责难，葛红兵在《中国教育亟待改革》一文中做出回应，认为当下文学教育中“语言与文学混融的教育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中国式‘语言文学模式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钩，中国高校文学教育必须改革，以适应新的文化产业化发展形势”7，并提出以创意写作为方向的文学教育来对既有模式进行革新。在此之后，葛红兵、许道军两位学者在《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建设方案。文章首先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必要层面出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新模式、文化产业化发展新需要、国际文化产业竞争新格局及高校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要求”共同促发了新型创意写作学科的诞生，文章同时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阐述，提出“创建中国化创意写作学科必须打破‘作家不能培养及‘写作没有学问、无需学科的‘中文系偏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创意与写作、文学性写作与非文学性写作及分体写作深化研究的问题，开拓创意写的和读者接受两个新视野，并加强‘自我发掘、‘文类成规等基础理论研究，确立新型学科理论体系，加强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制度创新和教育教学方法研究”。8《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一文不僅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系统化创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还为创意写作理论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多年来，在这份论纲的指引之下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当下创意写作的理论体系。

在创意写作教学论研究领域，许道军发表了《创意写作：课程模式与训练方法》《创意写作工作坊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专著《故事工坊》，对工坊制教学这一创意写作核心构成要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索。在创意潜能激发研究领域，雷勇完成了硕士论文《动机灵性心境——作者潜能激发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13），并在博士论文《创意写作的创意原理和方法研究》（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6）中作出了进一步探索。在创意能力量化研究领域，高尔雅完成了硕士论文《创意写作能力量化理论研究及模型建构》（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14）。

此外，在创意写作发展史和学科外部关系研究领域也产生了诸多成果。在欧美国家创意写作史研究领域，郑周明完成了硕士论文《一个文学生产机制时代的微景——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专题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13）、葛红兵、雷勇发表了《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研究》;学者杨剑龙在《论创意写作的中国古典文论资源》一文中尝试从中国古典文论中寻找资源，为创意写作本土化探索了更多可能;叶炜在《创意写作视域下的作家系统化培养——对鲁迅文学院文学新人培养的学科化路径思考》一文中结合对鲁迅文学院作家培养模式的分析探讨了创意写作体系中（文学）作家培养的相关问题;而学者陈晓辉则从创意写作的社会功能层面入手，在《创意写作、互联网与反精神贫困的一种可能性》一文中探讨了“在‘普遍精神贫困的时代，创意写作与互联网的联姻，为解除人口的自卑感、恐惧感、焦虑感、堕落感、自适感和漠然感等精神贫困问题”所提供的现实操作可能性。高翔博士在《创意写作视域下文学创意的内涵与创生机制——兼论IP价值评估方法》一文中从创意产业角度梳理了“文学创意”的概念与内涵，并尝试提出了“文学创意”的价值评估体系。

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系统化发展十年来，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挑选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发展方向层面的梳理。“从早期的译介西方理论及教材，对欧美创意写作史的借鉴研究，到当前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在创意写作本体理论的建构（本质论、创作论、批评论）、教学论（能力评估、潜能激发、工坊制教学）、学科外部关系研究（创意写作与创意产业、创意写作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获得重大进展……”9葛红兵教授很好地总结了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几个阶段，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进一步将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划分为系统化创生、中国化创生及中国学派显现三个阶段。通过上文梳理，我们可以明确地将2009年上海大学成立全国首个创意写研究作中心、复旦大学招收创意写作研究生（MFA）作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系统化创生的时间节点;而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创生阶段的发端可认定为2016年《从创意写作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意本质论及其产业化问题》一文对“创意本体论”文学观探讨的发起。通过业界诸多学者对创意写作本土化理论地不懈探索，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进程逐步深入，但总体来看，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系统理论生成还处于蓄势阶段，创意写作的中国学派还需要更多学人在未来共同建构。在此意义上，本文最后一节尝试提出几点关于创意写作中国化未来方向及中国学派建构的粗浅看法。

三、创意写作中国化的未来方向及中国学派建构

基于我们前文中所认定的创意写作本质中“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一切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适应文学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传媒技术的更新换代等多种形式的写作及相关的写作教育”的指向，创意写作中国化的未来发展应格外注意从学科内外两个层面做出开拓。

1.学科内部：创意本体论体系下的创意写作中国化理论建设

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在理论领域应该用于探索、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葛红兵所提出的“创意本体论”文学观便是这样一种尝试。创意写作中国化理论的深入，应当围绕涵盖创意本质论、创作论、批评论、文学史论的创意本体论体系构建创意写作中国话语。如前文所述，葛红兵等学者已在《从创意写作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意本质论及其产业化问题》一文开启了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再探讨，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讨论了文学的产业化路径，阐明了创意写作在整个文学体系和文化产业系统中的独特功能和重要地位。但整体来看，这还只是一篇论纲性质的文章，其所传递的文学创意本质论及文学产业化路径也还未被学界和业界广泛接受。未来，创意写作中国化理论研究在文学观层面还需进行更多探索，以更大、更多、更有力的声音重申文学的创意本质论，进而打破文学反映论这一单一文学观，以此打开文学的产业化发展路径。在创意批评论研究领域，葛红兵、高翔通过《创意本位的文学批评论纲》一文中已经提出了相关问题，做出了一些成果，却同样未能得到学界和业界重视。在创意写作的未来理论研究中，需要相关研究者在这份论纲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开掘与细化，为创意写作界，同时也为文学批评界貢献学术成果，以此催生专业批评时代的到来。此外，对作为创意写作教学与写作实践活动核心的创作论的相关研究还未展开，在创意写作创作论领域，分体教学、分体创作等研究方向都有极大的开拓空间。同样，创意本位的文学史论也是有待开掘的一大重要领域。

除创意本体论体系下的研究外，创意写作中国化理论建设还需谋求与中国传统写作学理论的融合。学者杨剑龙指出“由美国发起流行于西方的创意写作，逐渐影响并发展于中国，在中国的创意写作理论的发展、学科的建立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论，应该注重对于中国悠久的写作传统的传承……真正建立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创意写作学。”10创意写作中国学派的建立，需要通过对传统写作学的继承与创新。在经历了创意写作引进之初，创意写作学科与传统写作学割据、对立的状态后，近年来，中国创意写作学科与中国传统学做学由分裂走向了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发展目标与组织关系等多个方面。未来，中国创意写作研究者与传统写作学研究者将在中国写作教学理论与实践领域共同努力，一道成为中国创意写作学派建构的推动者。

2.学科外部：以创意写作为核心的“创意中国”文化体系建设

革新文学教育是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系统化建设之初所列举的一项重要任务，多年过去，最初的热切呼吁已换来显著的实践成效，多所高校都以切实的行动加入到这一教育教学改革活动中来。2018年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通过了创建“中国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联盟”的提案，这一联盟的成立，将推动中国创意写作学科从对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到对涵盖中小学在内的整个文学教育体系的革命。

除教育革新的使命外，创意写作还应该走出校园，承担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创意写作本身带有很强的平民性与民主性，未来，文学需要通过创意写作纳入社会公共文化体系，通过城市与乡村社区工作坊形式，为居民提供文学阅读、创作等文化服务，让居民从被动接受文化到主动创造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的文学、文化创造者基数增大之后，必将反过来增进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是创意写作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层面的应有效用。

此外，以创意写作为核心的“创意中国”文化体系建设还应在创意文化产业驱动和国家文化战略推动层面作出贡献。“世界经济的驱动已经由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创新等物质生产力驱动转向物质生产力驱动和文化创新带来的创意驱动（创意产业发展不断提升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由单轮驱动转向双轮驱动。”11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是创意写作主要教学目标之一，创意写作所培养的产业化人才将为我们社会在文化产品创造与水平提升层面作出变革。由创意写作所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也将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我国GDP总值中的占比，助力经济产业转型，推动创意驱动型社会建设。通过创意写作学科的参与，美国在战后重构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起大国文化体系。而对我国来说，塑造大国意识形态，对内重塑“中国梦”，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是“新时代”国家文化顶层设计之要义。旧的意识形态书写与宣传体系在当下已经很难起到效用，国家文化战略顶层设计需要借鉴他国经验，尤其注重创意写作在英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价值观念输出层面的作用，将创意写作学科发展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高度来认识，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创意国家”文化体系。

创意写作未来需从学科内部完善“创意本体论” 体系下的中国化理论建设，做好对传统写作学的继承与创新，不断生产创意写作的“中国话语”;从学科外部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革新文学教育方式方法，介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参与文化战略顶层设计，进而构建起宏大的“创意中国”文化体系。如果能够如此“内外兼修”地推进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创意写作中国学派的形成将指日可待！

注释：

1.金晶.“创意写作硕士班”引热议.作家能否靠培养？[N].新华书目报，2014.2.21.

2.谢彩.创意写作学科教师的定位[J].写作，2013（11）.

3.张芸.创意写作与美国战后文学[J].书城，2009（12）.

4.葛红兵，雷勇.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2017（1）.

5.柳宏，王逊.写作即呈现——写作定义及高校写作教学改革之思考[J].写作，2018（2）.

6、8.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J].探索与争鸣，2011（6）.

7.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N].文学报，2010.3.18.

9，11.葛紅兵.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与中国气派建构的可能路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1）.

10.杨剑龙.论创意写作的中国古典文论资源[J].甘肃社会科学，2015（6）.

信世杰，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