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社会性别

胡皓涵

【摘要】音乐的社会性别研究启发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在这场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平等的运动中引发了女性音乐家在社会中不平等问题的思考。在西方的文化主义相对论的大环境中，建立一个能让这些学者感兴趣的音乐社会性别学理论是相当困难的。在自然社会的大环境中，因为男女的生理差异原因使得女性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就使得在平等的外在条件下女性在社会职业角色中往往受到男性的排斥和小觑，在音乐领域中亦是如此。想要根除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音乐领域中男女的地位的差异，还需要不断完善制度体制、理论体系和思想文化的宣传。

【關键词】女性主义;社会性别;音乐;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我们现阶段的认识

在近些年来，人们对于音乐的作用越来越给予肯定。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虽然都经历着同的社会变化、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变化。但是在协调这些飞速剧烈变化的转变中，音乐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演变中关于社会性别的言语也逐渐形成。

在现今的研究中，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文化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环境等因素不断的改变着的[1]。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没有关联的，它们之间有着整体性，只是与实际结合和语境结合表现得各不相同而已。在变化中许多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尽管如此，现在持文化相对论的学者语境中，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对于他们而言是并没有兴趣的，并且得不到很好的传播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埃伦·科斯科夫所发表的文章成为了里程碑式转折点。她提出在社会为基础的多文化的语境中社会性别问题是如何限制和制约音乐的制作的。她认为类型的建构、避免本质主义等因素是音乐成为社会性别建构工具的本质原因。库克与楚的文章中对于音乐社会性别问题也有着新的见解。他认为除了对性别特征、种族仇视与性别歧视的直接讨论之外，还强调了女性主义这得定位，试图证明着女性音乐家在音乐学领域应该有的地位。虽然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是十分迅速且逐渐成熟，但是理论本身的文化相对性仍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二、当今音乐与社会性别研究中的观点

在如今的学术观点研究中认为，社会性别可以很明显的体现在一种体裁、风格的象征手法之中[2]。这可以包括在歌词、表演风格或对体裁风格的描述中体现出来。也可以是以女性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性别研究，在本文中以讨论和研究女性主义这一方面在音乐与社会性别中的研究为主。

在音乐社会性别的研究中，女性主义者有时跟更像艺术的抢救者。复原一些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女性工作者的经历和史实。这些女性主义工作者通过参加音乐活动来从新协调或拒绝具有社会性别化含义的行为。有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则是主要研究和歌颂一些在困难中获胜的女性和在校的女教师。这些研究者的兴趣更多的在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女性音乐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等方面，而不是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方面。

在众多研究社会性别的音乐家中桑兹卓姆也是同样以女性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但是她更侧重于对女性知识技能的传授方面。在她的专业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后，她便开始自己组办一些学习班和讲座，将自己学习的知识内容对女性进行传授和学习。并且自己也承认社会性别的研究的困难“我理解在学习社会性别的领域中我所遇到的困难，我要想办法交给妇女我所了解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她们能够明白且愿意去了解的。”

除了以上女性主义在音乐与社会学发展的观点外，还有一部分观点是与之相悖的。例如赫尔顿的观点我们就能看出，在认为的对于研究音乐社会性别就一定要站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去研究。往往这种理论是对社会性别研究本身的一种局限和障碍。因为这种理论是不全面的，他只涵盖了一部分的符合研究的群体对象。但是却没有完完整整的代表了所有的相关的研究群体。所以他也认为西方的模式甚至不是适合所有“西方”的社会群体，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研究者站在某一个理论体系语境当中去看待所有问题，不免会有局限、偏爱、个人情感等判断失误的问题。

三、不同身份类别中的社会性别问题

当今研究音乐与社会性的学者们都是来是来自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在这些研究社会性别与音乐关系的学者们，在生活中遭遇过社会性别所带来的不同影响，这些音乐家所受到的这些影响对研究音乐社会性别有很大的启发和当局反思。

在许多的环境当中，你的性别往往取决于你的社会性别。在民族音乐学家莫依沙拉的回忆中她说到：“在我的首次田野行动中，我没有实现谷荣人对想象和期待;我没有履行与遵守谷荣女性社会所赋予女性的责任与规范——我不挑水、不做清洁，不在自己丈夫醒来之前弄好泥地面;我不戴手镯却穿裤子、梳短发。结果，我被当作比较年轻的男孩子。比如我被许可参加一次所有男性出席的酒宴，但同样我没有能走进女人的音乐世界。”从莫依沙拉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在她进入谷荣文化语境的时候开始她因为没有做谷荣女人所做的各种“家务”而被是做是一个男人。这并没有因为她生理性别是个女性而得到改变，相反她没有做到语境所赋予的社会性别特征而别“误判”为错误的性别。因此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在一定的语境环境下“性别”是由“社会”赋予的，并不完全取决于生理性别。

对于性别问题贾维鲁玛也有过很不一样的经历。在她开始研究参加小组时，她发现28岁的她与小组其他人都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大部分是50到70岁的男性，所以组中所有的人对她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贾维鲁玛自己说：“为了工作，负责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改称我为“公主”。“公主”被作为一个代称赋予给力她在这里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代号而已。从这些种种我们看的出，性别的差异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对待性别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态度的改变往往也是新理论建立的基石，和成功推广的必然动力。

四、结语

在当今的大环境下，虽然建立一个让大部分学者信服承认的社会性别理论比较艰辛。但是，在世界倡导无剥削、平等、自由的主题下这学科的建立还是可以稳步前行的。不但要站在女性主义的思路上去考虑问题，更多要站在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在研究社会性别时，应该考虑“社会”的问题。因为社会性别是社会所赋予的，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又会创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社会性别。往往在看待社会性别问题时都会忽略社会本身所自带的属性问题，而这样研究往往会误入歧途并不会研究到你所研究的“圈内”文化。

对于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关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难于划分这种问题时，当今的研究者们给出了两种方法。第一个是以赫尔顿为代表的，她认为她的责任和关系是根据她所要进行研究的不同社会而不断变换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语境环境中，她的责任和社会关系是不相同的。另一方面是以赛巴瑞斯克为代表的，她认为她的研究工作是在自己的文化中进行的，局内人与她自己不存在分离的。在这两方面当中作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研究问题一定要考虑研究主体所处与的语境是如何的，这样才能以一个“当事人”的视野去看待真正的局内文化。

参考文献

[1]张伯瑜.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