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密码

桑农

在中国古代，皇帝赐画给大臣无疑属于一种恩典。而在宋朝，观画、赐画更是一种隆重的宫廷仪式，徽宗时代尤为盛行。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显然具有政治功能。通过书画的集体观看和赏赐，君臣之间形成某种默契和共识，才是真正要达到的效果。

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第三次出任宰相。徽宗对其在位期间长期担任宰相、推行新政的蔡京原本十分信任，但由于受到旧党批评和弹劾的压力，曾两度免去蔡京的职位。蔡京于政和二年复职，不久，徽宗还在宫内太清楼赐宴，蔡京为此写有《太清楼侍宴记》。第二年，徽宗将《千里江山图》赐予蔡京，蔡京在卷后写下了一段跋文：“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最后一句非常关键，它关系到如何来解读这幅中国绘画史上的鸿篇巨制。

跋文中称此图是宫廷画家王希孟所绘，此人未见诸史籍，我们仅从画后跋文知道其名。且说徽宗皇帝看过这幅长卷后，做出了一个看似随意，却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决定，将它赐给宰相蔡京。赐画的同时，宋徽宗还对蔡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天下士”，典故出自《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新垣衍的话：“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后遂以“天下士”指才德非凡之士。宋徽宗说“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就事论事，是对王希孟及其绘画才能的褒奖，说他坚持不懈去做，终于修成正果。这段跋文里的故事属于宫中秘闻，应该是徽宗亲口对蔡京说的。他说王希孟数次献画，都没有被看中，最后在自己的指导和授意下，终于完成了这幅杰作。这是否也有对蔡京仕途命运的暗示呢？虽然几次被撤职，但最终还是可以得到皇上的重用，完成新政大业。

将跋文放到这一特定语境来理解，最后一句“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的言外之意，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说：才能非凡之人，只要坚持不懈、始终不变地去做就行了。王希孟如此，蔡太师有着非凡的才能，何妨不也如此？当然，必须按照皇上的“诲谕”去做。

蔡京此前不久刚刚复职，第三次被委以经国之重任，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他在画卷上写下跋文正表示：只要得到皇上的器重和提携，他也会像王希孟一样不计较挫折，坚持不懈，辅佐皇上，治理国家。正是由于这种君臣之间的交流与默契，徽宗与蔡京的关系才非同寻常。

徽宗赐给蔡京《千里江山图》，恐怕不仅因为这幅画是由一位经历特殊的画家绘制，可以借题发挥;更重要的缘故，还在于这幅画本身的主题和形式。《千里江山图》的主题其实十分明显。所谓山水，大都是“理想的山水”，如“仙境山水”“隐居山水”等等。北宋画坛有两种山水模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宫廷绘画中的“江山图”，一是文人绘画中的“云山图”。“江山”一词，不只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它常常用来借代“国家”，而具有文化学和政治学的内涵。

“江山图”中最主要的隐喻当属对主峰大山的描绘。北宋中期的郭熙在《林泉高致》里说：“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对照《千里江山图》，画面上的山水布局与文献里的画理完全一致。图中的主峰一目了然。那座最高的大山顶天立地，仿佛是君主。其他略低的山峰或簇拥左右，或遥相呼应，连绵不断，仿佛是各级官吏，依次排列，共同构成了国家行政秩序的象征图像。

《千里江山图》宏大的场面、奢华的风格，完全符合所谓“丰亨豫大”的观念。这是蔡京当权之初，根据《周易》学说提出的治國方略，即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繁荣。徽宗经常借助种种“祥瑞”的征兆，显示“丰亨豫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可以这样说，《千里江山图》虽然由王希孟执笔，却是徽宗宫廷画院教育的成果，体现了徽宗的美学追求和政治理念。他把这幅画赐给蔡京，或许也是希望蔡京继续为朝廷效力，去巩固和拓展大宋的基业，去创造一幅“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

此画几经流转，到了清代，《千里江山图》入乾隆内府。乾隆皇帝在长卷前端画面上题写七律一首：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以神。北宋院诚鲜二本，三唐法总弗多皴。可惊当世王和赵，已讶一堂君若臣。曷不自思作人者，尔时调鼎作何人。

诗的前面六句是对画作的夸赞，后两句却耐人寻味。“曷”指为什么。“作人者”，见孔颖达疏《诗经》“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云：“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后因称任用和造就人才为“作人”;这里当是指徽宗。“调鼎”原指烹调食物，喻任宰相治理国家;这里当是指蔡京。意思是：培养和造就了王希孟这样人才的徽宗，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当时何以会任用蔡京那样的人来担任宰相治理国家？乾隆看了《千里江山图》以及卷后的蔡京跋文，十分感慨。他联想到自己的帝王身份，意欲从徽宗君臣那里吸取历史教训。仅就这两句而言，他的确是窥见了这幅旷世杰作背后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