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民族性探析

李晓霞

摘 要：各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和语言文化。诗歌作为艺术的经典样式之一也应该是带有民族性的。本文重点以西北诗歌为例，从生活环境、宗教信仰、语言特色三个方面阐述构成诗歌民族性的原因

关键词：民族性 环境 宗教 格律

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这样定义文学的民族性：“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各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和语言文化。那么可以说，被人们誉为情感之花、灵魂之光的诗歌也是带有民族性的，而诗歌的民族性并非空穴来风，民族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语言特色等都对其形成有巨大影响。

一、环境对西北诗歌民族性形成的影响

早在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就指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2]这一说法听起来虽然有环境决定伦之嫌，但在环境对艺术发生发展有巨大影响这一点上却历来为各国艺术研究者们所信从。本文讨论诗歌的民族性成因亦不能不考虑环境。

首先，特有的自然环境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景观资源。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在大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青藏高原耸立云天，皑皑雪山巍伟挺拔，漫漫戈壁横亘西北，茫茫草原一望无际。自古以来，这方雄奇粗犷的水土就赢得了不少少数民族诗人们的赞叹和吟唱。以元代为例，萨都剌、马祖常、乃闲、贯云石等都曾挥情勾勒过雄浑壮阔的西北风光。翻开现当代西北地域民族詩人的诗作，我们不难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西北气息。大漠瀚海，戈壁绿洲，长河落日，荒原野火，跋涉的驼队，密集的牛羊，飘逸的奶香等等仍是少数民族诗人们眼中心中诉说不尽的美景。

其次，雄奇艰深的自然环境滋养了西北各民族人民豪迈尚勇的品性，也造就了他们刚毅坚韧的气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炎热的气候使人的力量和勇气萎顿，而在严寒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力量，能够从事长期、艰苦、勇敢的活动。环境确会深刻影响着人的精神气质乃至文学风格。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学者明鉴如一。如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水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3]

二、宗教信仰也对西北诗歌民族性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而宗教是把审美感包摄在自身中并加以支配。宗教浸润着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内涵丰富的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而文化的诸多方面又往往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如维吾尔族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就是一部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等多门知识的长篇诗歌巨著。众多的彝族诗歌著作中也涉及到历史、经文、医药、工艺、教育等多种学科，其它少数民族诗歌同样承载着本民族文化的传播使命。宗教与诗歌就历史性地不可分离了。

西北地区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往今来都有多个民族聚居。多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萨满教、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都在西北大地留下传播的足迹，经过历史的长期发展演进，各个宗教消长不一，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其它宗教，有的繁衍为多种派别，最终佛教和伊斯兰教成为西北各民族至今信仰的主要宗教，主宰着人们的灵魂，并进而渗透到灵魂的歌唱——诗歌创作当中。

佛教和伊斯兰教教义都要求人性纯洁、真诚、公正、善良，这种宗教情怀投射到西北少数民族诗人身上，就使其诗作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崇真尚实，质朴感人。元好问、李贽、马祖常、萨都拉、贯云石等西北历史上的杰出诗人的诗作中都充溢着天然真淳的民族气息。元好问是鲜卑族拓跋氏后裔，他论诗重一“诚”字，只有“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才能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感天地，动鬼神”的艺术感染力[4]。与“诚”相随的就是“真”。回族诗人李贽勇敢的反叛“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学，旗帜鲜明地提出“童心说”。“童心”也就是“真心”。“夫童心者，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5]他把真情置于诗歌创作的首要地位。除了真诚还要有实感。西北民族诗人们十分重视对于社会生活的实切感受，大多推崇直言的诗风。不真不诚，不能动人，西北少数民族作家们正是以他们真诚的宗教情怀谱写了一曲曲慷慨天然的歌谣，流传

千古。

三、西北民族语言是构成诗歌民族性的重要因素

语言存在于社会，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个阶段，而语言也相应的经历了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和民族语言四个时期，所以民族语言是长期承传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中，民族语言储存了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思想、情感、心理等大量信息，并成为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语言再经过加工提炼后生成文学语言，而诗歌语言作为审美信息量最大的文学语言，人们在它富有音乐美和意象美的诗行间就能嗅到民族精神之花的芬芳，沁人心脾，悠远流长。与此同时，诗歌的民族性内涵也就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清晰了。

各民族语言符号系统的差异决定了诗歌的具体表达形式也各不相同，词汇、句法、语法、韵律上都各有特色。比如，彝族诗歌要求押韵，押韵的位置可首可尾也可中，而且强调“声中要有押，押中要有扣，扣中来分声，声中来分韵。”[6]这些特色都充分体现了诗歌的民族性。

以上仅从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三个方面浅析了诗歌民族性的生成，其实促成诗歌民族性的因素还很复杂，在本文中许多细节性问题还未展开，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颜之推.颜氏家训[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4]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张建业.李贽文集（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彭书麟，于乃昌.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