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相氏“黄金四目”的训诂与意义

2019-06-15 10:23谢翠萍王保成

谢翠萍 王保成

摘 要:方相氏“黄金四目”,一直是研究中国古傩的一大疑点,说法较多。艺术考古与主流学者皆认为“黄金四目”系误传,但未给确解。本文从文献考古的视角进行考证,得出“黄金四目”是“黄金冒”的误解,并从认知心理上剖析成因,揭示这一误解在文献与艺术等方面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古傩;黄金四目;黄金冒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024-04

方相氏是古傩的关键性人物,而古代文献却几乎千篇一律地描述他戴着“黄金四目”的面具,而在艺术考古中,“方相氏”的形象却都是二目。于是,相关的研究者们都在为“黄金四目”寻找肯定或否定的证据,纷纷发表己说。纵观研究文献,论述者大体可分为如下四类:

一是神话模型论,此派论者从上古神话传说中查找证据,形成三个不同结论。其一是“四面四目”说,认为“方相四面,每面一目”[1],此论源于“一目国”的神话传说[2];其二是“二眼四瞳”说,以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来论说“四目”,如传说中的舜和项羽皆为一眼二睛[3];其三是“两面四目”说,以《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屏蓬”为模型,其“左右有首”,故有“两面四目”[4]。

二是艺术模型论,此派论者多从文献考古和艺术考古中寻求答案。其一是“眉上下各二目”说,此说以汉代石画艺术像为依据[5];其二是“眉下四目”说,以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铺首门环为佐证,说明“四目”存在的合理性[6];其三是“神人兽面”说,以浙江良诸史前遗址中出土的玉琼人兽纹饰为依据,认为方相傩面具上的图案是神人兽面,而图像本身就是四目的[7];其四是“雙层面具”说,以古文献为依据,认为方相氏面具由假头和假面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或里外两层[8],或上下两层[9],每层皆有二目,故有“四目”;其五是“面饰四目”说,通过研究古文献认为“黄金四目”就是把用黄金铸成的四个眼睛直接装饰在脸上[10],或附于套头之上。

三是民间遗存论。此派论者多以田野调查为据,考察傩文化在民间的传承状况,挖掘历史遗存,来查寻“黄金四目”的真相。如调查发现,我国山东、山西、江苏等地,旧时有纸扎的方相,其中就有四目的[11]。

四是否定“四目”论。否定论者有“人眼面具”说,此论者认为面具二目,加上扮相者人眼二目,戏称“四只眼”,故有“四目”之说[12];有“四目误传”说,认为方相未必是四目,所谓方相四目,实为推测[13]。此外还有“四目训诂”说,此论者或训“四目”为“四面”,这样就能够与“狂夫四人”相吻合;或训“四目”为“吅目”,认为方相面目狰狞可怕,见者多惊呼,这样与“狂夫”的含义吻合[14]。

然而,从我国出土的近百面商周时期的面具看,都只是二目而非四目。也许这些面具不是方相氏所佩戴的假面,但我们不能排除刻有四只眼睛的方相氏面具本就不存在的可能性。

要弄清“黄金四目”的原委,我们应该才记载它的文献入手。记载“黄金四目”的最早文献是《周礼·夏官·方相氏》,曰:“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

《周礼》乃是十三经之一的儒家经典,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六种主流说法。

刘歆十分推崇《周礼》,认为出自周公之手,是“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后经经学大师郑玄作注,成为一部儒家大典。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萃,堪称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

《周官》自然不是周公首创,汉字也不是仓颉首创,但他们都为此做过系统整理并有所损益,这是我们应该理解并可以接受的事实。《周官》经周公“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成集,理应有后续者传承而成为像《论语》一样的经典,但因传承者皆周公辈秘府高官,世代相袭,应时之需,“斟酌损益”,成为一部治国“秘法”而深藏秘府。盖战国末期,《周官》辗转入秦。尔后,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藏匿《周官》。刘邦夺取天下,《周官》重现,刘氏校理,方传后世。

后进学者,不辜先贤,深究文献,博研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与考古学,对《周礼》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认为《周礼》当成书于战国晚期。

相关史料表明,刘向、刘歆父子当时所见到的《周官》是用战国古文字写成的版本。下面我们根据古文字补证如下:

《周礼·夏官·方相氏》中的“黄金四目”,当是整理者的笔误,原文应为“黄金冒”,因为“四”与“冃”,形近易混。试举例:

“冒”字战国古文作: (郭店·穷达3)、 (包山131)、 (包山135反)、 (包山138)、 (包山269)等。

“四”字战国古文作: (廿七年铜梃)、 (货系3387)、 (包山266)、 (郭店·太一·4)等[15]。

《说文》:“冒,蒙而前也。从冃,从目。”徐灏注笺:“冒,即古帽字。冃之形略,故从目作冒。引申为蒙冒之义,后为引申义所专,又从巾作帽,皆相承增偏旁也。”

现在,我们看“狂夫 (四人)”与“黄金 (冒)”,就不难理解整理者为什么会把“黄金冒”理解成“黄金四目”了。

这种“形近误读”的现象,在文献学里是常见的。

《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

我们看,亥字古文作 (王孙锺),与豕作 (石鼓·田车)形近;己字作 (古玺汇编·3638),与三字形近,所以子夏能校正史官笔误,把“己亥涉河”误写为“三豕涉河”。“三豕涉河”是古代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形近误读”的典例,更不用说时隔久远的后来人了。

比如,在先秦文献中,我们经常碰到“弔”字,《尚书·大诰篇》《君奭篇》中有“弗弔天”,《多士篇》中有“弗弔昊天”,《诗·小雅》中有“不弔昊天”,等等。注家只言“不弔”为“不善”。那么,究竟“弔”字是否有善义,或者为什么有善义?这个问题一直到清末才得以厘清。吴大澂利用金文考定了“弔”乃“淑”之讹。古文淑皆作 (叔向父簋),与弔字 形近易讹。于是,后世整理者便将二字讹混为一(详见吴氏所著《字说》)。

再如“文”字,其古文作 (旂簋),或作 (师害簋),与“寧”字形极为相似。因此,后人又将《尚书·大诰篇》中的“前文人”“文考”“文王”“文武”,误读成“前寧人”“寧考”“寧王”“寧武”,这也是吴大澂根据金文加以订正的[16]。

所以,古人把“黄金冒”误解成“黄金四目”,是很有可能的。然而,这一误解,却影响深远。

其一,影响历史文献的著述。《后汉书·礼仪志》[17]《续汉书·礼仪志》《隋书·礼仪志》[18]《旧唐书·礼乐志》[19]《新唐书》[20]中皆言方相氏戴四目面具进行傩仪操作。此外,文人的笔记、杂录、辞赋中也多有方相氏面容的描述。《文选·东京赋》[21]、唐人孙顔《春傩赋》[22]、蒋之翘《天启宫词》[23]、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24]等,对方相氏的描述依然是四目。

其二,影响学者注解。唐贾公彦疏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为“可畏怖”之貌[25]。宋代王昭禹认为“四目”的义理在于“取其视无不见也”,而四目必以“黄金”为之,因为,“黄者中之色,金则刚而明,刚中而明足以察见阴匿而制之也”[26]。陈友仁在增修《周礼集说》中沿用王说[27]。惠士奇在《礼说》中云:“方相氏殴疫,蒙熊皮,黄金四目。注云:如今魌头也。荀子曰:‘仲尼之状,面如蒙魌。慎子曰:‘王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则见者皆走。韩退之曰:‘四目为方相,两目为魌,犹今假面也。大丧,及墓,方相氏以戈入圹,殴方良。”[28]清代孙诒让曰:“云‘黄金四目者,铸黄金为目者四,缀之面间,若后世假面也。”[29]

其三,影响后世的艺术创作。东汉郑玄《三礼图》,首用绘画创作的方式,图解周代礼制,反映周代方相氏“蒙熊皮”的形象。宋代聂崇义模仿郑玄而作《新定三礼图》,其中方相四目,身着宋代官服,平和稳重,慈祥和善。明代王沂、王思义父子《三才图会》中的方相图,有士用的“二目方相”和有官者可用的“四目方相”,皆为猎人的装扮。

钱茀先生在《日本傩史梗概》[30]中,罗列了几幅国外的四目方相图,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大傩图》、日本平安时代的《追傩图》、朝鲜末代宫廷方相木面、日本现代四眉四目方相面具、韩国草编四目方相面具等,这些四目方相皆是带有时代印记的创作。

凡此种种,足見“黄金四目”影响至深。张舜徽先生曾说过,在雕版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书籍的出版都靠抄手手写。在抄写过程中,一不小心就加了一笔或者减了一笔,这个字就变成另一个字了,文句的原意就改变了,内容的真实性就会受到影响。这样的不小心,有时甚至牵涉到人们对古代制度的认识,以致引起许多混乱,可见其影响之大。

但是,中国古代方相氏面具,始终是“二目”,未见“四目”者。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载:“近年诸大臣出葬,其威仪可谓极盛;然有一歉事,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见止二目,盖细事,初不经怀也。”[31]这说明,在几百年前,人们看到的方相氏面具,也只是“二目”,并不是“四目”。

当初,郑玄在给《周礼》作注时,就对“黄金四目”存疑,故避而不注,只笼统地释为“如今魌头也”。可见,郑玄在当时所见到的方相面具,只有二目。但他释“方相”为“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则为别人曲解“黄金四目”开了口子,“黄金四目”也就有了生存空间,就有了“取其视无不见也。黄者中之色,金则刚而明,刚中而明足以察见阴匿而制之也”的内涵。人们眼中见到的只是“二目”,心里面想的却是“四目”,这时,“黄金四目”就自然地成为“黄金面具”的专用称号了。

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后世学者们,比如孙诒让就认为,“黄金四目”就像后世的假面具。杨景鹴先生在《方相氏与大傩》一文中指出:“方相氏不一定是四目的。”[32]顾朴光先生在其《方向氏面具考》中也说:“对于古代是否存在独立的‘四目方相面具,我持怀疑的态度。”把“黄金四目”理解为青铜面具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毕竟今天我们见到的商周面具,几乎都是用青铜制作的。一副完整的方相氏面具,应该是由假面和假头两部分组成的[33]。

可见,“黄金四目”就是“黄金冒”的误称。可以肯定,在中国古代,方相氏所佩戴的“黄金冒”,不会是四只眼睛的。

纵观中国古代的神像,无论是威严刻板的以动物纹或人兽纹为主的商周神像,还是刚劲雄浑的战国秦汉神像;无论是飘逸俊丽、丰满生动的隋唐神像,还是平和稳重、慈善世俗的宋明神像;无论是慈眉善眼,还是凶神恶煞,不管怎样恣意夸张、扭曲变形,彰显的仍是人世间的本色。更何况,在古代,方相氏只是职官,并不是神。方相氏的“黄金冒”,是傩仪时的面具,重在实用,乃通神的法器,其造型不会偏离“以人为本”这个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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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