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巴枯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

姜爱华 吴雪

摘 要：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斗。对于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由是有条件的，应该是实践的自由，而巴枯宁则认为自由应该是绝对无条件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国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巴枯宁则认为应该建立一种自治性联盟来代替国家;对于权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权威的存在是社会稳定的保护伞，而巴枯宁则宣扬要废除权威，反对一切权威的存在。这场论战虽然发生在19世纪，但对我国未来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巴枯宁;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120-04

在风起云涌的19世纪，在近乎同一时间、同一圈子，诞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巴枯宁主义。他们并蒂而出却势不两立，虽有共同的目标，却又相互敌视。正是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注定了他们两人一生的对峙。

马克思与巴枯宁二人一生共有三次会面。第一次是1844年的巴黎会面。当时的马克思与巴枯宁都已经接触了黑格尔主义，两人都以黑格尔主义为出发点，但马克思在深刻研究经济学之后，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而巴枯宁则在蒲鲁东的引导下，转变为无政府主义。因此，二人初次见面就注定了他们之间有一道永远不可跨越的鸿沟。第二次是1848年的布鲁塞尔会面。，当时的马克思正投身于《共产党宣言》的编撰，而巴枯宁则一心想着革命。并且当时巴枯宁已经在内心深处对马克思产生反感，在他看来，马克思自高自大居心叵测。第三次会面是1864年底的伦敦会面。当时的巴枯宁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因为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而被判了死刑，后凭借自己如簧巧舌，在两次上书国王之后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又从西西伯利亚逃回欧洲。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着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他因为这11年的大牢而名声大噪。而当时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刚刚成立，迫切需要像巴枯宁名扬四海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加入，两人很快进入蜜月期，并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高潮。此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件中写道：“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1]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在这次合作中很快暴露，最终于1872年国际海牙大会决裂。从实质来看，造成两人之间产生分裂的原因，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唯物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二者之间的斗争。

一、自由观的争论

对巴枯宁来说，他一切无政府主义理念的根源是绝对自由观。他曾在《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一书中公开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崇拜者，并在《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中写道：“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2]由此可见，在巴枯宁眼中，自由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此外，他还过分夸大自由的作用，认为：“对于人们来说，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教条，一项唯一的法律，一个唯一的道德基础一一自由。”[3]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巴枯宁的自由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由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而自由也总是相对的，它拥有属于自己的范围，并且这个范围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而巴枯宁却将自由作为一种目标来追求，认为自由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因此也是错误的。

在自由观的问题上，巴枯宁与马克思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巴枯宁看来，自由是一种自发性的意识活动，是人性本能，人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条件约束，正如他所说：“创造生命的是生命而不是科学，只有人民自己的行动才能创造人的自由。”[4]但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由并非人性本能，人作为一种有意識的高级动物，可以自由运用理性来掌控自己的行为，并且这种掌控能力会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而逐渐提高。因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人在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在创造人。其二，对巴枯宁来说，自由是“人支配自己本身和按照自己观点信念来行动的权利”[5]。但马克思却认为他的这种观点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阶段，没有将人放在社会集体活动中，而是将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孤立起来。此外，马克思又从实践的角度指出，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在参与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通过对自然界的不断改造，进而展现出的一种能动性。由此可见，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所提倡的自由是实践的自由，而巴枯宁所倡导的自由则没有考虑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因此，巴枯宁的自由观只能被称之为一种空想。

二、国家观的争论

国家观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是一种羁绊，另一方面产生奴役”[6]，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国家的存在。巴枯宁的国家观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这本书中。他认为对国家的反对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从国家的对外关系来看。在巴枯宁看来：“任何国家，按其本质和目的来说，必定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国家不可避免要成为侵略国家;如果它不侵略别国，那么它本身将被别国侵略。”[7]他认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国家为了保障自身不被侵略，就必去侵略别国;为了保障自身不被奴役，就必须去奴役别国。而另一方面是从国家的对内关系来看。巴枯宁认为，无论是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或者是其他任何一种体制的国家，都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否定，因为有国家就必然有侵略，只要国家存在，统治剥削压迫就永远无法避免。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这种从社会中生产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8]但巴枯宁认为，国家是宗教思想在自然社会的产物，国家的出现使社会发生极大的改变，使人类产生异化，并且违背了自然发展规律。从他观点中可以看出，国家存在的基础就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否定，国家都具有侵略性，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巴枯宁没有将国家与阶级相联系，忽略了阶级的重要性。国家消亡与阶级消灭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阶级消灭是国家消亡的前提，而阶级消灭又必然会导致国家消亡。在巴枯宁看来，国家的存在会导致剥削和压迫，任何的国家都是坏的。他没有认识到国家的消亡是要具有一定特殊历史条件的，并非像他所主张的那样“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在灭亡条件没有成熟之前国家是不会灭亡的。若想国家消亡，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及人民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是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在国家最终命运的问题上，二者又殊途同归，都认为国家的最终结果是灭亡，至于国家是如何灭亡的，则又成为二人之间争论的焦点。马克思认为，首先应该在成熟工业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由这支队伍带领人民进行斗争，从而获得国家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新型国家，并将以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夺得的物质财富转移到新政权手中。而巴枯宁认为，应该立即在整个欧洲地区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不需要任何组织只需要发动，最终建立自治性公社联盟来替代国家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二者产生巨大分歧的原因是：巴枯宁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而马克思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

三、权威观的争论

反权威论是巴枯宁主义的又一重要论断。巴枯宁认为，任何权威都是对个人绝对自由的侵略和束缚，因此必须废除一切权威，让人们获得更充分的自由。他曾在《上帝与国家》一书中写道：“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强权，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法律的影响。”[9]并宣称一切权威都是虚伪有害的。

对此，恩格斯在《权威论》一书中，对权威的内涵做了明确的解释说明：“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0]可以看出，以服从为前提的权威，是指一些人将自己的权威强加给另外一些人，如果没有服从，那么权威就无法被突出。恩格斯还列举了大海上航行船只的例子：一艘航行在海洋深处的船只遇见了风暴，在危急关头里，如果船上的成员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听从船长的安排，有秩序地逃生而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四处逃窜，所有人都必须听从船长的指挥，服从船长一个人的意志。这里生动地说明权威存在的必要性，从而证明了权威并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消失，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从本质上来看，权威和非权威都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针对巴枯宁的反权威观，恩格斯还指出，在任何一种社会类型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权威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权威，任何活动都无法举行;没有权威，任何生产都无法进行，越是重要复杂的活动就越是需要权威的存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惨痛教训，深刻的证明了权威存在的重要性。

巴枯宁将一切权威和国家都看成极坏的东西，认为只要权威存在就必然会导致专政;将自治看做最好的原则，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没有权威存在的人人不被约束的自治社会。而在恩格斯看来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没有好坏之分，二者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并且这个范围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而在未来某个时刻，权威与自治之间又会实现一种新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权威的存在以自治为基础，又通过自治来实现。从本质上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权威与自治的统一体。恩格斯在1879年《法兰西内战》中曾声称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政权中的自治体现在：人民的代表由人民自主选举产生，人民的武装按照民主的原则来建设;而权威则体现在：无论面对外来势力的侵略还是镇压敌对势力，公社都需要高度的集权来领导。

实际上，巴枯宁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反权威主义者，他一边反对别人建立权威，另一边他自己在树立个人权威，他贪图权利，希望大家能够承认他自己是国际运动领袖。他一边反对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权威，另一边他又积极建立自己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权威，并妄想在国际运动中用无政府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巴枯宁如何挣扎，马克思主义依然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不断前进。

四、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借鉴价值

尽管巴枯宁与马克思的这场论战发生在19世纪，已经离我们很远，但这场论战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自由不能超越法律

在巴枯宁看来，自由就应该是个人行为不被约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实践表明，他的这种绝对自由观是不现实的。如果巴枯宁所阐述的这种自由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那么社会必将一团混乱。因此，我们在行使个人权利过程中要有一定的度，要遵守规章制度按规矩办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无条件的、随心所欲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不自由之上的，是在法律法规规范内行使的，是有底线有条件的自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就是要通过法治来代替人治，以便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一样的行为，但一切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非像巴枯宁所表述的那样毫无限制。因此，每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由权，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有序的向前发展。

（二）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虽然在国家最终命运上，巴枯宁同马克思殊途同归，都认为应该消灭国家，但他们对于国家如何消亡却有极大分歧。实践证明，巴枯宁主义所宣扬的24小时之内消灭国家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空想，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通过首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随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从内部消灭国家，这才是人民应该选择的正确道路。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转型的关键期，要矢志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要不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初心，牢记无产阶级所应当承担的使命。要明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规范政府的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国家职能的转变，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以促进我国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三）警惕权威异化，维护我国政党权威

巴枯宁的反权威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唯心主义，他所宣扬的要废除一切权威的思想在现如今看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的反权威论却给我党权力行使与权威维护提供一定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东亚病夫”纵身一跃成为“东方巨龙”。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利益日益分化，而由于一些干部出现了道德滑坡、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在吞噬我党的权威。因此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正风肃纪;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能够及时发现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反腐之心要坚如磐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党队伍的廉洁，才能让我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始终居于领导地位，才能始终为人民所信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巴枯宁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1978.73.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巴枯宁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1978.74.

〔4〕[俄]M·巴枯寧.上帝与国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4.

〔5〕[俄]M·巴枯宁.上帝与国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0.

〔6〕[俄]M·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8.

〔7〕[俄]M·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

〔8〕恩格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9〕[俄]M·巴枯宁.上帝与国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4.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