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如少年

2019-06-25 02:39:59 江南2019年3期

包倬

日记:午睡,梦见加西亚·马尔克斯。跟他合影并聊天。我问:老是什么感觉?他答:像孩子一样。

我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此刻,沟口的风吹着窗外的电线,发出呜咽。尘土在夜里四处飞扬,能想象却看不见。老人们总算全都睡着了。醒着的时候,他们说我是个傻子。

我是个傻子吗?这事恐怕只有我自己知道。有时候,我对着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理。毕竟我从小长着一副蠢相,流哈喇子和鼻涕,动作迟缓,说话大舌头。就连我的父母,也总是一脸悲伤地看着我,暗骂老天不公。他们说我傻,那就傻吧,我不想争辩。争辩多无聊啊!争来争去,我还是我。倒不如顺着人意,他们高兴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他们当我傻,说白了,还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可怜。再说了,做一辈子别人眼中的傻子,比装一辈子聪明人要好得多。

“傻子,我们跟你商量一件事。”

两天前的早上,我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门,院子里站满了老人。他们佝腰、缺牙、咳嗽、高血压、眼花、耳聋、前列腺肥大……他们老了,正在枯萎,离黄土越来越近。

“你来做我们的儿子。”

有个老人这样说,其余的老人像商量好了拼命点头。但我摇头。我说我爹死得早,我娘跟人跑了,我没有做过儿子。

“那你来做我们的爹。”那老人又说,“这样你同样可以从我们身上,学会怎样做一个儿子。”

我想这可能是他擅自做主说出的话,因为其他老人听到这话后和我一样吃惊。

“我是个傻子。”我被他们一步步逼到了角落里。

“做兒子,跟傻不傻没有关系,”他说,“做爹也一样,只看你愿不愿意。”

“我做不了。”

“我们做过儿子,也做过爹,我们帮你,你只说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他们拉拉扯扯,七嘴八舌。他们挤眉弄眼,又一本正经,让人分不清真假。但不管怎样,如果我此刻不答应,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像一群任性的孩子,哪怕是游戏,我也得陪他们玩一把。反正我也闲着。

这些老人也闲着。他们在沟口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如今老了。他们和世界上的所有老人,甚至所有人一样,一生都无法回避的事情是等着阎王的召唤。如果死亡像睡眠,那么他们就是在等待眼皮闭上。长眠。

他们是我的邻居。在横直不过两公里的沟口村,我和他们同饮白沙河的水已有多年。我今年三十岁。他们见过我婴儿、少年、青年时期和现在的模样,但他们在我眼里似乎一直都是现在的样子,衰老、枯萎,像一个个干瘪的核桃。

早年的沟口,很热闹。那时人像野草般蓬勃生长,以至于路边土墙上那醒目的计生标语每过半年就得重新刷一遍,以让它随时提醒人们,土地资源有限,要控制好人口。那时候,连我这样的人也产生过忧虑:有一天,会不会土地上全是饥饿的密密麻麻的人?

有一条将两个县城连接起来的公路从距离沟口两公里的地方经过,小时候我们经常坐在门口看车来车往。但1992年后,我们才感觉到这条公路和我们的联系。那一年,沟口的一个年轻人搭上一辆开往县城的客车走了,并且很多年没有回来。从那年开始,公路变成了流动的带子,将沟口的人不断输送到了外面。先是未婚青年,再是已婚中年。

我也去过外面,我知道出门是怎样一种感觉。这些老人不会相信,世界大得一辈子也说不完。属于他们的传说是:单手用猎枪,并且百发百中;孤身对付两头饿狼;用咒语让两只凳子跳舞……他们根本不知道,从沟口出发,坐汽车,坐火车,可以奔驰几天天夜,由于在车厢里缺乏活动,脚肿得穿不进鞋。外面的世界,像个巨大无比的洞,不管是一根针,还是一头象,都能无声地装进去。我曾在工棚里、桥洞下、煤井下、高楼上、工厂里找到过沟口的老乡,那种感觉像是雨天在后山上寻找蘑菇。当然,他们对我的态度和在沟口时一样。他们让我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还要让我经常给他们买烟酒。他们装出女人的声音打电话给我,说要嫁给我,前提是先给一个卡号里打进去一千块钱。

有时候我同情他们,假装上当让他们高兴一下。毕竟他们身无一技之长,靠体力为生,和我一样,活得跟一头野兽没多大区别。对他们来说,赚钱是其次,如果能够被某个女人看上,成为上门女婿,那是最理想不过。再后来,有一拨人去了广东,在流水线上作业;也有人去了新疆种棉花,据说同样是干农活,比在沟口要强得多;最远的一帮人去到满洲里,写信回来讲边境上的奇闻;最近的就在县城,卖水果,拉人力车,或者做粉刷匠。当然,也有不务正业者,在外面学会了坑蒙拐骗偷,带坏了更多的人。当然,也有年轻女人去到外面,传回了一身恶名。

总之,二十来年的时间,沟口就只剩下了一帮老大爷。那些做了奶奶或者外婆的人,她们还能发挥最后的余热,比如跟在子女们身边照顾孩子或做饭。我说的这些,其实是少数,更多的是一家人都已离开这个地方,只能一把铁锁守着他们曾经的家。

我哥昌明一家也走了,让我回来帮他守着屋子。

三年前,我从煤井下逃出来,去昆明找他。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在昆明打工,像只蜘蛛似的吊在绳子上,给人清洗玻璃;我嫂子在街边烤红薯,时常被城管追得满天飞。

“你回沟口吧,”我哥说,“外面不适合你。”

“我亲眼看见他们杀人,用锤子敲脑袋,”我说,“人心怎么可以有这么坏呢?”

“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是回家吧。”他说。

即使是我哥,也随时说我傻,但这一次,他给了我两百块钱和一串钥匙要我回家帮他们看家。我知道,我的功能和一条狗差不多。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毕竟这是生我养我之地,没人会因为我傻就想害死我。再说了,沟口现在只剩下老人了,他们应该是最安全的一群人。

我回到沟口,就被这些老人缠上了。那种感觉,就像动物园突然来了个孤独而稀奇的物种。如今想来,他们要我当儿子,并非心血来潮之举。

“你咋回来了?”有个老人嘲讽我,“外面不是遍地都是钱吗?”

我跟他们讲我看见的事:三个工人将一个像我一样长相愚钝、不善言谈的人按在井下,用锤子砸死了。

“然后呢?”

“然后告诉老板说是事故,然后他们的合伙人就哭着来啦,说是他们的父母、老婆和孩子。”

“原来父母和孩子也是可以冒充的。”有个老人捻动白须,“我活了八十岁,还是第一次听见。”

但我没想到,我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成了把柄。

“你不是说外面的世界,爹和儿子都可以冒充吗?”有个老人说。

“那些人是骗子和凶手,但我不是。”我说。

“求你了,傻……昌盛。”那个带头说话的老人突然眼泪汪汪。

我的名字叫昌盛。这个词从老人的嘴里吐出来,像两粒散发着光泽的蓝宝石,瞬间照亮了人心。

“对,我们今后就叫你昌盛,”有个老人说,“昌盛昌盛,黄金万吨。”

太阳已升得老高,他们围着我,不肯离去。我说我要上山找柴,他们说柴会自己来;我说我要下地干活,他们说保证饿不死我;我说我尿急,他们替我打开厕所门,但有两个人在门口守着。我撒了一泡长尿,蹲在茅坑上拖延时间,却听他们在外面说:

“只要你答应我们,我们就供养你,像养儿子或养爹一样。”

“真的?”我便意上来了,粗着嗓子问,“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骗你是孙子。”门外的老人回答。

我答应了。我从茅厕里出来,便直接回床上躺着去了。这些老人开始在我院子里又唱又跳。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争吵起来了。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倾听,弄明白他们在争论该让我当爹还是当儿子。

“让他当爹,我爹死于水肿病,都没过过好日子。”有个老人说,“我活了七十七岁,还不知道伺候爹的感觉。”

“让他当儿子吧,”反对者说,“我啊,啥都不缺,就缺一个人像儿子一样陪着我。”

他们越吵越烈,有人甚至翻出了陈年旧账。这些老人,他们既是老朋友,又是老冤家。从小一起在沟口长大,活了一辈子,别说谁干过什么事,可能谁身上有几颗痣都清楚。所以,他们相互揭起伤疤来,那真是鲜血淋淋。我只好从床上爬了起来。

“别争了,”我说,“逢单日,我做儿子;逢双日,我做爹。”

“昌盛,”有人说,“今天是农历十一,我们叫你昌盛,今天,你就是我们的儿子。”

问题解决了,他们又成了好朋友。他们且歌且舞,疯疯癫癫,全然忘记了头天晚上还差点要了他们老命的病痛。

我让他们回家,如果需要我,可以來叫我。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不光不走,有人甚至将家里的米和肉拿了出来,做起了大锅饭。

“我们不走,”有个老人说,“我们要和儿子在一起。”

“树宝,你过来。”有个老人朝我招了招手,“过来跟爹聊聊。”

“啥?”我愣了一下,“你叫啥?”

“树宝,”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儿子树宝。”

“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旁边一个老人对树宝爹说,“等一下就该陪我下棋了。”

我挨着树宝爹坐下,那酸涩中带腥的汗味瞬间将我包围。我仿佛看见污垢呈细颗粒状,在阳光下飞舞。他的衣服泛着油光,想必是许久未曾洗换。

“树宝,”他说,“我最近老是梦见你妈,她的屋里漏雨了,你去看看。”

我说好的。树宝的母亲前些年死了,就埋在沟口上面的黄皮坡。有次我从坟前经过,见坟堆已被雨水冲刷得越来越矮,野草葳蕤。

“树宝,”他说。

我嗯了一声,尽量放慢呼吸的频率,想掩鼻而逃。可他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我老了,”他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了,就是冬天了。”

“人都会老的。”我说。

“人老了,就像树朽了,”他提起裤腿,露出麻秆样的细腿,“我年轻时,能挑三百斤洋芋去金沙江边卖。现在,你看我这腿,它已经朽了,像石膏。”

他敲了敲自己的腿,发出弱不经风的空响,像是在敲一个废弃已久的罐子。然后,他开始在自己身上掏,掏遍所有衣兜,从最里层的兜里,掏出五十块钱。

“你叫我一声。”他说,把钱在我眼前晃了晃。

“啥?”

“你叫我一声。”他将钱在手上甩响,对着太阳照了照,“你叫我一声爸,这钱就给你了。”

“爸!”

三十年来,这个词第一次从我嘴里吐出来,像吐一枚苦涩的桃仁。树宝爹的眼里闪动着光,他长长地应了一声“哎”。

我没有要他的钱。

土地已经荒芜,野草覆盖了道路。某一天,那些外出的人,将会忘记回家的路。想想当年为了田边地角争得你死我活,多么不值。动物和植物之间,此消彼长。山间没有了牛羊,消失多年的野兽在水边留下足迹。早晚时,连炊烟也是柔弱的,轻轻一缕风就能吹散。老人像干瘪的洋芋,散落在角落里。我数了一下,沟口还剩18个老人。

当他们全部聚在我住的院子里时,我感觉村庄又活过来了。

每一个老人,都亮出了自己的宝贝。二胡、三弦、收音机、陀螺、古书、古玩、草药、丝绸长衫、羊皮鼓、铜铃、号角……他们比赛似的将这些东西拿出来,开始了吹拉弹唱跳。

他们在院子里摆了一把梨木太师椅,那也是一个老人的传家宝。我坐在上面时,想起很多死人曾经坐过,便脊背发凉。他们将我带进了过去时光,那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时他们还小,还年轻。他们唱起“莲花落”、《花大姐》,像是撕破了一匹匹放置已久的布料。这种早年流行于沟口一带的瞎子戏,唱完后,竟真的有老人赏给歌者几个钢镚。

“好听不?”他们问我。

我打着哈欠,如梦初醒。长乐爹端来泡了茶水的搪瓷口缸,上面印着一个老人的头像和一句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口缸,是1968年兴修水库时的奖品。“当时还有一块毛巾,一个水壶,”他说,“整个乡镇,就表彰1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嗯。”我说,将口缸递还了他。

“我想求你一件事,”长乐爹趁着别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把二胡上时,将头凑到了我的耳边,“如果你能够满足我,我死也瞑目了。”

今天,他们伺候我。我的耳朵上夹着香烟,面前的盘子里摆满了糖果。他们并不缺吃和穿,家里藏着儿孙孝敬的东西。有些已经变质了,有些被老鼠撕开了包装盒,但如今,他们全都成了我的食品。

“你能不能再为我举行一次表彰大会?”长乐爹站在我身边,怯生生地说。

“好呀,”我随口答应道,“你们想做什么,我都尽量满足。”

他高兴得浑身颤抖,摩拳擦掌,像匹迷途的老马,走来走去。我开始发号施令。这些老人,可比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听话。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弦子声马上停了,一曲《康定情歌》被掐断高潮,“我们今天要搞一次表彰大会,现在开始准备。”

说来也怪,这几天,我头脑里的那一团糨糊突然变清澈了。过去,我的脑海长期处于黑暗和阴沉中,被沉甸甸的云层覆盖着,现在,我能感觉到阳光照进去,蒙昧的心灵被打开。“原来你并不傻,”老人们说,“你就是老天爷派来陪我们的。”他们已有两天没对我用“傻”这个词了。

得到指令的老人,纷纷回家去了。“表彰会,我们太熟悉啦,”树宝爹说,“你就等着看吧,我们给你布置红红堂堂的场面。”

“要像你们当年一样。”我补充了一句。

这两天,他们相继搬来了我住的院子。木床、铁床、地铺,塞满了房间,夜壶不时被踢飞,拐杖经常横在通道上将某个人绊翻。有个老人丢了假牙,哭着找了一早上,最后发现在自己兜里。

当他们重新回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的家里藏着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早年开会时用的大喇叭、画有牡丹花的暖水瓶、红卫兵的服装、快板、笔记本、发黄的奖状、高桌子、低板凳、红袖章、哨子、草帽……

他们不约而同,搬来了那些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东西,摆放在院子里,让我感觉像是走进了旧梦,或者做梦也想不到。

“噢,还差一样东西,”美林爹说,“标语,没有标语叫什么表彰大会?”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骄傲的神色。在沟口,能够写标语的老人可不多。他回去拿来了红纸、毛笔和墨汁,当着众人的面开始写字。

“68水库完工表彰大会。”写完后,美林爹大声念着,问大家行不行。

老人们都说好,写得好。其实,他们这一代人基本不识字。

标语贴在墙上,立刻有了一种神圣感。标语前摆放着桌子,桌上是水壶和笔记本。大喇叭只是个装饰,已经不能发声,但还是骄傲地被绑在院里的柱子上。

我虽然有心帮长乐爹完成这个心愿,却是不知从何着手。我将美林爹叫过来,说让他来主持这场表彰大会。

“真的吗?”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喜出望外,“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保证完成任务。”

他尽量挺直腰,朝我敬了一个礼。我仿佛听到骨骼关节的响声,他的身子佝下去,又慢慢直起腰来。“没事的,”他说,“一到冬天就腰痛。”我記起小时候,村里婚丧嫁娶的酒席上,美林爹忙碌的样子,声音洪亮,像个总指挥。

“那我开始咯?”他说,“你听我的就行。”

我点了点头。

他说,“我们坐到台上去。”

所谓的台,其实就是两张拼起来的高桌子。我一坐到台上,就有老人给我面前的搪瓷缸里倒水。美林爹将一个夹了钢笔的笔记本递了过来。“这是你的记录本,”他说。我说我不识字。他说,“那就随便写画吧,做做样子。”我拧开笔帽,却一时不知道该写什么。

“开会了,开会了。”美林爹扯开嗓子喊,待那些老人坐稳后,他清了清喉咙。

“今天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我们的68水库完工了。今天,我们在此举行庆功会,表彰对修水库有积极贡献的人。在表彰会开始前,我们先欣赏歌舞表演。第一个节目:刘堡给大家唱《九九艳阳天》。”

美林爹说完,台下的老人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时,掌声雷动。

原是这沟口有个刘姓老人天生好嗓子,年轻时看了电影《柳堡的故事》后,能一人唱两角,既唱柳堡,又唱英莲。在此后的一些年,但凡有批斗会、表彰会、忆苦思甜会等集体活动,总少不了让他唱一嗓子。时间长了,大家就叫他刘堡。这刘堡没想到会有这一出,他在掌声中站起来,先朝台上鞠躬,再转身面对着老人们。

“不会又像当年一样,唱完后再批斗我吧?”

老人们相互看看,沉默了。

最后还是美林爹告诉他,不会,改革开放很多年了,唱爱情歌已经不是罪啦。

那老人听了这话,扯开嗓子唱起来。只不过,他的声音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嘹亮,胸腔里的力量似不足以推开嗓门。更何况,那嗓门已经破了,发出暗哑之声。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哪

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我看到台下有老人在抹眼泪,不知何因。我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但已经忘记了剧情。到了女声的唱段时,他试图发出尖细的声音,但彻底失败了,像一个憋足了气的气球遭到了针刺。他在老人们的哄笑和掌声中,坐了下去。

“我给大家来一段快板。”美林爹站了起来。众人竖起了耳朵。

沟口村,黄沙飞,地里石头堆成堆;天气冷,土地瘦,顿顿桌上没有肉。

“等一下,等一下,”树宝爹高声喊,“你这个说的是以前的日子,现在的沟口已经变了,你说说现在的情况嘛。”

美林爹停了下来,想了想,又甩开了快板。

快板一响,我心里慌。我说一说,如今的沟口是什么样。通了水,通了电,我们的生活大改变。不愁吃,不愁穿,不怕饥饿不怕寒。改了革,开了放,我们的生活大变样。可是啊——没了儿,没了孙,只有老人守农村。有了病,有了痛,独自在床上挨秋冬。想说话,没人听,我们的儿子叫昌盛。

美林爹说完了快板,手停留在空中。有几个老人开始抹泪,交头结耳。我只好带头鼓掌,将他们拉回了现实中。

“开始表彰大会吧。”我提醒道。

他干咳了两声,见台下仍有老人在小声说话,突然拿起了放在一旁的号角,吹响了。高亢凌厉的牛角号陡然响起,老人们捂住了耳朵。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牛角号,不由得心跳加速。老人们终于安静下来。

“下面,我们为在68水库的修建中,有突出贡献的韩富民同志颂奖。请大家热烈鼓掌!”

“韩富民”这个名字让我蒙了一秒钟。长乐爹已经按捺不住地朝台上走来了。我这才发现他换上了一套旧军装,散发着一股霉味。干枯的身子在肥大的军装里,像是将一个婴儿装进了棺材。老人们热烈鼓掌,有人甚至将食指弯曲塞进嘴里吹起了口哨。这时,如果不看他们的面容,我会误以为他们才三十岁。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老去。在风中勉力挺着干枯的身子,摇摇晃晃。就像长乐爹,虽然他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是举手投足间明显地无力。

我为他戴上大红花。一朵同样散发着霉味的大红花,呛得我想咳嗽。那张斑驳的奖状是某人刚从墙上揭下来的,由于不小心,撕掉了一只角。那个印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搪瓷口缸,虽然多处掉了瓷和漆,但被洗干净了,由我重新递到长乐爹的手上。

热烈的掌声,吓飞了三只在屋檐上闲逛的麻雀。

“下面,请韩富民同志给大家说几句。”

院子里突然安静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韩富民身上。而他却跟着大家沉默了。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和美林爹,脸上那些缩小的沟壑变幻着,如正在经受着地震的河流山川。他的嘴唇嗫嚅着,突然间老泪纵横。

“那么多年了,”他说,“我一直在盼望这一天。”

“我们这个地方叫沟口,但沟里没有水。为了让沟口的人和牲口有水喝,庄稼不被干死,我们决定修这个水库。我们肩挑背磨,开山凿土,开工的时候300人,现在只剩289人。大家都知道,那11个人被炮炸死了。今天,我请昌盛再次举行这个表彰大会,大家别以为是我想怀念表彰时的光荣。不是!是这几十年来,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件事。今天,我们都老了,就快死了,如果真的有阴间,我们还会相见。这阳间的事情,我们要在阳间了结。”

此时,长乐爹的面前是十几张惊讶的面孔,他的身后,负责主持的美林爹意识到事态发生了变化。“哎哎哎,”美林爹伸手阻拦,“好好的表彰会,别跑题了。了结什么呀?”

“了结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长乐爹的目光像张网似的撒出去,定在了某个点,“刘堡,我就想问你一句话,长乐是我的儿子吗?”

我看到刘堡的脸抽搐了一下,像一只苍蝇落在上面。他说,“长乐是不是你儿子,应该问你自己呀。”

“我就问你,他是不是我儿子?”

“我不知道。”刘堡说,“几十年前的事了。”

“哎哎哎,”美林爹站起身,走到韩富民身边,拍了拍肩,说,“算啦,老弟,过去的事,别提了。”

“都是修这个该死的水库给害的呀!”韩富民蹲下身去,双手捂脸,声音从指缝间传了出来,“三年的时间,我只回了三次家,呜呜呜。”

几个老人围着韩富民,再三劝慰后,将他扶回屋里。最后,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刘堡。他双手抱在胸前,缩成一团,目光注视着地面。老人们开始收拾表彰会的道具,但没有人去打扰刘堡。

我想到他说的一个词:了结。眼前这些老人,他们像风中的枯叶,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落下。躯体的命运和树叶一样,会在时间里腐朽,那么,不朽的是什么呢?时间能洞穿所有的实物,却奈何不了那些无形的东西。无形并不是没有,而是像空气,看不见,却无所不在。

那天开表彰会的时候,我在美林爹递给我的笔记本上用钢笔画了一个人。我当然不会画画,这完全出于一种本能。

我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这些老人像压在我心里的石头。天亮之后,就是我们一起生活的第三天。人老了,连睡眠也会离他们而去。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将他们惊醒。我躺在黑夜里,窗外秋风大作。和我同睡一屋的5个老人,除了长乐爹在鼾声中挣扎外,其余4个人全都醒着。我听到他们叹气、放屁、起床去门外的风里撒尿、将一袋旱烟抽幾口又掐灭,过一会儿再次点燃。打火机吐出火舌,照亮房间的一角。

我说,睡不着,大家就聊聊天吧。

“小声点,”我补充说,“不要吵醒睡着的人。”

“我醒了,”长乐爹说,“又梦见修水库,炮声中飞起了一只腿。”

“哪个的腿?”角落里有个老人问。

“倪小莲的,”长乐爹摁亮了手上的打火机,点燃香烟,半天才又吐出三个字,“狗日的。”

“倪小莲是哪个?”我问。

“刘堡的媳妇。”

“噢?”

我长长的疑问勾起了他们的谈话欲,几个老人开始争相给我讲刘堡(他住在另外一间房)和倪小莲的事。只有长乐爹沉默不语。他们的讲述像是搭积木,渐渐拼凑出刘堡和倪小莲的往事。

修68水库那年,是刘堡和倪小莲结婚的第五年。有一个记忆力尚未退化的老人说,“他们结婚是1960年,大家饿得连上山挖草根的力气都没有了,刘堡却从外面带回了一个女人。我们当时还笑他,说你还有力气弄媳妇啊。”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肚子饿着,但也要歌唱内心的快乐。刘堡加入了宣传队,他的歌声曾让很多人暂时忘记了空空的胃、已经被翻遍的山野和剥下了树皮的枯树。经常混在乡村干部身边,刘堡也算是有关系的人。所以,修68水库的时候,倪小莲进了放炮队。

“当年她们多清闲啊,那些放炮队的女人。”有个老人说,“她们一天干的活就是点炮。”

1965年,沟口后山炮声隆隆。沟口下方的六个村寨,每家出一个劳力,驻扎在山上修水库。刘堡要四处宣讲和演出,只能让倪小莲出工。能进放炮队的,要么是年轻貌美的姑娘,要么是关系户。她们是工地上的一道风景。平时,她们躲在棚子里打牌、绣花,和干部们玩耍,只有在放炮的时候才出来。每天下午两点,牛角号响起,放炮队的女人们手里夹着香烟冲向那些已被塞了炸药和雷管的石头,每人点三个炮,然后转身往回跑。她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放炮清闲,但也危险,最怕的是出现哑炮。放炮队的女人们用石子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谁去排除哑炮。1965年8月,倪小莲已经连续三次担任了排炮手。9月3日,炮声响后哑了两只,倪小莲第四次去排炮。

当时,刘堡正在沟口旁边的青果村参加一场批斗会,会前照例是政策宣讲和演出。刘堡刚站在台上,尚未开口唱,山上的炮便响了。他浑身颤抖,试了几次也开不了嗓。

“出事了,”刘堡说,“我得去后山看看。”

他丢下众人就往后山上跑,走到半路就遇到了前来报信的人。倪小莲被炸死了。在哑炮响起的那一瞬间,长乐爹看见倪小莲的断腿像根木柴凌空飞起,落到了数丈远的地方。

“如果倪小莲不死,可能不会有后面的事。”长乐爹说。但没人接他的话。

回忆没有夜晚长,天还没亮。像火种熄灭于灰烬,谈话声突然停了下来。我起身去另外几间房里查看老人们的睡觉情况。冬天是他们最难熬的季节,现在已经是秋天。起伏不断的鼾声让我放下心来。如果某个人没有声响,那反而是让人担忧。他们张着嘴,呼吸艰难地和呼吸道做着斗争。那没了牙的嘴里,散发出恶臭。而那些闭着嘴的人,鼾声被压在喉咙里,像一阵阵远在天边的雷声。有的闭着眼睛,鼾声成了他们气息尚存的证明;有的睁着眼睛,浑浊的眼珠一动不动。至于磨牙、咂嘴、说梦话,那是福音,比挣扎着呼吸好多了。

“你还没睡?”

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隔壁靠窗的床上传来一个声音。是刘堡。

“睡不着。”我说。

“唉,”他叹了口气,“我也睡不着。”

“嗯,”我说,“天快亮了。”

我迈开脚步,朝另外一间房走去,却听他在我身后说,“改天我想和你单独聊聊。”

我说,好,但是现在,先睡觉。

我劝他们睡觉,他们便都安静了,但真正睡不着的人是我。这些半截入土的老人,我該拿他们怎么办?18个人啊,每个人照顾一次,都足以将我累瘫。更何况,有的老人开始对我耍赖,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

“反正我已经活够了,”这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话,“反正这一生也活得没啥意义。”

“你们再这样不听话,我就要逃跑了。”我说。

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安静一会儿,但不超过三分钟。

“昌盛,我们来做游戏。”

“昌盛,我怎么感觉眼前有团黑影?”

“昌盛,我死后,一定要土葬,不能火化。”

……

“我上你们的当了,”那天我向他们宣布,“再这样下去,我会比你们都死得早。”

“怎么了?”美林爹狡黠地笑着,“难道做我们的儿子不好吗?”

“谁愿意做谁做,反正我是不做了。”

我回床上躺着,蒙头大睡。院子里乱成一锅粥。

美林爹在教人背《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苍老的声音,像片片落叶翻飞,跌入我的耳朵里。我哪里还有睡意?只能起身坐在一旁,看他们玩闹。

“韩富民,站起来,”美林爹喊,“这个字是你的姓,你必须学会。”

长乐爹说,我学了干什么?

“学了去阎王爷那里报到时好签字,”美林爹说,“活了一辈子,连名字都不会写,白活了。”

他这样一说,老人们便不捣乱了,认真跟着念。我在一旁看着,心里突然生出了主意。

美林爹见“学生”们变得规矩起来,他更加得意,摇头晃脑,捋着胡子拉碴的下巴。他念“赵”的时候,就指着赵正万;念“钱”的时候,找不到姓钱的人,便从兜里掏了一张钞票出来……老人们哈哈大笑。

“哎,昌盛!”美林爹朝我喊,“你去小学门口给我们买些笔和本子来,我要做他们的老师。”

老人们自觉掏出钱来,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皱巴巴地塞进我手里。我接了钱,换了衣服出门。我没有告诉美林爹,沟口小学早已人去楼空。由于没有生源,老师两年前就撤走了。原本在学校门口开小商店的人,也因此搬去了县城。我得去镇上才能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蒿草高过了头。前几天下过雨的地面在太阳下热气腾腾。我记不得自己有多久没离开过沟口了,它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屋顶不再冒烟,路上遇不到行人,鸟鸣声代替了犬吠。青苔一天天长起来,覆盖了青瓦。门锁锈了,不知道钥匙是否还打得开。草木的生命多么旺盛,它们在路的两边呼应着,渐渐牵手并肩。

而我是那个打扰它们的人。我的脸上、手背上,不同程度地被荆棘和枝桠划伤,隐隐作痛。但我顾不了这些,山下便是车来车往的公路,只有走到那里,我才能感受到人间气息。

令我意外的是,原本只有横竖两条街的小镇,如今纷纷朝不同方向生长。房屋朝着田野里延伸,当面包车在街边停下,我差点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人,他们挨挨挤挤地出现在街头,无所事事。阳光暖暖地照着,时光如水流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大集市,我仿佛听到金钱流淌的声音,它们从一个人的兜里,流向了另一个人的兜里。

我悲哀地发现,像沟口这样的地方,已经被人抛弃。像是山里有豺狼虎豹要吃人,他们一个个全跑了。我找了一个小店,买下学习用品,返回沟口。

老人们全站在村口,看到我回来,他们终于松了口气。

“我们还以为你跑掉了。”刘堡边说边伸手向后捶背,咳嗽着。

“就算只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守在这里。”我说。

有一天晚上,我们爬上了沟口后山。月光下,村庄安静得像一片坟场。我们的目的,只是想远观这个村庄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有人突然哭了起来。先是抽泣,然后嘤嘤嗡嗡,像个孩子哭得无所顾忌。先是一两个人哭,其他人劝,最后连劝的人也一起加入到了哭的队伍。

“他们不要这个地方了,”美林爹说,“我家从云南宣威府迁到这里,已经一百五十多年,先人们都埋在这里。”

“别说祖坟啦,他们连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不要了。”

“早知道会有今天,我们年轻时为何要把生命浪费在这里?你看,我这手指,就是盖房子时弄没的。”

说话的老人举起手,只有三根手指。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全在广州打工,院里长满了草,老鼠成群结队跑过。

“昌盛,”刘堡突然叫了我一声,“如果我们这群老人死了,这沟口村会不会消失掉?”

“不会,”我说,“还有我呢。”

“你也有天会死的,”刘堡说,“像我们这样,一天天数着日子等死。”

他话说到此处,众人就沉默了。停了哭声,直愣愣地看着山下。风吹来的时候,草木如浪翻滚,就要将那些房子淹没。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些草木心怀恐惧和恨意,总觉得某天它们会无限延伸,统治这个村庄。

“从明天开始,我们开干吧。”美林爹说,“我们将村庄恢复成之前的样子,不能让草木给欺负了。”

“那有何用?”乐天爹说,“我们将沟口打扮成宫殿,他们也不会回来。”

“至少可以让草木们知道,这里还住着活人,它们不能如此猖狂。你说呢,昌盛?”美林爹问我。

“你们决定吧,”我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时,有三个老人纷纷咳嗽起来,他们感冒了。一个患有支气管炎,呼吸时像拉风箱。至于其他人,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村庄正被黑暗吞没,我们等待月亮穿过云层,重新照亮大地。

“刘堡,我们之间的事情,你真的打算带进棺材吗?”韩富民突然说话了。

刘堡就坐在我身边。我感觉到他的身子抖了一下,像要抖落这满身的黑。他将自己抱得更紧了。

“老韩……”他说,“韩大哥,这事,都过去几十年了。”

“是的,几十年了,换句话说,我等了你几十年。”韩富民说,“如果不是你对我有救命之恩,你早已活不到今天。”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被坐在后面的美林爹听见了。他蹲身移步到韩富民身边,用同样低的声音说,“富民,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啊。”

“我装了几十年糊涂,难道还不能在我死前弄个明白?”

“有些事情,只会越弄越糊涂啊,你咋就不明白?你仔细想想。”

“是啊,你想仔细,想明白,想清楚。”刘堡说,“如果想不起来,我就提醒你一下,我是怎么挨的批斗?”

“挨批斗的痛是一时的,而你给我的羞辱是一辈子的。”

他这么一说,刘堡和美林爹便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两人不经意地站起来,去一旁撒尿,然后再也没有坐回韩富民身边。

月亮终于从云彩里挣扎而出,将水银样的月光重新铺满了山间。我带着老人们往山下走,美林爹快步从后面超上来,他轻咳了一声,说,“昌盛,你啥时候也单独陪我说说话?”

“你也有心事?”我问。

“活了一辈子,谁心里没有装着点事情呢?”

我想想也是。每一个老人的心里,都像一口深井,如果不打捞,没人知道井里有什么。于是,回到家以后,我向他们宣布了我的决定:

“从明晚开始,我单独陪你们聊天。”

“这才像我们的儿子嘛。”老人们一高兴,又忘记睡觉这回事了。这些没有瞌睡的老人,打开话匣子,长篇大论,没完没了。他们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讲到孟姜女哭长城,讲到穆桂英挂帅时,我睡着了。那天夜里,我梦见沟口的草木翻过围墙,长到了院子里,在我睡着的时候,有一枝蒿草长进了我的身体。

他们起床的时候没有惊醒我。他们已经从自己家里搬来了桌子,将我的院子弄成了教室。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趴在桌上,用他们枯枝样的手握住笔,正在学写自己的名字。墙上挂了一块旧桌面改成的黑板,美林爹指着黑板上的字念:韩富民、丁三、张长见、周文林、甘永德、赵大宝、王天明……这是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基本上不知道。一个人老了,到最后,连名字也会丢失。

美林爹手上拿着一根小指粗细的竹棍,神气十足地穿行在老人身边。他凑上去看看他们写的字,摇头或点头。“不是这样写的!”他高声喝道,“天字不出头,出头就是夫字,丈夫的夫。”被喝斥的老人耳朵有点背,扯着嗓门问:“出头就是猪?”

美林爹说,“你才是猪呢!”

老人们哈哈大笑。“原来写字这么难,比种地难太多,”他们说,“看来到死也学不会写一封遗书了。”

“不准笑!”美林爹吼道,“这是课堂,谁再说话我就罚他站,不准吃饭!”

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老人们便收起了笑容,一本正经起来。但是,有些老人确实已经没有再学会写字的可能了,他们不光手脚不听话,而且老眼昏花,记忆衰退,有时候连笔也丢得不知所终。

但美林爹的解决办法是:让我再去一趟镇上,买回一批不同度数的老花镜,然后将他们手上的笔全部换成了毛笔。当他们戴上老花镜,我看到他们手中的毛笔在纸上像醉汉样不听使唤,憋红了脸,沁出了汗。

现在,他们仍在学写名字。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喏,这三个字就是周文林,”美林爹将周文林的脸扳过来,用手指戳着,“周—文—林,看清楚了,周—文—林。”老人们凑近周文林的脸,盯着那写在老年斑上的毛笔字,一头雾水。

总之,从此以后,我们共同居住的地方就变了样。美林爹给每一样东西都写上了名称:墙、桌子、凳子、床、萝卜、腊肉、饼干、鸡蛋……但是,我怀疑他这样干的效果——当“桌子”二字出现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们认识,但换一个地方,他们全都蒙了。

他们每天写字到中午,“下课”时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此时,院子里的捶背声响成一片。他们活动着筋骨,转眼就将刚才学会的字给忘记了。

我们每天午后打理村庄。但这事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老人们几乎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我们决定先从道路开始,砍去那些從路边迅速长起的树木,它们的树叶已经遮住了路上的阳光。老人们只能干割草的活。他们蹲在路上,像一只只蜗牛慢慢移动。一边割草,一边感叹,“这里以前是大路啊,红军长征时就是从这里经过的。”

红军是否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但我从小就见这路上人马穿梭。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不久的将来,公路会像春天的树枝从县道上伸过来。县道最早是土路,车辆经过时黄尘滚滚,后来铺成柏油路,远远看去像一条黑色的河流。

不怪树木和杂草,不怪风和雨,也不怪飞禽走兽和老鼠。要怪,只怪那些抛弃了沟口的人。老人们以为沟口就是世界,是他们生命的圆心,但在年轻人看来,这里只是一个出生地,他们已经被外面的世界勾走了魂。

“外面有什么好?喝水都要钱。”有个老人说,“不光喝水要钱,连拉屎撒尿也要钱。”

“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住了多少年,却不知道隔壁邻居姓啥。”

“你以为他们在城市好过啊?狗屁。他們过得像条狗。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回来,真是见了鬼了。”

“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是农村人的,你说你一个农村人,大字不识一箩筐,去城里凑什么热闹嘛?帮人打工,跟旧社会帮地主干活差不多。”

老人们一边做着力所能及的活,一边讨论。他们割开路上的杂草,合力将堵在路中间的石头移开,铲平那些凸起的地方,让道路变得平整、宽阔,像是新婚之夜铺开的床。但是,我知道,要不了多久,草木又会卷土重来。

“没事的时候,我们也多来这路上走走。”有个老人说,“路上有人走,草木才无出头之日。”

我们一天天干活,清理乡村道路,像是在勾勒一幅乡村图。这花费了我们十天的时间。干完这些,我们开始往那些生锈的锁芯滴清油;换下那些破碎的瓦片,让房子不受雨水的侵袭;疏通阴沟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家的房屋基脚都曾被水浸泡。还有个老人提议,我们一起将村庄的土地翻过来,这个想法被我们否定了,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完成。

“翻过来有何用?”我说,“他们不会回来种地的。”

“可是土地这样荒着,我感觉那草是长在我心里的啊。”那老人说着话,哽咽了。

对于这个村庄,我们已经尽力了。要是有钥匙的话,我们甚至可能到每一家人的院里,将草拔除,将灰尘清扫。但是,我们没有钥匙。于是又有人提议,将锁砸了,打扫了院落后,给每一家换一把新锁。

“不能这样干,”美林爹说,“万一人家东西丢了,那找谁负责?如果你们真的闲不住,可以干点别的事。”

而我担心的,是他们的身体。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好几个老人的身体出了问题。他们躺在屋里,静静地挨着时间。在他们身上,时间化为了钢刀,正在刮着他们的骨头。没有什么比一天天等待死神降临更残酷了,小鬼们擂响了鼓,吹响了号,一步步将老人击垮。但是没有谁知道死神何时降临。

“我这样活着没意思了,昌盛,”有个老人说,“能不能请你将我掐死?”

这话吓了我一跳。我请美林爹去劝,劝了半天,他出来和我说,“劝住了,但他不想见他的儿女。其实,我也觉得这样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我就要离开了,”我说,“我去外面捡垃圾,我也不回来了,你们既然都想死了,那就自生自灭吧。”

为了证明我此言不假,我将自己的换洗衣物收进了一个蓝色牛仔包,将院门的钥匙给了美林爹。

“这院子你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反正我要走了。”我说,“我跟你们这些想死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美林爹一把将我拉住,其他老人也将我围了起来。

“哎呀,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说,“你就当我们是在说胡话吧,你千万不能走。”

“你走了,我们连个跑腿的人都没有。”

“你不想我们死硬在家里没人知道吧?”

“别动不动就说死,”美林爹说,“我们答应你,好好活着,还不行吗?”

“是啊是啊,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有点意义,本身剩下的日子就不多了。”

当然,这只是我耍的一个小手段,我见好就收地留了下来。第二天,我去镇上进行了一次采购,买了米、肉、药品、衣服,还买了一窝小鸡和两只猪仔。

从那天开始,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以前我只想陪着老人打发余生,现在,我想让这个村庄重新燃起希望。

秋意渐浓,放眼看去,凋零的不止村庄,连山上的树叶也掉光了叶子,光秃秃地立着,露出几分尴尬和胆怯。鸟兽的踪迹明显少了,估计它们也在为接下来的严冬发愁。相比之下,我和老人们在村里的活动却频繁了许多。

为了让路上或路边的草木不再长起来,我们每天早晨和黄昏都去跑步。我们跑到乡村道路和公路交界的地方,看车来车往。那里有一个没有标识的车站,沟口人去外面都要在此地上下车。我们希望,某天能够遇见一个沟口人从车里下来,但是从来没有。

我吹着哨子,跑在队伍的最前面,时而转身回去看那群气喘吁吁的老人。说是跑步,其实跟走路差不多。但我们都乐此不疲。跟路上的草战斗,我们赢了,我们让路有了路的样子。我们虽然走不快,却每向前一步都要将脚重重地跺在地上,我们仿佛感觉到了地动山摇,如同千军万马经过。我们嘴里高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当然,这口号里经常夹杂着老人的咳嗽声。在初升的朝阳下,这一群老人像是倔强站起来的枯草,嘴里呼出白气,让我想到吭哧吭哧的老火车。

我去镇上买回了两条狗,一白一黑。它们原本要被人拉去广州杀了吃的,我救了它们一命。一个村庄,怎么能没有狗呢?他们给白狗取名白天,黑狗取名黑夜。“有了白天和黑夜,我们这日子就热闹了。”他们说。

买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前几天有小偷入户了。连小偷也知道农村空了,是下手的好地方。我们在早上跑步的时候经过秋月家门前,发现院门敞开。我们以为是秋月一家回来了,但推门而入时在地上发现已经被砸坏的锁。屋里全翻过了,床上,衣柜里,厨房里,衣物扔在地上,锅碗瓢盆满地都是,但我们并不知道丢失了什么东西。

“我们有责任守护这个地方,”美林爹说,“我们开始值夜吧,我家里还藏有一杆火药枪,如果小偷再来,开枪打死他。”

“值夜的事,就交给昌盛吧。”刘堡说,“我们老了,连小偷也不会感到害怕。”

而我担心的是,他们在值夜的时候,不光对小偷没有威慑力,反而将自己给绊倒了。现在,他们就像秋天挂在枝头的柿子,熟透了,任何风吹草动都令我紧张不安。

美林爹的火药枪已经生锈,但并不影响使用。这种“昭通”牌火枪,早年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农村,无数的飞禽走兽死于它们。我用清油擦拭枪管,将火药翻出来晒在太阳下。在美林爹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怎样装火药和瞄准。白天和黑夜这两条狗,和我形影不离。连狗也有感恩之心。它们凶恶且敏锐,我带着它们巡逻时,稍有动静便箭一样扑出去。它们叫声响亮,整个村庄都能听见。

有枪,有狗,我在巡逻时底气十足。我紧握枪托,召唤着白天和黑夜,无数个瞬间,我觉得自己是沟口的王。只是,我的臣民太老了。我至少还缺一个王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别人抛弃了这个地方,是为了给我腾出地方,就像两军交战,尚未开枪,他们已经逃跑了。

我让老人们每天回两次家,晚上和早上。天黑时,他们回到家里,打开所有的电灯,将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天亮时,再回去关掉它们。如此一来,我带着白天和黑夜巡逻的时候,从《新闻联播》走到《晚间10分》,再到《来自星星的你》,甚至,有时候,某一家的屋里会飘出几首上世纪的流行歌。此时,如果你经过这个村庄,灯光映照着院子上空,电视机里的人声和音乐声,听起来喜气洋洋。

某天我巡逻完毕往回走的时候,白天和黑夜突然叫了起来,直奔前方而去。我加快步伐,手握枪托追上去。在路边,这两只狗围住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走近一看,是一个人蹲在路边。

“是哪个?”我端起了枪。白天和黑夜听见我的声音,叫得更凶了。

“是我,昌盛,”那黑影出声了。是长乐爹。

“噢。”我说,收起枪,喝住了狗。

“我心里憋得慌,想单独找你说说话。”他将垫在屁股下的披毡展开,为我留出了坐的地方。我这才想起,他是最先提出想我单独陪他说话的人。我在他身边坐下,接过他递的香烟,点燃后,默默地吸着。

“你其实应该猜到我想说啥,”他说,“这对于沟口的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你能够理解那种感觉吗?”

“嗯?”

“一个人的秘密,一村人都知道,但大家当面都不说,而是在背后嘲笑你。”他说,“我他妈全知道,这些狗日的在背后笑我,我当了他们几十年的笑料。”

“我没听到过,”我说,“是不是你想太多了?”

“大家都以为你傻嘛,”他说,“哪个会对一个傻子说秘密?虽然你不傻,但别人当你傻。我们很多人都当别人傻,就像刘堡一样。”

“嗯。”我说,“他媳妇是修68水库时炸死的?”

“是,他死了老婆,却来抢我的老婆。”长乐爹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音,“我在山上修水库,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吗?”

我摇了摇头,也不管他看没看见。

“这都是刘堡安排的,”长乐爹说,“他们让我去管炸药和雷管,那是危险品,责任大,只有过年停工的时候能回家。”

我干脆沉默了,不再回应他。这并不影响他的讲述,他只是需要一个听众。

“1966年,长乐出生了。我细想,时间不对,距离我上次回家,已经十一个月。当我回家看到孩子时,我明白了。他长得真可耻,几乎跟刘堡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问,为什么偏偏是他?长乐他妈说,有天晚上她睡着了,一个男人钻进他的被窝,她想反抗,但是来不及了。

“长乐长到五岁,连脸上的痣也和刘堡一样。我每天看到他,都想打他一顿。可是,他是无辜的啊,我只能打自己,抽自己耳光,揪自己头发。”

我这才想起,长乐爹的头上确实没有几根头发了。经他一提醒,我也发觉刘堡和长乐的相貌很像,但长乐的脸并没有痣。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带他去镇上找人取了痣,但还是像啊,没有痣的小时候的刘堡。全村人都在背后笑话我,我知道。所以,知道我为什么要让长乐去外面上学吗?因为我不想看见他!”

长乐我是知道的。他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当了三年兵,后来在战友的引诱下去了北海,在一个传销组织里待了五年。五年后,同龄人差不多都结婚了,成家了,他继续流浪,如今不知所终。

“这些年,没有长乐的消息,你以为我心里会难过?不!我这心里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他妈死后,我以为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这心里越想越不对劲。”

我问他,哪里不对劲?

“人老了,总会想起过去的事,越想越不对劲。我做了一辈子乌龟,连个說法都没有。”长乐爹说,“如果羞辱我的人是别人,也好办,红刀子进,白刀子出,但这个人偏偏是我的恩人。”

长乐爹说的恩情,是在他二十岁那年,和刘堡一起上山打猎,刘堡救过他一命。那时沟口后山野兽成群,端午节时,村里的青壮年相约上山打猎,他们发现了一头麂子,并将它围在了一个山凹里。长乐爹年轻时奔跑起来像头豹子,他一马当先地跑在前面,朝那头慌乱的麂子举起了枪。可是,在他开枪之前,对面响起了枪声。麂子跑了,长乐爹的身旁却倒下了一头老熊。就在长乐爹瞄准麂子的时候,那头熊也扬起了巴掌准备拍向长乐爹的脑袋。

开枪的人是刘堡。子弹正中老熊的心脏,它应声而倒。紧接着倒下的是长乐爹,他吓瘫了。一村人抬着老熊欢天喜地回到家,熊掌自然归了刘堡。

“这些年,这救命之恩和他对我的羞辱,像是冰与火,在我心里浇灭又燃起,浇灭又燃起,折磨了我几十年。有时候想想,如果当时让熊给拍死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死不可怕,活着受折磨比死还难受。我说这些,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其实并不明白。我更不明白,既然都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老了还要纠缠这些过去的事。

“我就是想让他给我低个头,认个错,这样的想法,过分吗?”他说,“都要入土的人了,我们都应该干干净净地死,像生下来时一样干净。我这也是在帮他,你明白吗?如果他向我认错,我也会向他认错。”

“你也有错?”我的牙齿在打战,不是因为吃惊,而是夜晚的天气越来越凉,即使隔着披毡,我也能够感觉到潮气一阵阵袭来。

“活了一辈子,谁会没有错?只看敢不敢承认而已。”他说,“我想请你告诉他,让我们在死之前相互认错吧,虽然很多东西大家心知肚明,亲口承认后,心里才会舒坦。”

我们已经抽光了身上的香烟,当寒气再次袭来时,我们嗑着牙站起了身。白天和黑夜的嘴里同时发出“嘶”的一声,被我喝斥开了。

“我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昌盛,”走在路上时,他说,“这是我死前最大的愿望,我只想清楚明白地死去。”

他咳嗽起来,将一口痰射向了路边,佝着腰,像一个放大的“7”字走在我前面。那一瞬间,我突然心生哀怜。不是可怜他,而是可怜我自己。因为多年以后,我也会像他一样苍老。

“好的,”我说,“我一定帮你办到。”

那时我和哥哥坐在门槛上,嘴里念着月亮老嬷嬷,心里却害怕它会割伤自己的耳朵。我们都认真观察过中秋的月亮,并且都认为看到了桂花树,以及吴刚、嫦娥和兔子。有一年中秋,我哥昌明甚至对我说,傻子,我听到吴刚砍树的声音了。

那时月饼一人只有半块,不忍咀嚼和吞咽。我哥昌明教我的方法是,用舌头轻轻舔,让甜味在嘴里扩散,让牙齿像刀片,轻轻刮下月饼的皮,一定要轻,要薄。但我学不会这个方法,我通常是将半块月饼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吃完后,看着我哥流口水。

“傻子,”他说,“好东西要慢慢体会。”

我在煤山干活时,中秋节前老板问我们,你们小时候有吃够过月饼吗?我们所有人都摇头。“那好,”老板说,“老子今天让你们吃个够。”一个电话打过去,超市送来了十箱月饼和若干啤酒。放假半天。下午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洗澡。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我们不待月亮升起,便开始消灭那些月饼。月饼和啤酒,撑圆了所有人的肚子。月饼堆到了喉咙,再也塞不下去,所有人才罢休。

酒精和快乐,让人发疯,我们在月光下又唱又跳。可是跳着跳着,有人抱住肚子跑开了。然后大家像受了传染,相继抱着肚子跑向了旷野。白花花的月光下,撅着一个个光屁股,可是饱嗝里却是香甜。

“狗日的,畜生变的啊。”看到大家的狼狈样,老板哈哈大笑,“拉,拉死你们。”

第二天,煤矿停工,工人们全都蔫蔫地睡在工棚里。但老板并不生气,说起头天晚上吃月餅的情形,他笑得前仰后合。

从此,我再也不吃月饼。不光不吃,想到就反胃。想到月饼就想起在煤山上的那个夜晚。

“你们想吃月饼吗?”当我问老人们时,他们一个个摇头。这样正好。我去镇上采购时,买得更多的是药品和御寒的衣物。过了中秋,天气就会一天天凉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八月,有好几个老人接到子女的电话,内容大致相同:往他们的卡里打了钱,用来添置过冬所需的物品。这些卡,现在就在我身上,我每个月从他们的卡里取一部分钱出来开支。对了,我还买了一头驴。在照顾老人这件事情上,驴比我还辛苦。驮柴,驮米,有时候还要驮生病的老人上医院。此刻,它驮着我们过中秋的物品爬坡时,一边走一边放屁,让人心疼。

和驴一起走在路上,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那些老人的儿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想起他们的儿子。他们携家带口去了城市,散落在各地,最远的去了缅甸,最近的在县城。可是一旦跨出沟口,仿佛他们全都绊上迷魂草,忘了回乡的路。他们像一粒粒种子,散落在城市的角落,艰难地生根,发芽,繁衍,在城市的石头上,活成一片一片的狗尾草。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身后的故乡已经空了。老人们,像是收获季节后,遗落在地里的仨瓜俩枣。如今,我像一个立在地边的稻草人,要阻止命运的乌鸦不期而至。

如果时间就是金钱,老年人是绝对的穷人。在这个世界,你可以没有一切,但不能没有时间。这不是活着的忙碌,而是闭上眼后就再也不忙了。时间像一根横在高空的钢丝,老人们从上面经过,我看得提心吊胆。每天早晚,我都让他们报数,直到有人喊出“18”,我才安心。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个数字会减小,像一群羊丢失于山林。

八月十四日,晴。如果天无不测风云,我们将迎来一个晴朗的中秋。我从镇上采购回来,在路上迎面遇见了饭后散步的老人们。他们问我,是否在镇上见到了他们的儿女。我只能无奈地摇头,但又觉得这实在过于残忍,便安慰他们:

“也许他们要明天才回来。”

那天晚上,老人们的话题主要是回忆他们的儿女。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我家美林从小就很聪明,刚生下来三天,天上飞过一架飞机,他听到后就拿眼睛追着看。”美林爹说。

秦美林三天会看飞机这事,在沟口一直是当笑话在流传。可是,美林爹毫不在意别人的大惊小怪,反而不屑地说,“懒得跟你们这些井底之蛙计较,是吧,昌盛。”

“我没坐过飞机。”我说。

“我说的是美林三天看飞机,这事千真万确。”他抽了几口旱烟,陷入了沉默。

“三狗子四岁就会骑马,五岁能从1数到100,七岁上学,成绩一直是第一名。”

“我家春秀孝顺,吃个洋芋都得给大人留一半。”

“我家奋斗今年又换车了,听说花了二十万,啧啧,我说,买那么贵干什么?他说,这人活着,就是活个面子。”

“这人啊,一代强过一代,我的小孙子,今年才五岁,已经会背20首唐诗了。”

“我小孙女喜欢画画,老师说她今后要当画家。”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每个人都兴趣盎然的样子。其实,这只是为了在自己说话的时候有人应和。只有韩富民和刘堡不说话,两人的座位之间隔了十来个老人,表情落寞地听着别人说。

“大家都想一下,明天怎么过节吧。”我打断了他们的聊天,“不管有没有人回家过节,我们都要好好过。”

“是啊,”刘堡说,“过节才是正事。我建议,我们搞一台中秋晚会吧。”

“还晚会呢,都老掉牙了,还有脸唱。”韩富民嘀咕着唱反调。

刘堡愣了一下,红着脸望众人,见众人纷纷点头,又来劲了:

“我们这些人,还有多少唱唱跳跳的机会呢?说不定哪天躺下,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众人被他的话戳中,像气球被针戳破,蔫了。刘堡率先报了节目,他要给大家唱《太阳出来喜洋洋》。但其他人无动于衷。

“如果你们不出节目,我也不唱了。”刘堡坐下后,扫兴地抽起了旱烟。

“我有个想法,”美林爹说,“明天是中秋,不如我们就在月亮下面好好说说话吧。”

“说啥?”刘堡不服气地问。

“活了一辈子,难道你没有想说的话吗?假如你还有三天时间。”长乐爹明显站在了美林爹一边,“有些话,不说就来不及了。”

这时候,大家的目光都朝我聚,像一群没有主见的孩子。

我说,“你们要说话可以,但是,不准吵架,不准哭,过节就要有过节的样子。”

“昌盛说得对,不准哭,不准闹,”美林爹说,“我们这些老人,加起来年龄都上千岁了,不要没羞没臊。”

当夜做了决定,安顿好他们睡下,我却没了睡意。其实十四的月亮也已非常圆,照在窗台上,明亮得让人惊心。鼾声又响起,他们的嘴里,时而发出梦呓,我听到几个老人在叫孩子的乳名。白天和黑夜在院门外叫成一片,它们在催促我,该巡夜了。这两个家伙,来到沟口没多久,但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有时候,即使我不带着它们,它们也会在村庄里四处巡逻。

我们朝村里走去,电视里传出打斗声、哭泣声、枪声、音乐声。而挂在院门上的锁,却向人昭示着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

我走过村公所,这个曾经让我心生畏惧的地方,小时候经过时连脚步都要放得轻缓。村里的人在此开会,高音喇叭哇哇响。如今,这里寂静无声,村支书和村长早就去外地做小包工头了。

还有沟口小学,大门紧闭,校园正中立一旗杆,旗子早已不知去向。要知道,当年我曾经流着鼻涕上过一年小学,最后被老师赶了出来。

空荡荡的村庄。谁能想到,它最后变成了我的村庄。我站在夜晚的风中,突然就扯开嗓子唱了起来。唱的是《黄土高坡》。这是我从别人的口中捡来的歌,别人唱了丢下的歌,像这个村庄一样。

没有人知道我喜欢巡逻。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个村庄的主人。像我们的祖上一樣,从某一个地方,奔命而来。在这里,砍下第一棵树,埋下第一粒种子,生出第一个孩子。我要和草木争夺地盘,让飞禽走兽成为我们的口中食,我要让子孙人丁兴旺,并且以沟口作为他们的世界的圆心。即使他们绕了地球一圈,最后也要回归到沟口,死于这里,葬于这里。

我放眼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我的。山河田地,花草树木。我听到的或听不到的,也是我的,风和雨,蟋蟀和蚂蚱,兔子和斑鸠,蟑螂和老鼠……通通都是。

这并不是我野心勃勃,而是这是别人抛弃的东西。他们弃之如敝履,我要视若珍宝。我是沟口的一粒种子,我要发芽开花。

我将忽略十五那日的白天,直接进入它的夜晚。

月亮升起之时,我们已经在院子里拉开了桌子和凳子。桌子上放的是烟、酒、糖、茶、瓜子和月饼。我听到村里传来音乐声,那是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有人在唱: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

正当我们准备聊天时,老人们的电话响成一片。是他们的儿女。老人们通话时,习惯性地打开免提键,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他们在通话的时候,我成了多余人。

“爸,中秋节工地太忙了,没回来陪你过节。你吃饭了吗?”

“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待的?你还是考虑一下,搬来和我们住吧。”

“娃娃在上补习班,回不来。”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胃病犯了。”

“等忙过这一阵,我们就回来看你。”

“你多注意身体,缺钱的时候就给我们打电话。”

……

他们挂断了电话,像是在例行公事,脸上无悲无喜,重新坐回了原位上。我们尚未开始的聊天,因为这一通电话,受到了影响。就像鱼雷潜在风平浪静下。

“来来来,我们边吃边聊,”我将桌上的东西推到他们面前说,“月亮那么好,大家都别拘束。”

可是,他们无心吃东西,只是木讷地坐着。白发在月亮下闪着银光。他们安静地坐着,有的闭着眼,平静,萎缩,像是一个坐着死去的人;即使是睁着眼睛,也只是无声地眨巴着,像一张张转动着的空唱片。

“你们都不说话,那我来说几句,”美林爹顿了顿,从桌上捡了几颗瓜子扔进嘴里,边嗑边说,“我们这些人,活一辈子了,就像黄昏的太阳,都在等着落下去。我们这些人,生在沟口,长在沟口,死了也会葬在这里。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朋友。我们稀里糊涂地活了一辈子,为儿为女,为吃为穿,其实,我们跟山上的鸟兽并没有多大区别。我想吧,借今晚的时机,我们好好地说说心里话。这是我提议的,先由我来说。你们听不听无所谓,但是,有些话,我得说出来。不然,憋着难受。死,我们无法抵抗,但我不想话没说完就死掉。”

美林爹开了场,但仍然没人响应。月光就这么明亮地照着,他们脸上哪怕是一丝轻微的波动都逃不了别人的眼睛。美林爹愣了一下,拿起桌上的酒,扭开,给自己倒了半杯。

“我这两年一直在想,自己活了一辈子,到底得到了什么?”美林爹呷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想来想去,觉得这一生白活了。活到头发胡子白,才发现这一生其实一无所有。你们想想,如果有天我们死了,会留下什么?”

“几间破房子和几个儿女。”有个老人回了一句。

“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儿女是我们的依靠,没想到,他们全跑到外面去了。”美林爹说,“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生活,我们以为老了是儿孙满堂,可现在我们都成了孤家寡人。”

“谁能想到呢?”刘堡说,“城市像个大磁铁,把我们的儿女全吸走了。”

“等我们眼睛一闭,这个地方就彻底跟他们没有关系了。”韩富民说,“可是,这些家伙忘记了,他们是在这里出生的啊。”

“昌盛,给能喝酒的都倒上吧,”美林爹说,“我们今晚不喝醉,但是,要喝点酒,对月亮老嬷嬷说几句心里话。来,喝一口,我先跟大家掏心掏肺。”

我起身,給他们每人面前的杯子里都倒了酒。大家在美林爹的提议下,举了杯。

“我说一件这一生最后悔的事吧,”美林爹说,“说完这件事,我咽气时也会轻松一点。”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们的目光全汇聚到了他的身上。而他却端起酒杯,站起来,朝着刘堡深鞠了一躬,然后一仰脖,把酒干了。

“刘堡兄弟,你还记得1969年吗?”美林爹说,“那一年,68水库已经修好了。”

刘堡说,“那一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被批斗了整整一年。”

老人们频频点头,并且竖起了耳朵。1969年,眼前这群老人二三十岁吧,正是一个家庭的脊梁。而那时候,我还在我父亲尚未发育的身体里。刘堡挨批斗这事,我前段时间听他提及过,但不知详情。

“你知道是谁告你的状吗?”

美林爹的目光从老人们脸上掠过,被看的老人一脸茫然。

“我当然知道是谁,但我不想说,我希望他能够自己承认,至少在死前,亲口告诉我。”刘堡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长乐爹韩富民。后者不以为然地回瞪了他一眼。

“是我告的你,”美林爹说,“但是这些年,你一直认为是富民兄告的你。我对不起你们俩。”

老人们的目光一收一放,像一张张网,紧紧罩住了美林爹。

“是的,是我干的,”他说,“当时学校已经停课,我没书教了,想往村上走,但是,那个年代你们是知道的,像我这种成分的人,想进步,就要接受组织的考验。他们让我在村里找出一个坏分子,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整天张嘴闭嘴情啊爱啊唱个不停的刘堡了。”

美林爹顿了顿,可怜巴巴地看着刘堡,喝了一口酒,站起来,又鞠了一躬,银发在月光下闪了一下。

“我不求你原谅我,但是,我说出来,心里舒坦多了。”他说。

“你心里舒坦,我心里也舒坦了,都快入土的人了,我难道还能打你一顿不成?你说出来,我这心里揣了几十年的误会,也就解开了。”

刘堡站起身,朝韩富民递出了酒杯。那个装满的杯子,像一只伸在悬崖的手,它需要有人拉一把。韩富民举起了杯。

“富民,对不起。”刘堡说,“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交代。今晚,当着月亮老嬷嬷,我跟你坦白了:长乐,的确是我的儿子。”

韩富民垂下头,闭上眼睛,沉默了半晌后说,“可惜我也没有长乐的联系方式,不然,我会告诉他这个消息的。”

“等我死后再告诉他吧。”刘堡说,“我哪有脸面对他?”

“我也向你坦白一件事情吧,你记得包产到户的第二天,你家的耕牛滚下悬崖吗?那不是它踩滑了,是我推下去的。”

“一头牛而已,”刘堡说,“这事我早就想到是你干的了,你那段时间天天假装上山挖药,其实就是在寻找机会。”

事情由牛说到人身上,气氛就轻松了一些。美林爹已经喝光了杯中酒,加之又掏出了积压在心里的事情,整个人变得兴奋起来。

“哎!”他说,“今天过节,大家都高兴一点。现在,我来问你们。”

“丁三,你这一辈子干过最坏的事是什么?”美林爹问。

丁三原本闭着眼睛在想问题,被他这么一叫,吓了一跳。他的头发掉光了,戴着一顶毡帽。此时,他取下毡帽,挠了挠头,嘿嘿笑着。

“年轻时跟我爸吵架,推了他一把,摔断了两根肋骨。”丁三说,“所以我现在也是肋骨疼,每次疼,我都想起这事。”

“周文林,你呢?”美林爹问。

周文林就坐在他对面,嘴里咬着一条黄铜旱烟锅,烟已经熄灭了。他好像是衣服穿少了,此时身子轻轻发颤,牙齿嗑响了烟锅嘴。

“我这一生啊,活得挺窝囊,连踩死一只蚂蚁都怕。但是,现在想想,这样窝囊一辈子也好,我好像真没干过什么坏事。”周文林说。

“你说得轻巧,”丁三说,“你忘记当年赶走吴癞子一家,是谁打断了小癞子的腿?”

周文林长叹了一声。老人们窃窃私语。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这些干什么?”周文林急了,站起身,背着手,来回踱步,众人的目光追着他。他转了几圈,然后又重新坐回了原位。

“当时大家追赶吴癞子一家,我跑在前面,而小癞子跑不快,被我一棒打断了腿。这么多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吴癞子折回来抱小癞子时的眼神。有些眼神是可以杀人的啊,让人发抖。他张着大嘴,嗓子里发不出声音,但如果被他抓住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撕吃了。我转身跑开,后面的人拿着刀枪棍棒赶来,吴癞子一家才逃跑了。”

“唉,你说起这事,我当时也参与了。”一直不说话的张长见说,“事后想想,造孽啊,得了麻风病,还要被我们这些人赶出去,这不是要把他逼向死路嘛。”

“这事非常残忍,但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传染,也只能这样干,”美林爹说,“后来,我也总在想,吴癞子一家到底去了哪里?”

“癞子屋基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吧?”我插了一句嘴,想起小时候沟口有个无人居住的破院子,大门敞开,院里长满青草,后来在雨天垮了,最后夷为平地。

“是的,”张长见说,“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你爹都还在小,吴癞子是沟口人,后来不知怎么一家人都染上麻风,被老支书带人赶跑了。”

老支书已死多年。他们口中的吴癞子也应该不在人世。世界之大,一家人的消失就像浪花归于大海。肉身会腐烂,但是往事却不会随风而逝。即使没有提及,也会装在人的心里发酵,像酒,像醋。

周文林站起身,端着酒杯,将酒洒向了地上。其他人见此情景,纷纷效仿。

“我们来敬吴癞子一杯,他肯定早已过世了。如果真的有阴间,我们该如何面对他啊?”

所有老人无言以对。

“来,我们说点高兴的事情吧,”我对他们说,“今天是中秋节啊,不准回忆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这并不难过,而是解脱。你就让大家继续说吧。”美林爹示意我坐下,“像这样痛快说话的时机,不会多了。我問你们,你们怕死吗?”

“怕,怎么不怕?谁不怕死?”丁三说,“但是,怕有什么用,死神降临时,没有人抵挡得了。”

“我倒是不怕,有时候还想主动去见阎王呢。”甘永德老人说,“其实像我们这样活着,跟死有什么区别?甚至可能还不如死了。”

“我听说人死的时候,像天黑一样。所以,我每天睡觉前都当自己正在死去。”有个老人说,“这种死亡练习时间久了,我觉得死也不可怕了。”

“我呢,每天起来都挺高兴的,因为觉得又赚了一天。但是,天亮后又觉得其实这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没多大区别。”

“你刚才说那个死亡练习很有意思,我也要试试。”美林爹说,“也许这样我也不怕死了。我是真的怕啊。眼睛一闭,就离开了人间,变得一堆黄土。这日子确实不好过,但是想想死亡的黑暗,我觉得还是活着好。”

“也许死不是黑,而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韩富民说,“不是说阴阳相隔嘛,有阴间的话,死就不害怕,像是你从沟口走到镇上。”

这话逗得老人们笑了起来。我突然发现这个夜晚竟然就这么过去了。月亮开始下坠,就快接近后山峰。暗绿色的山峰管理着沟口夜晚的明和暗,像一道闸,将夜切成了两半。

我站起身时,下腹传来坠胀感,老人们在厕所门口排队。冷风吹来,像一块湿被子裹上身。有种电影落幕,从剧情里走出的感觉,怅然若失。我的双腿麻木,迈不开步。我失去了什么呢?我想了好一会儿,告诉自己,我失去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像是雪融化于水,生命溶解于时光,悄然无声。

悄然无声的还有冬天。当我们早起跑步时,踩着地上的马牙霜,发出骨头断裂的声音,冬天来了。寒冷像鞭子抽打着我们,只有尽力奔跑身子才能暖和一些。老人们跑不快,边跑边喘,呼出的白气在晨光下荡漾开去。

我准备再过几天,就不让他们跑步了。一棵已经腐朽的树,怎能在春风的摇曳下重新发芽?天气越来越冷,我的脑海里总出现一个场景,某个老人会在奔跑中突然栽倒。于是我反复提醒他们,如果感觉头晕眼花时,要赶紧蹲下身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牧人,在这个几乎空了的村庄,放养着18个老人。死神是停在不远处的秃鹫和饿狼,虎视眈眈。相比之下,严冬最多只能算是死神的虾兵蟹将。

我们就这样和死神对峙,看似视若无睹,其实是侍机而动。除了跑步,老人们每天仍然在学习写字。院子的墙壁上,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他们这么做,一是打发时间,二是希望能在死前将一些话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儿女。但是,有一天,刘堡突然扔下了纸和笔。

“不学了,”他沮丧地说,“再怎么学,到死也不会写一封信。”

美林爹愣了一下,就像一个阴谋被揭穿了,却又还想继续维持下去。

“你耐心点嘛,”他说,“这字怎么是那么容易学的?别人要花六年才能念完小学,你才学了多久?”

“反正我是不学了,”刘堡说,“人上了年纪,脑袋变得像个漏斗,装不住新东西。”

美林爹看到其他老人也跟着点头,急得搓手跺脚。

“你不给儿女写信了?”他说,“如果你突然死了,他们连句话都得不到。”

“你帮我写不就行了?”刘堡说,“我说你写,写好我放在枕头下。”

“这怎么行?”美林爹站起来,争辩道,“写给儿女的信,不能代劳,你们最好自己写。”

可是,其他老人也放下了纸和笔。

“我觉得刘堡兄弟说得对,”丁三说,“我们这些人,是没希望学会写信了。我也想请你帮我写几句话给儿女。”

总之,这群老人突然在那个冬天的中午放弃了写字,而改为请美林爹代写。美林爹先是不答应,但是当所有人都不再写字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在堂屋里的高桌子上铺了纸和笔。第一封信是代刘堡写给长乐的。他边写边念。

长乐我儿。

“不对,把‘我儿删掉,”刘堡说,“我这样叫他,他可能不高兴。”

“删不了,你以为是铅笔字可以擦啊?”美林爹说,“你管他高不高兴,到时候你都死了,还管这些做啥?接下来你想写啥?”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叫你,也是最后一次。我儿。不管你高不高兴,我都要这样叫你。你肯定是恨我的,我也恨自己。可是,人是有命的,这是你的命。我没有尽到当爹的责任,不求你原谅。这一世父子,没有相认,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刘堡站起来,笨拙地朝衣兜里掏,掏出了一本银行存折。美林爹看了一眼,说这东西可别给我,说不定我比你还先走。于是,他将存折递给了我。

“这是我在他出生时就开始存的私房钱,一点点存起来的,即使是我快饿死穷死的时候,也没有动过花这钱的念头。你把这个给他,如果他没娶亲,这钱给他娶媳妇,如果有媳妇了,这钱就是给我孙辈的。”他一口气说完,咳嗽起来,用右手捶着自己的腰。

卡上是一串串数字,时间和金额像密密麻麻的蚂蚁。我翻到最后,看到的数字是:80256.74。这是我活了三十年,见过最大的存款数额。在那一刻,我突然有点羡慕长乐。这个没了踪影的家伙,是否还活着呀?我想。

“密码是多少?”我问。

“他的生日。”刘堡说完,又凑近美林爹,继续写信。

如果你能够到我的坟前看我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你不来,我也不会怪你,也会保佑你。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姓刘,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你要姓韩也可以。永远不要忘记韩富民的恩情。

刘堡将信折起来,放在了枕头下面。然后,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听着别人口述书信。这些老人的信写得五花八门,有的在信里大骂儿女,有的在交代后事,有的信里写着这一生没有说出口的话,有的写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更感兴趣的事情是进行死亡预习。就像刘堡此刻一样,躺在床上,对我说,“来,昌盛,我们玩死亡游戏。”他说完这话便闭上了眼睛。我走过去叫他,他不应。我伸手触摸他的脉膊和鼻息,大喊大叫,失声痛哭。老人们围拢过来,对他的脉搏和呼吸进行再一次检验,屋子里乱作一团。

我们刮去他脸上的胡子和头上刚出来几天的白发,甚至给他洗了澡。我已经多次见过他们的裸体,有的堆积着脂肪,有的耷拉着皮,有的双腿肿得发亮,有的瘦得像根枯枝。我留意过他们的生殖器,那曾经是很多人的罪恶之根,如今它们萎缩成了一个核桃,藏在稀疏的草丛里。刘堡的衣服就放在床边,两套,黑色和红色。他们的衣服是我统一去镇上购回来的,款式大致相同。我们为刘堡穿戴上衣帽,将他放进了堂屋正中的棺材里——美林爹写信的高桌子旁。

前段时间的某天早晨,我起床后没有听到他们的动静。正诧异间,院门被打开,这18个老人抬着一口黑棺材从外面走进来。从此,这口棺材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棺材盖罅着缝,用于呼吸和聆听外面的动静。我扯声哭了起来,将“爹”音拖得老长。沟口人哭丧很讲究,但我不会,只能嚎啕大哭。然后有老人开始唱孝歌,从盘古开天地,唱到韩信和张良。

每一场死亡预习的重点或高潮部分是法事。乡村法事的掌坛师早已消失了,成为一种回忆。在我小时候,甚至十年前,他们还活跃于乡间,受人尊重。但最后,老掌坛师死了,他的衣钵继承者们纷纷去了外地打工。

我们在刚开始进行死亡预习的时候,发生过争执。我的意思,既然我们都不会念经,那法事就免了吧。可老人们坚持反对。

他们说,“没有法事,这人死后就是孤魂野鬼,没人为他指引去往西天极乐世界的路。”

“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真正拜师学过,但是这一生也参加过至少几十场丧葬,谁不记得几句经文呢?”

他们真的靠着回忆,写下残缺的经文,并且让我买回了锣、鼓和镲。当刘堡躺在棺材里时,我们对这一套程序已经相当熟悉。哭唱声和锣鼓声响起,没有谁认为这是一场表演,任由死亡的气息将自己淹没。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将刘堡从棺材里扶出来。他高兴得像个新郎官,朝我们每个人发烟,发糖,甚至给我们每个参与这场表演的人发一个小红包。

“里面很黑,但一点都不害怕,”他说,“我还睡了一觉,梦见自己死了。”

“那天我在里面也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生了个儿子。”丁三说,“明天该我死了,你们得给哭得大声点,卖力点。”

他们一起想象死亡,就像抚摸一匹黑豹子。先是小心翼翼,然后胆子渐渐大了起来。有时候,他们认为“死亡是天黑”;有时候他们认为“死亡是空白”;有时候,他们认为“死亡是从冬天到春天”。

我们都很喜欢“从冬天到春天”的说法,这让人充满希望,而且也符合我所处的环境。风越来越凛冽,水越来越冷。冬月十六,我计划在年前最后带着他们跑一次步。然后,我们将躲在家里,迎接新年的到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过冬的准备。为了打发时光,我打算让他们围坐在火塘边讲故事。人活一辈子,其实也就是一个故事而已。刘堡最先响应,他说要给大家讲一个《五鼠闹东京》。

可是,冬月十六的中午,我意识到他没有机会讲了。

出事的时候我嘴里吹着哨子,正奔跑在队伍的最前面,突然听到身后的老人们喊叫。我转身,原地踏步,一眼就从人群中发现少了一个人。老人们惊惶失措地看着路的下面,那是一个陡坡。这个情景和我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的镜头并不一致。我没有亲眼看见他栽倒,只听到坡下面传来物体滚动的声音。

我在一棵松树面前找到了他。松树挡住了他的身体,才没让他滚得更远,而这也使他的头受到了致命一击。死神像个伟大的魔术师,他吹一口气,一个大活人瞬间变成了尸体。生与死之间,仅隔着一口气。我将手伸向他的鼻孔,流出来的不是呼吸,而是血。我听到老人们在路上发出喊叫,我没有恐惧只有同情,扛着刘堡的尸体朝上爬。他并不重,那感觉像是扛一根干柴在肩,我左手抓住草木,右手把住他的腿。这腿走过千山万水,如今瘦得皮包骨。

死是一道闪电,我想,短暂的光亮迸发后,陷入永久的黑暗。而我们的衰老,就像土地面对雨水的冲刷,流失沙,流失土,最后只剩下石头。人活到最后,連悲伤也丢失了。大家觉得,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已经没有悲伤的必要。

“这样也好,”美林爹说,“走得干脆利落,比躺在床上挨时间要好。”

我扛着刘堡的尸体回村,后面跟着17个安静的老人。白天和黑夜奔跑过来,围着我嗅了一圈,嘴里发出嘶声。我想起沟口人丁兴旺的时候,农闲时村里的青壮年上山打猎,如果打到了野兽,便会有人敲锣打鼓,召集全村人分而食之。

老人们的表现甚至不如年轻时打到一头麂子那么兴奋。他们讲话时声音低缓,安排得有条不紊。只是当我们在刘堡的贴身衣物里找到一张纸条时,大家才慌了。那纸条上写的是:请帮我联系长乐,求你们了。

美林爹向大家证实,那是他写的。“他说这事活着说不出口,怕富民伤心。”

此时的韩富民就站在尸体旁边,听了这话,面部抽搐了一下说,“想办法联系吧,人都死了,还能怎样?”

我们开始打电话。先是用刘堡的电话打,打给他的儿子刘在朝和儿女刘在婷。刘在朝一家在福建养螃蟹,刘在婷嫁在云南昭通。

然后,我们又纷纷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打给自己的孩子,打给其他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说,“刘堡死了。”对方的反应有以下几种:

“我这几天工地上忙得很,回不来。”

“老板没有发工资,路费都成问题。”

“这几天正感冒呢,头晕眼花。”

“孩子在上学,要接送。”

总之一句话,回不来。其实这是预料中的事,葬礼早已不是以前的模样。县城里有专业的殡葬公司,规格从几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我们知道除了至亲,其他人是不会回来的,但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要打听长乐的消息。

“就说我也快死了,让长乐无论如何也赶回来看一眼。”韩富民说。

我们将这个消息撒出去,但并没有任何反馈。刘堡安静地躺在棺材里,我们和他一样平静。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他献饭,烧了纸,点了油灯。那天晚上,我让老人们停止播放家中的电视,并且关了灯。唯一的声音和灯光,来自刘堡的灵堂。为了驱赶冷清,老人们扯开喉咙唱完了《三十六古人》和《三十六朝纲鉴》,我为他们打丧鼓,咚嗒嗒嗒——咚嗒。

在唱歌的间隙,有人谈起沟口早年的葬礼。“那时候,如果有人过世了,不分亲仇,都要来参加,因为人总会死的。”美林爹说,“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来了2000人,那时候大家都穷,送不起礼,每家送一瓶酒。其实不是酒,是水。”

“我母亲走的时候,天降大雨,抬丧的人像蚂蚁,一步一滑朝前走,泥里水里爬着跪着走。”丁三说。

“唉,不说了,我们继续唱,陪他到天亮。”我率先敲起了鼓。

我们一直唱到凌晨两点,方才歇了声,围着棺材打了地铺。我感觉到冷,但并不害怕,一个瘦骨如柴的人,即使做鬼也弱不经风。我们断断续续地聊天,然后相继有人睡去,鼾声四起。当我觉得只有自己还醒着时,拉了被子捂住头。按沟口的风俗,明天三亲六戚赶到,后天出殡。外面风声怒吼,仿佛要将整个村庄卷走。此刻,刘堡躺在我们身边,这人间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比如天亮后,我们还要面对他的葬礼,而人间事已与他无关。

第二天中午,炮声响起,刘堡的儿女回来了。爆竹蹿向天空,在太阳下,看不到瞬间即逝的光,只听到空响。那些进村的人,身负重任,走在前面的,在风中费劲地举着花圈;走在中间的负责燃放爆竹;走在后面的,在离灵堂五百米的地方,突然吹奏起了哀乐。

我带着老人们站在门口,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刘在朝和刘在庭兄妹俩并没有多搭理我们,而是直接扑向棺材哭了起来。但是他们的声音很快被请来的专业哭丧人员给盖住了。灵堂里,锣鼓号角齐鸣,哭声震天。这有点死人的感觉了。

我走到了屋外,耳畔清静了一点。几只乌鸦落在椿树上,并没有发出叫声。除了屋里的声响,村庄依然寂静。这时,我看到进村的路上走来一个人。再近一点,看出是一个男人。一个中年男人。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朝他奔去,近在眼前时,我认出了他。

“长乐叔,”我说,“你总算回来了。”

“我爹咋样了?”他的口音已经变了,这让我感到一丝尴尬。

“把你找回来是另外的事,”我说,“刘堡死了。”

“我听说了,”他掏了香烟出来,勉强递了一支给我,“我从贵州赶回来,可不是为了来参加葬礼的。”

他说完这话,兀自朝前走,我像根尾巴似的跟着他。

“哎!”我说,“我有事要告诉你。”

“你个傻子,”他笑着说,“是想要零钱吗?”

“你看看这是什么?”我掏出了存折。

长乐停下来,笑着接过存折一看,脸上的笑容便僵住了。

“你居然偷了死人的存折,你不傻啊。”他说。

“这是你的钱。”我说,“想要吗?”

长乐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想了想,又放开。

“快说这是咋回事?”

“他是你爸爸。”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对着镜子看过自己。”

他的语气平静得让我吃惊。眼前的这个中年人,头上已经生出了几丝白发。他的穿戴并不算好,但人发福了,变白了,像个被施了肥的洋芋。

“他要怎样?”他问。

“他想你回来看他最后一眼。”

“我回来了,”他说,“那存折密码呢?”

“你在葬礼上叫他一声爸,我就告诉你。”

他接过存折,仔细看了看,装进兜里。然后,我们一起走向刘堡的灵堂。刘在朝和刘在婷哭累了,坐在一旁喝水。这兄妹俩的眼神里掠过一丝警觉。作为唯一一个从外面赶回来的人,而且他长得完全就是年轻版的刘堡。他到棺材前鞠了一躬,抬头看见了韩富民。

“爸,”长乐说,“我回来了。”

“躺着的那个才是你爸。”韩富民说,“我了了这个心愿,死也轻松了。”

“爸……”长乐又叫了一声。

“没事了,”韩富民摆摆手,“你该干吗干吗去。”

长乐并没有离开,一直坐在韩富民身边。我们无所事事,像是在看一台并没有多大意义的电视晚会。老人们坐在院子里,而刘在朝兄妹俩请来的人在堂屋里唱、哭,敲打着乐器。

“明天就要送上山了,”美林爹砸着烟斗,“不知下一个该轮到谁了。”

“轮到谁就谁呗,”丁三说,“但是如果轮到我了,我可要跟你们说清楚,我可不要这些假孝子。你看他们,一边流眼泪,一边笑。”

“如果我死了,老哥几个把我拖去埋了吧。”韩富民说,“丢给白天和黑夜这两条狗吃了都比这样要好。”

“这样太假了,”美林爹说,“我有个想法,明天送他上山前,我们送他一程吧。”

“我也有此想法,”周文林说,“不管谁走了,不管有几个人送终,但至少要是真心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老人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屋里的哭唱,撇着嘴,挤眉弄眼。晚饭的时候,老人们在菜里加足了盐,让这些殡葬公司的人有苦难言。到了绕灵的时候,“孝子”们边转边喝水,跑厕所,而负责唱念的人更是口干舌燥。

其实这些仪式的目的,不光为怀念,也是在阴阳之间竖起一道屏障。离世的人,要和人间斩断关系。旧物要焚烧,魂魄要指向正确的路上,肉身要埋进黄土,不能再牵念着人间的一切。所以,送葬前的仪式是最为隆重的。

冬月十八。晴,无风。美林爹翻了皇历,上面说,宜出殡,上梁,忌远行,赶考。

当美林爹提出要由这些老人送死者最后一程时,殡葬公司的人和刘在朝兄妹俩都爽快地答应了。而当老人们全部换上了寿衣,其他人瞪直了眼睛。他们的穿戴,和死者的出于同一家店铺,只是款式上略有区别。

“唱起来!”

美林爹一声高呼,老人们在棺材边站成了两排。他将一只牛皮鼓挂在胸前,一抬头,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敲响了节奏:咚嗒嗒嗒——咚嗒。

老人们扯开嗓子唱起来,唱的是《朱氏割胆》。一个老人的声音像一片枯叶被风吹响,17个人的合唱,则是寒风吹过山林,落叶翻飞。听者闻之落泪。

这是孝歌中的赛场,歌者各显神通,见啥唱啥,时间长短由打鼓之人控制。当鼓点连续敲三遍,意味着唱的部分结束了。美林爹的手停在空中,看了看众人,又一声高呼:

“哭起来!”

这一次,是单哭,那声音如丝如缕,似断似续。一人四句,诉死者生前事,从童年唱到老年。唱完,太阳已经当顶。

“让我们最后看他一眼。”

美林爹命人打开了棺材盖子,我们排着队凑近死者。他像是睡着了,只是没有鼾声。长乐走在我前面,当他凑近的时候,像是突然被抽走了魂,傻愣着。我掐了他一把,“叫啊!”我说。“爸。”他的声音像蚊子哼哼。哀乐阵阵。

我和老人们相继退出了灵堂,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殡葬公司的人。这些以操办丧事为生的人,捆绑棺材轻车熟路。炮火声、哀樂声、锣鼓声、哭声……似乎所有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都在为死者送行。只有那17个老人紧闭着嘴。

然后,那些声音渐渐远去,只剩下老人们留在桌凳凌乱的院子里。我没有上山,那里并不需要我。当院子里重新恢复了宁静,只有老人们嘴上的烟斗里冒着青烟。仿佛他们的魄也随着青烟飘飞了。打破宁静的是长乐。

“你出来一下,”他对我说。下午的太阳将院子分成了明暗两半,老人们挤在阳光能够照射的墙脚。我和他一起走到了院外。殡葬公司的车停在村口。

“存折密码是多少?”他问。

“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说。

“你个傻子,你想玩什么花招?”

“你在外面做什么?”我问。

“刮双飞粉,贴地砖,疏通下水道,洗油烟机,凡是家里的活,我们都干。”村口的车按了两声喇叭,他有些不耐烦,“密码是多少啊?”

“你带我走,我就告诉你密码。”我说,“我不想等他们都死了,这里最后剩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