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如少年

包倬

日记：午睡，梦见加西亚·马尔克斯。跟他合影并聊天。我问：老是什么感觉？他答：像孩子一样。

一

我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此刻，沟口的风吹着窗外的电线，发出呜咽。尘土在夜里四处飞扬，能想象却看不见。老人们总算全都睡着了。醒着的时候，他们说我是个傻子。

我是个傻子吗？这事恐怕只有我自己知道。有时候，我对着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理。毕竟我从小长着一副蠢相，流哈喇子和鼻涕，动作迟缓，说话大舌头。就连我的父母，也总是一脸悲伤地看着我，暗骂老天不公。他们说我傻，那就傻吧，我不想争辩。争辩多无聊啊！争来争去，我还是我。倒不如顺着人意，他们高兴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他们当我傻，说白了，还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可怜。再说了，做一辈子别人眼中的傻子，比装一辈子聪明人要好得多。

“傻子，我们跟你商量一件事。”

两天前的早上，我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门，院子里站满了老人。他们佝腰、缺牙、咳嗽、高血压、眼花、耳聋、前列腺肥大……他们老了，正在枯萎，离黄土越来越近。

“你来做我们的儿子。”

有个老人这样说，其余的老人像商量好了拼命点头。但我摇头。我说我爹死得早，我娘跟人跑了，我没有做过儿子。

“那你来做我们的爹。”那老人又说，“这样你同样可以从我们身上，学会怎样做一个儿子。”

我想这可能是他擅自做主说出的话，因为其他老人听到这话后和我一样吃惊。

“我是个傻子。”我被他们一步步逼到了角落里。

“做兒子，跟傻不傻没有关系，”他说，“做爹也一样，只看你愿不愿意。”

“我做不了。”

“我们做过儿子，也做过爹，我们帮你，你只说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他们拉拉扯扯，七嘴八舌。他们挤眉弄眼，又一本正经，让人分不清真假。但不管怎样，如果我此刻不答应，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像一群任性的孩子，哪怕是游戏，我也得陪他们玩一把。反正我也闲着。

这些老人也闲着。他们在沟口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如今老了。他们和世界上的所有老人，甚至所有人一样，一生都无法回避的事情是等着阎王的召唤。如果死亡像睡眠，那么他们就是在等待眼皮闭上。长眠。

他们是我的邻居。在横直不过两公里的沟口村，我和他们同饮白沙河的水已有多年。我今年三十岁。他们见过我婴儿、少年、青年时期和现在的模样，但他们在我眼里似乎一直都是现在的样子，衰老、枯萎，像一个个干瘪的核桃。

早年的沟口，很热闹。那时人像野草般蓬勃生长，以至于路边土墙上那醒目的计生标语每过半年就得重新刷一遍，以让它随时提醒人们，土地资源有限，要控制好人口。那时候，连我这样的人也产生过忧虑：有一天，会不会土地上全是饥饿的密密麻麻的人？

有一条将两个县城连接起来的公路从距离沟口两公里的地方经过，小时候我们经常坐在门口看车来车往。但1992年后，我们才感觉到这条公路和我们的联系。那一年，沟口的一个年轻人搭上一辆开往县城的客车走了，并且很多年没有回来。从那年开始，公路变成了流动的带子，将沟口的人不断输送到了外面。先是未婚青年，再是已婚中年。

我也去过外面，我知道出门是怎样一种感觉。这些老人不会相信，世界大得一辈子也说不完。属于他们的传说是：单手用猎枪，并且百发百中;孤身对付两头饿狼;用咒语让两只凳子跳舞……他们根本不知道，从沟口出发，坐汽车，坐火车，可以奔驰几天天夜，由于在车厢里缺乏活动，脚肿得穿不进鞋。外面的世界，像个巨大无比的洞，不管是一根针，还是一头象，都能无声地装进去。我曾在工棚里、桥洞下、煤井下、高楼上、工厂里找到过沟口的老乡，那种感觉像是雨天在后山上寻找蘑菇。当然，他们对我的态度和在沟口时一样。他们让我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还要让我经常给他们买烟酒。他们装出女人的声音打电话给我，说要嫁给我，前提是先给一个卡号里打进去一千块钱。

有时候我同情他们，假装上当让他们高兴一下。毕竟他们身无一技之长，靠体力为生，和我一样，活得跟一头野兽没多大区别。对他们来说，赚钱是其次，如果能够被某个女人看上，成为上门女婿，那是最理想不过。再后来，有一拨人去了广东，在流水线上作业;也有人去了新疆种棉花，据说同样是干农活，比在沟口要强得多;最远的一帮人去到满洲里，写信回来讲边境上的奇闻;最近的就在县城，卖水果，拉人力车，或者做粉刷匠。当然，也有不务正业者，在外面学会了坑蒙拐骗偷，带坏了更多的人。当然，也有年轻女人去到外面，传回了一身恶名。

总之，二十来年的时间，沟口就只剩下了一帮老大爷。那些做了奶奶或者外婆的人，她们还能发挥最后的余热，比如跟在子女们身边照顾孩子或做饭。我说的这些，其实是少数，更多的是一家人都已离开这个地方，只能一把铁锁守着他们曾经的家。

我哥昌明一家也走了，让我回来帮他守着屋子。

三年前，我从煤井下逃出来，去昆明找他。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在昆明打工，像只蜘蛛似的吊在绳子上，给人清洗玻璃;我嫂子在街边烤红薯，时常被城管追得满天飞。

“你回沟口吧，”我哥说，“外面不适合你。”

“我亲眼看见他们杀人，用锤子敲脑袋，”我说，“人心怎么可以有这么坏呢？”

“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是回家吧。”他说。

即使是我哥，也随时说我傻，但这一次，他给了我两百块钱和一串钥匙要我回家帮他们看家。我知道，我的功能和一条狗差不多。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毕竟这是生我养我之地，没人会因为我傻就想害死我。再说了，沟口现在只剩下老人了，他们应该是最安全的一群人。

我回到沟口，就被这些老人缠上了。那种感觉，就像动物园突然来了个孤独而稀奇的物种。如今想来，他们要我当儿子，并非心血来潮之举。

“你咋回来了？”有个老人嘲讽我，“外面不是遍地都是钱吗？”

我跟他们讲我看见的事：三个工人将一个像我一样长相愚钝、不善言谈的人按在井下，用锤子砸死了。

“然后呢？”

“然后告诉老板说是事故，然后他们的合伙人就哭着来啦，说是他们的父母、老婆和孩子。”

“原来父母和孩子也是可以冒充的。”有个老人捻动白须，“我活了八十岁，还是第一次听见。”

但我没想到，我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成了把柄。

“你不是说外面的世界，爹和儿子都可以冒充吗？”有个老人说。

“那些人是骗子和凶手，但我不是。”我说。

“求你了，傻……昌盛。”那个带头说话的老人突然眼泪汪汪。

我的名字叫昌盛。这个词从老人的嘴里吐出来，像两粒散发着光泽的蓝宝石，瞬间照亮了人心。

“对，我们今后就叫你昌盛，”有个老人说，“昌盛昌盛，黄金万吨。”

太阳已升得老高，他们围着我，不肯离去。我说我要上山找柴，他们说柴会自己来;我说我要下地干活，他们说保证饿不死我;我说我尿急，他们替我打开厕所门，但有两个人在门口守着。我撒了一泡长尿，蹲在茅坑上拖延时间，却听他们在外面说：

“只要你答应我们，我们就供养你，像养儿子或养爹一样。”

“真的？”我便意上来了，粗着嗓子问，“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骗你是孙子。”门外的老人回答。

我答应了。我从茅厕里出来，便直接回床上躺着去了。这些老人开始在我院子里又唱又跳。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争吵起来了。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倾听，弄明白他们在争论该让我当爹还是当儿子。

“让他当爹，我爹死于水肿病，都没过过好日子。”有个老人说，“我活了七十七岁，还不知道伺候爹的感觉。”

“让他当儿子吧，”反对者说，“我啊，啥都不缺，就缺一个人像儿子一样陪着我。”

他们越吵越烈，有人甚至翻出了陈年旧账。这些老人，他们既是老朋友，又是老冤家。从小一起在沟口长大，活了一辈子，别说谁干过什么事，可能谁身上有几颗痣都清楚。所以，他们相互揭起伤疤来，那真是鲜血淋淋。我只好从床上爬了起来。

“别争了，”我说，“逢单日，我做儿子;逢双日，我做爹。”

“昌盛，”有人说，“今天是农历十一，我们叫你昌盛，今天，你就是我们的儿子。”

问题解决了，他们又成了好朋友。他们且歌且舞，疯疯癫癫，全然忘记了头天晚上还差点要了他们老命的病痛。

我让他们回家，如果需要我，可以來叫我。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不光不走，有人甚至将家里的米和肉拿了出来，做起了大锅饭。

“我们不走，”有个老人说，“我们要和儿子在一起。”

“树宝，你过来。”有个老人朝我招了招手，“过来跟爹聊聊。”

“啥？”我愣了一下，“你叫啥？”

“树宝，”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儿子树宝。”

“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旁边一个老人对树宝爹说，“等一下就该陪我下棋了。”

我挨着树宝爹坐下，那酸涩中带腥的汗味瞬间将我包围。我仿佛看见污垢呈细颗粒状，在阳光下飞舞。他的衣服泛着油光，想必是许久未曾洗换。

“树宝，”他说，“我最近老是梦见你妈，她的屋里漏雨了，你去看看。”

我说好的。树宝的母亲前些年死了，就埋在沟口上面的黄皮坡。有次我从坟前经过，见坟堆已被雨水冲刷得越来越矮，野草葳蕤。

“树宝，”他说。

我嗯了一声，尽量放慢呼吸的频率，想掩鼻而逃。可他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我老了，”他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了，就是冬天了。”

“人都会老的。”我说。

“人老了，就像树朽了，”他提起裤腿，露出麻秆样的细腿，“我年轻时，能挑三百斤洋芋去金沙江边卖。现在，你看我这腿，它已经朽了，像石膏。”

他敲了敲自己的腿，发出弱不经风的空响，像是在敲一个废弃已久的罐子。然后，他开始在自己身上掏，掏遍所有衣兜，从最里层的兜里，掏出五十块钱。

“你叫我一声。”他说，把钱在我眼前晃了晃。

“啥？”

“你叫我一声。”他将钱在手上甩响，对着太阳照了照，“你叫我一声爸，这钱就给你了。”

“爸！”

三十年来，这个词第一次从我嘴里吐出来，像吐一枚苦涩的桃仁。树宝爹的眼里闪动着光，他长长地应了一声“哎”。

我没有要他的钱。

二

土地已经荒芜，野草覆盖了道路。某一天，那些外出的人，将会忘记回家的路。想想当年为了田边地角争得你死我活，多么不值。动物和植物之间，此消彼长。山间没有了牛羊，消失多年的野兽在水边留下足迹。早晚时，连炊烟也是柔弱的，轻轻一缕风就能吹散。老人像干瘪的洋芋，散落在角落里。我数了一下，沟口还剩18个老人。

当他们全部聚在我住的院子里时，我感觉村庄又活过来了。

每一个老人，都亮出了自己的宝贝。二胡、三弦、收音机、陀螺、古书、古玩、草药、丝绸长衫、羊皮鼓、铜铃、号角……他们比赛似的将这些东西拿出来，开始了吹拉弹唱跳。

他们在院子里摆了一把梨木太师椅，那也是一个老人的传家宝。我坐在上面时，想起很多死人曾经坐过，便脊背发凉。他们将我带进了过去时光，那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时他们还小，还年轻。他们唱起“莲花落”、《花大姐》，像是撕破了一匹匹放置已久的布料。这种早年流行于沟口一带的瞎子戏，唱完后，竟真的有老人赏给歌者几个钢镚。

“好听不？”他们问我。

我打着哈欠，如梦初醒。长乐爹端来泡了茶水的搪瓷口缸，上面印着一个老人的头像和一句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口缸，是1968年兴修水库时的奖品。“当时还有一块毛巾，一个水壶，”他说，“整个乡镇，就表彰1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嗯。”我说，将口缸递还了他。

“我想求你一件事，”长乐爹趁着别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把二胡上时，将头凑到了我的耳边，“如果你能够满足我，我死也瞑目了。”

今天，他们伺候我。我的耳朵上夹着香烟，面前的盘子里摆满了糖果。他们并不缺吃和穿，家里藏着儿孙孝敬的东西。有些已经变质了，有些被老鼠撕开了包装盒，但如今，他们全都成了我的食品。

“你能不能再为我举行一次表彰大会？”长乐爹站在我身边，怯生生地说。

“好呀，”我随口答应道，“你们想做什么，我都尽量满足。”

他高兴得浑身颤抖，摩拳擦掌，像匹迷途的老马，走来走去。我开始发号施令。这些老人，可比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听话。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弦子声马上停了，一曲《康定情歌》被掐断高潮，“我们今天要搞一次表彰大会，现在开始准备。”

说来也怪，这几天，我头脑里的那一团糨糊突然变清澈了。过去，我的脑海长期处于黑暗和阴沉中，被沉甸甸的云层覆盖着，现在，我能感觉到阳光照进去，蒙昧的心灵被打开。“原来你并不傻，”老人们说，“你就是老天爷派来陪我们的。”他们已有两天没对我用“傻”这个词了。

得到指令的老人，纷纷回家去了。“表彰会，我们太熟悉啦，”树宝爹说，“你就等着看吧，我们给你布置红红堂堂的场面。”

“要像你们当年一样。”我补充了一句。

这两天，他们相继搬来了我住的院子。木床、铁床、地铺，塞满了房间，夜壶不时被踢飞，拐杖经常横在通道上将某个人绊翻。有个老人丢了假牙，哭着找了一早上，最后发现在自己兜里。

当他们重新回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的家里藏着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早年开会时用的大喇叭、画有牡丹花的暖水瓶、红卫兵的服装、快板、笔记本、发黄的奖状、高桌子、低板凳、红袖章、哨子、草帽……

他们不约而同，搬来了那些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东西，摆放在院子里，让我感觉像是走进了旧梦，或者做梦也想不到。

“噢，还差一样东西，”美林爹说，“标语，没有标语叫什么表彰大会？”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骄傲的神色。在沟口，能够写标语的老人可不多。他回去拿来了红纸、毛笔和墨汁，当着众人的面开始写字。

“68水库完工表彰大会。”写完后，美林爹大声念着，问大家行不行。

老人们都说好，写得好。其实，他们这一代人基本不识字。

标语贴在墙上，立刻有了一种神圣感。标语前摆放着桌子，桌上是水壶和笔记本。大喇叭只是个装饰，已经不能发声，但还是骄傲地被绑在院里的柱子上。

我虽然有心帮长乐爹完成这个心愿，却是不知从何着手。我将美林爹叫过来，说让他来主持这场表彰大会。

“真的吗？”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喜出望外，“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保证完成任务。”

他尽量挺直腰，朝我敬了一个礼。我仿佛听到骨骼关节的响声，他的身子佝下去，又慢慢直起腰来。“没事的，”他说，“一到冬天就腰痛。”我記起小时候，村里婚丧嫁娶的酒席上，美林爹忙碌的样子，声音洪亮，像个总指挥。

“那我开始咯？”他说，“你听我的就行。”

我点了点头。

他说，“我们坐到台上去。”

所谓的台，其实就是两张拼起来的高桌子。我一坐到台上，就有老人给我面前的搪瓷缸里倒水。美林爹将一个夹了钢笔的笔记本递了过来。“这是你的记录本，”他说。我说我不识字。他说，“那就随便写画吧，做做样子。”我拧开笔帽，却一时不知道该写什么。

“开会了，开会了。”美林爹扯开嗓子喊，待那些老人坐稳后，他清了清喉咙。

“今天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我们的68水库完工了。今天，我们在此举行庆功会，表彰对修水库有积极贡献的人。在表彰会开始前，我们先欣赏歌舞表演。第一个节目：刘堡给大家唱《九九艳阳天》。”

美林爹说完，台下的老人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时，掌声雷动。

原是这沟口有个刘姓老人天生好嗓子，年轻时看了电影《柳堡的故事》后，能一人唱两角，既唱柳堡，又唱英莲。在此后的一些年，但凡有批斗会、表彰会、忆苦思甜会等集体活动，总少不了让他唱一嗓子。时间长了，大家就叫他刘堡。这刘堡没想到会有这一出，他在掌声中站起来，先朝台上鞠躬，再转身面对着老人们。

“不会又像当年一样，唱完后再批斗我吧？”

老人们相互看看，沉默了。

最后还是美林爹告诉他，不会，改革开放很多年了，唱爱情歌已经不是罪啦。

那老人听了这话，扯开嗓子唱起来。只不过，他的声音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嘹亮，胸腔里的力量似不足以推开嗓门。更何况，那嗓门已经破了，发出暗哑之声。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哪

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我看到台下有老人在抹眼泪，不知何因。我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但已经忘记了剧情。到了女声的唱段时，他试图发出尖细的声音，但彻底失败了，像一个憋足了气的气球遭到了针刺。他在老人们的哄笑和掌声中，坐了下去。

“我给大家来一段快板。”美林爹站了起来。众人竖起了耳朵。

沟口村，黄沙飞，地里石头堆成堆;天气冷，土地瘦，顿顿桌上没有肉。

“等一下，等一下，”树宝爹高声喊，“你这个说的是以前的日子，现在的沟口已经变了，你说说现在的情况嘛。”

美林爹停了下来，想了想，又甩开了快板。

快板一响，我心里慌。我说一说，如今的沟口是什么样。通了水，通了电，我们的生活大改变。不愁吃，不愁穿，不怕饥饿不怕寒。改了革，开了放，我们的生活大变样。可是啊——没了儿，没了孙，只有老人守农村。有了病，有了痛，独自在床上挨秋冬。想说话，没人听，我们的儿子叫昌盛。

美林爹说完了快板，手停留在空中。有几个老人开始抹泪，交头结耳。我只好带头鼓掌，将他们拉回了现实中。

“开始表彰大会吧。”我提醒道。

他干咳了两声，见台下仍有老人在小声说话，突然拿起了放在一旁的号角，吹响了。高亢凌厉的牛角号陡然响起，老人们捂住了耳朵。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牛角号，不由得心跳加速。老人们终于安静下来。

“下面，我们为在68水库的修建中，有突出贡献的韩富民同志颂奖。请大家热烈鼓掌！”

“韩富民”这个名字让我蒙了一秒钟。长乐爹已经按捺不住地朝台上走来了。我这才发现他换上了一套旧军装，散发着一股霉味。干枯的身子在肥大的军装里，像是将一个婴儿装进了棺材。老人们热烈鼓掌，有人甚至将食指弯曲塞进嘴里吹起了口哨。这时，如果不看他们的面容，我会误以为他们才三十岁。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老去。在风中勉力挺着干枯的身子，摇摇晃晃。就像长乐爹，虽然他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是举手投足间明显地无力。

我为他戴上大红花。一朵同样散发着霉味的大红花，呛得我想咳嗽。那张斑驳的奖状是某人刚从墙上揭下来的，由于不小心，撕掉了一只角。那个印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搪瓷口缸，虽然多处掉了瓷和漆，但被洗干净了，由我重新递到长乐爹的手上。

热烈的掌声，吓飞了三只在屋檐上闲逛的麻雀。

“下面，请韩富民同志给大家说几句。”

院子里突然安静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韩富民身上。而他却跟着大家沉默了。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和美林爹，脸上那些缩小的沟壑变幻着，如正在经受着地震的河流山川。他的嘴唇嗫嚅着，突然间老泪纵横。

“那么多年了，”他说，“我一直在盼望这一天。”

“我们这个地方叫沟口，但沟里没有水。为了让沟口的人和牲口有水喝，庄稼不被干死，我们决定修这个水库。我们肩挑背磨，开山凿土，开工的时候300人，现在只剩289人。大家都知道，那11个人被炮炸死了。今天，我请昌盛再次举行这个表彰大会，大家别以为是我想怀念表彰时的光荣。不是！是这几十年来，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件事。今天，我们都老了，就快死了，如果真的有阴间，我们还会相见。这阳间的事情，我们要在阳间了结。”

此时，长乐爹的面前是十几张惊讶的面孔，他的身后，负责主持的美林爹意识到事态发生了变化。“哎哎哎，”美林爹伸手阻拦，“好好的表彰会，别跑题了。了结什么呀？”

“了结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长乐爹的目光像张网似的撒出去，定在了某个点，“刘堡，我就想问你一句话，长乐是我的儿子吗？”

我看到刘堡的脸抽搐了一下，像一只苍蝇落在上面。他说，“长乐是不是你儿子，应该问你自己呀。”

“我就问你，他是不是我儿子？”

“我不知道。”刘堡说，“几十年前的事了。”

“哎哎哎，”美林爹站起身，走到韩富民身边，拍了拍肩，说，“算啦，老弟，过去的事，别提了。”

“都是修这个该死的水库给害的呀！”韩富民蹲下身去，双手捂脸，声音从指缝间传了出来，“三年的时间，我只回了三次家，呜呜呜。”

几个老人围着韩富民，再三劝慰后，将他扶回屋里。最后，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刘堡。他双手抱在胸前，缩成一团，目光注视着地面。老人们开始收拾表彰会的道具，但没有人去打扰刘堡。

我想到他说的一个词：了结。眼前这些老人，他们像风中的枯叶，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落下。躯体的命运和树叶一样，会在时间里腐朽，那么，不朽的是什么呢？时间能洞穿所有的实物，却奈何不了那些无形的东西。无形并不是没有，而是像空气，看不见，却无所不在。

那天开表彰会的时候，我在美林爹递给我的笔记本上用钢笔画了一个人。我当然不会画画，这完全出于一种本能。

三

我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这些老人像压在我心里的石头。天亮之后，就是我们一起生活的第三天。人老了，连睡眠也会离他们而去。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将他们惊醒。我躺在黑夜里，窗外秋风大作。和我同睡一屋的5个老人，除了长乐爹在鼾声中挣扎外，其余4个人全都醒着。我听到他们叹气、放屁、起床去门外的风里撒尿、将一袋旱烟抽幾口又掐灭，过一会儿再次点燃。打火机吐出火舌，照亮房间的一角。

我说，睡不着，大家就聊聊天吧。

“小声点，”我补充说，“不要吵醒睡着的人。”

“我醒了，”长乐爹说，“又梦见修水库，炮声中飞起了一只腿。”

“哪个的腿？”角落里有个老人问。

“倪小莲的，”长乐爹摁亮了手上的打火机，点燃香烟，半天才又吐出三个字，“狗日的。”

“倪小莲是哪个？”我问。

“刘堡的媳妇。”

“噢？”

我长长的疑问勾起了他们的谈话欲，几个老人开始争相给我讲刘堡（他住在另外一间房）和倪小莲的事。只有长乐爹沉默不语。他们的讲述像是搭积木，渐渐拼凑出刘堡和倪小莲的往事。

修68水库那年，是刘堡和倪小莲结婚的第五年。有一个记忆力尚未退化的老人说，“他们结婚是1960年，大家饿得连上山挖草根的力气都没有了，刘堡却从外面带回了一个女人。我们当时还笑他，说你还有力气弄媳妇啊。”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肚子饿着，但也要歌唱内心的快乐。刘堡加入了宣传队，他的歌声曾让很多人暂时忘记了空空的胃、已经被翻遍的山野和剥下了树皮的枯树。经常混在乡村干部身边，刘堡也算是有关系的人。所以，修68水库的时候，倪小莲进了放炮队。

“当年她们多清闲啊，那些放炮队的女人。”有个老人说，“她们一天干的活就是点炮。”

1965年，沟口后山炮声隆隆。沟口下方的六个村寨，每家出一个劳力，驻扎在山上修水库。刘堡要四处宣讲和演出，只能让倪小莲出工。能进放炮队的，要么是年轻貌美的姑娘，要么是关系户。她们是工地上的一道风景。平时，她们躲在棚子里打牌、绣花，和干部们玩耍，只有在放炮的时候才出来。每天下午两点，牛角号响起，放炮队的女人们手里夹着香烟冲向那些已被塞了炸药和雷管的石头，每人点三个炮，然后转身往回跑。她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放炮清闲，但也危险，最怕的是出现哑炮。放炮队的女人们用石子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谁去排除哑炮。1965年8月，倪小莲已经连续三次担任了排炮手。9月3日，炮声响后哑了两只，倪小莲第四次去排炮。

当时，刘堡正在沟口旁边的青果村参加一场批斗会，会前照例是政策宣讲和演出。刘堡刚站在台上，尚未开口唱，山上的炮便响了。他浑身颤抖，试了几次也开不了嗓。

“出事了，”刘堡说，“我得去后山看看。”

他丢下众人就往后山上跑，走到半路就遇到了前来报信的人。倪小莲被炸死了。在哑炮响起的那一瞬间，长乐爹看见倪小莲的断腿像根木柴凌空飞起，落到了数丈远的地方。

“如果倪小莲不死，可能不会有后面的事。”长乐爹说。但没人接他的话。

回忆没有夜晚长，天还没亮。像火种熄灭于灰烬，谈话声突然停了下来。我起身去另外几间房里查看老人们的睡觉情况。冬天是他们最难熬的季节，现在已经是秋天。起伏不断的鼾声让我放下心来。如果某个人没有声响，那反而是让人担忧。他们张着嘴，呼吸艰难地和呼吸道做着斗争。那没了牙的嘴里，散发出恶臭。而那些闭着嘴的人，鼾声被压在喉咙里，像一阵阵远在天边的雷声。有的闭着眼睛，鼾声成了他们气息尚存的证明;有的睁着眼睛，浑浊的眼珠一动不动。至于磨牙、咂嘴、说梦话，那是福音，比挣扎着呼吸好多了。

“你还没睡？”

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隔壁靠窗的床上传来一个声音。是刘堡。

“睡不着。”我说。

“唉，”他叹了口气，“我也睡不着。”

“嗯，”我说，“天快亮了。”

我迈开脚步，朝另外一间房走去，却听他在我身后说，“改天我想和你单独聊聊。”

我说，好，但是现在，先睡觉。

我劝他们睡觉，他们便都安静了，但真正睡不着的人是我。这些半截入土的老人，我該拿他们怎么办？18个人啊，每个人照顾一次，都足以将我累瘫。更何况，有的老人开始对我耍赖，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

“反正我已经活够了，”这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话，“反正这一生也活得没啥意义。”

“你们再这样不听话，我就要逃跑了。”我说。

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安静一会儿，但不超过三分钟。

“昌盛，我们来做游戏。”

“昌盛，我怎么感觉眼前有团黑影？”

“昌盛，我死后，一定要土葬，不能火化。”

……

“我上你们的当了，”那天我向他们宣布，“再这样下去，我会比你们都死得早。”

“怎么了？”美林爹狡黠地笑着，“难道做我们的儿子不好吗？”

“谁愿意做谁做，反正我是不做了。”

我回床上躺着，蒙头大睡。院子里乱成一锅粥。

美林爹在教人背《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苍老的声音，像片片落叶翻飞，跌入我的耳朵里。我哪里还有睡意？只能起身坐在一旁，看他们玩闹。

“韩富民，站起来，”美林爹喊，“这个字是你的姓，你必须学会。”

长乐爹说，我学了干什么？

“学了去阎王爷那里报到时好签字，”美林爹说，“活了一辈子，连名字都不会写，白活了。”

他这样一说，老人们便不捣乱了，认真跟着念。我在一旁看着，心里突然生出了主意。

美林爹见“学生”们变得规矩起来，他更加得意，摇头晃脑，捋着胡子拉碴的下巴。他念“赵”的时候，就指着赵正万;念“钱”的时候，找不到姓钱的人，便从兜里掏了一张钞票出来……老人们哈哈大笑。

“哎，昌盛！”美林爹朝我喊，“你去小学门口给我们买些笔和本子来，我要做他们的老师。”

老人们自觉掏出钱来，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皱巴巴地塞进我手里。我接了钱，换了衣服出门。我没有告诉美林爹，沟口小学早已人去楼空。由于没有生源，老师两年前就撤走了。原本在学校门口开小商店的人，也因此搬去了县城。我得去镇上才能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蒿草高过了头。前几天下过雨的地面在太阳下热气腾腾。我记不得自己有多久没离开过沟口了，它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屋顶不再冒烟，路上遇不到行人，鸟鸣声代替了犬吠。青苔一天天长起来，覆盖了青瓦。门锁锈了，不知道钥匙是否还打得开。草木的生命多么旺盛，它们在路的两边呼应着，渐渐牵手并肩。

而我是那个打扰它们的人。我的脸上、手背上，不同程度地被荆棘和枝桠划伤，隐隐作痛。但我顾不了这些，山下便是车来车往的公路，只有走到那里，我才能感受到人间气息。

令我意外的是，原本只有横竖两条街的小镇，如今纷纷朝不同方向生长。房屋朝着田野里延伸，当面包车在街边停下，我差点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人，他们挨挨挤挤地出现在街头，无所事事。阳光暖暖地照着，时光如水流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大集市，我仿佛听到金钱流淌的声音，它们从一个人的兜里，流向了另一个人的兜里。

我悲哀地发现，像沟口这样的地方，已经被人抛弃。像是山里有豺狼虎豹要吃人，他们一个个全跑了。我找了一个小店，买下学习用品，返回沟口。

老人们全站在村口，看到我回来，他们终于松了口气。

“我们还以为你跑掉了。”刘堡边说边伸手向后捶背，咳嗽着。

“就算只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守在这里。”我说。

四

有一天晚上，我们爬上了沟口后山。月光下，村庄安静得像一片坟场。我们的目的，只是想远观这个村庄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有人突然哭了起来。先是抽泣，然后嘤嘤嗡嗡，像个孩子哭得无所顾忌。先是一两个人哭，其他人劝，最后连劝的人也一起加入到了哭的队伍。

“他们不要这个地方了，”美林爹说，“我家从云南宣威府迁到这里，已经一百五十多年，先人们都埋在这里。”

“别说祖坟啦，他们连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不要了。”

“早知道会有今天，我们年轻时为何要把生命浪费在这里？你看，我这手指，就是盖房子时弄没的。”

说话的老人举起手，只有三根手指。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全在广州打工，院里长满了草，老鼠成群结队跑过。

“昌盛，”刘堡突然叫了我一声，“如果我们这群老人死了，这沟口村会不会消失掉？”

“不会，”我说，“还有我呢。”

“你也有天会死的，”刘堡说，“像我们这样，一天天数着日子等死。”

他话说到此处，众人就沉默了。停了哭声，直愣愣地看着山下。风吹来的时候，草木如浪翻滚，就要将那些房子淹没。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些草木心怀恐惧和恨意，总觉得某天它们会无限延伸，统治这个村庄。

“从明天开始，我们开干吧。”美林爹说，“我们将村庄恢复成之前的样子，不能让草木给欺负了。”

“那有何用？”乐天爹说，“我们将沟口打扮成宫殿，他们也不会回来。”

“至少可以让草木们知道，这里还住着活人，它们不能如此猖狂。你说呢，昌盛？”美林爹问我。

“你们决定吧，”我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时，有三个老人纷纷咳嗽起来，他们感冒了。一个患有支气管炎，呼吸时像拉风箱。至于其他人，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村庄正被黑暗吞没，我们等待月亮穿过云层，重新照亮大地。

“刘堡，我们之间的事情，你真的打算带进棺材吗？”韩富民突然说话了。

刘堡就坐在我身边。我感觉到他的身子抖了一下，像要抖落这满身的黑。他将自己抱得更紧了。

“老韩……”他说，“韩大哥，这事，都过去几十年了。”

“是的，几十年了，换句话说，我等了你几十年。”韩富民说，“如果不是你对我有救命之恩，你早已活不到今天。”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被坐在后面的美林爹听见了。他蹲身移步到韩富民身边，用同样低的声音说，“富民，人生在世，难得糊涂啊。”

“我装了几十年糊涂，难道还不能在我死前弄个明白？”

“有些事情，只会越弄越糊涂啊，你咋就不明白？你仔细想想。”

“是啊，你想仔细，想明白，想清楚。”刘堡说，“如果想不起来，我就提醒你一下，我是怎么挨的批斗？”

“挨批斗的痛是一时的，而你给我的羞辱是一辈子的。”

他这么一说，刘堡和美林爹便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两人不经意地站起来，去一旁撒尿，然后再也没有坐回韩富民身边。

月亮终于从云彩里挣扎而出，将水银样的月光重新铺满了山间。我带着老人们往山下走，美林爹快步从后面超上来，他轻咳了一声，说，“昌盛，你啥时候也单独陪我说说话？”

“你也有心事？”我问。

“活了一辈子，谁心里没有装着点事情呢？”

我想想也是。每一个老人的心里，都像一口深井，如果不打捞，没人知道井里有什么。于是，回到家以后，我向他们宣布了我的决定：

“从明晚开始，我单独陪你们聊天。”

“这才像我们的儿子嘛。”老人们一高兴，又忘记睡觉这回事了。这些没有瞌睡的老人，打开话匣子，长篇大论，没完没了。他们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讲到孟姜女哭长城，讲到穆桂英挂帅时，我睡着了。那天夜里，我梦见沟口的草木翻过围墙，长到了院子里，在我睡着的时候，有一枝蒿草长进了我的身体。

他们起床的时候没有惊醒我。他们已经从自己家里搬来了桌子，将我的院子弄成了教室。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趴在桌上，用他们枯枝样的手握住笔，正在学写自己的名字。墙上挂了一块旧桌面改成的黑板，美林爹指着黑板上的字念：韩富民、丁三、张长见、周文林、甘永德、赵大宝、王天明……这是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基本上不知道。一个人老了，到最后，连名字也会丢失。

美林爹手上拿着一根小指粗细的竹棍，神气十足地穿行在老人身边。他凑上去看看他们写的字，摇头或点头。“不是这样写的！”他高声喝道，“天字不出头，出头就是夫字，丈夫的夫。”被喝斥的老人耳朵有点背，扯着嗓门问：“出头就是猪？”

美林爹说，“你才是猪呢！”

老人们哈哈大笑。“原来写字这么难，比种地难太多，”他们说，“看来到死也学不会写一封遗书了。”

“不准笑！”美林爹吼道，“这是课堂，谁再说话我就罚他站，不准吃饭！”

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老人们便收起了笑容，一本正经起来。但是，有些老人确实已经没有再学会写字的可能了，他们不光手脚不听话，而且老眼昏花，记忆衰退，有时候连笔也丢得不知所终。

但美林爹的解决办法是：让我再去一趟镇上，买回一批不同度数的老花镜，然后将他们手上的笔全部换成了毛笔。当他们戴上老花镜，我看到他们手中的毛笔在纸上像醉汉样不听使唤，憋红了脸，沁出了汗。

现在，他们仍在学写名字。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喏，这三个字就是周文林，”美林爹将周文林的脸扳过来，用手指戳着，“周—文—林，看清楚了，周—文—林。”老人们凑近周文林的脸，盯着那写在老年斑上的毛笔字，一头雾水。

总之，从此以后，我们共同居住的地方就变了样。美林爹给每一样东西都写上了名称：墙、桌子、凳子、床、萝卜、腊肉、饼干、鸡蛋……但是，我怀疑他这样干的效果——当“桌子”二字出现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们认识，但换一个地方，他们全都蒙了。

他们每天写字到中午，“下课”时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此时，院子里的捶背声响成一片。他们活动着筋骨，转眼就将刚才学会的字给忘记了。

我们每天午后打理村庄。但这事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老人们几乎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我们决定先从道路开始，砍去那些從路边迅速长起的树木，它们的树叶已经遮住了路上的阳光。老人们只能干割草的活。他们蹲在路上，像一只只蜗牛慢慢移动。一边割草，一边感叹，“这里以前是大路啊，红军长征时就是从这里经过的。”

红军是否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但我从小就见这路上人马穿梭。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不久的将来，公路会像春天的树枝从县道上伸过来。县道最早是土路，车辆经过时黄尘滚滚，后来铺成柏油路，远远看去像一条黑色的河流。

不怪树木和杂草，不怪风和雨，也不怪飞禽走兽和老鼠。要怪，只怪那些抛弃了沟口的人。老人们以为沟口就是世界，是他们生命的圆心，但在年轻人看来，这里只是一个出生地，他们已经被外面的世界勾走了魂。

“外面有什么好？喝水都要钱。”有个老人说，“不光喝水要钱，连拉屎撒尿也要钱。”

“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住了多少年，却不知道隔壁邻居姓啥。”

“你以为他们在城市好过啊？狗屁。他們过得像条狗。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回来，真是见了鬼了。”

“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是农村人的，你说你一个农村人，大字不识一箩筐，去城里凑什么热闹嘛？帮人打工，跟旧社会帮地主干活差不多。”

老人们一边做着力所能及的活，一边讨论。他们割开路上的杂草，合力将堵在路中间的石头移开，铲平那些凸起的地方，让道路变得平整、宽阔，像是新婚之夜铺开的床。但是，我知道，要不了多久，草木又会卷土重来。

“没事的时候，我们也多来这路上走走。”有个老人说，“路上有人走，草木才无出头之日。”

我们一天天干活，清理乡村道路，像是在勾勒一幅乡村图。这花费了我们十天的时间。干完这些，我们开始往那些生锈的锁芯滴清油;换下那些破碎的瓦片，让房子不受雨水的侵袭;疏通阴沟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家的房屋基脚都曾被水浸泡。还有个老人提议，我们一起将村庄的土地翻过来，这个想法被我们否定了，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完成。

“翻过来有何用？”我说，“他们不会回来种地的。”

“可是土地这样荒着，我感觉那草是长在我心里的啊。”那老人说着话，哽咽了。

对于这个村庄，我们已经尽力了。要是有钥匙的话，我们甚至可能到每一家人的院里，将草拔除，将灰尘清扫。但是，我们没有钥匙。于是又有人提议，将锁砸了，打扫了院落后，给每一家换一把新锁。

“不能这样干，”美林爹说，“万一人家东西丢了，那找谁负责？如果你们真的闲不住，可以干点别的事。”

而我担心的，是他们的身体。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好几个老人的身体出了问题。他们躺在屋里，静静地挨着时间。在他们身上，时间化为了钢刀，正在刮着他们的骨头。没有什么比一天天等待死神降临更残酷了，小鬼们擂响了鼓，吹响了号，一步步将老人击垮。但是没有谁知道死神何时降临。

“我这样活着没意思了，昌盛，”有个老人说，“能不能请你将我掐死？”

这话吓了我一跳。我请美林爹去劝，劝了半天，他出来和我说，“劝住了，但他不想见他的儿女。其实，我也觉得这样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我就要离开了，”我说，“我去外面捡垃圾，我也不回来了，你们既然都想死了，那就自生自灭吧。”

为了证明我此言不假，我将自己的换洗衣物收进了一个蓝色牛仔包，将院门的钥匙给了美林爹。

“这院子你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反正我要走了。”我说，“我跟你们这些想死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美林爹一把将我拉住，其他老人也将我围了起来。

“哎呀，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说，“你就当我们是在说胡话吧，你千万不能走。”

“你走了，我们连个跑腿的人都没有。”

“你不想我们死硬在家里没人知道吧？”

“别动不动就说死，”美林爹说，“我们答应你，好好活着，还不行吗？”

“是啊是啊，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有点意义，本身剩下的日子就不多了。”

当然，这只是我耍的一个小手段，我见好就收地留了下来。第二天，我去镇上进行了一次采购，买了米、肉、药品、衣服，还买了一窝小鸡和两只猪仔。

从那天开始，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以前我只想陪着老人打发余生，现在，我想让这个村庄重新燃起希望。

五

秋意渐浓，放眼看去，凋零的不止村庄，连山上的树叶也掉光了叶子，光秃秃地立着，露出几分尴尬和胆怯。鸟兽的踪迹明显少了，估计它们也在为接下来的严冬发愁。相比之下，我和老人们在村里的活动却频繁了许多。

为了让路上或路边的草木不再长起来，我们每天早晨和黄昏都去跑步。我们跑到乡村道路和公路交界的地方，看车来车往。那里有一个没有标识的车站，沟口人去外面都要在此地上下车。我们希望，某天能够遇见一个沟口人从车里下来，但是从来没有。

我吹着哨子，跑在队伍的最前面，时而转身回去看那群气喘吁吁的老人。说是跑步，其实跟走路差不多。但我们都乐此不疲。跟路上的草战斗，我们赢了，我们让路有了路的样子。我们虽然走不快，却每向前一步都要将脚重重地跺在地上，我们仿佛感觉到了地动山摇，如同千军万马经过。我们嘴里高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当然，这口号里经常夹杂着老人的咳嗽声。在初升的朝阳下，这一群老人像是倔强站起来的枯草，嘴里呼出白气，让我想到吭哧吭哧的老火车。

我去镇上买回了两条狗，一白一黑。它们原本要被人拉去广州杀了吃的，我救了它们一命。一个村庄，怎么能没有狗呢？他们给白狗取名白天，黑狗取名黑夜。“有了白天和黑夜，我们这日子就热闹了。”他们说。

买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前几天有小偷入户了。连小偷也知道农村空了，是下手的好地方。我们在早上跑步的时候经过秋月家门前，发现院门敞开。我们以为是秋月一家回来了，但推门而入时在地上发现已经被砸坏的锁。屋里全翻过了，床上，衣柜里，厨房里，衣物扔在地上，锅碗瓢盆满地都是，但我们并不知道丢失了什么东西。

“我们有责任守护这个地方，”美林爹说，“我们开始值夜吧，我家里还藏有一杆火药枪，如果小偷再来，开枪打死他。”

“值夜的事，就交给昌盛吧。”刘堡说，“我们老了，连小偷也不会感到害怕。”

而我担心的是，他们在值夜的时候，不光对小偷没有威慑力，反而将自己给绊倒了。现在，他们就像秋天挂在枝头的柿子，熟透了，任何风吹草动都令我紧张不安。

美林爹的火药枪已经生锈，但并不影响使用。这种“昭通”牌火枪，早年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农村，无数的飞禽走兽死于它们。我用清油擦拭枪管，将火药翻出来晒在太阳下。在美林爹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怎样装火药和瞄准。白天和黑夜这两条狗，和我形影不离。连狗也有感恩之心。它们凶恶且敏锐，我带着它们巡逻时，稍有动静便箭一样扑出去。它们叫声响亮，整个村庄都能听见。

有枪，有狗，我在巡逻时底气十足。我紧握枪托，召唤着白天和黑夜，无数个瞬间，我觉得自己是沟口的王。只是，我的臣民太老了。我至少还缺一个王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别人抛弃了这个地方，是为了给我腾出地方，就像两军交战，尚未开枪，他们已经逃跑了。

我让老人们每天回两次家，晚上和早上。天黑时，他们回到家里，打开所有的电灯，将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天亮时，再回去关掉它们。如此一来，我带着白天和黑夜巡逻的时候，从《新闻联播》走到《晚间10分》，再到《来自星星的你》，甚至，有时候，某一家的屋里会飘出几首上世纪的流行歌。此时，如果你经过这个村庄，灯光映照着院子上空，电视机里的人声和音乐声，听起来喜气洋洋。

某天我巡逻完毕往回走的时候，白天和黑夜突然叫了起来，直奔前方而去。我加快步伐，手握枪托追上去。在路边，这两只狗围住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走近一看，是一个人蹲在路边。

“是哪个？”我端起了枪。白天和黑夜听见我的声音，叫得更凶了。

“是我，昌盛，”那黑影出声了。是长乐爹。

“噢。”我说，收起枪，喝住了狗。

“我心里憋得慌，想单独找你说说话。”他将垫在屁股下的披毡展开，为我留出了坐的地方。我这才想起，他是最先提出想我单独陪他说话的人。我在他身边坐下，接过他递的香烟，点燃后，默默地吸着。

“你其实应该猜到我想说啥，”他说，“这对于沟口的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你能够理解那种感觉吗？”

“嗯？”

“一个人的秘密，一村人都知道，但大家当面都不说，而是在背后嘲笑你。”他说，“我他妈全知道，这些狗日的在背后笑我，我当了他们几十年的笑料。”

“我没听到过，”我说，“是不是你想太多了？”

“大家都以为你傻嘛，”他说，“哪个会对一个傻子说秘密？虽然你不傻，但别人当你傻。我们很多人都当别人傻，就像刘堡一样。”

“嗯。”我说，“他媳妇是修68水库时炸死的？”

“是，他死了老婆，却来抢我的老婆。”长乐爹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音，“我在山上修水库，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吗？”

我摇了摇头，也不管他看没看见。

“这都是刘堡安排的，”长乐爹说，“他们让我去管炸药和雷管，那是危险品，责任大，只有过年停工的时候能回家。”

我干脆沉默了，不再回应他。这并不影响他的讲述，他只是需要一个听众。

“1966年，长乐出生了。我细想，时间不对，距离我上次回家，已经十一个月。当我回家看到孩子时，我明白了。他长得真可耻，几乎跟刘堡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问，为什么偏偏是他？长乐他妈说，有天晚上她睡着了，一个男人钻进他的被窝，她想反抗，但是来不及了。

“长乐长到五岁，连脸上的痣也和刘堡一样。我每天看到他，都想打他一顿。可是，他是无辜的啊，我只能打自己，抽自己耳光，揪自己头发。”

我这才想起，长乐爹的头上确实没有几根头发了。经他一提醒，我也发觉刘堡和长乐的相貌很像，但长乐的脸并没有痣。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带他去镇上找人取了痣，但还是像啊，没有痣的小时候的刘堡。全村人都在背后笑话我，我知道。所以，知道我为什么要让长乐去外面上学吗？因为我不想看见他！”

长乐我是知道的。他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当了三年兵，后来在战友的引诱下去了北海，在一个传销组织里待了五年。五年后，同龄人差不多都结婚了，成家了，他继续流浪，如今不知所终。

“这些年，没有长乐的消息，你以为我心里会难过？不！我这心里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他妈死后，我以为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这心里越想越不对劲。”

我问他，哪里不对劲？

“人老了，总会想起过去的事，越想越不对劲。我做了一辈子乌龟，连个說法都没有。”长乐爹说，“如果羞辱我的人是别人，也好办，红刀子进，白刀子出，但这个人偏偏是我的恩人。”

长乐爹说的恩情，是在他二十岁那年，和刘堡一起上山打猎，刘堡救过他一命。那时沟口后山野兽成群，端午节时，村里的青壮年相约上山打猎，他们发现了一头麂子，并将它围在了一个山凹里。长乐爹年轻时奔跑起来像头豹子，他一马当先地跑在前面，朝那头慌乱的麂子举起了枪。可是，在他开枪之前，对面响起了枪声。麂子跑了，长乐爹的身旁却倒下了一头老熊。就在长乐爹瞄准麂子的时候，那头熊也扬起了巴掌准备拍向长乐爹的脑袋。

开枪的人是刘堡。子弹正中老熊的心脏，它应声而倒。紧接着倒下的是长乐爹，他吓瘫了。一村人抬着老熊欢天喜地回到家，熊掌自然归了刘堡。

“这些年，这救命之恩和他对我的羞辱，像是冰与火，在我心里浇灭又燃起，浇灭又燃起，折磨了我几十年。有时候想想，如果当时让熊给拍死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死不可怕，活着受折磨比死还难受。我说这些，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其实并不明白。我更不明白，既然都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老了还要纠缠这些过去的事。

“我就是想让他给我低个头，认个错，这样的想法，过分吗？”他说，“都要入土的人了，我们都应该干干净净地死，像生下来时一样干净。我这也是在帮他，你明白吗？如果他向我认错，我也会向他认错。”

“你也有错？”我的牙齿在打战，不是因为吃惊，而是夜晚的天气越来越凉，即使隔着披毡，我也能够感觉到潮气一阵阵袭来。

“活了一辈子，谁会没有错？只看敢不敢承认而已。”他说，“我想请你告诉他，让我们在死之前相互认错吧，虽然很多东西大家心知肚明，亲口承认后，心里才会舒坦。”

我们已经抽光了身上的香烟，当寒气再次袭来时，我们嗑着牙站起了身。白天和黑夜的嘴里同时发出“嘶”的一声，被我喝斥开了。

“我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昌盛，”走在路上时，他说，“这是我死前最大的愿望，我只想清楚明白地死去。”

他咳嗽起来，将一口痰射向了路边，佝着腰，像一个放大的“7”字走在我前面。那一瞬间，我突然心生哀怜。不是可怜他，而是可怜我自己。因为多年以后，我也会像他一样苍老。

“好的，”我说，“我一定帮你办到。”

六

那时我和哥哥坐在门槛上，嘴里念着月亮老嬷嬷，心里却害怕它会割伤自己的耳朵。我们都认真观察过中秋的月亮，并且都认为看到了桂花树，以及吴刚、嫦娥和兔子。有一年中秋，我哥昌明甚至对我说，傻子，我听到吴刚砍树的声音了。

那时月饼一人只有半块，不忍咀嚼和吞咽。我哥昌明教我的方法是，用舌头轻轻舔，让甜味在嘴里扩散，让牙齿像刀片，轻轻刮下月饼的皮，一定要轻，要薄。但我学不会这个方法，我通常是将半块月饼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吃完后，看着我哥流口水。

“傻子，”他说，“好东西要慢慢体会。”

我在煤山干活时，中秋节前老板问我们，你们小时候有吃够过月饼吗？我们所有人都摇头。“那好，”老板说，“老子今天让你们吃个够。”一个电话打过去，超市送来了十箱月饼和若干啤酒。放假半天。下午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洗澡。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我们不待月亮升起，便开始消灭那些月饼。月饼和啤酒，撑圆了所有人的肚子。月饼堆到了喉咙，再也塞不下去，所有人才罢休。

酒精和快乐，让人发疯，我们在月光下又唱又跳。可是跳着跳着，有人抱住肚子跑开了。然后大家像受了传染，相继抱着肚子跑向了旷野。白花花的月光下，撅着一个个光屁股，可是饱嗝里却是香甜。

“狗日的，畜生变的啊。”看到大家的狼狈样，老板哈哈大笑，“拉，拉死你们。”

第二天，煤矿停工，工人们全都蔫蔫地睡在工棚里。但老板并不生气，说起头天晚上吃月餅的情形，他笑得前仰后合。

从此，我再也不吃月饼。不光不吃，想到就反胃。想到月饼就想起在煤山上的那个夜晚。

“你们想吃月饼吗？”当我问老人们时，他们一个个摇头。这样正好。我去镇上采购时，买得更多的是药品和御寒的衣物。过了中秋，天气就会一天天凉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八月，有好几个老人接到子女的电话，内容大致相同：往他们的卡里打了钱，用来添置过冬所需的物品。这些卡，现在就在我身上，我每个月从他们的卡里取一部分钱出来开支。对了，我还买了一头驴。在照顾老人这件事情上，驴比我还辛苦。驮柴，驮米，有时候还要驮生病的老人上医院。此刻，它驮着我们过中秋的物品爬坡时，一边走一边放屁，让人心疼。

和驴一起走在路上，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那些老人的儿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想起他们的儿子。他们携家带口去了城市，散落在各地，最远的去了缅甸，最近的在县城。可是一旦跨出沟口，仿佛他们全都绊上迷魂草，忘了回乡的路。他们像一粒粒种子，散落在城市的角落，艰难地生根，发芽，繁衍，在城市的石头上，活成一片一片的狗尾草。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身后的故乡已经空了。老人们，像是收获季节后，遗落在地里的仨瓜俩枣。如今，我像一个立在地边的稻草人，要阻止命运的乌鸦不期而至。

如果时间就是金钱，老年人是绝对的穷人。在这个世界，你可以没有一切，但不能没有时间。这不是活着的忙碌，而是闭上眼后就再也不忙了。时间像一根横在高空的钢丝，老人们从上面经过，我看得提心吊胆。每天早晚，我都让他们报数，直到有人喊出“18”，我才安心。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个数字会减小，像一群羊丢失于山林。

八月十四日，晴。如果天无不测风云，我们将迎来一个晴朗的中秋。我从镇上采购回来，在路上迎面遇见了饭后散步的老人们。他们问我，是否在镇上见到了他们的儿女。我只能无奈地摇头，但又觉得这实在过于残忍，便安慰他们：

“也许他们要明天才回来。”

那天晚上，老人们的话题主要是回忆他们的儿女。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我家美林从小就很聪明，刚生下来三天，天上飞过一架飞机，他听到后就拿眼睛追着看。”美林爹说。

秦美林三天会看飞机这事，在沟口一直是当笑话在流传。可是，美林爹毫不在意别人的大惊小怪，反而不屑地说，“懒得跟你们这些井底之蛙计较，是吧，昌盛。”

“我没坐过飞机。”我说。

“我说的是美林三天看飞机，这事千真万确。”他抽了几口旱烟，陷入了沉默。

“三狗子四岁就会骑马，五岁能从1数到100，七岁上学，成绩一直是第一名。”

“我家春秀孝顺，吃个洋芋都得给大人留一半。”

“我家奋斗今年又换车了，听说花了二十万，啧啧，我说，买那么贵干什么？他说，这人活着，就是活个面子。”

“这人啊，一代强过一代，我的小孙子，今年才五岁，已经会背20首唐诗了。”

“我小孙女喜欢画画，老师说她今后要当画家。”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每个人都兴趣盎然的样子。其实，这只是为了在自己说话的时候有人应和。只有韩富民和刘堡不说话，两人的座位之间隔了十来个老人，表情落寞地听着别人说。

“大家都想一下，明天怎么过节吧。”我打断了他们的聊天，“不管有没有人回家过节，我们都要好好过。”

“是啊，”刘堡说，“过节才是正事。我建议，我们搞一台中秋晚会吧。”

“还晚会呢，都老掉牙了，还有脸唱。”韩富民嘀咕着唱反调。

刘堡愣了一下，红着脸望众人，见众人纷纷点头，又来劲了：

“我们这些人，还有多少唱唱跳跳的机会呢？说不定哪天躺下，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众人被他的话戳中，像气球被针戳破，蔫了。刘堡率先报了节目，他要给大家唱《太阳出来喜洋洋》。但其他人无动于衷。

“如果你们不出节目，我也不唱了。”刘堡坐下后，扫兴地抽起了旱烟。

“我有个想法，”美林爹说，“明天是中秋，不如我们就在月亮下面好好说说话吧。”

“说啥？”刘堡不服气地问。

“活了一辈子，难道你没有想说的话吗？假如你还有三天时间。”长乐爹明显站在了美林爹一边，“有些话，不说就来不及了。”

这时候，大家的目光都朝我聚，像一群没有主见的孩子。

我说，“你们要说话可以，但是，不准吵架，不准哭，过节就要有过节的样子。”

“昌盛说得对，不准哭，不准闹，”美林爹说，“我们这些老人，加起来年龄都上千岁了，不要没羞没臊。”

当夜做了决定，安顿好他们睡下，我却没了睡意。其实十四的月亮也已非常圆，照在窗台上，明亮得让人惊心。鼾声又响起，他们的嘴里，时而发出梦呓，我听到几个老人在叫孩子的乳名。白天和黑夜在院门外叫成一片，它们在催促我，该巡夜了。这两个家伙，来到沟口没多久，但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有时候，即使我不带着它们，它们也会在村庄里四处巡逻。

我们朝村里走去，电视里传出打斗声、哭泣声、枪声、音乐声。而挂在院门上的锁，却向人昭示着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

我走过村公所，这个曾经让我心生畏惧的地方，小时候经过时连脚步都要放得轻缓。村里的人在此开会，高音喇叭哇哇响。如今，这里寂静无声，村支书和村长早就去外地做小包工头了。

还有沟口小学，大门紧闭，校园正中立一旗杆，旗子早已不知去向。要知道，当年我曾经流着鼻涕上过一年小学，最后被老师赶了出来。

空荡荡的村庄。谁能想到，它最后变成了我的村庄。我站在夜晚的风中，突然就扯开嗓子唱了起来。唱的是《黄土高坡》。这是我从别人的口中捡来的歌，别人唱了丢下的歌，像这个村庄一样。

没有人知道我喜欢巡逻。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个村庄的主人。像我们的祖上一樣，从某一个地方，奔命而来。在这里，砍下第一棵树，埋下第一粒种子，生出第一个孩子。我要和草木争夺地盘，让飞禽走兽成为我们的口中食，我要让子孙人丁兴旺，并且以沟口作为他们的世界的圆心。即使他们绕了地球一圈，最后也要回归到沟口，死于这里，葬于这里。

我放眼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我的。山河田地，花草树木。我听到的或听不到的，也是我的，风和雨，蟋蟀和蚂蚱，兔子和斑鸠，蟑螂和老鼠……通通都是。

这并不是我野心勃勃，而是这是别人抛弃的东西。他们弃之如敝履，我要视若珍宝。我是沟口的一粒种子，我要发芽开花。

七

我将忽略十五那日的白天，直接进入它的夜晚。

月亮升起之时，我们已经在院子里拉开了桌子和凳子。桌子上放的是烟、酒、糖、茶、瓜子和月饼。我听到村里传来音乐声，那是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有人在唱：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

正当我们准备聊天时，老人们的电话响成一片。是他们的儿女。老人们通话时，习惯性地打开免提键，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他们在通话的时候，我成了多余人。

“爸，中秋节工地太忙了，没回来陪你过节。你吃饭了吗？”

“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待的？你还是考虑一下，搬来和我们住吧。”

“娃娃在上补习班，回不来。”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胃病犯了。”

“等忙过这一阵，我们就回来看你。”

“你多注意身体，缺钱的时候就给我们打电话。”

……

他们挂断了电话，像是在例行公事，脸上无悲无喜，重新坐回了原位上。我们尚未开始的聊天，因为这一通电话，受到了影响。就像鱼雷潜在风平浪静下。

“来来来，我们边吃边聊，”我将桌上的东西推到他们面前说，“月亮那么好，大家都别拘束。”

可是，他们无心吃东西，只是木讷地坐着。白发在月亮下闪着银光。他们安静地坐着，有的闭着眼，平静，萎缩，像是一个坐着死去的人;即使是睁着眼睛，也只是无声地眨巴着，像一张张转动着的空唱片。

“你们都不说话，那我来说几句，”美林爹顿了顿，从桌上捡了几颗瓜子扔进嘴里，边嗑边说，“我们这些人，活一辈子了，就像黄昏的太阳，都在等着落下去。我们这些人，生在沟口，长在沟口，死了也会葬在这里。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朋友。我们稀里糊涂地活了一辈子，为儿为女，为吃为穿，其实，我们跟山上的鸟兽并没有多大区别。我想吧，借今晚的时机，我们好好地说说心里话。这是我提议的，先由我来说。你们听不听无所谓，但是，有些话，我得说出来。不然，憋着难受。死，我们无法抵抗，但我不想话没说完就死掉。”

美林爹开了场，但仍然没人响应。月光就这么明亮地照着，他们脸上哪怕是一丝轻微的波动都逃不了别人的眼睛。美林爹愣了一下，拿起桌上的酒，扭开，给自己倒了半杯。

“我这两年一直在想，自己活了一辈子，到底得到了什么？”美林爹呷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想来想去，觉得这一生白活了。活到头发胡子白，才发现这一生其实一无所有。你们想想，如果有天我们死了，会留下什么？”

“几间破房子和几个儿女。”有个老人回了一句。

“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儿女是我们的依靠，没想到，他们全跑到外面去了。”美林爹说，“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生活，我们以为老了是儿孙满堂，可现在我们都成了孤家寡人。”

“谁能想到呢？”刘堡说，“城市像个大磁铁，把我们的儿女全吸走了。”

“等我们眼睛一闭，这个地方就彻底跟他们没有关系了。”韩富民说，“可是，这些家伙忘记了，他们是在这里出生的啊。”

“昌盛，给能喝酒的都倒上吧，”美林爹说，“我们今晚不喝醉，但是，要喝点酒，对月亮老嬷嬷说几句心里话。来，喝一口，我先跟大家掏心掏肺。”

我起身，給他们每人面前的杯子里都倒了酒。大家在美林爹的提议下，举了杯。

“我说一件这一生最后悔的事吧，”美林爹说，“说完这件事，我咽气时也会轻松一点。”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们的目光全汇聚到了他的身上。而他却端起酒杯，站起来，朝着刘堡深鞠了一躬，然后一仰脖，把酒干了。

“刘堡兄弟，你还记得1969年吗？”美林爹说，“那一年，68水库已经修好了。”

刘堡说，“那一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被批斗了整整一年。”

老人们频频点头，并且竖起了耳朵。1969年，眼前这群老人二三十岁吧，正是一个家庭的脊梁。而那时候，我还在我父亲尚未发育的身体里。刘堡挨批斗这事，我前段时间听他提及过，但不知详情。

“你知道是谁告你的状吗？”

美林爹的目光从老人们脸上掠过，被看的老人一脸茫然。

“我当然知道是谁，但我不想说，我希望他能够自己承认，至少在死前，亲口告诉我。”刘堡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长乐爹韩富民。后者不以为然地回瞪了他一眼。

“是我告的你，”美林爹说，“但是这些年，你一直认为是富民兄告的你。我对不起你们俩。”

老人们的目光一收一放，像一张张网，紧紧罩住了美林爹。

“是的，是我干的，”他说，“当时学校已经停课，我没书教了，想往村上走，但是，那个年代你们是知道的，像我这种成分的人，想进步，就要接受组织的考验。他们让我在村里找出一个坏分子，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整天张嘴闭嘴情啊爱啊唱个不停的刘堡了。”

美林爹顿了顿，可怜巴巴地看着刘堡，喝了一口酒，站起来，又鞠了一躬，银发在月光下闪了一下。

“我不求你原谅我，但是，我说出来，心里舒坦多了。”他说。

“你心里舒坦，我心里也舒坦了，都快入土的人了，我难道还能打你一顿不成？你说出来，我这心里揣了几十年的误会，也就解开了。”

刘堡站起身，朝韩富民递出了酒杯。那个装满的杯子，像一只伸在悬崖的手，它需要有人拉一把。韩富民举起了杯。

“富民，对不起。”刘堡说，“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交代。今晚，当着月亮老嬷嬷，我跟你坦白了：长乐，的确是我的儿子。”

韩富民垂下头，闭上眼睛，沉默了半晌后说，“可惜我也没有长乐的联系方式，不然，我会告诉他这个消息的。”

“等我死后再告诉他吧。”刘堡说，“我哪有脸面对他？”

“我也向你坦白一件事情吧，你记得包产到户的第二天，你家的耕牛滚下悬崖吗？那不是它踩滑了，是我推下去的。”

“一头牛而已，”刘堡说，“这事我早就想到是你干的了，你那段时间天天假装上山挖药，其实就是在寻找机会。”

事情由牛说到人身上，气氛就轻松了一些。美林爹已经喝光了杯中酒，加之又掏出了积压在心里的事情，整个人变得兴奋起来。

“哎！”他说，“今天过节，大家都高兴一点。现在，我来问你们。”

“丁三，你这一辈子干过最坏的事是什么？”美林爹问。

丁三原本闭着眼睛在想问题，被他这么一叫，吓了一跳。他的头发掉光了，戴着一顶毡帽。此时，他取下毡帽，挠了挠头，嘿嘿笑着。

“年轻时跟我爸吵架，推了他一把，摔断了两根肋骨。”丁三说，“所以我现在也是肋骨疼，每次疼，我都想起这事。”

“周文林，你呢？”美林爹问。

周文林就坐在他对面，嘴里咬着一条黄铜旱烟锅，烟已经熄灭了。他好像是衣服穿少了，此时身子轻轻发颤，牙齿嗑响了烟锅嘴。

“我这一生啊，活得挺窝囊，连踩死一只蚂蚁都怕。但是，现在想想，这样窝囊一辈子也好，我好像真没干过什么坏事。”周文林说。

“你说得轻巧，”丁三说，“你忘记当年赶走吴癞子一家，是谁打断了小癞子的腿？”

周文林长叹了一声。老人们窃窃私语。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这些干什么？”周文林急了，站起身，背着手，来回踱步，众人的目光追着他。他转了几圈，然后又重新坐回了原位。

“当时大家追赶吴癞子一家，我跑在前面，而小癞子跑不快，被我一棒打断了腿。这么多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吴癞子折回来抱小癞子时的眼神。有些眼神是可以杀人的啊，让人发抖。他张着大嘴，嗓子里发不出声音，但如果被他抓住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撕吃了。我转身跑开，后面的人拿着刀枪棍棒赶来，吴癞子一家才逃跑了。”

“唉，你说起这事，我当时也参与了。”一直不说话的张长见说，“事后想想，造孽啊，得了麻风病，还要被我们这些人赶出去，这不是要把他逼向死路嘛。”

“这事非常残忍，但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传染，也只能这样干，”美林爹说，“后来，我也总在想，吴癞子一家到底去了哪里？”

“癞子屋基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吧？”我插了一句嘴，想起小时候沟口有个无人居住的破院子，大门敞开，院里长满青草，后来在雨天垮了，最后夷为平地。

“是的，”张长见说，“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你爹都还在小，吴癞子是沟口人，后来不知怎么一家人都染上麻风，被老支书带人赶跑了。”

老支书已死多年。他们口中的吴癞子也应该不在人世。世界之大，一家人的消失就像浪花归于大海。肉身会腐烂，但是往事却不会随风而逝。即使没有提及，也会装在人的心里发酵，像酒，像醋。

周文林站起身，端着酒杯，将酒洒向了地上。其他人见此情景，纷纷效仿。

“我们来敬吴癞子一杯，他肯定早已过世了。如果真的有阴间，我们该如何面对他啊？”

所有老人无言以对。

“来，我们说点高兴的事情吧，”我对他们说，“今天是中秋节啊，不准回忆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这并不难过，而是解脱。你就让大家继续说吧。”美林爹示意我坐下，“像这样痛快说话的时机，不会多了。我問你们，你们怕死吗？”

“怕，怎么不怕？谁不怕死？”丁三说，“但是，怕有什么用，死神降临时，没有人抵挡得了。”

“我倒是不怕，有时候还想主动去见阎王呢。”甘永德老人说，“其实像我们这样活着，跟死有什么区别？甚至可能还不如死了。”

“我听说人死的时候，像天黑一样。所以，我每天睡觉前都当自己正在死去。”有个老人说，“这种死亡练习时间久了，我觉得死也不可怕了。”

“我呢，每天起来都挺高兴的，因为觉得又赚了一天。但是，天亮后又觉得其实这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没多大区别。”

“你刚才说那个死亡练习很有意思，我也要试试。”美林爹说，“也许这样我也不怕死了。我是真的怕啊。眼睛一闭，就离开了人间，变得一堆黄土。这日子确实不好过，但是想想死亡的黑暗，我觉得还是活着好。”

“也许死不是黑，而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韩富民说，“不是说阴阳相隔嘛，有阴间的话，死就不害怕，像是你从沟口走到镇上。”

这话逗得老人们笑了起来。我突然发现这个夜晚竟然就这么过去了。月亮开始下坠，就快接近后山峰。暗绿色的山峰管理着沟口夜晚的明和暗，像一道闸，将夜切成了两半。

我站起身时，下腹传来坠胀感，老人们在厕所门口排队。冷风吹来，像一块湿被子裹上身。有种电影落幕，从剧情里走出的感觉，怅然若失。我的双腿麻木，迈不开步。我失去了什么呢？我想了好一会儿，告诉自己，我失去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像是雪融化于水，生命溶解于时光，悄然无声。

八

悄然无声的还有冬天。当我们早起跑步时，踩着地上的马牙霜，发出骨头断裂的声音，冬天来了。寒冷像鞭子抽打着我们，只有尽力奔跑身子才能暖和一些。老人们跑不快，边跑边喘，呼出的白气在晨光下荡漾开去。

我准备再过几天，就不让他们跑步了。一棵已经腐朽的树，怎能在春风的摇曳下重新发芽？天气越来越冷，我的脑海里总出现一个场景，某个老人会在奔跑中突然栽倒。于是我反复提醒他们，如果感觉头晕眼花时，要赶紧蹲下身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牧人，在这个几乎空了的村庄，放养着18个老人。死神是停在不远处的秃鹫和饿狼，虎视眈眈。相比之下，严冬最多只能算是死神的虾兵蟹将。

我们就这样和死神对峙，看似视若无睹，其实是侍机而动。除了跑步，老人们每天仍然在学习写字。院子的墙壁上，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他们这么做，一是打发时间，二是希望能在死前将一些话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儿女。但是，有一天，刘堡突然扔下了纸和笔。

“不学了，”他沮丧地说，“再怎么学，到死也不会写一封信。”

美林爹愣了一下，就像一个阴谋被揭穿了，却又还想继续维持下去。

“你耐心点嘛，”他说，“这字怎么是那么容易学的？别人要花六年才能念完小学，你才学了多久？”

“反正我是不学了，”刘堡说，“人上了年纪，脑袋变得像个漏斗，装不住新东西。”

美林爹看到其他老人也跟着点头，急得搓手跺脚。

“你不给儿女写信了？”他说，“如果你突然死了，他们连句话都得不到。”

“你帮我写不就行了？”刘堡说，“我说你写，写好我放在枕头下。”

“这怎么行？”美林爹站起来，争辩道，“写给儿女的信，不能代劳，你们最好自己写。”

可是，其他老人也放下了纸和笔。

“我觉得刘堡兄弟说得对，”丁三说，“我们这些人，是没希望学会写信了。我也想请你帮我写几句话给儿女。”

总之，这群老人突然在那个冬天的中午放弃了写字，而改为请美林爹代写。美林爹先是不答应，但是当所有人都不再写字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在堂屋里的高桌子上铺了纸和笔。第一封信是代刘堡写给长乐的。他边写边念。

长乐我儿。

“不对，把‘我儿删掉，”刘堡说，“我这样叫他，他可能不高兴。”

“删不了，你以为是铅笔字可以擦啊？”美林爹说，“你管他高不高兴，到时候你都死了，还管这些做啥？接下来你想写啥？”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叫你，也是最后一次。我儿。不管你高不高兴，我都要这样叫你。你肯定是恨我的，我也恨自己。可是，人是有命的，这是你的命。我没有尽到当爹的责任，不求你原谅。这一世父子，没有相认，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刘堡站起来，笨拙地朝衣兜里掏，掏出了一本银行存折。美林爹看了一眼，说这东西可别给我，说不定我比你还先走。于是，他将存折递给了我。

“这是我在他出生时就开始存的私房钱，一点点存起来的，即使是我快饿死穷死的时候，也没有动过花这钱的念头。你把这个给他，如果他没娶亲，这钱给他娶媳妇，如果有媳妇了，这钱就是给我孙辈的。”他一口气说完，咳嗽起来，用右手捶着自己的腰。

卡上是一串串数字，时间和金额像密密麻麻的蚂蚁。我翻到最后，看到的数字是：80256.74。这是我活了三十年，见过最大的存款数额。在那一刻，我突然有点羡慕长乐。这个没了踪影的家伙，是否还活着呀？我想。

“密码是多少？”我问。

“他的生日。”刘堡说完，又凑近美林爹，继续写信。

如果你能够到我的坟前看我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你不来，我也不会怪你，也会保佑你。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姓刘，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你要姓韩也可以。永远不要忘记韩富民的恩情。

刘堡将信折起来，放在了枕头下面。然后，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听着别人口述书信。这些老人的信写得五花八门，有的在信里大骂儿女，有的在交代后事，有的信里写着这一生没有说出口的话，有的写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更感兴趣的事情是进行死亡预习。就像刘堡此刻一样，躺在床上，对我说，“来，昌盛，我们玩死亡游戏。”他说完这话便闭上了眼睛。我走过去叫他，他不应。我伸手触摸他的脉膊和鼻息，大喊大叫，失声痛哭。老人们围拢过来，对他的脉搏和呼吸进行再一次检验，屋子里乱作一团。

我们刮去他脸上的胡子和头上刚出来几天的白发，甚至给他洗了澡。我已经多次见过他们的裸体，有的堆积着脂肪，有的耷拉着皮，有的双腿肿得发亮，有的瘦得像根枯枝。我留意过他们的生殖器，那曾经是很多人的罪恶之根，如今它们萎缩成了一个核桃，藏在稀疏的草丛里。刘堡的衣服就放在床边，两套，黑色和红色。他们的衣服是我统一去镇上购回来的，款式大致相同。我们为刘堡穿戴上衣帽，将他放进了堂屋正中的棺材里——美林爹写信的高桌子旁。

前段时间的某天早晨，我起床后没有听到他们的动静。正诧异间，院门被打开，这18个老人抬着一口黑棺材从外面走进来。从此，这口棺材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棺材盖罅着缝，用于呼吸和聆听外面的动静。我扯声哭了起来，将“爹”音拖得老长。沟口人哭丧很讲究，但我不会，只能嚎啕大哭。然后有老人开始唱孝歌，从盘古开天地，唱到韩信和张良。

每一场死亡预习的重点或高潮部分是法事。乡村法事的掌坛师早已消失了，成为一种回忆。在我小时候，甚至十年前，他们还活跃于乡间，受人尊重。但最后，老掌坛师死了，他的衣钵继承者们纷纷去了外地打工。

我们在刚开始进行死亡预习的时候，发生过争执。我的意思，既然我们都不会念经，那法事就免了吧。可老人们坚持反对。

他们说，“没有法事，这人死后就是孤魂野鬼，没人为他指引去往西天极乐世界的路。”

“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真正拜师学过，但是这一生也参加过至少几十场丧葬，谁不记得几句经文呢？”

他们真的靠着回忆，写下残缺的经文，并且让我买回了锣、鼓和镲。当刘堡躺在棺材里时，我们对这一套程序已经相当熟悉。哭唱声和锣鼓声响起，没有谁认为这是一场表演，任由死亡的气息将自己淹没。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将刘堡从棺材里扶出来。他高兴得像个新郎官，朝我们每个人发烟，发糖，甚至给我们每个参与这场表演的人发一个小红包。

“里面很黑，但一点都不害怕，”他说，“我还睡了一觉，梦见自己死了。”

“那天我在里面也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生了个儿子。”丁三说，“明天该我死了，你们得给哭得大声点，卖力点。”

他们一起想象死亡，就像抚摸一匹黑豹子。先是小心翼翼，然后胆子渐渐大了起来。有时候，他们认为“死亡是天黑”;有时候他们认为“死亡是空白”;有时候，他们认为“死亡是从冬天到春天”。

我们都很喜欢“从冬天到春天”的说法，这让人充满希望，而且也符合我所处的环境。风越来越凛冽，水越来越冷。冬月十六，我计划在年前最后带着他们跑一次步。然后，我们将躲在家里，迎接新年的到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过冬的准备。为了打发时光，我打算让他们围坐在火塘边讲故事。人活一辈子，其实也就是一个故事而已。刘堡最先响应，他说要给大家讲一个《五鼠闹东京》。

可是，冬月十六的中午，我意识到他没有机会讲了。

出事的时候我嘴里吹着哨子，正奔跑在队伍的最前面，突然听到身后的老人们喊叫。我转身，原地踏步，一眼就从人群中发现少了一个人。老人们惊惶失措地看着路的下面，那是一个陡坡。这个情景和我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的镜头并不一致。我没有亲眼看见他栽倒，只听到坡下面传来物体滚动的声音。

我在一棵松树面前找到了他。松树挡住了他的身体，才没让他滚得更远，而这也使他的头受到了致命一击。死神像个伟大的魔术师，他吹一口气，一个大活人瞬间变成了尸体。生与死之间，仅隔着一口气。我将手伸向他的鼻孔，流出来的不是呼吸，而是血。我听到老人们在路上发出喊叫，我没有恐惧只有同情，扛着刘堡的尸体朝上爬。他并不重，那感觉像是扛一根干柴在肩，我左手抓住草木，右手把住他的腿。这腿走过千山万水，如今瘦得皮包骨。

死是一道闪电，我想，短暂的光亮迸发后，陷入永久的黑暗。而我们的衰老，就像土地面对雨水的冲刷，流失沙，流失土，最后只剩下石头。人活到最后，連悲伤也丢失了。大家觉得，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已经没有悲伤的必要。

“这样也好，”美林爹说，“走得干脆利落，比躺在床上挨时间要好。”

我扛着刘堡的尸体回村，后面跟着17个安静的老人。白天和黑夜奔跑过来，围着我嗅了一圈，嘴里发出嘶声。我想起沟口人丁兴旺的时候，农闲时村里的青壮年上山打猎，如果打到了野兽，便会有人敲锣打鼓，召集全村人分而食之。

老人们的表现甚至不如年轻时打到一头麂子那么兴奋。他们讲话时声音低缓，安排得有条不紊。只是当我们在刘堡的贴身衣物里找到一张纸条时，大家才慌了。那纸条上写的是：请帮我联系长乐，求你们了。

美林爹向大家证实，那是他写的。“他说这事活着说不出口，怕富民伤心。”

此时的韩富民就站在尸体旁边，听了这话，面部抽搐了一下说，“想办法联系吧，人都死了，还能怎样？”

我们开始打电话。先是用刘堡的电话打，打给他的儿子刘在朝和儿女刘在婷。刘在朝一家在福建养螃蟹，刘在婷嫁在云南昭通。

然后，我们又纷纷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打给自己的孩子，打给其他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说，“刘堡死了。”对方的反应有以下几种：

“我这几天工地上忙得很，回不来。”

“老板没有发工资，路费都成问题。”

“这几天正感冒呢，头晕眼花。”

“孩子在上学，要接送。”

总之一句话，回不来。其实这是预料中的事，葬礼早已不是以前的模样。县城里有专业的殡葬公司，规格从几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我们知道除了至亲，其他人是不会回来的，但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要打听长乐的消息。

“就说我也快死了，让长乐无论如何也赶回来看一眼。”韩富民说。

我们将这个消息撒出去，但并没有任何反馈。刘堡安静地躺在棺材里，我们和他一样平静。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他献饭，烧了纸，点了油灯。那天晚上，我让老人们停止播放家中的电视，并且关了灯。唯一的声音和灯光，来自刘堡的灵堂。为了驱赶冷清，老人们扯开喉咙唱完了《三十六古人》和《三十六朝纲鉴》，我为他们打丧鼓，咚嗒嗒嗒——咚嗒。

在唱歌的间隙，有人谈起沟口早年的葬礼。“那时候，如果有人过世了，不分亲仇，都要来参加，因为人总会死的。”美林爹说，“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来了2000人，那时候大家都穷，送不起礼，每家送一瓶酒。其实不是酒，是水。”

“我母亲走的时候，天降大雨，抬丧的人像蚂蚁，一步一滑朝前走，泥里水里爬着跪着走。”丁三说。

“唉，不说了，我们继续唱，陪他到天亮。”我率先敲起了鼓。

我们一直唱到凌晨两点，方才歇了声，围着棺材打了地铺。我感觉到冷，但并不害怕，一个瘦骨如柴的人，即使做鬼也弱不经风。我们断断续续地聊天，然后相继有人睡去，鼾声四起。当我觉得只有自己还醒着时，拉了被子捂住头。按沟口的风俗，明天三亲六戚赶到，后天出殡。外面风声怒吼，仿佛要将整个村庄卷走。此刻，刘堡躺在我们身边，这人间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比如天亮后，我们还要面对他的葬礼，而人间事已与他无关。

第二天中午，炮声响起，刘堡的儿女回来了。爆竹蹿向天空，在太阳下，看不到瞬间即逝的光，只听到空响。那些进村的人，身负重任，走在前面的，在风中费劲地举着花圈;走在中间的负责燃放爆竹;走在后面的，在离灵堂五百米的地方，突然吹奏起了哀乐。

我带着老人们站在门口，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刘在朝和刘在庭兄妹俩并没有多搭理我们，而是直接扑向棺材哭了起来。但是他们的声音很快被请来的专业哭丧人员给盖住了。灵堂里，锣鼓号角齐鸣，哭声震天。这有点死人的感觉了。

我走到了屋外，耳畔清静了一点。几只乌鸦落在椿树上，并没有发出叫声。除了屋里的声响，村庄依然寂静。这时，我看到进村的路上走来一个人。再近一点，看出是一个男人。一个中年男人。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朝他奔去，近在眼前时，我认出了他。

“长乐叔，”我说，“你总算回来了。”

“我爹咋样了？”他的口音已经变了，这让我感到一丝尴尬。

“把你找回来是另外的事，”我说，“刘堡死了。”

“我听说了，”他掏了香烟出来，勉强递了一支给我，“我从贵州赶回来，可不是为了来参加葬礼的。”

他说完这话，兀自朝前走，我像根尾巴似的跟着他。

“哎！”我说，“我有事要告诉你。”

“你个傻子，”他笑着说，“是想要零钱吗？”

“你看看这是什么？”我掏出了存折。

长乐停下来，笑着接过存折一看，脸上的笑容便僵住了。

“你居然偷了死人的存折，你不傻啊。”他说。

“这是你的钱。”我说，“想要吗？”

长乐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想了想，又放开。

“快说这是咋回事？”

“他是你爸爸。”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对着镜子看过自己。”

他的语气平静得让我吃惊。眼前的这个中年人，头上已经生出了几丝白发。他的穿戴并不算好，但人发福了，变白了，像个被施了肥的洋芋。

“他要怎样？”他问。

“他想你回来看他最后一眼。”

“我回来了，”他说，“那存折密码呢？”

“你在葬礼上叫他一声爸，我就告诉你。”

他接过存折，仔细看了看，装进兜里。然后，我们一起走向刘堡的灵堂。刘在朝和刘在婷哭累了，坐在一旁喝水。这兄妹俩的眼神里掠过一丝警觉。作为唯一一个从外面赶回来的人，而且他长得完全就是年轻版的刘堡。他到棺材前鞠了一躬，抬头看见了韩富民。

“爸，”长乐说，“我回来了。”

“躺着的那个才是你爸。”韩富民说，“我了了这个心愿，死也轻松了。”

“爸……”长乐又叫了一声。

“没事了，”韩富民摆摆手，“你该干吗干吗去。”

长乐并没有离开，一直坐在韩富民身边。我们无所事事，像是在看一台并没有多大意义的电视晚会。老人们坐在院子里，而刘在朝兄妹俩请来的人在堂屋里唱、哭，敲打着乐器。

“明天就要送上山了，”美林爹砸着烟斗，“不知下一个该轮到谁了。”

“轮到谁就谁呗，”丁三说，“但是如果轮到我了，我可要跟你们说清楚，我可不要这些假孝子。你看他们，一边流眼泪，一边笑。”

“如果我死了，老哥几个把我拖去埋了吧。”韩富民说，“丢给白天和黑夜这两条狗吃了都比这样要好。”

“这样太假了，”美林爹说，“我有个想法，明天送他上山前，我们送他一程吧。”

“我也有此想法，”周文林说，“不管谁走了，不管有几个人送终，但至少要是真心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老人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屋里的哭唱，撇着嘴，挤眉弄眼。晚饭的时候，老人们在菜里加足了盐，让这些殡葬公司的人有苦难言。到了绕灵的时候，“孝子”们边转边喝水，跑厕所，而负责唱念的人更是口干舌燥。

其实这些仪式的目的，不光为怀念，也是在阴阳之间竖起一道屏障。离世的人，要和人间斩断关系。旧物要焚烧，魂魄要指向正确的路上，肉身要埋进黄土，不能再牵念着人间的一切。所以，送葬前的仪式是最为隆重的。

冬月十八。晴，无风。美林爹翻了皇历，上面说，宜出殡，上梁，忌远行，赶考。

当美林爹提出要由这些老人送死者最后一程时，殡葬公司的人和刘在朝兄妹俩都爽快地答应了。而当老人们全部换上了寿衣，其他人瞪直了眼睛。他们的穿戴，和死者的出于同一家店铺，只是款式上略有区别。

“唱起来！”

美林爹一声高呼，老人们在棺材边站成了两排。他将一只牛皮鼓挂在胸前，一抬头，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敲响了节奏：咚嗒嗒嗒——咚嗒。

老人们扯开嗓子唱起来，唱的是《朱氏割胆》。一个老人的声音像一片枯叶被风吹响，17个人的合唱，则是寒风吹过山林，落叶翻飞。听者闻之落泪。

这是孝歌中的赛场，歌者各显神通，见啥唱啥，时间长短由打鼓之人控制。当鼓点连续敲三遍，意味着唱的部分结束了。美林爹的手停在空中，看了看众人，又一声高呼：

“哭起来！”

这一次，是单哭，那声音如丝如缕，似断似续。一人四句，诉死者生前事，从童年唱到老年。唱完，太阳已经当顶。

“让我们最后看他一眼。”

美林爹命人打开了棺材盖子，我们排着队凑近死者。他像是睡着了，只是没有鼾声。长乐走在我前面，当他凑近的时候，像是突然被抽走了魂，傻愣着。我掐了他一把，“叫啊！”我说。“爸。”他的声音像蚊子哼哼。哀乐阵阵。

我和老人们相继退出了灵堂，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殡葬公司的人。这些以操办丧事为生的人，捆绑棺材轻车熟路。炮火声、哀樂声、锣鼓声、哭声……似乎所有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都在为死者送行。只有那17个老人紧闭着嘴。

然后，那些声音渐渐远去，只剩下老人们留在桌凳凌乱的院子里。我没有上山，那里并不需要我。当院子里重新恢复了宁静，只有老人们嘴上的烟斗里冒着青烟。仿佛他们的魄也随着青烟飘飞了。打破宁静的是长乐。

“你出来一下，”他对我说。下午的太阳将院子分成了明暗两半，老人们挤在阳光能够照射的墙脚。我和他一起走到了院外。殡葬公司的车停在村口。

“存折密码是多少？”他问。

“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说。

“你个傻子，你想玩什么花招？”

“你在外面做什么？”我问。

“刮双飞粉，贴地砖，疏通下水道，洗油烟机，凡是家里的活，我们都干。”村口的车按了两声喇叭，他有些不耐烦，“密码是多少啊？”

“你带我走，我就告诉你密码。”我说，“我不想等他们都死了，这里最后剩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