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气势”与“世故人情”

张传敏

在一般人看来，散文家梁遇春确实堪称才子。虽然他在二十六岁时即因患急性猩红热猝然离世，但是在其短短六年的创作生涯中，就给世间留下了两部虽然并不厚重但却极有才气的集子——《春醪集》《泪与笑》，另外还有大量的外文译著面世。这足以让人在痛悼其英年早逝之余，发出赞叹。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生前的一些好友却并不太欣赏他。《泪与笑》是他去世后朋友们为他结集出版的，废名在该书的序中曾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

刘国平甚至对他的“人品”不无微词：“十年都市的生活，把这位‘好孩子的洁白心灵染上世故人情的颜色。”这样的批评，在一个向来有尊重死者的传统的国度中可以说是很少见，也是很严重的。但仔细揣摩梁遇春的文字就会发现，他朋友们的这些意见绝非故意诋毁——其名文《“还我头来”及其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1927年8月第146期，后来被收入《春醪集》中。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较长的“还我头来”，二是“其他”——几则较短的随感。在“其他”这～部分中，第一则随感主要批评中国假名士们的恶习与中国人的缺乏热情（enthusiasm）、真诚的“生活术”。第二则主要说明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相反相吸”的现象：好朋友往往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而非“志同道合”的。第三则批评“出身纨绔”者所描写的下层社会，第四则提出小说家应该“少顾些结构，多注意点性格”。

“还我头来”是文章的重点，其核心观点是提倡思想自由。梁遇春在这一部分对社会文化中妨碍人们自由思想的独断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以反讽的口吻列举了当时知识界的一些流行说法：“宗教是应当‘非的”“孔丘是要打倒的”“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文学是苏俄最高明”“小中大学都非专教白话文不可，文学是进化的（因为胡适先生有一篇文学进化论）”“行为派心理学是唯一的心理学”“哲学是要立在科学上面的”“新的一定是好，一切旧的总该打倒”。除了以上列举的说法以外，梁遇春还对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活动提出批评，对1923年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附录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以及胡适提出的中国哲学史“唯一不二”的治学方法也表示了异议。

毫无疑问，梁遇春所批评的这些命题，每一个扩展开来都是一篇大文章。限于篇幅，本文以下只对它们略加考订，即可知其所涉之深广：

一、“宗教是应当‘非的”。这句话针对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非宗教（主要是基督教）运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小影响，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二十年是它发展的黄金时期。1913年，在美国传道士穆德的推动下，全国基督教会议组成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着手对基督教在华各项事业进行调查并在1922年出版了调查资料集成《中华归主》（The Chn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其实此前已有不少人如朱执信、陈独秀等都批判过基督教，此书的出版引发了知识界的更大反感。当穆德发起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宣布拟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第11届大会时，2月26日就有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筹备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社会主义中国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1922年第4号上还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将基督教视为资本主义的帮凶而反对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还向很多学校发出通电，号召全体学生抵制基督教。1922年3月11日，北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又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并于当月20日发表李大钊、刘仁静、何孟雄、李石曾、萧子升、缪伯英等七十九人联合签名的《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以及宣言，称“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开幕的当天，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又在《晨报》发表了《非宗教者宣言》，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非宗教大会……

在非宗教运动中，李大钊、邓中夏、陈独秀、蔡元培、李石曾、王星拱、吴虞等人都曾积极参与，但也有一些新派知识分子表示了不同意见。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人曾在1922年3月31日《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从信仰自由的原则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非宗教运动。一般认为，这场运动直到1927年才告结束。

二、“孔丘是要打倒的”。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运动。民国初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孔子的儒教“教主”地位被废除，后来的《新青年》又发表了不少重新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文章。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昕作的序中首次出现了“打孔家店”的说法。

三、“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在中国未曾稍歇。“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大致可以被视为西方文化派的代表，而与之相对立的主张固守中国以及东方文化传统者，皆可被视为东方文化派。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东方文化派还是西方文化派，都只是泛称，并无清晰的边界。20世纪20年代提倡西方文化较著名者还有一位陈序经。此君1928年在岭南大学作演讲时提出了中国要“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主张，曾得到胡适的支持。不过陈序经提出西化主张是在梁遇春写作《“还我头来”及其他》之后，故梁所列言论指涉的主体应当还是《新青年》派。

四、“文学是苏俄最高明”。“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中的李大钊、田汉、茅盾等人就已经关注俄国文学并多有溢美之词。瞿秋白、耿济之直接从俄文翻译文学作品，贡献尤其突出。此外1919年田汉发表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国文学史略》（郑振铎编），1927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俄罗斯文学》（蒋光慈编），也都是当时介绍俄国文学的重要著作。不过左派文学家蒋光慈所编《俄罗斯文学》中并没有宣扬苏俄文学最高明，反而指出：“以现在的情势而论，这一般所谓无产阶级诗人，若与革命的同伴者相比较，那还是很幼稚的，并且这种幼稚的现象，我们也不必为他们讳饰。”他只是希望这些无产阶级诗人们在未来能“征服一切”。相较而言，郑振铎的著作对俄罗斯文学的溢美之意更明显。其第一章绪言中即云：

俄国的文学，和先进的英国、德国及法国及其他各国的文学比较起来，确是一个很年轻的后进;然而她的精神却是非常老成，她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实。她的全部的繁盛的历史至今仅有一世纪，而其光芒却在天空绚耀着，几欲掩蔽一切同时代的文学之星，而使之黯然无光。

梁遇春所说“文学是苏俄最高明”，或即指郑振铎的著作而言。

五、“小中大学都非专教白话文不可，文学是进化的（因为胡适先生有一篇文学进化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晚清以来国语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在各级学校中推行白话教育的主张。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规定从当年秋季起，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改用国语（白话），此潮流以后逐渐波及中学、大学，主张者甚多，不必细数。“五四”时期持文学进化论主张者当然以胡适最为著名，其观点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有力理论武器，也不必多说。白话和文学进化论可谓“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价值立场所在。

六、“行为派心理学是唯一的心理学”。这句话针对的应该是中国现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郭任远（1898-1970）。郭任远是广东揭阳人，1918年赴美，后专攻心理学，1921年在美国《哲学杂志》（Jounal of Philosophy）上：发表《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Giving Up Instincts in Psychology），引起学界轰动。他发表于1927年3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上的《一个心理学革命者的口供》中曾写道：

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心理学界有个革命的运动，名叫“行为主义的运动”（the behavioristic movement）。它的目的在取消旧式的心理学而以“行为学”来替他。

另外，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文学家汪敬熙亦属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此处不赘。

七、“哲学是要立在科学上面的”。这种说法的具体出处遽难考订——它或与1923年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有关。因为当时的“人生观”一词也有“哲学”的含义，所以梁遇春所列观点中对于“科学”的强调，有论战中“科学派”的色彩。但是在这次论战中，并非“科学派”的王平陵，却发表过与梁氏所举很相似的言论。他在《科哲之战的尾声》一文中说：“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综合。”然而他也并没有贬低哲学的作用：“哲学必俟科学而得完全，科学亦必俟哲学而始得正确。”

八、“新的一定是好，一切旧的总该打倒”。“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强烈的求新求变的倾向，但是发表如上断言者并不多见。即或有之，也大多出自类似郭沫若这样的思想激进又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分子之口。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曾说：“在社会的进展上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

以上就是对《“还我头来”及其他》中所讽刺的流行观点之出处的简略考察。若单看这些观点的数量，读者一定会对梁遇春的博学多识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好气势”而已。梁遇春在文章中列出并批评了这些命题的话语霸权倾向之后就宣布自己的工作完成了。他似乎并不打算（当然也不可能）针对某个观点来一番彻底的清理——宗教为什么不能“非”？孔丘为什么不能打倒？东方文化又为什么“要得”？……于是他的睿智变成了蜻蜓点水似的肤浅，幽默也变成了轻薄的玩笑。废名说他“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又说他年龄尚轻，所以“容易有喜巧处，幼稚亦自所不免”;叶公超也认为其文“往往兴到笔流，故文字上也不免偶有草率的痕迹”。这都是对梁遇春的文章一针见血的评价。

然而，若废名判定梁遇春为人幼稚，就未免是太小看他了。梁氏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中两次指名批评胡适，即可见其成熟的一面：该文最初发表于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而“五四”时期胡适和鲁迅、周作人兄弟之间的分歧已是人所共知。

或者有人认为，梁遇春批评胡适，主要是因为二人在思想上有分歧。这种说法确实足够冠冕堂皇。然而有证据可以证明，梁遇春并不是像读者想象的那样完全按照某种“思想的原则”来写文章《“还我头来”及其他》最初在《语丝》周刊上发表的版本和收入1930年《春醪集》的版本有多处不同，从其中两处修改中不难发现梁遇春写作心态的微妙变化。

《语丝》周刊版本的《“还我头来”及其他》发表时的第二自然段是这样的：

但是我并非爱做古人的鹦鹉，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在这口号盛行的时节，我未免心慌，也想做出一两个简单精练的字句，闲时借它长啸一番。想了几个整晚。才得“还我头来”这四个字，放在口里尝试一下，也觉洪亮不错;所以冒抄袭之名，暂借来做口号，当题目。

在《春醪集》的版本中，这一段只保留了“但是我并非爱做古人的鹦鹉，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他内容全被删除了。另外《春醪集》皈本中还删除了第六自然段中原位于“现在给胡先生这么当头棒喝，只好摆开梦想，摇一下头——看还在没有”之后的一句话：

此外还有人要我们学文学的人所读所做的都带了革命色彩，——到底什么叫作——“革命文学”我实在不懂。

批评“口号盛行”也罢，“革命文學”也罢，梁遇春删节的这两处内容针对的都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当时的蒋光慈、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正在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倡导“五四”之后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变革。梁遇春的文章最初发表的时候，该运动还处于发轫阶段，至1930年《春醪集》出版时，它已经如火如茶地展开，革命文学的浪潮已经席卷文坛。梁遇春之所以在《春醪集》版本中删除有关革命文学的内容，明显是害怕招来激烈的回击——革命文学家们可不是胡适，不会讲什么宽容、自由。至于他为什么在《春醪集》版本中保留了对胡适以及梁启超的点名批评，答案当然也很简单：他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岂止是不报复，胡适对梁遇春简直是以德报怨：当梁发愿要翻译英国作家康拉德（J.Conrad，1857-1924）的小说全集时，胡适曾极力鼓励。梁死后，胡适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不幸梁先生去年做了时疫的牺牲者，不但中国失去了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才的少年作家，康拉德的小说也就失去了一个忠实而又热心的译者，这是我们最伤心的。

胡适如此包容，更衬托出梁遇春的“世故”——年轻人往往比成年人想象得要成熟许多，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仍然显得简单，有时甚至还自相矛盾。梁遇春提倡独立思考，却不经意地成了自己所反对的人：他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他文章的“深刻”也大多是别人的深刻。叶公超认为他“从书本里所感觉到的经验似乎比他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来得深刻”说的就是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