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宋理学家所撰碑志文中的两浙富民形象

武胜鑫

摘 要 由于碑志的文体属性、撰写者的思想观念、撰写者与富民的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两浙地区的富民在其碑志中被理学家撰述为乐善好施的“善士”形象。但在许多关涉富民的碑志中却存在着一些富民为富不仁的记述，这使得富民的实际生活呈现出复杂性。此外，随着南宋科举取士的兴盛和任官程序的严密化，落第士子逐渐成为两浙富民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

关键词 南宋，理学家，碑志文，两浙，富民形象，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2-0050-07

中唐以降，富民阶层崛起，成为地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中心。①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富民之形象日益凸现，成为研究地方基层社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随着南宋理学的兴盛和传播，理学家在富民形象之书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富民形象多存留于理学家所书的碑志文中，且两浙地区的富民碑志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尤以浙东学派所撰居多。这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由是，笔者就南宋理学家所撰碑志文中的两浙富民形象作一系统地探究。②

在宋代，大多数富民占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未获得政治权力。富民群体不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组织，而是以财力殷实为其主要社会特征。南宋时期，富民群体在两浙地区担当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使得碑志文中其富民的公共形象十分突出。

首先，富民在致富后凭借丰裕的财富，积极地接济族人和乡人，巩固家族的团结与和睦。如何少嘉“处宗族以顺，待朋友以信，接乡党以礼，协亲戚以恩意”;③喻夏卿“孝友慈爱，慈恤里闾，而豪夺力取之事不行焉”;④陈敦化“家累百金，益能增侈，先德之施，伏腊之外，率用振业族党乡闬之急难”;⑤叶权“规处其祭丧婚嫁，使有经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职;使不傲不愚，共家之业而皆达于学义”;⑥边友诚“推是心于宗族，相与欣欢，无纤芥隙。有贫乏者，月必馈之，贷久不偿，置而不问。推之旁亲，亦皆恩意周浃”。⑦从中可知，接济亲友是很多富民的日常生活。

其次，宋代的赈灾救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史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志意，视前代尤为切至”。⑧其中，民间赈济逐渐成为官府赈灾的重要补充，而富民救济也是民间赈灾的组成部分。如“绍兴丙辰，岁大侵，婺米斗千钱”，“发廪不足，（潘好古）则橐厚赀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贷之。秋稔，民劝趣偿惟恐后，公闵民偿之不易也，视初贷复绌其一”。①“暴雨雪，乡邻艰食”，张进之“给薪米以赈之。市材治棺，以待贫无周身者。每千人为一录，曰‘冥惠，饭千僧以荐之”。②吕师愈“致富虽纤微，然遇旱饥，辄再出稻子数千斛，助州县赈贷”。③“凶岁，人多闭籴，（陈敦化）常发私廪平价出之，赈贷单贫，孜孜不倦”。④由此可见，积极参与赈灾是富民在乡里社会的活动之一。

再者，除了赈灾活动外，富民也会对地方的公共设施进行改善。如孙永叔“出私钱筑堤捍海，县无凶年，繄君力也”。⑤潘好古不仅“代官逋、弛私责、恩鳏寡、逮困疾，旁及棺槥、飧药、桥梁、井泉之属，给予除治亡所靳”，而且赞助松阳学田，支持家乡教育，“处（州）之学所以裕于养士者，繇公之助也”。⑥汪及甫“里有重费，则以为己任。更新县学，材良工坚，有助风教。建石梁于双溪，新既坏于南江，续惠政于归湖”。⑦“津梁道路，有不便往来者”，阮符向“倡率乡闾，协力修治”。⑧可见，在南宋基层社会中，富民在农业水利、乡村道路、教育设施的建中设发挥着作用。

最后，基于富民在地方建设和赈灾救济中的突出贡献，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取得了一定的威望。由此，有些富民可以协助官府处理一些民间纠纷，在维护地方秩序上发挥作用。如胡彦功父子“端然坐家，为里闾信服，不啻官府，能光显公济余业”，乡人都认为“此其父子皆有过人者”。⑨余仲美“家豪于赀……自奉约甚，语人善不绝诸口，乡闾有讼，往往就之平决，耻干官府”。⑩在余姚县，“里正多破业，仇讼不已”，县令施侯劝民义役。茅唐佐积极支持义役实施，“亟捐膏腴数十亩倡之，博尽众谋，画为要束，期于坚定永久”，县令“施侯特所叹重，遂以为一县式。岁饥，独不闭粜，远近赖之”， 等等。

概言之，在富民碑志中，两浙富民抚恤乡里族人、赈灾救济、改善公共設施和处理民间纠纷的现象较为普遍，从而使得大部分富民呈现出“善士”“佳士”的形象。

不过，在一些关涉富民的碑志文中，两浙富民却呈现出另一种形象。

其一，有的两浙富民勾结官吏权贵，扰乱地方秩序。如台州地区，“有豪民郑宪以赀给事于权贵人之门，为一郡害”，“会奸利事发”，知州李浩“尽籍其家，徙其妻子”。而“权贵人者教其家讼冤，且诬公（李浩）以买妾事，言者用是挤公”。 “有季全者，父、叔父皆为富民潘应芾威使杀之，事下宪司七八年，潘不就逮，反以其弟争产事讼季全于溥牵制之”。右司麋弇谓：“杀人事重，争产事轻，并宪司理究，庶雪死者之冤，否者自当反坐。”但富民潘威勾结权臣丁大全，“大全方以趣办为能，益不便公（麋弇）所为，出公知台州”。 “太和（县）多士之地，又多巨室”，若县“令稍不自爱，虽自爱而弱不能立，或少不更事，”就会被“吏民持其柄，不敢孰何”， 等等。

其二，有些两浙富民诡避税役，转嫁税役负担。如在婺州地区，很多富民诡避税役，以致“其俗或误以不纳官赋为豪，至有田连阡陌而官无户名”，“由是官赋失陷，而小民受多纳之苦”。①孙子秀“奏行挨究法，使官民户各置册”，清查婺州民户田产，若有“册不载者没之官，大家多不便”，而“婺有贵人通在朝，因嗾言者罢公归”。②武义县“黠吏豪宗，邑之巨蠹也”，“巨室或凭仗势要，故不输赋，令末如之何”。③范季克建言，“蠲放贫民下户余税”，而帅司认为“大家巨室有诡匿为下四等者，免敷下四等户，恐非计也”，如若实施，这势必会造成“富户得产而不收，揽户得钱而不纳”的后果。但范季克认为“催（民户）之不已，则受害者贫民下户耳，非富室、揽户之所忧也”。由此，“宁使富民有徼幸，不可使真贫弱者重受其困，其议遂定”。④由上可见，一些富民投机逃避税役，甚者与权贵勾结对抗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