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故事谈生态文学

李青松

讲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闹野兔。

陕北退耕还林后，野兔多得成灾。大白天就能看到它们蹭蹭跳跃的身影。当地朋友说，白天看到的是一只，晚上就能见到一群。许多沙棘、柠条、山杏的幼树都被兔子啃了。它们专门啃根部和根部以上的部位，经野兔啃过的幼树就很难活了。

光是吴起县，遭野兔啃噬的树木占退耕还林总量的三成以上。

野兔一度令吴起人既喜且忧。喜的是，野兔多，说明生态正在恢复;忧的是，退耕还林的树被野兔大量啃噬，会导致新的生态失衡。

北京林业大学一个课题小组曾在吴起做过一项调查，在退耕还林工程区，每1平方公里就有41只野兔。“兔子把吴起日塌咋啦！”（祸害、糟蹋的意思）有人就开始下铁丝套子，一夜能套野兔一二十只，拿到银川去卖，一个冬天能挣上万元。

不仅仅是吴起，兔灾几乎成了西部各省的共性问题。有报道说，宁夏、内蒙、甘肃黄河两岸及山區一带野兔泛滥，不仅对新栽的树苗和种的草带来威胁，也对田里的青苗带来极大危害。《人民日报》发了内参，惊动了中央领导。国家有关部门在延安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野兔野鼠防治工作会议，把全国各地的专家请来，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讨论时，有“化学派”，有“生物派”，有“枪派”，有“不作为派”……各抒己见，意见不一，争论得相当激烈。

“化学派”主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即投药。有专家已研制出了几种药剂，涂在树根或根以上部位，用不了三天，兔子就会大批死亡。

“生物派”主张：不能投药，毒药会把其他野生动物也一同毒死的——这等于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生出了另一个问题。再说，服毒后的野兔大批死亡，横尸荒野，容易产生疫情。应训练一批“细狗”（关中一带有种狗）或者引入猎隼，追捕野兔。

“枪派”主张：招募一批枪手，用猎枪射杀，负面作用最小。也可发挥部队的作用，搞实战演习，假想敌就是野兔，这样一举两得——既训练了战士，又消除了兔害。

“不作为派”主张：不用管它，兔子多了，吃兔子的野生动物自然也会多起来，大自然是在动态中自我调整、慢慢平衡的。动物的食物链建立起来后，野兔的问题自然就不是问题了。

野兔，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动物，以警觉和善于逃遁苟存于自然界，黄土高原的颜色就是它的颜色。作家苇岸在《大地的事情》中写道：“野兔是土地的灵魂。”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拿着望远镜在华北大平原上行走，却没有发现一只野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野兔一度从大地上销声匿迹。他感叹：“这是人的时代啊！”

自然可以毁灭，但自然法则却是谁也无法毁灭的。也许，苇岸低估了野兔的威力。

1859年，24只野兔被一个农民从英格兰带到澳大利亚。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野兔在此后竟给澳大利亚的农业带来灭顶之灾。野兔繁衍能力强，一生就是20多只，不到100年的时间，这个澳洲的“客人”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达到数亿只之巨。一时间，野兔的存在甚至影响了澳洲羊的生存。

2007年6月17日，意大利米兰机场展开了一项围捕野兔的行动，原因是数量众多的野兔咬坏了机场电缆，并在飞机跑道下面打洞，给机场的正常运营造成严重威胁。机场被迫于早上5点到8点关闭，12趟航班延误，6趟航班重新拟定起飞时间表。在为期3小时的捕猎行动中，200名志愿者组成4公里的“人墙”，对机场内的野兔进行拉网式围捕，并把它们安置到安全的地方。超过50只野兔被捕获。据说，逃匿的野兔亦不在少数。

经过慎重考虑，吴起县采纳了“枪派”的意见。经上级公安和林业部门批准，吴起林业局购置了90支双筒猎枪，准备向兔子开战，保卫退耕还林成果。就在“招兵买马”准备成立狩猎队的时候，兔子却神秘地不见了。至今，那90支猎枪一直在枪库里搁置着，没有派上用场。实际上，不是野兔子消失了，而是乔木灌木和草都长起来了，生物链建立起来了。这样，一来野兔子有了隐蔽的场所，二来鹰啊狼啊狐狸啊——野兔的天敌也多了，遏制了野兔种群的发展。

第二个故事：土栖蜜蜂与油茶。

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消失了，人类最多能活四年。”

而我要说的是：如果土栖蜜蜂消失了，我们可能连一滴茶油也吃不到了。土栖蜜蜂与油茶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关系。可以说，土栖蜜蜂就是为油茶而生的。

油茶授粉主要靠蜜蜂，一种叫土栖蜜蜂的蜜蜂。这是油茶专家韩宁林告诉我的（中国科学院标本室中的地蜂标本，就是韩宁林提供的）。油茶的花粉比较粘重，因为油茶花的泌蜜量很大，所以风授粉较为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宁林带领学生曾在浙西山区做过花粉捕捉试验。在离油茶树一米远的地方，即使有四到五级的风，也只能捕捉到少许花粉。

为了搞清土栖蜜蜂的生活习性，韩宁林和他的学生在没有先进设备的条件下，依然采用最笨的土办法，一连三天蹲守在蜂巢边上，观察并记录蜂进出洞口的时间，研究蜂每次进洞可以携带的花粉量和花蜜量，并多处掘开蜂洞，搞清了一只蜂的一生可以产下的幼蜂数。

韩宁林发现，参与油茶授粉的不仅仅是土栖蜜蜂，还有苍蝇、蝴蝶、马蜂，甚至还有蓟马。但从采集到的数据来看，其他昆虫授粉的自然着果不到一成，而土栖蜜蜂授粉的自然着果占九成以上。

土栖蜜蜂是油茶授粉大大的功臣哩！可我们有谁能叫上它的名字呢？

然而，大自然是不可思议的。油茶林虽然是土栖蜜蜂的天堂，却是家养蜜蜂的地狱。油茶是家养蜜蜂，特别是意蜂的致命杀手。家养蜜蜂采食油茶花粉后会产生严重的烂脾现象，有时甚至能够导致整个蜂群的灭绝。因此，养蜂人是从不让家养蜜蜂光顾油茶林的。养蜂人搭的帐篷及其置放的蜂箱会远离油茶林，以防止发生灭顶之灾。

在赣西、湘东一带山区，农民把土栖蜜蜂又称为“裤裆蜂”。这东西个头不大，腰很细。八九月间，农民锄地时往往不经意就把土栖蜜蜂的洞巢给毁了，土栖蜜蜂便伺机报复。它沿着裤管悄悄爬到农人的裤裆里，爬到要紧处便潜伏起来，一旦机会来了便狠命地把毒刺扎进去，疼得农人呜呼哀哉。我在赣西采访时，一位农民捂着裤裆说，“裤裆蜂”惹不得，急了它会要人命哩。

他这样一说，把大家吓得够呛。每个人赶紧拍打裤管，生怕有土栖蜜蜂爬进裤裆里。

既然油茶授粉主要靠土栖蜜蜂，何不多养些土栖蜜蜂呢？韩宁林说：“土栖蜜蜂是野蜂，它的发育和生长速度相当慢，人类是无法养活的。”瞧瞧，大自然的事情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得承认，我们对于自然的了解，还只是一知半解。

土栖蜜蜂很善于打洞，它的洞穴一般在油茶树下，洞深可达80公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土栖蜜蜂都在洞中的蜂蛹蛰伏着，只有到8月份，油茶开花的时候，它们才开始拱出地面——那一刻终于来了，像滚沸的开水从锅里潽出来一样，它们涌出了洞穴，四散而飞，访花问蕊，忙碌起来。

亚里士多德说：“蜜蜂是使者，是上帝专门派来为人间送蜜的。”不过，对油茶树来说，土栖蜜蜂的意义，不是送蜜，而是授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油茶与土栖蜜蜂之间就存在一个“神秘的约定”了。为了那伟大的爱情，油茶花已急不可耐了。而土栖蜜蜂为了这一年一度的美食大餐，也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了。

“空中的道路”既集中，又分散，土栖蜜蜂来来往往，翅翼发出嗡嗡的声响。奔忙是无休无止的，从这片油茶林到那片油茶林，从这棵油茶树到那棵油茶树，从这朵油茶花到那朵油茶花，从淡淡薄雾的黎明到晚霞敛尽的黄昏。

一只土栖蜜蜂一天可授粉一百余朵油茶花。油茶花期有多长，土栖蜜蜂的活动期就有多长。授粉后的花朵着果率可以达到八成，甚至十成。直到这一年的最后一朵油茶花凋败，化作地上的泥，土栖蜜蜂这一年的使命也就宣告完成。它们便从四面八方回到洞中，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下一年的那个“神秘的约定”，积蓄力量。

土栖蜜蜂不但给油茶授粉，也给油茶树施肥、透气。土栖蜜蜂的粪便是油茶根须最喜欢吸收的肥料，而林下那数不清的洞穴，不正是油茶根部的透气口吗？

授粉采蜜期间，油茶林下的地表像被深耕过一样，那是土栖蜜蜂打洞挖土造成的。凡是有土栖蜜蜂活动的油茶林，都是当地有名的油茶丰产林。

第三个故事：灭芭茅。

作家废名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芭茅》。他写道：“芭茅森森地立住，好像许多宝剑，青青的天，就在尖头。”在文中，废名还写到他小时候用芭茅叶子卷喇叭的情景。

芭茅，又称芒竿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旺盛，籽随风飘，触地即生。丛生，叶大如蒲，长六七尺。民间有“芭茅养虎”之说，意思是说，芭茅丛是老虎隐蔽卧荒的理想场所。

我最近到南方一些山区走动，看到这样的标语牌：“三年消灭芭茅山！”怎么回事？一了解，才知晓情况：原来，当地政府认为，芭茅既无经济价值，又是火灾隐患，便下令除之。

我半晌无语。显然，这是把芭茅当作无用的东西，或者当作有害生物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居然还有这样的思维，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芭茅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迅速增加地表植被盖度，增加绿量，保湿保土，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芭茅本身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是做纸的好原料。在医学上，它还有清热通淋、通窍利尿的作用。

灭芭茅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且不说，芭茅消灭不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便消灭了，因之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会更严重。何况，消灭芭茅的过程也势必造成草甘膦等除草剂的滥用。如果在一座一座芭茅山上广喷除草剂，就会导致大量动物、植物的灭绝。

这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生物之间相互依靠也相互制约。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而这恰恰就是生态文学的主题。

什么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

虽然生态环境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但是生态文学却是关于美的文学。生态文学不是拒绝现代生活方式，而是要找回现代生活中遗失了的本质——美。美的前提是欢愉。什么能带来欢愉？爱默生说，欢愉来自自然，来自人的内心，更来自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现代生活制造着垃圾，制造着污染，也制造着浮躁、焦虑和惶恐。生态文学提醒我们，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春夏秋冬，四时有序。山水相依，各有其位。山之南，谓之阳;水之南，谓之阴。山水不可颠倒，阴阳不可错乱。生态文学主张，人应当过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同时去感受生命的教诲，在简约中体味生活的意义。生态文学与穷奢极欲逆向而驰，它从生态问题中来，到人的灵魂里去，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生态文学对这个世界的畸变、扭曲、贪欲和堕落，会产生一点抑制作用吗？我无法给出答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要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的作用似乎又是巨大的。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生态文学通过独特的视角，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生态问题中人的问题。或许，人的最大问题，就是丢失了人性。

美国的生态文学值得我们研究。1789年，美国建国后，工业飞速发展，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铁路的修建，美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破坏。森林巨减，野牛濒临灭绝。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然保护运动，涌现出了一批生态文学作家，如爱默生、梭罗、巴勒斯、缪尔、奥尔森、利奥波德等等。

这些生态文学作家并非专业作家，而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就地取材，用文学随笔的形式，来抒写自然，抒写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自己对生命和自然的看法。他们的作品不是虚构的，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编造的，也不是煞有介事采访来的，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甚至就是自己的日常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所以，生态文学作品，带有文学性、科普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就不难理解了。

大概是始于梭罗吧，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木屋，即便不是木屋，也一定有一所类似木屋的房子或院子。梭罗在瓦尔登湖岸邊的木屋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梭罗的思想源于谁呢？从梭罗读的一些书来看，一个是达尔文，另一个是爱默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梭罗不知研读了多少遍，而爱默生《自然论》中有些句子他都能背诵下来。

为了近距离地向爱默生讨教，他以给爱默生的两个孩子做家庭教师为名，客居在爱默生家里，还承担了为爱默生抄写手稿等一些琐事。这显然超出了家庭教师所该干的事情。

约翰·巴勒斯有一座石屋，总统拜访过，惠特曼拜访过，爱迪生拜访过，福特拜访过。巴勒斯在那里写出了《醒来的森林》。巴勒斯是一位鸟类学家，他生活在美国东部山区及哈德逊河畔，长期从事鸟类观察和研究。约翰·缪尔则是一位地质学家，常年在美国西部山间行走找矿。缪尔在野外住帐篷是常态。他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创作了《优胜美地公园》《我们的国家公园》。

奥尔森对梭罗情有独钟，对巴勒斯也是赞赏有加。奥尔森写《低吟的荒野》时，手边就有一本快被翻烂了的《瓦尔登湖》，时不时就引上一句。他在荒野间也造了一间小屋，是用石头垒砌的。奥尔森有个嗜好——刨石头。心情烦闷的时候，他就去荒原上刨石头。只有手里把玩着石头，他才踏实、稳定，才找到感觉。然后，他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到一隅，压缩到最简朴的的条件中。他走向荒野，与星空、森林和河流对话，他在小屋里思考、写作。奥尔森从古朴的荒野中，寻到了一种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一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安宁。他发现，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向内心。

徐刚，是中国生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在北京郊区通州张家湾曾购置了一处农舍，院外就是运河，运河两岸就是稻田。他在那里生活了若干年。蛙鸣、鸟语、岸柳还有飘香的稻花与他相伴，他在那里写出了《守望家园》。

近年来，梁衡在中国大地奔走，到处寻找古树。他已经创作了22篇关于古树的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梁衡先生喜欢住在昌平的一个小院里。小院里有近百种树，都是他亲手种植的。油松、白皮松、雪松等松树的一枚针叶上的松针数量是有着明显不同的，是三针、两针还是五针呢？梁先生能说得清清楚楚。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来源于他平时的观察。

韩少功在湖南一个叫八峒的地方，也造了一所房子，开了一片地，种了豆角、西红柿、黄瓜、白菜等各样蔬菜，不上化肥也不用农药。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劳作之余，他写出了《山南水北》，那是一本特别生态特别闲适的书。耕读耕读，那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呀！

刘亮程在北疆一个偏僻的地方，弄了一个木垒书院，自封院长。他一边种土豆种油菜，一边读书写作，自得其乐。还有个叫李娟的小女子，跟着妈妈住在蒙古包里，在大漠上种向日葵，种一茬被鹅喉羚啃了，种一茬又被鹅喉羚啃了，她自己已经没了信心，可她妈妈还是坚持，接着种，种了四茬才种成。向日葵疯长。向日葵长起来了，蒙古包就沉到绿海里了。这里的蒙古包就是李娟的木屋呢。

海子在那个时代，没赚几个稿费，手头紧，买不起房子。但是，他在自己的心里还是有一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位置也不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受梭罗的影响颇深，离世之前的书包里，还装着梭罗的《瓦尔登湖》。

生态文学的取材不一定多么宏大，小处也能透视大的道理。美国生态文学作家哈斯凯尔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看不见的森林》。哈斯凯尔深入到田纳西州的森林中，选取了一片直径仅有一米的老龄树木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准确地观察和把握了森林世界的四季变化、运行法则和深层哲理。

哈斯凯尔认为，我们生活在经验主义的噩梦中，实际上，一个生动的世界就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外。他说：“我们是装点于生命表皮的笨重饰品。”我们应该去感受飞鸟、蜜蜂、蚂蚁、花朵、风霜、雷电等物候，以及动物或植物的生命现象。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第二十六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推动美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美国生态保护运动，可谓功勋卓著。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罗斯福从中斡旋，成功调停，因此于19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执政7年，将大量的私有土地转化为国有，从而为后代保存了大量的森林、公园、矿藏、石油、煤田等自然資源。1904年，他在佛罗里达州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鸟类保护区。1905年，他又敦促美国国会成立美国林业服务局，管理国有森林和土地。在他当政时期，美国设立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超过了所有前任总统设立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总和。他还颁布了若干保护法令，保护美国的自然资源。他还经常给《户外生活》杂志撰稿，表达自己的保护自然理念。卸任后，他到南美和非洲进行探险和考察，创作多本生态文学随笔，如《非洲猎物小径》《穿越巴西荒野》《猎熊记》《一个牧场主的狩猎旅程》等。

政治人物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罗斯福也许是唯一的。当然，撇开文学不谈，朱镕基总理对于中国的生态恢复和重建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必将名垂青史。

在我看来，生态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既有时间的积累，也有空间的分布。生态是个整体概念，它既是错综复杂的，又是井然有序的。它既有丰富多彩的色调，也有令人称奇的结构。生态在经度与纬度之间永远处在动态的变化中。生态是不可复制的，生态是不能位移的，生态不可标准化。生态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生动性和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

眼睛所看到的生态，仅仅是现象，完整的生态我们根本无法全部感知。它超越了人的意志和想象，甚至存在于人类的经验和见识之外。

有人说，砍了多少亩林子，就造多少亩林子去还账，这样可以消长平衡。而我要说，树林与森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万亩人工林与一万亩天然林的生态功能是绝对不能等同的。即便是天然林，即便面积相同，西双版纳的天然林与大兴安岭的天然林也是绝对不能等同的。对生态进行数字化的计算和货币化的评估，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生态具有至诚至善至美的意味。生态有自己的逻辑，它体现了自然法则的节律与和谐。生态呈现的是自然的动态之美。生态显示的是蓬勃的本能和生命的律动。生态里藏匿着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生态里藏匿着动物、草木、菌类和许许多多微小的生命;生态里藏匿着灵感、激情、思想和信仰;生态里藏匿着定理、法则、传奇和故事。

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除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有“美丽”二字。也就是说，美是强国的目标，也是强国的标志——这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进步，也是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

（本文系作者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与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共同主办的第四届“观音山杯”当代文学高端论坛上的主旨发言，论坛主题为“生态视野与人间情怀”）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