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松散文创作中的环境伦理观

胡颖峰

[摘 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趋向便是建立崭新的环境伦理观。李青松近40年散文创作，反映了当代中国从生态危机显现到生态恢复重建的转变。他始终在美学、科学、道德和文化的整体视野中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环境伦理观主要表现为：超越人类中心论;重估自然之不可计量的价值;尊重大自然的法则;强调人对大自然的责任和担当。他以书写解放自然，以环境报道、生态考察、知识普及为基底，在与自然万物的灵性沟通中看美丽的生命本质，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建立了基本的联系，展现出一种与环境伦理深度相关的大地美学。

[关键词]李青松;生态散文;环境伦理;大地美学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不涉及对人类行为的道德追问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文学以人的生存为终极关怀。文学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思考，是今天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趋向。所谓“生态文学”或“环境文学”或“自然文学”或“绿色文学”，虽称谓不一，但在环境伦理上却是相通的，都强调人对自然的伦理责任，主张全球范围内“人类与自然共生存”①。其中要义，便是倡导自然生态的维护、人文价值的重新回归、对生物宇宙体系的重新界定，乃至于“承认人之外的生命体与自然物也具有与人同等的权利和价值”②。

李青松便是这样一位建立了环境伦理观的作家。在现有评论和研究中，徐刚读出了李青松作品的生态意味，“想到的是家园往事”③;刘恒看到他的作品有一个永恒且无比庞大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④;李炳银称赞他为“大自然的守望者”⑤，肯定他在“看似平实直观的叙事背后所隐含的文明进步思想观念追求”⑥;晓宁评价他的作品是“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观照”⑦;高旭国认为他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无论是在其生态思想文化的取向上，还是在其生态艺术审美的趣味上，都颇具特色”①。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李青松的写作历程，进一步探讨其作品中蕴含的环境伦理观及其艺术呈现方式。

一、写作历程：“他的胸怀在中国广阔大地的森林里”

李青松早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87年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林业部门工作，曾在林业报社做记者，从事了十余年的环境报道，后在退耕还林办公室任职。这种长期在林业部门工作的经历，使他的视野从未离开大自然，使他对森林、大地有完整的生态认知，使他对现代生态学知识有所涉猎，也使他对生态问题的观察远胜他人。他时常行走在乡野林间，“他的胸怀在中国广阔大地的森林里”②，他的名字也与森林之木有关，森林以及与森林有关的一切书写之于他，就像是自然现象，有如天命。

李青松于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近40年。其写作历程，大致可以2001年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80—2001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生态危机开始显现。他早期创作的《采蘑菇》《小山里通》《热带丛林》《护林》等散文小品，已有自然意识的萌芽。大学毕业分配到林业报社从事环境报道后，由于亲眼目睹林区森林砍伐带来的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加上受当时兴起的绿色思潮的影响，他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他以野生动物保护为使命，创作了“人与动物系列”作品，并于1997年结集为“生态文学专辑”《遥远的虎啸》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共收入26篇作品，其中狼、鹰、虎、朱鹮、熊猫、大象、蛇、鹿、猕猴、鸟等多种动物，是他主要描述的对象。他通过大量的采访调查和史料引证，考察野生动物生存现状，对不少动物濒临消失灭绝的情形表示担忧，且已有了清晰的生态理念的支撑：“矫正人们的灵魂和观念，并呼吁人们创造出对自然更为合理的空间，以保持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从而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达到高度的协调和统一。”③该书出版之际，正是商品经济大潮、物质主义盛行猛烈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之时，“大家谈论更多的是如何赚钱，能够认真而理智地审视一下我们人类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人并不是多数”④。因此，这部作品集的问世，在中国生态人文转向中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李青松的生态文学书写模式基本上在这部作品集中就已定性，即以环境报道和生态考察为基底，配合作者的感悟与沉思，来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发作者欲阐发的关于自然生态维护的种种理念。

1999年，他主编的散文集《大鹰高飞》出版，该书继续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宣扬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在这一阶段，他不仅关注野生动物的命运，还出版传记作品文学作品《梁希传》（1996），记述了梁希这位开国林垦部长一生为中国林学和林业所做的开拓性贡献。此外，他还记录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林区近百年的沧桑变化，生态报告文学作品《林区与林区人》是他1999年最重要的创作。为创作这部作品，他先后多次深入东北林区，力求真实地反映林区人的心声，并为林区的历史和文化留下见证。

第二个阶段为2001年至今。2001年，李青松调往退耕还林办公室工作，其时也是中國“告别伐木时代”，进入一个“全新的资源培育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期，他相继出版了多部生态文学作品（集），如《一种精神》（2009）、《茶油时代：中国南方乡土文化的美丽符号》（2010）、《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2015）、《大地伦理》（2015）、《粒粒饱满》（2015）、《贡貂》（2015）和《万物笔记》（2017）等。其中，《告别伐木时代》《共和国：退耕还林》《从吴起开始》《兴隆之本》《一种精神》《塞罕坝时间》等生态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各种实地踏勘和走访，记录了他所亲历的退耕还林工程——这场伟大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变革——在中国一些地方的开展情况，礼赞中国生态恢复和重建的重要成就。

他的“万物笔记”系列作品，有中篇报告文学，也有活泼精短的散记随笔和意趣小品等，虽大多延续此前的写作模式，但内容更加丰富。他写熊猫、紫貂、骆驼、驴、喜鹊、啄木鸟、候鸟、豪猪、蟳、沙虫、野兔等动物，也写薇甘菊、油茶树、竹、枣、文冠果、石斛、柚子木、黄波椤、红松、菱角、水仙花、桃花等植物，甚至还写不起眼的小草等微物以及茶油、普洱茶、酒等;他写彰武、大寨、碛口、牙香街、哈尔套、常熟、赣南苏区、佤山佤寨、湘西、台儿庄、白虎涧等地方，也写总理（总统）、部长、环保人、作家、画家、摄影家、记者、诗人、电影人、主持人等中外各类人物。他笔下的世界越来越宽广，行文也越来越洒脱，但时时不忘呼吁人类节制欲望、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更加注重思考环境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

综而观之，李青松近40年的创作历程，反映了当代中国从生态危机显现到生态恢复重建的转变。他的作品有不同的时代内容，视角从野生动物延至大地万物，但从来不离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他曾发表自己的生态文学主张：“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強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虽然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但是生态文学却是关于美的文学。”①这种朴素的生态文学观，虽然并未言明什么是生态意识，但可以看作是李青松对自己生态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其中透露出来的伦理关怀，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

二、环境伦理观：“把属于自然的东西还给自然”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尚未被人发现。”②李青松作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发现这种伦理。他在与自然进行互动时所秉持的思维，以及不断省思中形成的价值体系，尤其能显示其创作特色。借由对其环境伦理观这种较结构化的认识，我们更容易了解其观念中的洞见与不见。在此兹将李青松散文创作的环境伦理观归纳论述如下：

（一）超越人类中心论

大多数生态文学创作都是从“否定”人类中心论开始建立他们的环境伦理观，因为唯有不认同当前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才有提出新伦理的动力。李青松采取的态度更多的是“超越”，所谓超越不代表一定是反人类中心主义，或将人类中心主义“污名化”，因为“人类生存要经历需求、生产、消费和废弃的过程，在生产中需要把自然作为资源来利用，否定了这一点人类将无法生存”③。在《林区与林区人》中，他并未否定林区采伐森林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及林区人的历史劳动，因为采伐并不等于毁林，森林本身就有一个自然更新的过程;他在多篇散文中肯定了中国人充分利用竹子资源做许多事情（《中国竹事》《安吉竹记》）;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吃的快乐”，因为“爱吃与贪吃是两回事。食物是大地的精华，爱吃的人一定爱大地，爱自然”④。

李青松要批判的是“那种在人与自然所拥有的多方面的、多样的关系中，只把自然当作资源加以利用、把自然手段化的态度”⑤。比如，只将森林当作人类发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进行“地尽而水，水尽而山”的毁林开荒（《共和国：退耕还林》），进行不加控制的、掠夺式的乱砍滥伐（《红苏区绿赣南》《大兴安岭时间》），长期大规模开垦养息牧场（《彰武与彰武人》），把黑节草“挖绝”（《首草有约》），破坏古树（《北京古树群》），等等。又比如，把老虎当作害兽、持续近20年对它进行消灭猎杀（《昨日大围猎》），大肆猎鹰、非法收购鹰隼（《猛禽》），对野鸟乱捕滥猎（《鸟语落寞》），用尽手段猎貂（《贡貂》），无节制捕鱼、猎雁、猎野鸭（《乌梁素海》），倒卖珍稀野生动物（《竹屋里的交易》），等等。上述种种，皆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将左右自然物视为工具性价值或功利性价值，其危险在于可能造成整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生物多样性锐减、世界越来越单一乃至人类自身生存危机。

因此，当老虎的踪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昨日大围猎》），当天空中连根鹰的羽毛也没有（《猛禽》），当朱鹮的数量谜一样地剧减（《孑遗》），当山林里的貂一日比一日减少（《贡貂》），当乌梁素海连一条鲤鱼也捕不到了（《乌梁素海》），当许多珍稀的野生动物都以令我们吃惊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李青松悲哀地看到现代人与自然的疏离：“我们适应了汽车的尾气，适应了工业废气，反而对泥土的气味，草木的气味渐渐生疏了，我们对时令变化的感觉越来越迟钝了”①;“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我们占有的越多，与自然的距离就越远。”②

他由此深刻地洞悉：“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人心如何，自然便如何”③;“没有贫穷的森林，只有贫穷的观念”④。他写打猎能手张三炮用雷管炸死狼、吃狼肉、卖狼皮，宰人也像宰狼一样，由狼性而想到人性：“狼若是没了狼性那就不是狼了，人若是没了人性就会什么事都能干出来。”⑤他还看到，乌梁素海不再富庶和美丽，“它的问题，不是它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正是我们无休无止地滥用水，污染水，不尊重水，不节约水，才导致了水的问题，乃至乌梁素海的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⑥，等等。大自然就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自身的自私、愚蠢和贪婪。他如此拷问现代人追求的发达：

所谓“发达”与“欠发达”都是相对的，那“发达”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也许，发达就是毁灭的代名词呢！高速公路、水泥楼房、钢筋、塑料、立交桥、电脑网络、手机、汽车、磁悬浮列车固然不错，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更快地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如果废气弥漫，污水滚滚，沙尘肆虐，怪病频发，整天令我们提心吊胆、充满恐惧和恐慌的话，我们要这样的发达干什么？当万物俱灭只剩下人和钞票的时候，我们还要钞票干什么？⑦

这是一种极端的追问，他的尖锐和超越，旨在唤醒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觉醒，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觉悟，实为现代文明的生态预警。

（二）重估自然之不可计量的价值

环境伦理观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表现为对自然的重视。特别是现代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就意味着自然（nature）本身出了问题，使得原本的良善友好状况，因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出现了恶化的情形。从这个脉络看，“自然”一词至少包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一种是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自然应该是种物理存在，是在人类这种生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于世界中的那个非社会、非人工的东西;另一种是当地球上出现人这个物种之后，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自然指的是那些经过人们相对改造后，时时刻刻都与每一个人进行互动的生活场域，与人类的行为息息相关。因此，自然在与人类行为牵连时，就需要赋予它相当的价值和意义。

李青松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未受人类干扰的自然环境已经很难找到了。自然对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过去，人们常常只考虑如何购得生产资料，将自然界某些东西的实用价值货币化，而从不关心从大自然长期取走这些资源所造成的伤害，致使与资源保护和资源配置相关的道德问题变得愈来愈紧迫。为此，他主张“从美学、科学、道德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自然”①，因为自然不仅仅只有经济实用价值，还普遍地具有不可计量的隐性价值。

在李青松的笔下，动物不仅仅用于食物、驯养和研究，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价值。他多次采写熊猫，深知“大熊猫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这一物种在今天灭绝了，那将是全人类的损失”，“当人类处于古猿阶段的时候，大熊猫已经在地球上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熊猫以怎样的特殊方式延续至今呢？这一直是未解之谜”②。这未解之谜，并非任何外在条件可以衡量。朱鹮是目前地球上最稀少的鸟，李青松在采写报告文学《孑遗》的时候，曾专门请教过专家：朱鹮到底有何实用价值？专家回答：目前尚未发现它的实用价值，但“它的文化、科学及生态学价值却是巨大的”③，有朱鹮的地方没有污染。在他眼里，凶猛的老虎在中国文化中是神物，是一种权力和威严的象征，但老虎作为一个种群则是脆弱的（《遥远的虎啸》）;鹰是骁勇、刚烈的猛禽，鹰的许多品质已融入到北方民族的性格中——勇敢、强悍、独立、进击、向上（《猛禽》）;骆驼与沙漠地区的生态系统是那么协调，没有骆驼就没有丝绸之路（《老号骆驼》）。

在李青松看来，原始林具有无可比拟的生态价值和历史价值，森林中“因为有枯朽老树的存在，才意味着一方森林的生长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④。森林的“生态存量很难数字化，很难标准化，也很难货币化。因为生态是不可复制的，不可批量生产的，也是不可腾挪的，不可位移的”⑤。李青松还写到，竹子不仅有经济实用价值，竹簡、竹琴、竹画、竹诗等还实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递（《中国竹事》）;铁皮石斛不仅具有养生防病的药用功效，它还能预报天气情况，还与黄草坝这个地方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首草有约》）;就连小小的菱角也承载着一些重要的生态信息，它是水质干净的标志性符号（《菱角丫头》）。

即便是对大自然中那些表现为刺激、挑战与对立的异己力量，李青松也能看到它们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比如狼这种“地道的可憎的野兽”，“人们无法改变对狼的认识。狼实在是凶残的”⑥，但作者同时看到“狼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⑦，古代兵家以狼烟为号通报敌情，在动物学家莫厄特眼里狼是具有丰富感情的动物，而且并非所有的民族都对狼怀有敌意，摄影记者拍摄的狼也带给人们全新的冰原感觉。又比如乌鸦。民间对乌鸦有种种偏颇认识：总是与不祥之事相关，糟蹋庄稼，呱呱乱躁，地位低贱卑微，等等。但作者却要“为乌鸦说句公道话”：在武当山乌鸦被看作是一种圣鸟;在作者的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乌鸦作为一种具有神秘感应能力的动物而存在;乌鸦还是一种崇尚孝道之鸟。再比如薇甘菊这一外来物种，虽然它的入侵给当地植被造成严重危害和巨大损失，是一种灾难性的植物，甚至是恶的化身，但作者却看到，薇甘菊“入侵是由人类做出的社会学定义。一旦人类的利益受到侵害，即给对方定义为入侵，定性为有害。于是，就采取措施反击，甚至赶尽杀绝。实际上，每一种生物体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该给予合理的空间，底线是不伤害人类的利益”①。

在李青松看来，“自然是一切。自然里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它能钻进一切东西里，把过去和现代连结在一起，把天空和大地分离开来。所有的生命都是从自然借来的力量”②，“所有生命体都承载着难以想象的信息”③，这些信息很有可能是打开未来生存方向的钥匙，其价值难以估算。所以，他认为，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脚下的土地有生长万物的权利”④。他还这样呼吁：“给老虎和一切生物以生存的权利吧，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属于我们人类自己”⑤;“对于乌鸦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活着，还有怎样活得更快乐”⑥。

这正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Ⅱ）所说的环境伦理学：“只有当它对动物、植物、大地和生态系统给予了某种恰当的尊重时，它才是完整的”⑦;这也正是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观：“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⑧

（三）尊重大自然的法则

在李青松的作品中，最具智慧的环境伦理观莫过于认识到大自然的法则不可抗拒。他所理解的自然法则，即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相互依赖且相互制约的关系。他反复强调大自然的法则，这样的意识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在李青松看来，自然万物中深藏着大自然的法则。森林的法则就在于：“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概念，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树。在森林群落中包含着许多生物群体，它们各自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格局，通过生存竞争，吸收阳光和水分，相生相克，捕食与被捕食，寄生与被寄生，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⑨物种生存的法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只是我们的世界，一切活着的生命，都在为求食而生存，为传种而进食。”⑩所以，他作品中呈现的自然万象，便是一个蕴藏着自然法则的世界：鹰擒兔，虽骁勇，但遇上狡兔，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猛禽》）;老虎是喜欢独居的动物，但它从来不是独立的存在物（《遥远的虎啸》）;对于森林来说，那些倒木、朽木及林下的灌木浆果也许是多余的，但对于紫貂来说，没有那些东西就意味着饥饿和灾难（《贡貂》）。

大自然的法则是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是它的东西必须还给它”①，因为“生长是不可抑制的力量，季节一到，即便荒漠也会开花。大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是活的生态系统，是生命和万物以之为归属的‘神”②。

他时时提醒人们，凡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在《茶油时代》中，他看到现代工业化的农业和畜牧业带来食物的持续异化，为中国城市膳食结构的“西化”而忧心忡忡，并指出：“今天我们吃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对自然法则的侮辱”③。在《首草有约》中，他看到资本市场的疯狂入侵，使中药材所固守的道地性和传统正在面临崩溃，他将转基因石斛兰的出现视为一场灾难，因为它严重违背了自然法则，严重违背了生态学规律。

他告诫人们，应该遵循自然法则，按自然法则办事，因为“自然界也有自己的秩序。只要给它时间，它就会按照自己的法则休养生息，孕育生命，并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奇迹”④。在他看来，退耕还林就是按自然的法则办事。在《共和国：退耕还林》中，他这样写道：“有人说，对自然最好的关爱态度就是不要理睬自然。这话听起来很有趣，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哪里长什么乔木，哪里长什么灌木，哪里长什么草，你知道吗？反正我是不知道，但大自然却知道。减少人为的干扰或压根就不要去干扰，大自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长出该长的东西。只要给它时间。”⑤他这样理解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是历史的一种回归，也是耕稼文明在21世纪的一种理性退缩。这里的“退”和“回归”不是倒退，恰恰是一種进步，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提升。“退”和“还”，虽然仅仅是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确立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意识和观念，把属于自然的东西还给了自然。⑥

他还主张“土食主义”的回归，因为“‘土食主义尊重自然法则，讲究时令和节气，讲究阳光雨露滋润和寒来暑往的更替。‘土食主义与大地的气脉是相通的”⑦，“最生态的选择，既是最道德的选择，也是最美味的选择”⑧。

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李青松试图将人们丢失的法则找回。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反省力，使他能提出一些独特性的新见，且这些看法对环境伦理议题深度的开展具有启发性意义。

（四）强调人对大自然的责任和担当

大自然不可估量之价值决定了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大自然不可抗拒之法则决定了人面对自然万物时所须具备之谦恭态度。李青松环境伦理观最积极的意义，就是充分认识到：“人类的繁衍发达、社会的文明进步是同自然界的万物相伴相生的”⑨，“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在承担改造世界的责任的同时，还承担着拯救自然的使命”⑩。

他为野生动物请命：“野生动物的命运取决于人类今天的认识和行动。”？輥？輯？訛他在《孑遗》中写到，为了一只朱鹮鸟，汉中市长发布一号保护令。朱鹮保护站工作人员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条件下付出了艰辛和代价。在洋县，干任何事情都不能忽略朱鹮这个因素，政府在1984年就作出决定：距巢地3～5公里范围内的水田禁止施用化肥、农药，禁止干水起旱，禁止伐树垦荒，等等。在面临发展经济和保护朱鹮的突出矛盾时，洋县作出重大的经济牺牲，例如不许砍树卖钱建电站、不许建有电锯响的木材加工厂、不许建花炮厂等任何有噪音的工厂，以保护生物史上最后的朱鹮种群。为此，中国政府还制订了“两条腿走路”的朱鹮保护战略。

他为人类生存请命，在《鸟梁素海》中这样疾呼：“我们做不到不用水，但我们可以做到心疼水，敬畏水，尊重水。我们做不到不用水，但我们可以做到节约水，不蹂躏水，不污染水。”①

他还在作品中刻画了许多“环境道德主体”②的形象。比如《大地震：卧龙人和熊猫》中大地震后为搜救熊猫舍生忘死的卧龙人，《遥远的虎啸》中把老虎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寻虎叔叔”，《孑遗》中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条件下付出艰辛和代价的朱鹮保护站工作人员们，《老号骆驼》中在艰苦条件下研究野骆驼的人工繁育、形同农民的专家们，《从吴起开始》中为改善吴起的生态环境而努力的吴起县领导，《兴隆之本》中守护森林的女护林员和警察，《塞罕坝时间》中在蛮荒上寂寞守望、孤独坚守第一代建设者们，《大自然日记》中珍惜爱护枧木王的贫困壮民，《石田善一》中来中国送钱和种树日本老人石田善一，等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一种精神》中那个外号叫“二杆子”的农民。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只是粗通文字;他不是个好村民，敢当众骂村长;他也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他有一颗慈悲的心。他爱树如命，欠了一屁股债，在山西吕梁上20年种树不止，种了2000万株树，绿化了10万亩黄山，他种下的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这些人身份各异，但都是大自然的守护者;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身上的仁爱厚德，蕴藏着真正的伦理力量，寄寓着与物质文明抗衡的理想。

三、大地美学：以书写解放自然

温斯坦（Arnold Weinstein）教授有个有趣的见解：美国知识分子中，有一种雄性的不宁的传统③。我们从利奥波德、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缪尔（John Muir）等人的作品中，都能读到这么一个阶段：他们突然抛弃已有的一切，远离尘嚣，到野外去面对寂寞、寒冷和危险。他们身上有一种活跃的野性，不受任何陈规陋习的束缚，面对波澜不兴的荒野土地，能够源源不断为自己产生精神食物，这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利奥波德在沙地荒野中的领悟，梭罗在湖畔树林中的感受，缪尔在崇山峻岭中的虔敬，均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神启的时刻。与西方“野性”的自然写作相比，中国文人历来推崇山水之乐，则是与养心缮性、陶冶道德、内在修为紧紧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圣人所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④中国自然山水文学自古以来就有“比德”的传统，借山川而畅神，借花草而达意，笔下万物有人格的象征、有伦理的教益。

李青松的散文创作，既受西方绿色思潮的影响，又有承继中国文学传统的部分，在环境伦理的表现上呈现出一种新的写作面貌。他描写自然万物，不止于表象的观照，而是要对表象之下的生命力量作出辨识，不仅赋予它们一系列纯属拟人化的道德价值，更注重在生态整体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对生态问题的揭示和生态之美的寻绎来增进向环境伦理的升华。

（一）生态认知

李青松的创作是建立在他长期实地亲身采访报道、生态考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在确实有了与自然接触的实际经验后，他才进行反省与创作。他深入地震灾区了解灾难中的卧龙人和大熊猫（《大地震：卧龙人和熊猫》），远赴新疆内蒙古牧区采访狼患（《狼之本色》），在萍乡芦溪追踪采访“寻虎叔叔”（《遥远的虎啸》），在野外体验朱鹮巡护员的生活（《孑遗》），在大漠野外考察并实地采访驼把式的生活（《老号骆驼》），深入东北林区采访了解森铁的历史和现状（《老号森铁》），在花坪爬六个小时的山寻访银杉（《大自然日记》），到布依族村寨寻访铁皮石斛（《首草有约》），在南方多个油茶产区做田野调查（《茶油时代》），在广东、海南等地了解薇甘菊的危害情况（《薇甘菊》），等等。他并不特意注重考察过程的描写，而是将考察过程片段插入作品中。对他而言，这种采访、考察、调查本身就是就是寻找人与自然互动的新模式。毕竟，环境保护不应只是口号式呼吁，而应积极地去了解，并且要透过各种生物的存在，来感知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这跟一些写作者仅凭着热情与关怀参与环境保护有很大不同。由于生态观察能力需要长时间培养，非常辛苦而寂寞，且无法轻易就绪，自然追随者不多，写作上乘者更少。

“对土地的生态理解的要求之一，是懂得生态学”①。李青松作品中有很多现代生态学知识性描述，其中部分是他在林业部门工作的专业领域，其身份与环境伦理观的对应，是生态文学中值得探讨的议题。正因为掌握了一定的生态学专业知识，他才能达成与自然智慧的默契，而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伦理学中最困难的一课——学会去爱自己的敌人②。比如他对薇甘菊不同一般的认识，正是因为他知晓薇甘菊的生态习性，知道薇甘菊最根本的危害是失去了天敌的制约，因而呼吁把薇甘菊的价值通过科学的方法挖掘出来。

他还常引用史料或客观研究资料，对资料进行深度爬梳，有时还引述专家看法和当地人说法，但同时借此漫衍出文学性的联想与情思，带给读者“知性的趣味”。其作品最精彩的片段，是能将文学语言与生物知识恰当融合于句式里，比如他这样描写按照自然法则生长的油茶树：

油茶树静静地生长在山岭上，根子扎到土壤的最深处，树冠及其枝叶尽吸阳光雨露，亦与鸟语虫鸣交织融会，上接朗朗乾坤，下接氤氲地气，历经着四季的轮回，甚至“抱子怀胎”，绵长而深厚。③

这一段用文学性语言将油茶树的自然生长环境及其终生花果不离身的习性描绘出来，远胜干枯的自然资料处理，知识与诗意融合为一。也就是说，他是将伦理建立在生态认知上，是故往往能剖析问题的核心，同时让读者有阅读上的信赖感，摆脱了过去面对环境议题时单以道德呼吁的窘境。

李青松在自然观察中，有时感知的是一种生活，作品中会出现生活与自然交遇的场景。她着眼的不是观察物种的“生态笔记”，而是“心尘往事”，或是某种瞬间的灵动情思。比如《老号森铁》中在东北林区桦树小镇采访，用了一种“咀嚼一段生活”的笔法：“在小镇上漫步，远处是若隐若现的长白山，秋风已经潜入桦树林，无边的枫叶随风晃动，纷纷扬扬，满地都是来不及拾起的故事。”④

而对那一方自己熟悉且长期生活的土地，他用情深厚，写出了回忆和亲历时空联系的一切。他在《彰武与彰武人》说：“我对中国的认识，是从故乡的那片土地开始的。那些旧年的时光和故事已经刻进了我的灵魂……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中沉积了一切。这片土地承载的东西太多了。”①他对故乡彰武和彰武人的书写，有关于彰武人治沙种树的历史，有关于“在沙地里滚大”的童年记忆，有关于小镇章古台、县城车站、大青沟景区、哈尔套大集的印象，有关于拼酒、乡村白鹅的叫声等生活的细枝末节，有关于毛远新、从善的张三炮、当木匠的爹等人的故事，还有关于彰武人开拓、强韧、胸襟开阔、率真而自信的精神。他写下的这一切，具体而坚实，是生活本身，是我们的根“与大地的骨肉及其血脉紧紧相连的”②一切，而生态文学的意义不正是守望家园吗？

（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美的

李青松将大地视为一个整体，不仅写珍稀野生动物，还关注许多微小的不起眼的存在，比如小草，比如野花，比如菱角。在他看来，“森林、晨曦、花朵和许许多多琐细的事物，才是构成世界的美丽所在”③。即便在宏大的主题之下，他也更注重细微、局部、细节的描述。所以，他笔下的塞罕坝森林美得令人心醉：“在这里，既有森林的壮阔，也有森林的细微，更有森林的饱满和丰沛。”④这是一种有高度有广度有厚度的生态整体之美。他写红松原始林的至善至美：“不在于它表面的景色，以及它给我们提供了多少良材美干，而在于它群落細部有条不紊的巧妙安排和万世不变的自然法则，在于它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还有勇气、精神和力量。”⑤

他认为自然世界充满灵性和智慧，认为与自然之间的接触，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奇迹，感受到生物之间奇妙的感应和联系”⑥。所以，他能感受到大自然灵性的力量对人内心的作用：“漫步林间，那些松和柏依山微微地起身，似乎在用力拥抱着青山垣。树是有灵性的吗？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立刻失去了虚狂和浮华，如同进入了庄严的境界，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只是提着脚步在枯草和落叶上轻轻起落。”⑦他可以这样跟驴说话：“驴们，信我的话，千万别进城。那儿有千万把屠刀等着呢，千万张臭嘴张着呢。”⑧

他认为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美的，面对大自然的启迪是如此无穷而美妙。因此，他笔下的自然万物已不是作为自我主体的延伸，而是成为与人一样的叙述主体，大自然是他作品中真正的主人公。他在与自然的亲近融合中看美丽的生命本质，处处展现自己理解生命灵性的独特角度。他的笔下有忧患有愤慨，但从不见阴郁惶惑。在他心中自有一个清和世界的秩序，深挚真切，阳气灼灼，意兴扬扬，万象历然。

自然万物没有能力解放自己，他以书写解放自然。在诸如《音乐中的动物》这样的唯美篇章中，大地从字里行间升起来了，她春潮涌动、生机勃勃，生灵苏醒，万类霜天竞自由，我们感受到了她的和谐、美丽与厚重。

李青松的散文创作，有乡愁、有记忆、有故事，知与言一体，情与意交融，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交错共生，并且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建立了基本的联系，展现出一种与环境伦理深度相关的大地美学。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