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与生态公民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07-01 10:02周国文肖杰文
鄱阳湖学刊 2019年2期
关键词:伦理哲学公民

周国文 肖杰文

为了深入探讨新时代语境下的环境伦理与生态公民观念的发展,研究面向世界环境哲学的绿色生活理论,2019年3月9日,环境伦理与生态公民学术研讨会暨第二期环境哲学家茶座在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科研基地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编辑部、北京林业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境伦理视域中的生态公民研究”课题组、北京林业大学2018年人文社科振兴专项重点项目“面向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哲学”课题团队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多位学者经过热烈的探讨,形成如下共识:生态公民是未来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的践行者,是生态文明内涵的诠释者,是建设绿色地球的主力军。生态公民理念联结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联结环境伦理与未来发展,是生态文明体系在深度、细节、结构和视域上不断发展的产物。生态公民理念的推广是建立在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基础之上,同时也离不开科学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环境伦理相结合,将会为推广生态公民理念,解决自然发展与人类道德之间的矛盾,以及建设美丽绿色新世界提供中国化道路。

一、倡导面向新时代的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

基于环境伦理与生态公民的深刻关系,立足于新时代生态文明的主体建设及价值观念,研讨会首先由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国文教授宣读由他本人草拟的倡议书,面向新时代的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该倡议得到参会学者的共同认可,包含以下六方面的内容:

其一,环境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空间,伦理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价值准则。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环境与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亘古不变。没有人的地方,无所谓环境;而有环境的地方,并非只有人。环境之于伦理,是人类物质时空绵延影响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式体现;而伦理之于环境,是人类正确走向大自然的行为规范。基于伦理而保护环境,会更自觉、更自然,因为它源自人们对环境的内涵及价值的深刻理解,体现出人们对环境伦理发自内心的体悟。

其二,生态是自然界原始存在及其内在规律的反映,公民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主體,后者既能够行使权利并参与统治,也能够承担义务并接受统治。生态与公民的联结,是自然价值观念与生态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观中的反映。生态公民持有环保理念和生态信仰,在生态环境领域承担主体责任和义务,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主体,也是推动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的基本群体。

其三,环境伦理是生态公民的基本遵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规范。环境伦理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伦理体系,是人类可信赖、可持续的道德支撑。环境伦理不是离弃自然、否定生态的准则规范,而是尊崇自然、顺从生态的系统理念。对新时代环境伦理的普遍认知,需要有效把握环境伦理对个人生活的贴近性、亲和性与有效性,从而真正在观念上和行动中诠释环境伦理。

其四,新时代的环境伦理是环境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者的内涵及属性正在不断深化。分析人与自然界之间复杂的关系,需要挖掘其不断细化、深化、广度化、结构化的内涵体系。从人与森林、动物、草原、沼泽、河流、海洋、冰川等自然产物之间的关系,到人与城市、农村、建筑、公园、房屋、器具等文明产物的关系,环境哲学离不开富有张力、持有理念、凸显视域的环境伦理的支持。环境哲学在一个更具全景结构的观念体系中包容多元价值的环境伦理,并有效促成其内生式增长,形成具有时代性、创新性与世界性支撑的内容链接与价值谱系。

其五,践行环境伦理的生态公民,是中国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视的正能量群体,他们将积极促进美丽中国和绿色地球的建设。对生态公民的认可与尊重,可进一步鼓励与嘉许那些有志于以理性和建设性保护中国与世界生态环境的仁人志士,因为全球领域内绿水青山的净化、纯化和美化,需要既不忘却民族情怀又不遮蔽普遍价值的生态公民来实现,应当重视他们在保护中国乃至世界山川湖海进程中的责任担当与持续努力。

其六,知行合一的生态公民是新时代环境伦理对现实人群的应然式塑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衰成败在于人,其成效与否也在于人的良善意识及正确行动。因此,以人的意识完善为着眼点,以人群的价值形塑为指针,以公民的行动引导为落脚点,中国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希望在于生态公民的不断成长与成熟。持有家国情怀与自然观念的生态公民,是中国构建生态和谐社会的基础力量,也是确保变迁中的世界环境重返正轨的动力来源。

二、环境伦理与生态公民的阶级划分

环境问题事关万物,也事关每一个人。喜马拉雅山雪线下降、全球海洋污染严重等诸如此类的生态环境问题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且均由人类造成。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孝廷教授指出,当我们在研究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将人群划分为生态阶级和反生态阶级。我们从生态文明的立场来划分阶级,就可以由此划分教养。此种阶级划分方法要求我们在文化中加强一种意识,即反生态就是一种罪恶。对“罪”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对下一代的教养中,我们要强调生态道德的培养。

刘孝廷教授认为我们要立足于全球视野来看待问题。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未来的生态文明要求营造生态社会,培育生态公民、生态国民乃至生态市民。国家范围内的生态公民强调了地域和社会背景的重要性,即生态国民,这是在生态公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细化而产生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北京开始推行生态公民的培育,甚至可以逐步推进生态省民、生态市民的培育。环境污染和生态道德的问题不会局限于某个时空,因此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持续不断、上下一心。要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就要“配枪”,即建立法则,加强制度性规范,推进环境破坏问题入刑等等。生态问题是一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规范问题,是一场由中国发起的斗争,是反生态文明阶级和生态文明阶级之间的斗争。未来的生态公民生活在生态社会中,将会获得幸福和快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我们过去对生态问题却没能进行具体而深入的阶级分析。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卢风教授与刘孝廷教授的立场相似。他同样从阶级分析的立场出发,认为在人类道德的问题上,应该将安于人之本分的人与不安于人之本分的人划分开来。安于人之本分的人即儒家思想道德的践行者,反之,追求道德与伦理对立面的人,如挑起战争的人,就是不安于人之本分的人。正如莫言所说,有一千双鞋子的人是有罪的,即不安于人之本分的人是有罪的。人之本分应当是在精神追求上无穷无尽,而在物质需求上知道满足。多少不安于人之本分的人曾追求不朽和永生,而人本应坦然面对死亡。人类创造科技的同时也在滥用科技,科技的进步造成的后果无人预知。现代化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国的工业化在“硬件”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步,但在“软件”方面还相差甚远。所谓“软件”建设,一方面是社会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人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方有异,但是在公共道德上应当相同。中国要加入全球化,就要在基本的公共道德上同世界接轨。公共道德是公民素养的基本要素,其中包括基本的诚信、契约精神和对法则的敬畏精神等等,而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是普遍缺失的。

卢风教授还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已经不仅限于现代化,环境伦理和生态文明的提出已经对现代道德提出挑战。因为现代道德是以人类为中心建立的,而且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完全学会彼此尊重,人权观念也都没有健全,在维护别人和尊重别人方面仍不够充分,所以,生态文明所要求的对待非人事物和环境时应秉持伦理的观念,在现代道德观念下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学院派哲学家大多轻视环境哲学学科,主要是因为康德以降的伦理学派太过强大,其论证十分严密,一时难以改变。所以,生态文明建设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文化革命。我们现在要着力论证的是: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人类要寻找新的生态文明。虽然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对生态文明建设充满信心;虽然现实是严峻的,但是文明发展的趋势不可改变。我们不是要推翻康德哲学,而是要健全和完善康德哲学的理论体系。

三、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与新时代生态文明体系构建

城市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与汽车尾气的排放直接相关。首都经济社会研究所张燕博士就北京汽车减排等环保问题作了学术报告。她认为,北京的汽车尾气污染中,重型柴油车的占比很高,这是因为北京的理位置特殊,大量重型运输车需要进入或者经过北京,且目前北京的货运也主要依靠公路。污染是技术产生的,最终也可能由技术解决。目前政府在货运产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运输设备的改进、运输行业的结构优化等。北京的小汽车保有量在世界范围内不算高,但是其出行里程却较高,这是因为目前的交通需求是诱导型的,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保障道路畅通,却不能有效减少汽车总量;相反地,道路交通环境的改善将会诱导小汽车使用率上升,从而再次加剧道路状况的恶化。目前解决汽车尾气污染的问题使用的是行政手段,即限行限号,而没有使用经济手段,没有将问题内部化。国内购置税很高,但是作用不明显;相反,国外购置税很低,汽车出行却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燃油税很低,所以间接地鼓励民众开车出行。虽然目前中国推行公交优先政策,但实质上公交却并不优先,这是因为:公共交通由不同的部门主管,人们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换乘上;公共交通系统没能很好地发掘潜在的乘客市场,难以满足大众需求;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小汽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与此相关的是绿色文化建设的不足。

除了交通和运输业,现代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生态产生重大的冲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王晓莉副教授在报告中谈到,生态公民这一提法让她想起一本关于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书籍以及一篇相关的书评,也让她想起曾经去一个尼泊尔乡村的感受。该书的作者生于印度,在深入了解西方的科学后,她开始反思生态文明、科技发展以及性别的关系和矛盾,之后再回到印度的发展与女性觉醒的问题,从而对现代科技提出控诉并重新定义真理和正义。作者基于印度的大背景,从警惕现代农业的发展出发谈到生态女性运动,认为:现代农业破坏和切断了农业生态的整体性,对早期农业和妇女在生态中的地位产生了冲击,剥夺了她们原本可以获得的农业公共资源。这本书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关于农业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问题值得反思和讨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得宝博士分析了奥康纳(James OConnor)《自然的理由》(Natural Causes: Essaysin Ecological Marxism)中的环境史思想。他认为,奥康纳深入探讨了环境史的基本定义,并在环境史的视角下探索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他指出,只有在环境史视域中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才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

中国是一个将生态文明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林震教授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生态文明体系的建构发表了见解。林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18—19日召开的生态环境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新时代生态文明观包括生态历史、自然、民生、制度、绿色发展、消费、治理等方面,希望将现代生态文明和古代传统文化相结合,未来还可以将生态文明与艺术等方面相结合。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环境哲学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杨博士从“天人合一”和“内向超越”的角度提出弥合道德和自然之间裂隙的中国路径。他认为,“天人合一”如何与环境哲学结合,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性哲学的危机就是道德本体论的丧失,环境哲学试图弥合道德和自然之间的裂隙,最终是想要解决某种外在于人的事物能否构成人类行为的规范。“天人合一”就是把人道和天道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向内用力的过程,是一种从对外界的探索到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正是现代环境伦理学所缺失的。北京林业大学戴秀丽教授在点评中说到,研究者除了要认真思考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如“天人合一”“内向超越”如何与环境哲学相联系这些问题外,还应肩负起实践的责任。至于怎么做,那就要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的观念,通过五个“适”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北京物资学院雷爱民副教授在点评中也提到,“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精神追求,从“天人合一”和“内在超越”的理念来说,我们内在的超越其实有“过多”的问题,而外在了解却还远远不够。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妍妍助理研究员从比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视角,阐释了朱熹哲学的意义:朱熹的“一体观”继承的是“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德伦理学,是将万物看作美德者自身,规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

责任编輯:王俊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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