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的评价看其书学观

摘要：傅山，初名鼎臣，字青主，别号公之佗、石道人、啬庐、朱衣道人、石道人、西北老人等。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医学家、书画家。其中最为后世称道，影响巨大的，是他的书法艺术。本文从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的评价看其书学观。

关键词：傅山 赵孟頫 董其昌 书学观

一、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的评价

赵孟頫和董其昌是元、明两代最具影响的书法家。傅山在评价他们作品的时候却颇多微词，其《训子诗》题跋：“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①

傅山自述二十岁上下遍临晋唐法书，但皆“不能略肖”。偶得赵孟頫《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傅山告诫子孙正因为赵书容易学，所以如“与匪人游”，能“日亲日密。”傅山因赵孟頫人格，而“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

傅山“大薄其为人”的缘由，就是赵孟頫以赵宋王孙降元，元不但是蒙古人，而且是异族。傅山在明清鼎革之际面临的境况也类似。但傅山以明遗民自守，入清后服道袍，号朱衣道人，面对清廷强征博学鸿词，以死相拒，对待异族统治，采取了和赵孟頫截然相反的态度。傅山说：“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董其昌会对赵孟頫评价如此之高。

傅山《训子书》又评价董其昌：“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煗煗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室家之好。”②看来傅山对董其昌的书法也不大认同。而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一个是元代高峰，一个是明代集大成者。

赵孟頫如果除去降元之外，堪称完人。元世祖初见赵孟頫，惊为“神仙中人”。他政治上是理财能手，擅长行政和司法；学术上，是经学家、文学家、诗人、精通道释；艺术上，通晓音律，善鉴定，书画开一代风气。但因为入仕元朝，后世往往以气节诋毁他。赵孟頫一生特别用心于书画，晚年常谓人，后世当以此知我，不难窥其用心，即是想在书画史上争得一席之地。但后人多有因他是贰臣，而轻视他的书法。明代王世贞评：“赵承旨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奴书之诮则太过。小楷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莫是龙评：“吴兴最得晋法者，使置古帖间，正似圜阓俗子，衣冠而列儒雅缙绅中，语言面目立见乖迕。撇欲利而反弱，捺欲折而愈戾。”王世贞、莫是龙等批评赵书，结点都在“奴”“俗”“软”等处，其实都是借书法批评赵孟頫人格。傅山对赵书的不满，也将其归结为“无骨”“软美”。

董其昌虽然早年对赵孟頫的书法也有苛刻的批评，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书法水平的提高，对赵书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改变。董其昌首先不太满意明代人对赵孟頫的争相效仿，自赵孟頫之后，书坛的发展，基本都是继承了赵书的余波，鲜有能出藩篱之外者。董其昌称：“今眼目为吴兴所障。”再者，他虽有不满，但学书路线还是沿着赵孟頫的复古说直追“二王”。因此他也将赵孟頫视作一个目标，一面批评指责，一面追逐比较，称：“自元人后，无能知赵吴兴受病处者。自余始发其膏肓在守法不变耳。”“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的提高，愈发佩服，謂“余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至于用笔用墨，文敏所谓‘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前人自谓可轻议。”“子昂书中龙象。”“画与书皆入妙品。”到了晚年，感叹道：“余年十八岁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厘清董其昌的书学经历，就不难理解董其昌为何佩服赵孟頫。因为董其昌是以赵孟頫为学习和超越的目标，他们所走的道路基本相同，都是以“二王”为旨归。傅山一生也钟情于王羲之《兰亭序》，那么为何傅山不理解董其昌称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这句话。这得从傅山的书学经历去认识和探讨。

二、傅山对赵书“复古”的认识

傅山晚年在他的《训子书》中回忆：“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③可知傅山八九岁便开始临习钟繇的书法，然后“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但可惜的是“无一近似者”。最后临习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才略得其支离”，然后又临习颜真卿《争座位》，能“颇欲似之”。最后临习王羲之《兰亭序》，且终身不倦。他去世前六年回忆“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可见其终身对二王书法迷恋之深。那么根据傅山这一段叙述来看，他的临帖、学书的经历和赵孟頫、董其昌大略相同。也是取法晋唐，直追二王一路。那么为何傅山会对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有成见。其实傅山对赵孟頫复古，学习二王的书法，是没有意见的，但是傅山认为学习二王书法不能只停留在二王上，应该进一步去探索二王的出处。

傅山《杂记》：“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④傅山认为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过人之处即是“知篆隶之变”。晋书称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傅山认为赵孟頫的书法“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在傅山看来，赵孟頫只是取法《兰亭》，而稍微变化。

傅山《杂记》评《兰亭》：“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都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台之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⑤这里提到赵孟頫以行书的笔法写楷书，而王羲之的《兰亭》则是以楷书的笔法写行书。所以傅山认为王羲之的过人之处是懂得“篆隶之变”。赵孟頫不及《兰亭》之处，即是不懂去取法“篆隶”，因此如“婢作夫人”、如“重台之奴”。傅山认为学习晋唐，但止于晋唐，是不够的，应该注意晋唐之前的书法，即篆书和隶书。这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有一定关系。

三、金石篆隶对傅山评价赵书的影响

傅山在清初的学术圈名声很大，和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多有往来。其中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王弘撰等均对金石碑版有着浓厚的兴趣，曹溶、戴廷栻是清初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在当时风气影响下，傅山对金石碑学也非常重视，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谈到了他和傅山对金石遗文的探讨：“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

傅山在研究金石碑版，考证史籍之余，也喜作篆、隶。清初王士禛评价傅山：“工分隶及金石篆刻。”清人郭尚先评价：“世争重其分隶，然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近代马宗霍评：“青主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伯仲。”基本上都认为傅山的隶书不如他的行草，傅山则对自己的篆隶则相当自豪，认为这是他写其他书体的根基所在。

《霜红龛集》卷三七《杂记二》载：“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吾抚拟《百石卒史》；眉得《泰山》《太守》处多，间亦作梁鹄方严体；莲苏专写淳于长，略得其疏拙之似。”傅山认为祖孙三代都能通晓汉隶之法。“一宗汉法”，以前所学都可以放弃。他说：“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视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他还说：“不知篆隶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所以楷书若要写得好，得“悟得隶法”。即是用隶书的用笔去写其他书体。因此他说：“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赵子昂以行书笔法写楷书，在傅山看来当然不如以篆隶笔法写楷书取法高。

四、傅山的自然书学观

傅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书法理论便是“四宁四毋”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从他的观点看“拙”“丑”“支离”方能“直率”。傅山《杂记》中说：“旧见猛参将标告示曰：‘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尝心拟之，如才有字时。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卑鄙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后无笔无纸复无字，或当遇之。世传右军见大令拟大令书，看之云：昨真大醉。此特扫大令兴语耳。然亦能书人醉后为之，若不能书者，醉后岂能役使锺、王辈倒臂指乎？既能书矣，又何必醉？正以未得酒之味时，写字时作一字想，便不能远耳。”⑥傅山举例猛参将的告示，学童字都没有受过书法学习的束缚，偶尔之间却能达到“忽出奇古”“不可思议”的效果。而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往往“卑鄙捏捉”，没有天趣。因此傅山说天趣若能偶遇，可能是在大醉之后，但真正能书的人，不在于醉与不醉，在于“写字时作一字想”。便能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傅山的这种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的美学思潮。明末李贽提倡绝假纯真的童心说，提倡“童心”“真心”，认为人人都有其可贵的真实之处，即本心，不必依傍圣人，模拟前人，代“圣人之言”。傅山的性格、思想和学术取向，决定了傅山对书画的见解。

顾炎武曾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傅山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生奇，归于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为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手熟为能，迩言道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他说写字重要的是“正”是“拙”，不能“造作”，须知“天倪”。而能反其道行之，“极力造作”后，“无意合拍”者，是大家王铎。傅山原先说过不喜欢赵书，是因为赵的人品，但却对王铎另眼相看，须知王铎和赵孟頫一样，都是贰臣，同样大节有亏。但有明一代赵书风行，傅山不喜欢赵书，赵书“熟媚绰约”“润秀圆转”，他觉得赵书有“媚”态，有“奴”态，所以傅山告诫子孙：“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他喜欢的是更能合于“自然天机”一路的书法。所以他说“汉隶之妙，拙朴精神” “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

五、结语

傅山對赵孟頫的批评，从他《训子诗》来看，是不喜欢赵孟頫的人品，但这可能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他不喜欢赵孟頫的书法风格可能才是其主要原因。否则他也不会喜欢王铎的字，恰恰是王铎和他喜好略近，才使傅山对王铎和赵孟頫、董其昌有不太相同的看法。因为董其昌是和赵孟頫同属于帖学大家，所以傅山对赵孟頫、董其昌既不理解，也不认同。傅山和赵孟頫、董其昌在对书法的认识和实践上其实走的是不太一样的道路。赵、董是取法晋唐的集大成者，傅山却要超越晋唐，取法篆隶，在当时的书坛颇有些变革派的倾向。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侯文正辑注：《傅山论书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10、79、42、50、19页。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2]侯文正.傅山论书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4]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刘涛，男，硕士研究生，吕梁学院艺术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