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份”为中心的现代性本土化书写

王春林

任何一位在当代进行写作的作家，都必须而对一个义学的坐标系，一个以中国本土文学传统为纵向的坐标轴，以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所谓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为横向的坐标轴的坐标系。自打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了殊为艰难以“后发被动”为显著特征的所谓“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就不再能够如同前辈先贤那样，只虑及本土文学传统的存在就可以了。除了中国本土之外，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一种被命名为世界文学的异质性文学的存在。换言之，任何一位当代作家的写作，都不能不同时面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样一个重要命题，并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同时融合兼備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学经验。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由于文化与文学客观上不平等，存在着强势文化（文学）与弱势文化（文学）的缘故，所以.当我们指称所谓世界文学的时候，其实更多地是在指称西方文化（文学）或者欧美文化（文学）。这样一来，当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自然也就变成了如何在整合来自于中国本土与西方文学两种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创造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部当代文学作品，只要真正称得上优秀，就应该是以上两种文学元素有机交融的结果。我们这里将要具体展开讨论的范小青的《灭籍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版；原刊于《作家》2018年第4期），就正是这样一部以“身份”为中心的同时兼容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化传统的优秀长篇小说，思想艺术上的原创性意味特别突出。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作为一位创作经验特别丰富，业已取得了多方面文学成就的优秀作家，范小青有着多种不同的艺术笔墨。她既可以严格地恪守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同时却也深得现代主义或者干脆说先锋派小说的要领，而且在两方面均有着足称丰富的艺术实践，创作实绩殊为了得。她这一次推出的《灭籍记》，就是这样一部充分运用先锋派叙述方式深切寄寓表现着现实社会关切与人类终极关怀的长篇小说。具体来说.其先锋性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一种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艺术氛围的成功营造。由吴正好这一人物形象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事的“第一部分”，这一方面的表现就非常突出。比如第三节“老宅惊魂”，主要叙述“我”在一次出卖家中旧货的偶然行为中，意外地发现了当年（也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张收养孩子的契约：“一看到繁体字，我就有一种发自体内的热流涌动起来，我就淌着这股热流把旧契约当成游戏看了一遍，这才知道，原来从前有两个立字人郑见桥和叶兰乡，他们立个字据说，因故不能抚养亲子，又因近邻吴福祥半世无子，今将郑之亲子过于吴福祥膝下，日后郑氏永不反悔。还有说到如果吴氏以后有了亲生儿子，吴氏的产业要均分，如果没有亲子，则产业全归郑氏之亲子。还有什么吴氏可以任意教训，亲生父亲不得干预之类，之乎者也，啰里巴唆一套。”关键问题是，就在“我”意欲向父亲求证立契具体时间的时候，“我”却突然被惊醒了：“大哥尖笑了一声，我一回头，哪里是旧货大哥嘛，分明是林小琼，她冲我笑呢。我顿时魂飞魄散，惊叫起来，林小琼，你为何要扮演旧货大哥——”“我被自己的惊叫声惊醒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吴正好方才发现，以上这些内容原来都出现在自己的一个梦境之中：“我回想着这个奇怪的梦，内心真是十分的奇怪，一个梦，怎么能做得那么逼真，连那破纸上的字我都能念出来了？我不仅能念出来，我竟然都还记住了——我赶紧到我爸那儿看看……好像他刚从我的梦里出来似的。”更为令人称奇的一点是，当“我”向他询问那张“破纸”的所在之处时，仿佛父亲也曾经进入过“我”的梦境一样，他竟然不假思索地就回应“我”道：“破纸，噢，不是一直在我抽屉里搁着呢吗。”一方面，“我”的确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但在另一方面，父亲的反应却似乎又充分证明着梦中事件的真实性。那么，“我”到底是在睡梦中，抑或还是相反呢？一种虚虚实实、亦真亦幻的艺术感觉，就这样被营造得活灵活现。

关键还在于。类似的这种艺术设计还曾经出现过多次。比如，就在稍后一些的第五节“大妈来了”中，类似的情形再一次出现了。就在“我”好不容易才从胡大妈那里探听到她丈夫，也即当年的那位立据人刘明汉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却又一次被父亲从梦中唤醒：“我爸说，我才懒得骗你，是你自己在骗你自己——你该醒醒了，别老是做梦，梦是反的哦。”“我一听梦是反的，心里一惊吓，我醒了。”“人虽醒了，梦还在眼前，胡大妈竟然跑到我梦里来骗我，我真的很来气，我气愤愤地说，爸，胡大妈来过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贸然闯到“我”梦中来的胡大妈，竟然早就病死了。既然胡大妈的出现依然还是在我的梦境中，自然也就存在着一个真假与虚实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同样意识到了真假与虚实问题的存在。这一点，在他的若干叙述话语中，即有明确的表现：“总之，我现在感觉到了，经过我的不懈的努力追求，往事他老人家终于来了。”“我亲生父亲的亲生父亲姓郑。”“其实这个故事是漏洞百出的，里边有许许多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我只是不想说出来。”“我宁可信其真，决不信其假。”“甚至说不定，如果需要，我还会以假乱真。”关键是，“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信不信”。如此一种带有突出自反或者自相矛盾意味的叙事话语的出现，在明显破坏现实叙事逻辑的同时，其实也在建构着某种超现实的叙事逻辑。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我个人坚持认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过是抵达现实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现实主义是试图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摹仿而制造一种酷肖现实的逼真艺术幻觉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就是试图借助于各种荒诞变形的方式来尽可能地逼近现实的本质。而且，更进一步地，如果说现实主义更多地着眼于外部客观现实的真切描写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就更多地着眼于内在主观心理真实的揭示。具体到范小青的这一部《灭籍记》，她所借助于抵达社会现实本质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先锋性手段，恐怕就是我们这里所集中探讨着的那种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艺术氛围的成功营造。

但千万请注意，也就在这一部分的第八节“单位在哪里”中，也还曾经出现过另外一种更具冲击力的事关虚实与真假艺术氛围的营造方式。这一次，依照父亲吴永辉的指引，“我”专门来到殡仪馆探寻亲生爷爷郑见桥生前所在的单位。没想到的是，在殡仪馆，出面接待的，竟然是“我”多年前的一位小学女同学。当然，是这位女同学最早认出吴正好来的。于是，他们之间，也就发生了这样的一番对话：“她说，你装不认得我吧。”“我说，难道我认得你？”“她说，你认不认得我，我也不能勉强你，反正我认得你，吴正好。”“刹那间我惊讶万分，哦不，不是惊讶，是惊吓，我惊恐万分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叫吴正好？”“咦，我们是小学同学嘛，她可不像我一惊一乍的，从从容容地说，从你小时起，我就知道你叫吴正好。”真正的令人震惊处在于，当“我”事后再打电话给殡仪馆的时候，却发现根本就不存在小学女同学这个人：“接电话的人笑了起来，你开什么玩笑，昨天下午是我们闭馆休息的时间，谁会在这里接待你哦。”“我不服，我说，就算闭馆休息，难道没有人值班吗？”“那人道，值班当然是有的，那是保安人员，在外面巡逻，不是在办公室，闭馆的时候，我们办公区是全封闭的，没有人进得去。”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忽然惊觉到了一丝诡异的明显存在：“我打了个喷嚏，顿觉身上寒丝丝的，嘴上却不肯饶人，我说，那她就是从你们的停尸房里爬出来的啦。”尽管说“我”的回答带有明显的自我调侃意味，但其中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的存在，却是无法否认的一种事实。范小青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一方面固然带有鲜明的先锋性色彩，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蒲松龄那充满鬼狐形象的《聊斋志异》来。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断言“我”这位突如其来的小学女同学乃同样来自于蒲松龄的“聊斋”世界，也是一个完全能够令人信服的艺术结论。

其二，是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分”，范小青竟然极具开创性地设定了一位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完全子虚乌有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郑永梅”。一位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人，又怎么会有看似活生生的名字呢？却原来，郑永梅的创造者，一样是他名义上的母亲，也即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过的那个叫作叶兰乡的女性。只不过，他并没有如同其他的孩子那样让自己的母亲亲身体验经历过所谓“十月怀胎”的过程。之所以会是如此，乃因为这位名叫郑永梅的男子一直存在于某种概念的状态之中，而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真正的肉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人就有纸，或者，反过来说，有纸才有人。”“我的那张纸，是从我三岁的时候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三岁的时候，我的户口迁入了我父母亲的户口本。”“在我家后来的户口本上，我的名字后面就是‘迁出两个字。”“也就是说，我来过，又走了。”在经过如此一番不无严密的逻辑推理之后，“我”也就是郑永梅就“存在”了：“现在你们相信了，我是存在的，存在在户口本上，在户口本上，我姓郑，我叫郑永梅。”千万请注意，正如同范小青所刻意设定的这个名字的谐音乃是“永没”一样，这个名叫郑永梅的男子，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以肉身或者实体的方式存在过。质言之，他的存在，只因为户口本上的那张纸。对此，他自己到后来，也曾经有过明确的说明：“我看着他们忙乎，我都嫌累，让他们再胡编乱造去吧，他们还可以找出当年的合影来查对，我们还可以翻出从前的日记来印证，也可以到学校的档案室去试试，办法多的是。”“只是可怜的孙子哎，他们可以胡闹，你却应该清醒了，你应该想明白了，你是找不到我的。”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我根本就不存在”。但如果依照一般的社会秩序与生活常识，“但我又是存在的”。“其实你们早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我母亲干的，她一辈子工于心计，阴险狡诈，没有什么事她是干不成的。”能够把一位只存在于概念中，其实完全子虚乌有的“人物形象”煞费苦心地设定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之一，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先锋性特质的具备，自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位对中国社会有着足够深透了解的资深作家，她对现代主义先锋性创作方式的营造与运用，绝不会如同一些食洋不化的作家那样，仅仅停留在凌空蹈虚的形式层面。究其根本，深切介入社会现实的一种及物性的具备，乃是范小青先锋性创作的根本特点所在。实际上，透过那些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叙述方式，还原一下整部《灭籍记》的主体故事情节，就可以发现，作家所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围绕“身份”（这“身份”，具体到中国社会这一现实语境之中，突出不过地体现在所谓的“房籍”“档案”以及“户籍”等这些物事上。小说标题“灭籍记”中的“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如是解）问题所发生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更进一步说，范小青格外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把进入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很多重要历史事件都巧妙地编织进了郑氏家族一众成员的人生之中。比如最早的郑见桥与叶兰乡，与他们的命运发生紧密关联的历史事件，一个是抗美援朝，另一个则是“文革”。上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的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叶兰乡，是追随着自己的仰慕对象郑见桥报名参军，加入革命队伍的：“郑见桥就是我父亲啦。那时候他从他的老郑家冲出来了，走上街头喊口号，叶兰乡正在路边和别人玩掉没掉手帕的游戏，一转身，看到了街上的郑见桥，她的心怦然跃动。”既然“叶兰乡跟上了郑见桥的步伐，就一跟到底了。郑见桥报名参加了部队，叶兰乡也跟进去了”。叶兰乡根本想不到，这么一跟，可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为了充分表现革命的决心，郑见桥和叶兰乡夫妇竟然把刚刚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送给了别人。是的，正如你已经想到的，这个被送人的孩子，不是别人，正是第一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吴正好那位似乎总是慵懒地躺在一张旧藤椅上的父亲吴永辉。事与愿违的是，或许正是因为郑见桥和叶兰乡的表现过于积极，甚至积极到了违背常情常理的地步，所以，他们的“如意算盘”到最后并没有打成：“因为他们送掉了孩子，写了血书，发了毒誓，积极得过头了，甚至引起了怀疑，至少是引起了关注，所以他们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舍了亲儿子也没套着野心狼。”唯其他们的过分积极表现引起了怀疑，“最后，他们不仅没能北上跨江，很快就从南下的部队回到老家，转业进入了市机关，一个在机关行政科，一个在文化局，都是普通干部。虽然他们年纪轻轻就参加了革命，到了部队上，但最后并没捞个一官半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郑见桥为什么要以如此一种“过头”的积极方式去追求革命呢？这里的关键在于，郑见桥的家庭出身（关于郑见桥的家庭出身，郑永梅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种叙述：“我老郑家是南州的大户人家”），在那个一切唯阶级论是举的时代，郑见桥深知这样的家庭出身，要想有所出人头地，就必须在政治上比其他人做出更加积极的表现。尽管说他们的这种积极努力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但“对此他们有无抱怨？想起来肯定是有的，只是因为自己屁股上并不那么干净，抱怨就只好埋在心里了。他们身边的战友，有的被揪出来，有的被抓起来，有的被开除出去，甚至有被枪毙了的，比比那些人，知足吧”。

抗美援朝之外，另一个与郑见桥夫妇发生了紧密关联的历史事件，就是后来的“文革”。当年，为了参军被迫把刚刚出生的儿子送给别人，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努力无效，从此，不幸失子便成为了郑氏夫妇永远无法摆脱的心头之痛。正因为如此，所以等到吴正好十四岁的时候，郑氏夫妇方才上演了一出“堵路认子”的闹剧：“郑老师眼睛顿时闪亮了，但是他的脸色却很奇怪，少年吴永辉是看不明白的，又像笑又像哭，脸掬成了一团，他忍不住抓住了吴永辉的手臂，说，怎么不是我，就是我呀，我是你爸爸。”面对着突然冒出来的这个“爸爸”，不论是谁，都会如同吴正好一样做出特别恼怒的本能反应：“所以，当郑老师说出‘我是你爸爸片刻之后，吴永辉尖声叫喊了起来，不可能，绝不可能！”仅仅只是不能的不接受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由于恰逢“文革”红卫兵造访时期，对郑见桥夫妇家庭出身多少有所了解的吴永辉，竟然以揭穿他们身世的方式作为报复的手段：“吴永辉朝他翻个白眼说，你不长眼睛吗，街上的大字报，画了你们两个，嘿，跪在地上，还有黑叉叉，哼哼，黑叉叉还想来骗我，还造谣，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爸我妈是贫下中农工人阶级，你们是特特特！”尤其是当一伙红卫兵冲进来想要揪出郑见桥但却苦于不认识郑见桥的时候，心怀强烈不满的吴正好干脆就“出卖”了郑见桥：“吴福祥装聋作哑，吴柴金假痴假呆，看上去就是一對弱智夫妻，偏偏吴永辉聪明伶俐，他趴在窗口上嚷嚷，我知道，我知道，郑见桥他们住前面那一进的最西头，郑见桥穿蓝颜色的列宁装，叶老师戴眼镜，四眼狗。”当然了，正如叙述者交代的，父亲吴永辉的阴谋到最后并没有得逞：“当时吴永辉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他虽然出卖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可是当一队人冲进前面一进院子的时候，郑见桥和叶兰乡真的已经望风而逃了。”尽管说郑氏夫妇侥幸逃过一劫，但范小青却借此写出了在那样一个非正常的畸形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在劫难逃的苦难命运。

郑见桥之所以不管不顾地即使违背常情常理也要坚持“堵路认子”，这一细节充分说明的，正是当年的送子给别人这一事件，在郑氏夫妇内心深处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范小青关于“郑永梅”这一“不存在”的“存在”者形象设定的天才想象力。当年为了积极追求进步而忍痛把孩子送给别人之后，郑氏夫妇曾经想着再生一个以填补痛失爱子所造成的巨大情感空白。但怎奈天不遂人愿，生孩子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随心所欲便可以完成的。一方面，再生一个孩子做不到，另一方面，原先送给别人的孩子找不到，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周围竟然还有人因此而怀疑叶兰乡的身份是“特务”：“我母亲的担心和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的。因为我父母亲把他们的亲生儿子送了人，后来又没有再生孩子，这事情十分蹊跷，孩子送人就很蹊跷，唯一的孩子送了人，不能要回来，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呢，岂不是更蹊跷？”“我母亲的同事对我母亲的情况十分清楚，他们觉得不可理解，值得怀疑。”就这样，出于万般无奈，满心都已经被一种时代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所完全笼罩的叶兰乡，便想出了一个在纸上凭空造出一个“郑永梅”来的特别手段。关于郑永梅的“出生”过程，他自己曾经给出的相应的描述：“那时候我家的户口本上，只有我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个星期天，不用上班，我母亲就抱着那个本子。整整看了一天，看得我父亲胆战心惊，看得我父亲差一点出去喊救命。”紧接着，“我母亲把她的想法、也就是那个关于我的生死攸关的决定告诉我的父亲，我父亲先是吓了一大跳，坚决不同意，但是他扛不住我母亲软磨硬泡，死缠烂打.更扛不住我母亲的装疯卖傻，因为我父亲实在已经搞不清我母亲的那些话，哪些是真傻，哪些是假痴。”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范小青此處的“真傻”与“假痴”，极其精准地捕捉并表现出了叶兰乡的精神状态。事实上，只知道以暗中抽烟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精神紧张的叶兰乡，到这个时候，已经多少显得有点癫狂了。而郑永梅，正是叶兰乡精神癫狂状态下的一个“创造物”：“我是从我母亲的想法中走出来的。”“我的名字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了。”“我叫郑永梅。”这里的关键在于，叶兰乡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文明社会的户籍制度这样一个规则。正如同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很多情况下，我们自己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的存在与否，所依凭的往往是所谓的户籍制度。或者户籍制度的具象体现者——户口本。郑永梅这样一个“不存在”的“存在”者，就这样不无神奇地成为了一种客观事实。说他不存在，是因为世界上的确没有这样一个人，说他存在，是因为郑氏夫妇他们家的户口本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叫郑永梅的人。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作《不存在的骑士》。那个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季卢尔福所充分体现的是一种基督教的精神，没有肉体，纯粹是由一团类似于气体的理性、意志和规则凝结而成。我们不知道范小青关于“郑永梅”这一人物形象的构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卡尔维诺的影响，但即使在承认这种影响存在的前提下，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作家的相关构思，其实早已溢出了卡尔维诺的艺术窠臼，充分地包容体现着范小青的一种本土化思考。说到底，郑永梅这一人物形象的“无中生有”，乃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那样一种特有的社会境况所逼迫造就的一种结果，细细想来，其中一种精神分析学色彩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然，这种精神分析学色彩，主要是针对人性早已被那个不合理的时代扭曲变异了的叶兰乡这样女性形象而言的。

与那位单只是凭着一张纸就已然“存在”于这个时代中的郑永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比他长一辈的，他应该叫作姑姑的郑见桃这一女性形象。如果说郑永梅是一位“不存在”的“存在”者，那么，郑见桃就是一位实际存在着的“不存在”者。质言之，郑见桃的不存在，只因为她不小心丢失了自己的档案袋。但在讨论郑见桃这一形象之前，我们却须得首先来关注一下与她紧密相关的另一位名叫王立夫的人物形象。身为郑见桃未婚夫的王立夫，是一个典型的才子，被人称为“宋词王”：“那时候她正想着谈婚论嫁。她的未婚夫叫王立夫，是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讲师，专攻宋词，把个宋词研究得通体透明，淋漓尽致。”女师学校毕业后成为中学教师的郑见桃，是在到师范学院进修的时候，不管不顾地爱上王立夫这位“宋词王”的。那么，一桩看似完美的姻缘为什么会彻底泡汤呢？原因只在于王立夫竟然莫须有地成了右派。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既有戏剧性，也更具中国特色，所以，请允许我在这里多加引述：“王立夫所在的中文系没有完成右派的指标，开了好几次大会推选右派，可是老师们都很谦虚，个个谦让，最后的一个名额始终落实不下去。这天他们又开会，正赶上王立夫感冒，老师咳嗽，还打喷嚏，唾沫星子在会议室里直飞，很不雅观，王立夫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夫子，很知趣，他在再一个喷嚏来临之前，赶紧跑到走廊上去打了。”因感冒而打喷嚏却要避开别人，本来是一位文明人理所当然的行为。没想到，具体到王立夫这里，却不无“黑色幽默”色彩地把自己最终“打”成了一个右派。本来还有老师建议，可以用击鼓传花的方式产生这个右派名额，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王立夫在走廊里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于是，“这个提议击鼓传花的老师立刻说，咦，王夫子还真是王夫子，打个喷嚏，咳个嗽，都要避开公共场所”。关键在于，由此而扯开去的如下话题，有人说，王立夫的宋词讲得太好，太受欢迎；有人说，他怎么能把宋词讲得这么好呢？又有人说，他讲新中国的新诗有讲这么好吗？又有人回应，那肯定没有这么好，否则，他为什么不叫“新诗王”呢？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显得特别严重了：“接着再往下讨论，说，是呀，为什么他不能把新中国的诗词讲得这么好，难道他心里对新社会有什么不同看法吗？”到最后，“等到王立夫擦了鼻涕进会议室的时候，他已经被推选出来了，有人还热情地拍了拍他的肩，向他表示祝贺”。一个右派知识分子，就这样以一种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方式生成了。也因此，范小青才会如此不无深意地叙述道：“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谁都知道，所谓的右派，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方才能够从范小青看似轻松的叙述姿态中读出别样的沉重来。大约也正因为如此，王立夫被自己的文明之举“打”成右派的这样一个精彩传神的细节，才会让我们在读过《灭籍记》之后久久都难以忘怀。

很大程度上，郑见桃的人生或者干脆说“身份”悲剧，正是因为她对于王立夫那无法释怀的爱情造成的。但在具体展开讨论郑见桃这一人物形象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出现在她眼中的哥哥嫂子：“哥哥嫂子早年参加革命队伍，时隔不久就双双被踢了出来，虽然还能在政府部门混口饭吃，可也只是夹紧尾巴才能守住的残羹剩饭。他们起先还想坚持自己的革命干部身份，后来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新三反、三改造、肃反等等等等的运动，早已经肝胆俱裂屁滚尿流。”实际上，也正是在经历了以上这些政治运动无休止的折腾之后，出现在郑见桃眼中的哥哥嫂子变成了这样一副不堪的模样：“郑见桃完全没有想到哥嫂会是现在这（尸+从）样，哥哥郑见桥，堂堂郑氏传人，器宇轩昂，出口成章，滔滔不绝，结果成了个半哑巴，不到万不得已，一味躲在角落里洞察世态。”“她的嫂子叶兰乡，出身名门，但她很快已经从一个气质高贵、温文尔雅的淑女变成了一个神经兮兮、说话颠三倒四又尖刻无赖的泼妇。”关键是，“说他们是革命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还不承认”。当然，后一句话，是从当时不仅一心向往革命而且还自以为非常革命的郑见桃眼中看出来的。要害处在于，郑见桥与叶兰乡他们俩之所以会变成如此这般癞皮狗的样子，很显然是出身大户人家的他们过度追求革命的结果。他们如此一种严重的精神扭曲变异状况，端的是细思极恐。

王立夫被自己的喷嚏“打”成右派的时候，郑见桃正好被调派到乡下去支农。等她再回到师范学院的时候，未婚夫王立夫已经不辞而别了。在千方百计地了解到王立夫被下放到苏北一个名叫长平的县里的情况之后，她就决心到长平去追随王立夫。但要想到长平去，郑见桃就首先必须解决工作调动的问题。在未能征得校长同意的情况下，思王立夫心切的郑见桃，想方设法从学校的人事部门骗出了自己的档案，一个人带着档案袋便不管不顾地直奔苏北长平县而去：“把一份薄薄的牛皮纸档案袋小心地交到郑见桃手里，还是觉得怪怪的，嘴里嘟嘟囔囔，没见过，没见过，自己拿自己档案的，没见过。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又指着档案袋的封口对郑见桃郑重吩咐说，这上面是封好的，你千万自己不能打开啊，私自打开是要犯错误的。”在郑见桃把自己的档案袋骗走之后，万般无奈的校长曾经对她喊了这样一些后来果然一语成谶的话：“郑见桃，你拿走自己的档案，就是拿走了你自己的身份，小心弄丢了，你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的身份！”结果，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在匆匆忙忙地抵达长平县，并且在长平县中向校长求职一时无果的时候，恰好听闻一位大学教师在九里乡天天和学生一起背诵宋训。在断定这位大学教师就是自己所要寻找的王立夫之后，郑见桃再次不管不顾地拔脚就走，就去追寻王立夫了。因为行动过于匆忙的缘故，郑见桃把自己的档案不慎丢在了长平县中：“这时候，她完全不知道，她犯了人生中最大的天大的一个错误，一个不可弥补、不可逆转的错误。”那就是，“她没有带上自己的档案”。那么，曾经是郑见桃未婚夫的王立夫，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对她避而不见呢？一定要抛弃她去和一个寡妇过日子呢？作家对此并没有再作具体的交代，而是笔锋一转，就此而将作品的重心转向了意外丢失档案后郑见桃悲惨命运的书写。

因为寻找王立夫的彻底无望而被迫埋葬了自己那段真正可谓“惊世骇俗惊心动魄”的初恋之后，郑见桃只能回过头来再到长平县中去求职。只有等她再次回到长平县中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的档案果然再也找不到了。档案的丢失，首先影响到了她在长平县中的求职：“没有档案，就是没有身份，虽然郑见桃可以详细介绍并保证自己的身份，可是谁敢相信她呢。新校长其实对她蛮友好，倒是希望她能够留下来当老师，因为学校的老师实在缺少得厉害了。新校长说，这样吧，我们可以让你当代课教师，但是要上报，如果教育局同意，你就留下来。”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在现代社会，即使是如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一个因政治运动频仍而颇显混乱的时代，档案仍然对一个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丢失了自己档案的缘故，郑见桃果然无法成为长平县中的教师。更进一步说，因为档案也即身份的丢失，郑见桃从此之后的日常生活也就变得寸步难行了。正如同范小青所描写的那样，自打档案也即身份丢失后，无法证明自己究竟是谁的郑见桃就开始了一段如同游击队一样四处冒充他人的过程：“现在郑见桃不能做赵梅华了，但她也不能回到郑见桃，她重新处于没有身份的真空状态了。”“所以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郑见桃先后是：/李小琴，一个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女子。/孙兰英，一个到县城办事的大队妇女主任。/钱月香，一个上了年纪的卖桃子的小贩。/还有一次，她叫周小红，是一个放假回家的大学生。”就这样，“郑见桃的每一次精心策划、设计，几乎都能够如愿以偿，但每一次又都好景不长，害得她一直忙忙碌碌，一直不得空闲，为自己的身份几乎操碎了心，成天到晚都得把心思用在怎么做成别人上面，最后差不多都忘记了真正的自己是谁了”。我们都知道，从一种人类存在与文明的演进秩序来说，肯定是先有人，后有所谓的人口管理制度的。虽然我搞不清其他国家是否也有所谓的档案，也有格外严密的档案管理制度。但最起码在1949年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的中国，档案的重要程度是非常突出的。在当代中国，一个人，尤其是一位拥有公职的工作人员，倘若说真的遗失了自己的档案，那他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证明自己是谁。正如同范小青在《灭籍记》中描写的那样，郑见桃明明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就是因为她不慎丢失了自己的档案，或者直截了当说丢失了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那几张纸的缘故，她就是无法证明活生生的自己到底是谁。那么，到底是人本身重要，还是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那儿张纸重要呢？郑见桃的悲惨遭遇告诉我们的，正是那几张纸的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范小青借助于郑见桃的遭遇表现出的，其实正是现代文明制度对人存在本身的一种异化。

说到郑见桃多少带有一点传奇色彩的人生际遇，最耐人寻味的，恐怕是她到最后的被迫变身为“叶兰乡”。“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年纪渐渐大了，甚至我都开始老了，我仍然在使用别人的名字进行自己的生活。但这些事情，我已经不想再讲了，再讲也不好听了，三遍抵粪臭，我已经讲过无数遍了，连自己也不想听了，厌烦。”一言以蔽之，“反正我永远是另一个人，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干什么的，都无关紧要了”。年紀大了之后，已经折腾了很多次身份变换游戏的郑见桃，终于迎来了自己最后一次的身份变换。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最后一次，她竟然变成了我们早已经熟悉了的嫂子叶兰乡。这一次，等郑见桃回来的时候，不仅哥哥郑见桥已经走了（即死了），而且嫂子叶兰乡也已经是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了。面对着恳请自己原谅她的嫂子，郑见桃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你要想我不记恨你，除非你向别人证明我是谁，我就忘记你过去所做的下三烂的事。”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一方面固然因为郑见桃长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因为郑见桃预见到自己将会比嫂子叶兰乡活得更长久：“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现在看起来，我至少要比她活得长一点，我没有身份，我不是我，当然，‘我不是我这个难题纠缠了我大半辈子，我大半辈子就在和‘我不是我做斗争，让一个‘我不是我的我，正常地活下去。所以，许多年了，吃拿卡要，连蒙带骗，连哄带吓，扮成清纯少女，或者做一个无赖，也或者假装痴呆，反正是无所不用其极。”一般的作品中，我们所遭遇到的，往往是因为衣食住行而产生的具体生存问题，最起码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中，还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同郑见桃这样因为遗失了档案材料，所以无法自证自我身份的生存困境。单只是从这一点来说，范小青此作的原创性色彩就值得予以充分肯定。正所谓姜还是老的辣，到最后，还是早已病入膏肓的叶兰乡在临终前向郑见桃以一封长信的方式面授机宜，彻底解决了业已困扰郑见桃很多年的“我不是我”的问题。“我打开一看，是叶兰乡写的一封长长的信，还有叶兰乡的所有身份材料、工作证明、工资卡、水电卡、银行卡，什么什么卡，反正一个人生活中需要的什么卡什么纸，尽收在这个包包里了。”但“愚钝”如郑见桃者，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明白叶兰乡的锦囊妙计。一直到读了叶兰乡那封长信之后，方才彻底恍然大悟：“我打开包包，拿出那封信，一眼就看到信封上有几个字‘你就是我。”你何以是我？“我蒙了。”然后，“等我清醒过来，我把信看了，我才知道，我的人生将要掀开崭新的一页了”。就这样，在叶兰乡巧妙地面授机宜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处理相关事项了。经过一番和医院的斗智斗勇后，“我把叶兰乡接回家，第二天叶兰乡就如她所设计的离开了人世”。“叶兰乡的后事，是我一个人悄悄办的，没有任何人知道。根据叶兰乡的锦囊之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叶兰乡已经死了。”“叶兰乡还活着，一直活着。”“最重要的是，叶兰乡单位不知道。”“叶兰乡还是单位的退休人员，她的工资每个月按时发放，当然，使用这笔钱的人是我啦。”“我怎么不能使用。我是叶兰乡嘛。”这样一来，依照叶兰乡的神机妙算，郑见桃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变成了叶兰乡：“我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成为了叶兰乡，我过起了叶兰乡奢华的安逸的日子，那日子真是舒服啊，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我可以请人伺候我，我可以出去游山玩水，花的都是叶兰乡的工资。我在花用她的工资的时候，心里多少觉得有点对不住她，但是再怎么对不住，我也得花，我就当作是叶兰乡对我的忏悔吧，谁让她当初揭发我，害得我失去了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到这个时候，郑见桃的人生变形记就可以说彻底宣告终结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有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而到了西方现代，则有卡夫卡人变成大甲虫的《变形记》。我不知道，范小青关于郑见桃变形记的构想受到过以上何种因素的何种影响，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通过郑见桃的不断被迫变形，直到最后变形为叶兰乡的故事，作家在批判性地反思中国当代社会的同时，却也在超越了国界之后的更开阔视野内传达出了具有明显寓言性的现代哲学思考。

我们注意到，作家范小青曾经在《灭籍记》这本书的封底上特别写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富有哲理性的话语：“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你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你就相信了。”“后来，你又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就不相信了。”“因为这时候人类已经学会了瞎说，而且人人都会瞎说，所以，人不能证明他自己了。你必须看到他的那张纸，身份证，房产证，或者类似的一张纸，他给你看了那张纸，你就相信了，因为一张纸比一个人更值得相信。”“在后来，你又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不相信，他拿出了他的纸，你仍然不相信，由于人们对于纸的迷信，就出现了许多的假纸，你无法知道他的纸是真是假，你也无法知道他这个人是真是假。”“呵呵，现在你麻烦大了，你信无可信，你甚至连这个世界是真是假也无从确定了。”我不知道，范小青的这些话语，到底是写于创作《灭籍记》之前，还是之后。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范小青的这些话语，肯定与《灭籍记》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紧密相关。不能不看到，在这些话语中，范小青所一再重复强调的，乃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正是古往今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若干基本问题。一部人类的哲学史，那些思想睿智的哲人们，所翻来覆去思考并尝试解决的，也正是这样一些基本命题。又或者，从某种终极的意义上说，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永远也不会有标准或理想的答案得出。再或者说，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本身，也可能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与此同时，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不断演进，这些古老的命题也极有可能转换为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范小青的《灭籍记》这部先锋性色彩非常明显的长篇小说，在超越国族界限的前提下，其实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些事关全人类的古老哲学命题的一种文学性回应。

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看《灭籍记》，则无论是吴正好关于房籍证明的苦苦求索而不得，还是郑见桃因为档案材料的遗失而被迫陷入的不断寻找自我存在证明的种种努力，抑或是郑永梅这样一位别具中国特色的“不存在”的“存在”者，范小青笔下所有的这些故事，实际上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古老哲学命题的形象化演绎与表达。在“第二部分”的第一节“谁是叶兰乡”这个部分的开头处，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些不無自我缠绕意味的叙事话语：“我是叶兰乡。”“我不是叶兰乡。”“大家都叫我叶兰乡。”“我知道我必须是叶兰乡。”“以前我也试过，我说，我不是叶兰乡。”“结果他们让我吃药。”“在吃药和承认叶兰乡之间，只有一种选择。”“当然，我选择我是叶兰乡。”“问题是，本来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自己告诉他们我是叶兰乡的。”在读过这些其实很是有一些自我缠绕不清的叙事话语之后，一种直观的感觉，就是其中的逻辑有明显的不通之处。虽然说通过总体故事的把握，我们还是能够搞明白这一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为什么要以如此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叙述，但无可否认的一点却是，这些缠绕不清的叙事话语，的确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前面曾经提及过的那些古老哲学命题。说实在话，不要说是范小青，即使是其他更为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中使诸如此类的古老哲学命题得到尝试性的解决。能够如同范小青这样，以“身份”问题为切入点，运用先锋性的笔法，将这些事关人类存在的哲学命题，有机地渗透包容到郑见桃、郑见桥、叶兰乡、郑永梅等一众人物充满跌宕起伏意味的命运故事中，《灭籍记》就足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原创性色彩特别鲜明的优秀长篇小说了。

2019年2月6日凌晨0时20分许

完稿于文水老家，是日为己亥年正月初二

责任编校 谭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