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人间的高光时刻

欧逸舟

周作人有首诗：“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好友沈尹默和诗一首：“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对此，周在《禹迹寺》中道：“瓠瓜厂指点得很不错。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这篇小文收录在《药味集》，很值得玩味。何为禹迹？周评价禹是“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文中却并不列举禹的成就，而写禹的“足病”，即为“禹迹”。病从何来？病在有情，病在温软，病是缺点，但周并不想克服它。我喜欢沈诗的槽力满满，但更眷恋温软有情，就算是缺点，也并不想克服它。

少年时代熬夜偷读小说，未曾想到有一天以读小说为生。乐趣成为职业，时常担忧会否减损阅读热情，但读到好小说，每每生出情愫种种，赞叹、激赏、振奋、伤怀甚至柔肠寸断，总是入戏容易出戏难。

若要问我最难出戏的小说是哪篇，当有塞林格的《为埃斯米而作》、尤瑟纳尔的《王佛历险记》，以及藤泽周平的《爱忘事的万六》。

塞林格与尤瑟纳尔都是神坛上的人物，毋庸多说。《为埃斯米而作》关于战争的记忆充满污秽凄苦，主人公却最终得到“爱”的救赎。《王佛历险记》充满神性，神性却不是天然得之，而是发之于“情”。至于《爱忘事的万六》，是小说集《黄昏清兵卫》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土木工程队小组长樋口万六年岁渐长，忘性渐大，因工作中不太严重的小事故请辞退休。赋闲之后，从家中的顶梁柱变成了儿子儿媳的累赘，万六感到自己有些受到轻慢，却为维护儿媳龟代出刀，教训了欺负龟代的大场庄五郎。藤泽周平写武士对决，并不翔实去写一招一式，而是与古龙异曲同工，只是更为朴实，上一行还面目狰狞的大场庄五郎，下一句便哎哟叫唤，刀飞入河。最有趣的是这一笔：“被刀尖抬起下巴，大场庄五郎说明白了。仰视万六的眼睛里掠过惊恐。万六慢慢后退了几步之后，故意像大场那样用神速的手法收刀入鞘，然后转身迈步。之所以走得慢悠悠，是因为刚才使拔刀术时又闪了腰。”真是帅不过三秒。

然而三秒足以演绎七十二帧的帅，前情后文慢条斯理的讲述，正是为这七十二帧的高光时刻铺设暗角。儿媳龟代对万六的感恩持续不过一个月便又故态复萌。若按沈尹默的标准，万六为这位性子冷淡又与他人暧昧的儿媳妇出头，是否太过有情？有情是病，但我们生而为人的最重要课题，不正是学习与病共存？虽说多情总被无情恼，但无情的人生，我是无法想象的。

关于藤泽周平，去年译林社出了一套五卷本，在各大好书榜造势多日，仍未受到阅众应有的关注度。早年我读李长声老师译藤泽周平的武士小说集《黄昏清兵卫》，盲买，一见倾心。彼时的我，从未想过要作为小人物或大人物度过一生，心灵寄托于远方虚缈，恋物之欲又极深，与现实生活有着很强的割裂感。彼时的我从未想到人生的难，要难于从心爱的小说中出戏。彼时的我更未曾想，有一天我也像藤泽周平笔下的武士，会遭遇生活的埋伏突袭，要学习忍耐与取舍与宽恕，感恩黄昏赐予我们的高光与暗角，在困苦中截取美，获得生活的勇气。

彼时的我从没打算像黄昏的清兵卫一般，要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是的，藤泽周平笔下主人公多为下层武士或升斗小民，因此小说充满市井气息人间烟火，并不像孟郊诗中“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那样的游侠，而是低调平庸、隐忍克制，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职场斗争亮剑出手的上班族。“黄昏清兵卫”，是井口清兵卫的外号，只因他到点下班，一心只为照顾重病的妻子;又意指江戶时期的武士阶级，孜孜于即将告别的时代，面对日暮，既有温暖亦有疲倦寒凉。藤泽周平悉心勾勒剑豪们的滤镜时刻，李长声如是评价：“平静的日常被藩主即老板的命令等不可抗拒的外力打破，无奈拔出刀，‘一挥头白不闻声（清末黄遵宪咏日本刀），这一挥，简单而爽快，人物形象却为之一变，显露刀的一面，顿时把日常生活人的一面提升为侠，读者这才明白了剑侠原来一直是严守义理地生活着。”而在侠的一面显露之后，生活还在继续着，还需遁入平静，毕竟，太过长久的高光是刺眼的，而那些真正激动人心的伟大，往往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间，等待有情目光的辨认。

当下并不缺乏崇尚凛冽、坚硬的现实主义写作。凛冽固然是好的，固然是抗争与力量的品格，但诗性的、抒情的、浪漫的、悲悯的情怀，与现实主义并不背离，与生命本真也并不背离，温软有情也不缺失它们的力量。藤泽周平打动我的地方，正是他现实主义笔触之下的浪漫主义情怀。无独有偶，青年批评家聂梦在班宇的小说中发现了同样的特质，认为班宇的写作具有很强的“浪漫的现实主义抒情性”。班宇的小说，无论是工作审读还是私读享受，都是令我容易入戏太深的文本。班宇曾谈过，“小说是逃逸的艺术。”与藤泽周平相似，班宇也不将笔墨停留在主人公的高光时刻，而是向暗角走去。与其说是逃逸，莫若说是游牧，他的文字在命运的高原上游牧着，拓展着边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游牧中得以遭遇，相互缝合，也正是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遭遇中迸发了诗性，它虽不能笼罩苦涩人生，却能赋予它们光亮。《盘锦豹子》中，孙旭庭摔盆子无疑是小说最高光的时刻，我若干次以为读到此处小说便该结束了，但班宇放任他的文字继续游牧，竭力为我们延展开一个人的命运际遇，有多不幸，就有多不甘，有多不甘，就有多不屈。同样是不幸不屈，《逍遥游》中的许福明，却只隐匿在暗角中，而将流水斜阳时刻留给重病的女儿。

无论藤泽周平的万六与清兵卫，还是班宇的孙旭庭与许福明，甚或塞林格的X中士，都是关于小人物的书写，然而正是由这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中，我们得以一瞥时代的真容、时代的色调，他们是时代的远景也是时代的特写，他们的爱与痛，是时代的爱与痛，亦是我们的爱与痛。我们与他们同生活在这有情人间，同为一饭一茶奔忙，忍耐病苦，不惧突袭，坚定维系人生义理，谁又能说谁的人生不曾有过值得书写的高光时刻呢？

责任编辑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