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人生路 忘年情谊深

马进祥

4月26日凌晨5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一个噩耗传来：汪老玉良先生刚刚无常（去世）了！

此时，我远在千里之外的陇南碧口，决定立即中断下一步的行程，要车，订票，赶回兰州。

送走了汪老，连日来，那些与汪老的交往，那些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教诲萦绕于心间，挥之不去……

23年前的一篇题为《从唐汪川走来的民族歌手》的采访稿，要不是去年参加“诗画人生——汪玉良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活动时有人提到，还真有些遗忘了。

是的，确实有些久了——那是1994年的春天。那时，汪玉良老师已是蜚声文坛的诗人了，正在努力地探索和尝试创作长篇小说。他说，诗体有局限，想反映东乡族人民的艰辛多难的生活、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许用长篇小说的文学形式会更加自如些。或许是保密，或许是担心能否把握好这个新题材，因为毕竟他那时已经退休，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那次采访，他没有告诉我们后半生他要从事绘画。他只是告诉我们：在农家面柜上画上个大牡丹，这是他父亲对于他这个儿子的愿望。《汪玉良绘画年谱》显示：1994年10月4日，他的第一幅绘画作品《唐汪川大桃杏》在《甘肃广播电视报》发表，离我们采访时隔半年，加上报纸的排期——要知道，当时该报比较火——应该在我们采访时还没有画好那幅处女之作。

从那时至今的20多年里，我们看到，汪老对长篇小说的探索搁浅了，也很少写诗了，而绘画的技艺却突飞猛进，成就卓著。自从第一幅画作发表，获得如潮的好评以后，我们的诗人便一步跨入了画家的行列。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一股脑儿创作出了《梅花》《芍药花》《夏日正浓》等许多画作，陆续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并举办过很多个人画展。作者气质里潜藏许久的一种艺术形式突然间喷发出来了，震惊了陇上画坛！

诗书画本为一体，画作是诗意的延展。用一体化的两种艺术形式表达的都是汪老对家乡的情怀，对于故土的无限眷恋，对于母族深深的爱。

在汪老的花鸟画作里，我们常常看到家乡美丽的牡丹、垂涎欲滴的大接杏和可爱的小麻雀，还有梅花、荷花和李子等。但很少人物画，这种艺术的偏向契合了东乡民族不崇拜偶像、崇尚风物山水的文化，这是东乡民族文化的传承，暗合了他亡故父亲期盼的面柜上牡丹的愿望。一幅幅美丽的画作，是一个载体，是作者长居城里后，寄托着的对于故乡的思念，是对于少年美好的回忆。

他7岁跟着母亲拉着一头小毛驴追寻逃难的父亲，离开了家乡，父亲在兰州打工补鞋供他上学，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他成为东乡族书面文学的奠基人，文学史上留下了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苦难而美好的童年记忆一直挥之不去，它在作者笔下化作了一首首抒情的诗，一幅幅美丽的画。

在艺术技巧上，汪老师的画格外讲究墨色的变化，所谓“干、湿、浓、淡、枯”的五色分墨。汪老师从小喜好绘画，酷爱美术。早年曾拜齐白石弟子赵西岩、张启亨等为师，虽然上了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爱上了文学，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绘画天赋一直潜藏着，直到晚年才显露出來。他的诗如画，他的画如诗。在他的诗意里，我们能看到画面感;在他的绘画里我们能读到诗意。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确实，在我看来，汪老以长期积淀的艺术造诣绘就的花鸟画远远超过了他前半生努力的诗，淹没了他曾经对于长篇小说的探索，也实现了他父亲生前希望他能成为一名能在“面柜上画朵大牡丹”的夙愿。

1998年10月，在兰州秋田会馆举办《汪玉良花鸟画展》个人画展，展出他四年来的100多幅画作。

那是1998年底的一天，我去他家拜访，看到他桌子上地上满屋子的画作，不大的画室里放不下，晾在小屋的过道中。那时老人已经年过六旬退休在家，摆脱了繁杂的工作事务后，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创作，正处在画作的春天里。赖以生存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诗也写圆满了，他的前半生的事业结束了，现在，他的事业正逢第二春。

这不由让人心生感叹：一般人一生连一件事都干不好，而汪老师却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了两辈子用。

有评论说，汪玉良先生晚年的画作超越了他多半辈子投入的诗，更是超越了长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艺术。想想也是，纵览他的文学创作，我觉得汪老早期的诗歌仍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相当的篇幅以颂歌为主，缺乏批判，缺乏对时代的把脉，缺乏对人民疾苦的反映，缺乏了一个诗人应有的对现实的批判性把握——这样评论是不是太苛刻，是不是太脱离当时的语境和实际？而且，作为先生的晚生和学生，写下这样的话，如此斗胆妄言是不是有些不敬？

那次交谈中，我得知，汪老师有一个心愿：想出一本画册。他说，家里太窄，画画得多了，占地方的很，也不好保存，送给朋友后散落民间，连自己都不知道画了些啥，但出版一本画册又何其难也！

我当时很为这位自己交往了多年的长辈、师长不平。我说您开创了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和绘画，为了开创这个民族的文化事业，为了一个民族也要想办法出这本画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我和政的中学校友、时任东乡族自治县的县委书记马晓峰谈起了汪老师的诗和画作，以及他的诗画对于一个民族艺术开创性的意义，希望县上能为他做点啥。晓峰当场表态：作为诗画家的家乡人，作为一个民族自治县的领导，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这件事！他说，刚好明年县庆，我们也需要对外宣传印制礼品，我们把汪老师的画列入计划。他还给我说，怎么做，我也不懂，你安排，出书的经费由我们安排。哈哈！我乐了。出书，除了经费还有啥？马晓峰书记的这个态度使我喜出望外。于是，我为他们相约在来年的春季。在初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带着东乡族自治县委书记马晓峰和他们县的宣传部张部长一行人敲开了汪老师狭小而陈设简易的家门。

行前，马书记问我是不是带上东乡手抓羊肉之类的特产？因为东乡人有走访亲友时不空着手进门而要带礼当的规程。我说不必了吧，东乡人有规程，文化人也有文化人的规程。汪老一生注重情义，淡泊名利，不在意这些。这可把“县太爷”难住了：那我们这么多人，代表着一个县的领导班子和全县人民，不带个尕礼当，空手怎么进人的家门？我也觉得这话有道理。但汪老师的脾气我知道，他不收礼，倒弄尴尬了。想了想，我开玩笑说，既然你们代表东乡县和一个民族，表达对这位艺术家的敬意，那一只羊也不够啊！望着他们一片茫然的表情，我建议：送一束鲜花！

东乡的“诺员”（官员）们显露出疑惑的神情。在他们看来，一束花草算什么个哩，怎当成个礼当？没有手抓肉实惠。但我更坚定了这个“创意”。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可没有“八项规定”，一般在这种正规隆重的情况下，都要带些贵重礼品，不乏带一些“干货”。

而我当时执意这么做，是因为我太了解这位多年的老师了。

不，确切地说，汪玉良不仅是我的老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旁听他的文学讲座，跑到省文联求教，随他代表甘肃作协去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银川笔会”，得到过他许多的关心和教诲;而且，我和他的大公子——著名电视人、现任兰州市文联主席的汪小平是校友，因此，他是我正儿八经的老师和长辈。

那是1985年秋，我从省城应邀前往临夏，参加时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汪玉良老师积极倡导筹办的“临夏文学笔会”。会议期间，汪玉良老师亲自安排，让我陪刚刚从宁夏固原乡下赶来的作家张承志——那个在大学期间我就仰慕已久的、在那个全民读小说的文学时代红得发紫的人，去我工作过的临夏县漠泥沟乡体验生活。从此开启了我与张承志兄长达30多年的友谊。

后来我成了张承志兄戏称的他的“驻甘肃办事处主任”。每次张承志兄来兰州，第一个想见的就是汪玉良老师。一次我陪同承志兄去汪老师家拜访，汪老师安排师母做她老家风味的羊肉饺子给我们吃。2010年张承志兄在兰州签名售书他的散文集《你的微笑》，汪老师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到广场书店里陪同签售、祝贺和压阵，并现场即席发表讲话，接受媒体采访盛赞张承志和他的文学。最后他对着话筒，向排队购书签名的读者大声地喊道：张承志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在参加工作干杂志编辑采访工作的时候，执笔写过他的专访。2000年9月，我领着东乡县上的同志，到他家送请柬，邀请他参加东乡族自治县成立45周年的县庆。他很兴奋，专门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家乡县庆的画作。

县庆活动的前天，他执意邀请我坐他的车与他一起去。我本来计划带台里主持这次县庆大会的播音员钟华、刘艺辛等一起去，听此意便欣然陪同老师前往。但晚上到锁南坝山头看礼花时，由于他很兴奋，冒着体弱，不顾东乡山城的风大和高海拔，一直坚持看完，回到招待所就感冒了，一直高烧不退。我急忙找人看医生，在县委当时那个简陋的招待所，插上电褥子，一夜守候床边。2004年底我在甘肃有线广播电视台当台长时，又策划和安排《我从陇上走过》的姊妹栏目《陇上人生》栏目制片人张晨、王雪峰等拍摄了汪老师的纪录片，著名主持人李醒岚担纲访谈，我自己审定稿子，至今我还保留着样带。2014年底我策划电视节目人物专访栏目《甘肃穆斯林》时，第一个想到的采访嘉宾还是汪老师。我和他相约在他的家乡唐汪，大接杏开花的时候，在杏树花下支起画架，架起摄像机，记录下他现场绘画的情景，请这位老人在杏花树下畅谈对故土的思念，诉说一位游子的情怀……

但由于老师年事渐高，体弱多病，几番柳绿，几番花开花落，唐汪的杏花儿开了又谢，大接杏熟了一茬又一茬，我们至今也未能成行——这些，当然是后话，有些跑偏了，应当言归正传。

正如马晓峰说的：当我敲开了汪老师的家门，代表东乡人民把一束鲜花献给这位受人尊敬的老艺术家的时候，他深感不安，对我说：“因为对家乡父老帮不上一点实际的忙而经常自责，愧对乡亲，愧对生我养我的土地。”

而实际上，他为家乡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在东乡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过多期“汪玉良文学美术奖”比赛，多次给县上捐献精心创作的画作。不但如此，他还教育后代不忘东乡大山的根。2001年秋，他的大儿子汪小平得知南方一个叫阿环的企业家，想在贫困地区捐赠希望小学的愿望后，积极联系协调，并通过我联系到东乡县上领导，在偏远的那勒寺乡沟沿村建了一座以老总之名命名的希望小学——“阿环希望小学”。捐款那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我陪着小平和南方企业家到县上，在会议室里搞了一个简单的捐款仪式。然后，捐赠方把整整齐齐的10万现金交给了有关部门。现在，在那个阿环希望小学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传来阵阵沟沿村东乡族娃娃们琅琅的读书声。

此后，我积极联系出版社并中间联络东乡县有关部门和汪老师对接，忙着整理画作的拍摄、编辑出书事宜。终于，这本由东乡县委书记马晓峰作序、完全按老师审美观编辑的《汪玉良花鸟画集》于2000年底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东乡县官方在兰州举办了较大规模的发行仪式，县上四大家主要领导和唐汪家乡的乡亲代表出席。此书作为东乡45周年县庆的礼品和一位文化游子对家乡对母族的汇报，使参加县庆的宾客从这一窗口里知道了56个民族大家庭之一的东乡族——这个有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没文字的民族，在自治县成立45周年以来达到的文化高度。由于经费紧张，汪老师从中未拿一分稿酬，他说，家乡困难，能出版印刷就不错了。如果有稿酬，就权当我对家乡的一份薄礼吧。

汪老师有着苦难的童年，所以他始终有着一颗感恩的心，也是一个特别重人情的人，更是一个厚道人。他对家乡帮他出版了他第一本画册的事，家乡对他艺术的认可念念不忘充满感激。他将县委书记马晓峰视为知己，不论马晓峰工作岗位如何变动，汪老师都很牵挂，几次跟我说，晓峰是家乡父母官里把文化人“很当人” （意思是很看得起文化人）的好领导，马书记要来兰州了我一定请他吃个饭，表达一点心意。

几次我联络参与的聚会都是马书记不让汪老埋单，说您是我们东乡的骄傲，又是长辈，哪有您请我们的道理？每次都是老人念叨提议请客，最后是马书记埋单。以后几次，汪老师都带上他精心创作的画作当礼物——当然，也少不了我的一份。而且，他还指导他的孙女汪雪作画，专门给我女儿创作了一幅春意梅花的花鸟画，嘱咐我们两家后代人让这份情谊代代相传。

其实，对于汪老的艺术，不论是文学还是绘画，不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都有过高度的肯定，他也获得过很多奖励和荣誉。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艺术名家邀请赛活动组委会授予汪玉良“对中国文艺三十年繁荣与发展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2010年获中国作协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书，同年获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终身成就奖;2017年获得“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奖，等等。但是，汪老情系家乡心有念想，这种心情越是到了晚年更加强烈，他更加看重的则是这种家乡对他艺术作品的认可。

多少年来，汪玉良老师在担任省文联副主席工作时，除了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有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培养文学新人上。他积极呼吁、倡导并筹措经费，举办各种文学笔会，邀请各民族文学爱好者参加，他尤其重视少数民族作者的培养。通过听讲座、邀请专业作家对他们进行作文辅导，并联系杂志、出版社出版和发表习作。他积极向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民族文学》杂志社推荐保安族农民作者绽秀义参加1984年的银川笔会。那次笔会我也被推荐参加了。在火车上汪老师特别给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你们要照顾好秀义，他从小种地出门少，没有路途经验。到了驻地，又亲自吩咐办会的同志安排好他的生活起居。对他的作品，亲自指导修改，联系报刊发表。因为绽秀义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单位，交通费无法报销，回到兰州后他又积极协调文聯财务报销。他对工人出身的女诗人张杏莲的诗也是亲自指导，出面给工厂做工作，为她创造宽松的创作环境，并为她的诗集写序推介，联系有关部门补贴出版她诗集的经费。还有对工人出身的作者李栋林的帮助，把他从兰州的某工厂协调调到文联，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专业的文学创作，等等。在汪老师身边围了一群来自全省各地的参差不齐的作者，尤其是一批东乡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如马颖、冯岩、汪生凯、马琴妙等，汪老师帮他们改稿，为他们的新书作序推荐出版，许多人在汪老师的帮助培养下走上了文学之路，其中有的已成为稍有名气的作家，成为新生代东乡族文学的主力军。

像对待每一个文学新人一样，汪老我对这个出身农村的文学爱好者也“很当人”，但后来为了维持赖以生存的职业，我并没有如汪老师期望的那样从事文学的创作。在那本画册之后，我从省委宣传部调到省有线广播电视台，从事最为基层的具体而纷繁复杂的媒体管理工作，这个职业的特性使我一点都不敢懈怠，人生的“芳华”全部投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无暇顾及自己偏爱的文学创作。但这并未影响到我与汪老师的友谊。当大潮退去后，我回过头，那凝固的梦依然清晰如初。尽管芳华已逝，但旧梦依然可以重温。

一路走好，清贫而又富有的汪老！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