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及其现实启示

秦浩

摘   要： 田野工作作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种调研方式，强调研究者深入到调查对象内部去探究其日常运作情况和内在规律。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则刚好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来自于人民、用之于人民，这点与田野调查所倡导的深入社会实践不谋而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曾经的社会主义强国俄国，其领导集体及其思想都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色彩，都可以作为证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所倡导的深入人民群众路线方针与社会学中的田野工作调查方法互为佐证。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提升我党在面对当前社会各类挑战的能力也变得刻不容缓。针对我国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扎根理论的创新性为我党在利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去指导和制定大政方针上提供了创新性思路，同时也拉近了我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提升了决策的民主与科学性，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典型实践。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人类学; 田野工作; 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2.003

Abstract： Field work， as a way of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emphasiz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go deep into the objects of investigation to explore their daily operation and internal laws. Marxist anthropology just emphasizes that Marxist theory comes from the people and applies to the people，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in-depth social practice advocated by field investigation. As the largest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former socialist power Russia， their leading collectivity and their thoughts are rich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which can be used as evidence for the in-depth field work in the people and sociology advocated by Marxist anthropology. Since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 is urgent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our Party to face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some leading cadres in our country have a tendency of serious bureaucracy and separation from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the innov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provides innovative ideas for our Party to guide the field work and formulate major policies based on Marxist anthrop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narrows the distance between our Party and the people as well as improves the democracy and scientificity of decision-making. The mass line is the typical practice of Marxist anthropology in the field work.

Key words： Marxism; anthropology; field work; mass line

今年是實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承担着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夺取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自身根本的工作宗旨，始终贯彻落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但是当前的工作形势之下，一些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官僚化、形式主义与享乐之风突出;懒政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有待提高;调研调查不合实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负责的倾向较为严重，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陌生。这些问题损害了我党在人民群之中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针对这些不良工作现象，如何改善干群工作关系、增进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更好地听取和采纳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成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认识和学习的重要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重要思想路线的指导，在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下，党要继续坚持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理论成果，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扬和延续党与人民血溶于水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实践方法为我党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树立和延续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的实践指导。

一、田野工作的方法与重要性

（一）田野工作的概念

最初，“田野”这个词最初用于动物学家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动物种群、结构和珊瑚礁领域，而现在“田野”这个词则更多指的是社会科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习俗，这个地方可以是远离城市的未被过度开发的乡村，也可以是文化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

田野研究是翻译“field work”得来的，也常被译为实地调查、野外调查等。田野工作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广义而言，通盘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成为‘田野研究，包含社会调查访问、问卷测验的实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但是狭义而言，田野工作却特指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考古发掘与另外民族调查，因为时间极为长期风险也最多，所以最为令人迷恋”[1]7。所以，现在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多指广义上的实地调研、问卷调研、民族学调查。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至少在调查地点待两年左右，这是为了调查者可以作为一个“当地人”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者以城市或者乡村为中心，针对其中的居民进行调查。

（二）田野工作的方法

调查人员在田野工作之前要明确调研对象，否则调查结果就没有侧重和层次。“实地调查是便于得到较为科学和有效的资料方法，但不应知足于到现场去吸新鲜空气，还要操纵一套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现场观察，还要先解决观察什么的课题”[2]57。否则研究者就会拥有一种“虽然身在现场，而关于现场的种种现象会置若罔闻”[2]57的现象，这会大大降低田野调查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为了辅助调查者在搜集数据和资料过程中有一个参照体系，马林诺夫斯基专门提出了“文化表格”[2]57，文化表格的内容主要是：“文化是什么？文化内容有什么范围？文化是如何发生的？文化各层次间有什么关系？观察文化的范畴是什么？要追求什么目标……问题”[2]57。研究者惟有事先清楚了本人即将调查的文化重点，提前对自己的调查问题进行优化和准备，才能在调研时游刃有余。

李亦园认为民族学者“要了解的不是旅游者式的了解程度，而是要学术型潜心地调查当地，所以他要长期地做田野工作，并且称他的工作的方法为‘参与观察”[1]49。田野工作的研究应该建立在长时间、深层次的感情和日常生活交流之中，应该秉持着尊重、诚恳、平等、经常交流、物质交流、信任的品质，记录和理解观察到的社会现象，避免人际交往带来的压力。田野工作也需要注意不能陷入研究人员主观性的唯我主义描述——即研究人员只是在自我經验的基础上进行封闭式的描述，而不去关注客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从而缺乏了研究的秩序性和体系性。在调研过程中还可以汇总调查资料与信息，结合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洞察力将其以文字、图片等形式记录和汇总下来，这就是人类学之中所说的民族志的撰写。

（三）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关于做田野调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者自身对自己经常生活的地区过于熟悉，而社会科学要求的自反性和中立性促使着研究者不能只做主观的描述，还应通过对自己所处文化环境之外的领域进行调查，更加客观地研究与反思其他的文化组织和系统。

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之所以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要了解一个陌生地区的文化绝非易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由于自身立场、思考和思维方式、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研究者如果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更深一层的辨识和分析，深入的田野调查无疑是最适合资料搜集的研究方式。

田野调查还可以主动去关注和记录生活之中重复出现的细节，关心不受重视的日常生活的缓慢变化和表现。田野工作也可以帮助“外地人”去了解和熟悉当地的本土文化，这是一种对于文化的尊重和保护。田野工作也是具备“自反性”和“反思性的”，它在分析其他社会的同时去期盼反思和重构自身社会。

（四）田野调查的地点

田野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一个乡村或者远离家乡的“初民社会”，田野可以是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包括城市。田野也不只是局限于组织或者一个地点，它也可以是有关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调查。

田野地点的选择要考虑到资金预算、驻扎程序，还应考虑到“田野点和学科相关的问题和争论的适宜性”[3]12。“正如美拉尼西亚（拥有精细的交换体系）吸引着经济人类学家，非洲则（拥有裂变式宗教组织）被看作是政治人类学家的理想之地”[3]12。

古塔·弗格森提出了“纯正级序（hierarchy of purity）”的概念来对田野调查的地点进行合理性分析。他认为离家乡越远，就越可以激发起研究者关于田野调查点的兴趣和关注，调查者的中立性和他者色彩也会更加浓厚。而那些最具异国情调、民族风俗奇特、存在许多博弈现象的村落和“世外桃源”都非常受人类学家的欢迎和关注。因为这些地方更加接近社会初始状态，可以记录完整的原始社会生态，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调研资料。

对于当地话语体系的熟悉程度也格外关键。费孝通在撰写《江村经济》时，选择的田野点便是自己的家乡附近——开弦弓村，而这个村庄属于吴江县，费孝通本人就是吴江人。外地调研人员请翻译则会造成二次传播过程中的理解误差和传播误差，造成资料搜集的失真。若要重新学习当地语系，也会十分耗费时间。费老则作为一个讲着乡音的 “本地人”，可以畅通无阻地和当地人沟通交流。

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产生背景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研究领域内应用人类学的知识、资料和方法去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一个进程，因而最初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结合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事实。马克思更多的从实践认识论的哲学角度以及社会进化的角度去解释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制度的不断更迭和发展，他从调查工人的生活实践以及对人类学家著作的摘录中不断充实和添加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色彩。而恩格斯通过在欧洲各国的长期社会实践调查经历更是马克思主义与田野工作的一次早期“合作”与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形成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要通过引用、学习和吸收人类学的其他理论应用在自己的田野工作之中。因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折衷主义”[4]。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实践中，他们在考察、观察和实地调研之中不断地去补充、更新、改正和调整自己之前的田野工作方法，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去扩充自己对于田野工作的认识，这也提醒着我们应该不断地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讨论，提升其与田野工作的不断磨合。

（一）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的结合

人类学所指的田野观察是指“在理论的基础上从事选择、归类和离析”[5]4，要有理论基础去支撑、归纳、解释和离析自己的观察所得。重构理论在人类学中又可以称之为“扎根理论”，对于其记录的民族志和相关文献资料、视频、图片、访谈等数据进行相关性研究，对现存的社会问题和实践经验进行证实或者证伪，从而得出一个有关研究对象的新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我党群众路线的学术化体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强调运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包括历史民族志和实践民族志）、扎根理论等要素去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调研、分析问题、制定政策、做出决策等过程。通过分析和整理深入群众生活一线所获得的调研材料，党政机关及人民政府可以更为直观地去把握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对人民大众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行为进行分析，不断地调整与改善执政理念和执政政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我党政策的有效性、科学性、民主性和针对性提供了学术上的真理性证明，而我党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历史征程中的经历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民族志资料”。

（二）历史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相互结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文化人类学对西方“异”社会文化的发掘和对自然考古的研究进一步发展，这无疑引起了当时正在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极大的兴趣，将他们推到了对历史和工人生活的考察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借用了人类学的修辞学，去思考三个问题：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财产和家庭”[6]4。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需要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入到工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这也无形之中使得马克思与恩格斯成为了“人类学家”。

马克思曾对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从事了摘抄和记录。马克思在老年期間放下他视为毕生理想工作的《资本论》撰写，转而对一个新的领域进行探索，这些“札记”向我们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过往很少提到的领域，即把研究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前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原始社会。对原始社会的观点和看法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的一大中心。

对原始社会的观点和看法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的一大中心。在摩尔根的著作里，原始社会中的部落村落的民主政治组织形式以及其财产的公有制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他们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向原始社会”[5]11。在原始时期，氏族公社不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人人平等，更无所谓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三）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期盼通过人类学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其有影响的原则和规律也在其他制度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二是他们希望求助人类学，为他们举证一些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甚至相反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研究现实的人的实践生活科学，是研究历史发展总规律的科学，属于社会人类学。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原生形态、社会次生形态、社会未来形态的思想，他通过描述地球的太古结构，以此来类比古代社会的形态，都经历了依次更迭的阶段，而公社则是出于这一链条中的最新阶段。

早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历史贡献是发现了氏族公社、农村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了经验的理解和实证的分析。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将会发展为一种新的制度，这种新制度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为完善的体制下（in a super inform）的复活（a revival）”[7]432。马克思认为：“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 [7]432-433;当俄国公社成立时，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陷入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将会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直到其被另外一种制度推翻。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马克思承担着更为繁重的政治和社会反思任务，他期望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

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实践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与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思想成果，是我们党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思想法宝，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要重视和利用好群众路线的思想方针，去深刻体会群众路线的思想内涵，并落实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每一位领导干部的工作实践中去。我们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只有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我们的工作和决策只有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算是科学的、民主的，我们的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作为人类学调查方法的一种，田野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正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坚持和贯彻的群众路线的人类学“表达”，是我们党群众路线、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与田野工作的结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之下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仅为我们党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论据，还为我们党在认识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上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

（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5，这是田野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哲学方法论体现。马克思提出：“人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7]5。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实践观点就是让政策制定者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去，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认识真理性，提升自身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何贯彻落实、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以及未来实现中国梦的路线和途径等议题，我们党和政府在做任何决策和规划的时候，应充分考察基层人民生活情况和社会实际情况，掌握充分的决策依据，不能“拍脑袋”决策。毛泽东过去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9]。人的正确思想，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不会本身就存在于大脑中，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地调查社会实际情况，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真正的正确思想。

（二）恩格斯的实践调查

恩格斯的欧洲调查经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田野工作的关系其实做了最生动的解释：恩格斯亲自在欧洲的主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实地考察。恩格斯发现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他们大多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工资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开销。在乌培河谷，这些下层劳动阶层——工厂工人，大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贫苦和落后带来的健康状况也岌岌可危，梅毒和肺部疾病四处扩散，十分恐怖。在英国，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十分堪忧，他深入到工人生活的深处，去探究资本主义制度中能够维持工人的情绪稳定的薄弱基础。他发现英国工人内部的力量分散、安于现状、目光短浅，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十分脆弱，“同时，饥饿的爱尔兰又痛苦地抽搐着。习艺所已挤满了乞丐，破了产的所有者再不愿缴纳济贫捐，饥饿的人们往往成千地集合在一起抢劫农场主的谷仓和畜圈，甚至抢劫不久前他们还极其敬畏的天主教神甫的谷食和畜圈”[10]318。在考察德国期间，他发现农村有着强大的反扑和控制能力，他们对城市的农业和商业、工业有着实际的控制权。同时将工人阶级分成几类：“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9]57。

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访谈、去当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调研、对资产阶级工业的观察，恩格斯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阶级受欺压受克扣的残酷现实，以及无产阶级对于选择反抗途径的迷茫。恩格斯的田野工作其实就是他在欧洲各国长期的居住、观察、访谈、调研、文本研究以及实地勘探。这些实地考察的方式使得恩格斯不會受资产阶级政党统治下当地官方报纸的误导和引诱。恩格斯还认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存在着各种商业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终会使资本主义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取代。所以，恩格斯的欧洲实地调查其实就是一种田野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一次生动实践。

（三）列宁对俄国状况的调查

列宁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对俄国各地实际情况的社会考察和调查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深入人民生活进行调查的重要性。列宁在1893年的时候因为要研究村民生活中新的经济改革，主动下到村庄去观察和记录。“这一描述所根据的，第一（也是主要的），是上述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调查资料;第二，是作者个人的观察，其中一部分是执行公务[注：作者曾任塔夫利达省规划官地的官吏]时进行的，一部分是1887-1890年专为研究农民经济而进行的”[11]1。列宁在担任地方官员时，实地观察了当地农民的实地生活状况，为研究农民经济和制定稳定、科学、有效的农业政策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列宁也对手工业进行了实地调查。列宁实地考察之后，将“手工业者区分为耕作者和非耕作者”[12]237。列宁发现：“占总数三分之一的手工业者（8991个作坊中有19970个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即有6638人是不从事农业经营的” [11]237。这种数量上的不一致正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农村经济中的发展十分不充分。列宁在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手工业的发展情况之后，得出了手工业者剥削工人和利用工人的劳动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事实。所谓的“家庭协作”，“其实是发展资本主义协作的保证” [11]249。

（四）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调查

毛泽东曾经提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12]109。从毛泽东采用调查和考察的方式进行科学决策的角度来看，田野工作其实就是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了更为准确、科学的资料来源。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的社会各阶级进行了考察、研究和分析，目的是团结和发展中国社会中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工人和辛苦的劳动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实现全民族的解放。例如，“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3]6。 这些组织在和政府的斗争中不断地争取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虽然他们属于社会动荡的不确定性因素，十分具有破坏性;但也正因为他们的勇敢、平民、讲义气使得他们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发展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时，“走遍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14]3，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到乡下，对于熟悉的地方要细致调研，对于陌生的地方要摸清摸透;要时刻和农民站在一起，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需要和诉求，明白他们的苦衷和辛酸。重视农民、重视群众、经常性的一线调查的经历让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事实证明，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从实践和认识的哲学辩证关系的研究上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对一些不去实地观察中国社会情况、只会背理论知识的一批领导干部进行批评。“注重调查！反对瞎说”[12]109！毛泽东强调要让领导干部“学孔夫子的‘每事问” [12]11，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这样不管领导干部在办公室脑子有多空白，只有自己亲自去调查摸排，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15]。

（五）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民族学者观察得越好，对有关民族的心理特点的总体印象就越精确”[16]。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强调领导干部要紧紧地与人民群众联系到一起，想人民之所想，做出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政策决策。群众路线正是一个让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之中“田野调查”的最好方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强调对生活和工作在一线的普通老百姓的关注与调研，但是这种调研必须要是长期、稳定、全面的，而不应该是做做“表面工程”。各级领导干部对自己负责的地域要摸清、摸熟、做好扎实的准备和全面的摸排，而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听取下级的汇报获得二手资料然后进行决策。并且领导干部也要避免对调研资料的浪费和忽视。对于自己日常的观察和考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党和政府要及时进行汇总和分类，不要前期调研轰轰烈烈，后期总结马马虎虎，导致调研的结果没有实质性意义。因而，调研时的工作笔记和调研之后的总结笔记至关重要，这两个也是未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指导依据。

1. 邓小平多次强调群众路线

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例证在于提出了实事求是、试点工作、南巡讲话。在第十三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实际国情，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后来的改革开放也证明是一项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成功决策、是决定我国当代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根据沿海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建设“经济特区”的决定，为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前进方向。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他提出要进行试点工作，“改革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17]。对于小岗村的改革，邓小平指出：这是农民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改革产物，这是真正从基层出现的改革，我们应重视和保护这样的改革成果。他十分关注群众的思想和立场。他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8]。正如后来乡镇企业逐渐发展起来后，邓小平主张尊重和支持这种由基层发展起来的改革。邓小平重视人民生活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现实表现，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在“田野工作”中不断带领人民前进的一个典范。

2. 江泽民充分认识到了群众路线的价值

以江泽民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和政府继续贯彻群众路线的指导方针。事实证明，惟有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政府才是受人民信任的好政府。那些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疏远人民群众的政府末了也会被人民群众所放弃。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要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否则，就有被群众抛弃的危险”[19]。

3. 胡锦涛对群众路线的贯彻

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的群众观点 。胡锦涛同志将人民所赞扬的、所支持的、所拥戴的事情当成所有政策规划的制定因素，只有不断地在与人民互动的实践中去创造和落实更好的、更加科学的政策。

4. 习近平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习总书记当年县委书记工作经历说明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像是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习总书记任正定县委书记时，走遍了正定县大大小小村，到处座谈走访群众，希望能够得到更为真实和准确的基层材料。习近平深知，自身对于群众的认识肯定要来自于自己的实践调查和亲身走访。“无论对县里的领导还是一般干部，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都诚恳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21]2。“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乡村去，经过河滩、泥泞时还得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他常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21]2。我们必须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渴望更好的生活、住房、收入、医疗、居住、环境，我们党和政府就理当将人民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看成自己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群众造福”[22]107。

习总书记也提醒我们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要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我们的群众在想什么？我们的群众的生活状况如何？我们的群众是否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要突出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收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效果”[22]84。得知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最广大人民智慧的力量。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有：要求领导干部重视和调整调研研究，领导干部多深入基层群众的生活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时间学习，多和人民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要敢于直面群众提出的意见与问题，要敢于到人民群众意见较多的地方去听取人民的困难和问题，不能只是走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八项规定还提到要改进和完善警卫工作，减少和简化交通管制，增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对我党的现实启示就在于：首先，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实践调研意识。即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研走访，了解社会真实情况，“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其次，党和国家应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为主要政策依据，从人民生活内部去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民主路径。对于大众生活的调查研究不可只是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而应遵从田野工作的调查要求，对调查对象进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从而得出最切合群众利益的政策意见。再次，我们党要拥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增强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鱼儿离不开水”的亲密关系，及时弥补“官僚主义”与群众之间的隔阂，防范部分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的风险，改善和提升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随着我国国情的不断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也在不断地被挖掘和学习。我们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去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与意义，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包含的田野工作理论成果的重要价值，并将这些成果运用于我国党政机关制定政策方针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与实际工作的结合。

总之，群众路线是意识形态化的田野工作，而田野工作则是学术化的群众路线。我们党只有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更正自身的不足，求真务实，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才能在带领全国人民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才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更加稳健和成功。

参考文献：

[1]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7.

[2]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M].北京：华   夏出版社，2003：49-57.

[3]〔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   [M].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

[4]Binbergen Wim van and Geschiere Peter. Marxist theory and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 of French Marxist an-   thropology in field-work[J].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5：236.

[5]〔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等译.北   京：华夏出版社，2002.

[6]〔英〕布洛克·莫里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冯立，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

[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18.

[11]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37.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15]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2：12.

[1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M].梁永佳，译.南宁：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4.

[17]编写组.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M].北京：台海出     版社，2017：82.

[18]鄧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21]习近平总书记当县官的日子[EB/OL].人民网，（2016-04-21）    [2019-03-1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12/     c1001-28270258.html.

[22]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     社，2013.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