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献伟业 正气在人心（之二）

万新平

天津解放前夕，按照中央的部署，父亲赶到津西胜芳镇参加中共天津市委组织进城干部的集中学习培训，并被任命为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按照市委要求，父亲在入城前参与了制定《入城治安工作计划（草案）》的工作及确定市公安局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任命工作。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发起总攻。父亲与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许建国迅速带领接管人员，在15日12时开进金汤桥西侧的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这是当时第一个开进天津市党政机关的接管队伍。

按照进城当天掌握的实际情况，父亲连夜起草了以市公安局名义下达的公字第一号命令，要求进驻各分局的接管人员迅速执行五项任务：在接管时对原有警员报到登记后，立即按统一的训话词进行训话，并向他们宣布八条纪律，令其坚守岗位，严守纪律。还指令交通警、消防警、卫生警迅速上岗执行职务，维持社会秩序;指令原户籍警察和保甲长，立即协助政府平毁街道工事障碍物。这道命令显示了新的人民公安机关已经建立，对迅速建立和控制全市秩序起了很大作用。从第二天起，全市交通警上岗指挥，消防警出车灭火，户籍警投入打扫战场和收容散兵游勇等项工作中。父亲积极辅佐公安局局长许建国进行各项工作，除认真指挥接管警察局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外，还配合驻津解放军部队，对国民党天津党团机关和特务组织进行接收和登记，摧毁了天津原有的反动组织。并通过打扫战场、收容散俘、急赈贫民、建立户档、兑换伪币、组织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等项工作，树起了新政权的威信。

1949年10月31日，奉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天津市成为中央直辖市。为了废除旧天津的政权基础——保甲制，建立新户籍管理制度，11月17日至22日，市公安局召开各分局户籍干警工作会。父亲在会上对改进户口申请手续、户口变动及统计等具体问题作了业务报告。到年底，新的户籍制度初步建立。当时父亲兼任天津市区街建政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10月，结合区划调整，将原市属11個区改为8个区，另设塘沽区。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区公所改为区人民政府，街公所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办理区政府交办事项。为使人民民主政权扎根于基层群众，还在居民区普遍建立了居民代表会和居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大规模地开展民主建政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国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需要，全市的领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变动较大，父亲担负的工作担子也更加繁重。1951年12月8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调往上海市工作。1952年1月4日，市政府任命父亲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4月25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他兼任天津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4年7月在中共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市委常委。在这段时间内，他还兼任着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随着整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形势迅速发展，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接踵而来，如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冬至1955年冬，全国相继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天津同全国各地一样，按照中央部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还要组织多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等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津视察工作，一些外国领导人到津访问，许多友好国家的文化、体育、文艺等团体先后来津交流和演出。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下，确保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防止和打击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公安保卫工作责无旁贷，首当其冲。父亲作为主持全市公安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他殚精竭虑，努力工作，成绩卓著。

父亲在冀鲁豫解放区曾长期主持公安保卫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深知掌握好、执行好党的政策十分重要，更深知稍有疏忽就会出纰漏，甚至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他从进天津城第一天起，从来没有乱搬乱套过去的一些做法，而是善于从实际出发，面对现实去解决存在的问题。进城后，各方面形势发展很快，公安工作更需要紧密配合，但当时在天津的员警中大多数是留用人员。如何尽快把他们审查好、教育好、改造好，成为工作中可用的力量，是父亲一直重视的主要工作之一。进城前他已注意这个问题并明确了工作方针，进城后面对实际情况又进一步对留用旧员警工作的方针做了调整，即大量争取，分别对待，恢复秩序后逐步进行教育、改造、清理、淘汰。同时向社会公布《津警守则》，规定留用员警均须恪守“八不准”。并通过开办临时训练班，对留用员警集中训练，进行宣传教育，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到1949年6月结合区街合并时，将各个派出所所长均换为进城干部接任。全市原有员警12000余人，最后留用员警8000余人。

与此同时，父亲抓紧建立公安学校，从社会上招收一批工人、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严格审查入校学习，毕业后成为公安战线上的骨干。1950年10月2日，父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建设人民警察》的署名文章，阐述了对积极教育改造旧员警，加快建设新的人民警察队伍的正确方针。他在进城后曾向全体干警发出过号召：“努力将人民警察队伍建设成为保卫人民利益，进行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这也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在主持公安工作期间，一贯坚持“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对来自各个地区的进城公安人员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知人善任，善于团结部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时时处处注意搞好公安队伍的团结。他的模范言行为维护公安系统内部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至今在天津老公安干警中仍有口皆碑。

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严肃与谨慎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每个阶段和重要环节都亲自指挥，具体部署，随时掌握各分局工作进度，不断引导镇反运动深入发展。由于指导思想明确、部署周密严谨、措施具体得力，天津市的镇反运动搞得扎扎实实。他时时警觉过火、过头的“左”倾苗头，发现偏差及时控制与扭转。他经常对周围的干警说：“公安工作必须遵照党的指示，做到稳、准、狠。尤其以准为重。如用得不准，会伤害了好人，一人受冤，不但他的家属，而且会招来亲朋都抬不起头的局面。”他还提醒大家：“要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把各阶层人民发动起来，多听各方面反映，我们的工作就会少出偏差。”他还强调必须层层把关、层层负责，对每个案件的处理都要坚持五级审核制。特别是对准备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大案要案，他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要亲自听取主管干部的汇报，并逐一审阅案卷，推敲证据，最后提交市、区两级政协和各界群众代表审查讨论。党中央、毛主席对天津的镇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公安部曾将天津的经验批转全国参照执行。

1953年，在镇反运动结束后市局召开的第一届功模大会上，父亲根据当时天津公安队伍的实际情况，系统地提出了全市公安队伍建设的具体要求。概括起来有四点：一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要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掌握专业本领;三要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建立深厚感情;四要加强内部团结，发挥集体智慧做好工作。他的这次讲话，既是对镇反运动实践的总结，也是针对全市干警队伍建设的明确要求。

1954年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任天津市副市长，

分管党群、政法工作，并兼任市公安局局长（至1956年12月）。1955年6月，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决定撤销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市委监察委员会，父亲任书记。1956年7月，中共天津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他当选为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并被选为出席中共八大代表。这时，他的工作头绪很多，既有市委方面的，又有政府方面的，许多工作都要一一过问，有的还要直接参与。特别是党中央领导人来津，他都要直接部署警卫工作。他对党中央领导的热爱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不仅反映在他的日常言行中，尤其突出体现在他所领导的警卫工作中。他以一个党的忠诚卫士的身份，经常不眠不休地恪尽职守。1954年4月毛主席来津视察，当时父亲的胃病正在发作，在部署好保卫工作后，仍亲自随身保护，胃实在痛得厉害，就让医生给他打止痛针。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来津，主动提出要在晚上向全市党员干部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当天正是星期天，下午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父亲得知这一重要消息后，为了立即布置下去，他们二人亲自分头打电话进行组织。在报告会前给毛主席在干部俱乐部安排一次游泳活动。为了细致检查游泳池周围的环境，特别是游泳池的水温、水质等安全事项，父亲亲自下池去试水，想不到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幸亏身边工作人员及时抢救，才得以缓解。他稍微休息了一下后，照样留在游泳池边执行着保卫毛主席的任务，晚上又参加了毛主席的报告会。

1958年，全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決定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为省辖市。4月18日，河北省一届人大七次会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往天津市。4月21日，市委召开区、局负责干部会议，宣布根据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决定：父亲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父亲深知党中央把这么重要的工作担子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充分信任。他以更加忘我工作的精神，担当起这副沉甸甸的领导责任。

天津改为省辖市后，各方面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原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调出，削弱了市领导班子的力量。同时河北省先后有14个县划入天津。为了适应工作，市里加设不少机构，增加了编制，再加上为了解决省委、省人委机关工作人员来津办公、宿舍用房，这些都使天津市人口骤增，负担加重。特别是天津由面向“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及全国的直辖市变为主要为河北省服务的省辖市，出现了原有的协作关系被打乱、供产销渠道不畅通、财政恶化等状况，甚至出现了省市间工作关系的不协调。这些情况党中央是逐步了解的。天津市划归河北省不久，市委便派出市长李耕涛等去中央反映有关情况。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不断来天津调查了解情况。仅在1958年下半年内，毛主席来天津两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各来天津一次。他们都分别到工厂、农村、学校、街道去视察，并就天津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周总理为了解决天津的问题，特意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天津认真研究，具体商讨解决办法。1959年1月，父亲和李耕涛等又专门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天津工业生产和基建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为解决天津的实际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天津的工业生产和财政开支单立户头，单拨原材料。国家对天津市的投资、物资分配等，仍按直辖市待遇。但在实际执行时，省市间的关系仍然出现一些矛盾。

父亲对处理省市关系的态度始终是明确而坚定的，他一方面认真落实中央把天津划归河北省的决定精神，努力维护好省市之间的协作关系，一方面积极向中央如实反映天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使中央重视解决省市之间的矛盾，缓解天津的困难。他多次在全市会议上要求广大干部一定要切实端正对党中央把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的思想认识，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和制度，搞好与河北省的团结协作关系。他还对一些思想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对造成不良影响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不少知情的老同志对在处理省市关系中，父亲坚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品德都十分肯定和赞赏。曾在河北省工作的老同志们说：“划归河北省后天津工作受了损失。晓塘同志顾大局，是支持省委工作的。在省市关系紧张时，他讲大局，没有因存在问题而出漏洞。”曾在市里工作的老同志们说：“省市合并后的8年，是多事之秋的8年，是蒙受巨大压力和困难的8年。万晓塘作为第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处境十分困难。省市矛盾出现后，上压、下顶，他要说服大家讲团结，顾大局，很不容易。”等等。

当时，正是制定“二五”计划之际。父亲通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天津“二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要充分挖掘潜力，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积极发展“高精尖”产品，逐步调整工业布局，使天津从一个以轻工业、纺织业为主的工业城市转变为一个文化发达、学风兴盛，能够生产高级、精密、大型产品，以钢铁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为主的现代化综合性工业城市。为了改变天津的工业面貌，市委专门作出决定：在北仓建立重型机电工业区，兴建8个大厂（如铸锻中心、汽轮机厂、重型通用机械厂、重型机床厂、高压锅炉厂等），并建立了北仓重型机电工业区建设委员会，父亲亲自担任主任，开始了天津新兴工业区的建设。以后，又在白庙、宜兴埠、军粮城、咸水沽、程林庄等地建起一些新工业区和大型企业。他还特别注意抓了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电子工业等，生产出一些国内一流的新产品，如模拟式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仪表、塑料制品、手表、黑白电视机、薄钢板等，使我市工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市委在城市建设方面重点抓了海河的改造工程，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早在1953年永定河大汛时，市委决定父亲负责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那时他就深感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必须从根本上下功夫治理海河，才可保证天津的安全。嗣后，他继续抓了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的堤岸建设，并在市内海河段也筑起了一些水泥护岸。1958年年初，市委向中央提出改造海河的要求，中央在上半年即拨款8000万元，相当于天津“一五”计划期间市政建设总投资的1.3倍。海河改造工程具体包括在海河口建闸、对市区污水下水道改造和农田排灌系统改造三大工程，要达到“咸淡分家，清浊分流”，从而使海河干流从原来的潮汐河道变为蓄水河道。6月23日，市委发出动员全市党员和全市人民积极参加海河改造工程的通知。本来在正常情况下，这项工程需要3年才可完工。父亲考虑到转年开春后，城市、农村用水将会增加，为加快工程进度，经研究决定发动大批干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每天平均有10万人参加施工。他多次深入工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慰问劳动大军，并参加义务劳动。海河改造工程仅用半年时间，到当年年底全部竣工，完成土方达700多万立方米，修建下水道160多公里，对改善我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