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何以生成

杨子臣

摘 要：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思想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之中，演变出了不同的内涵。而管理哲学作为管理在哲学层面的认识以及哲学在实践层面的运用的综合性研究范式，其不仅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理论之中，同时也蕴含在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一方面，管理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对于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反思;尤其是处在文化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之中，传统的管理理论正在丧失其普遍适用性;而反思作为哲学认识事物的方式之一，应和管理理论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哲学发展的“实践转向”则可以管理实践作为载体，通过与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哲学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地”。

关键词：管理哲学;西方哲学史;管理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5-0065-03

哲学运思于哲学史之中，管理思想同样也蕴含在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之中。因此对于管理哲学思想生成过程的追寻，既需要深入于哲学思想之中，同样也不能离开对于管理思想的回溯。一方面，对于哲学史的历时性梳理，能够明晰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思想演进的逻辑关系，从而使管理哲学作为哲学的研究路径之一，获得相应的理论支撑;同时，对于管理思想的历时性梳理，则可以清楚地认识管理理论的演变及其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从而能够全面且深入地理解管理学的本质及其价值目标。

一、西方哲学发展的演变

一方面，我们可以按照哲学史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而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哲学意识形态又可以将哲学划分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经院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于哲学研究范式和内容的区分，将哲学的研究分为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体系，如“实用主义学派”“分析主义学派”等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境况之下，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研究的范式都有其特殊性，通过对于哲学史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分析，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理解哲学自身延续和演变的历程。而这样的一种演变过程是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的生成性的过程。而管理哲学作为哲学研究范式以及哲学实践转向的延伸路径之一，应该也必须构建这样一种生成性的认知过程，从而更加全面和真实地认识管理主客体的生成及其二者关系的发展。因此，本文以西方哲学史的历时性发展脉络为基础并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哲学思维方式和其研究范式的分析，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梳理出西方哲学发展的三次转向，以论证其理论生成和发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一）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可以归结为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从历时性的维度可以大致归结为从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化，即由一种探寻一般存在（终极性的存在）和事物本质（终极性的价值）的哲学研究范式向一种探寻思维和存在之间关系的哲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古代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主要是从自然和客观存在的视角出发，对于世界本源和本质的追寻，从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根据现实存在的自然现象，去探寻其根本的原因及其生成规律。从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古代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对于世界客观存在的探寻，但是其忽略了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思维”和“存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则试图以确定性的精神为基础、以辩证法作为论证工具构建哲学体系，从而实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而对于思维和存在及其关系认知的变化以及以反思（对思维的反思）作为认知工具的近代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在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和本源的统一性（终极性）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于思想的客观性认识，从而实现本体论与认识论在思维与存在关系认知上的统一。而在社会实践中，由于个体的主体意识或者说是自我意识随着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在近代哲学阶段的发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也为后来的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即向“哲学的语言转向”奠定了基础。

（二）哲学的“语言”转向

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轉向是由近代哲学研究范式向现代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化，被称之为“哲学的语言”转向或是“哲学的实践”转向。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哲学的实践”的转向，以人的现实存在的方式为基础去解决有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或者可以说是人本主义思潮，打破了之前主客二元论的哲学研究范式，而强调从人的意向活动出发来探寻人的存在。以弗格森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思潮即“哲学的语言”转向，主张对于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进行分析，寄希望于通过对于概念表达的研究而实现对于概念意义的理解。结构主义及其之后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现代哲学理论发展的脉络。由于结构主义不能称之为一个统一的流派，而是各流派综合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其没有构建出与之相应的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式。借助于其他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语言结构、系统模型等），寄希望于通过“语言”存在的客观性取代人存在的主体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哲学是对于近代哲学尤其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的“固有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解构，以及对于理性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批判。由于这一时期的哲学在解构之后，未能形成相应的哲学理论体系，对于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

（三）哲学的“政治”转向

西方哲学的第三次转向是由“语言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罗蒂教授在分析了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认为哲学的研究领域将会和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等实践领域相融合，他认为语言和思想的正确性与否不是关注的重点，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将其运用到实践生活之中。他认为哲学的第三次转向是向“政治领域”的转向。虽然其论述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立场，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在经历了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解构之后，如何能够建立一种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同时又保持哲学抽象性的“新型”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如何能够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之中，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之间，从而实现形而上的哲学理念与实践活动统一的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不可忽视的也不能忽视的研究问题之一。由于多元主义思潮和价值中立理念的盛行，我们很难去得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范式，或是将不同的哲学流派融合统一。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矛盾以及对于利益的追求而引发的冲突亦是不可避免。这时，哲学究其本初对于智慧的追求，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对于行为“反思”的需要以及对于追溯问题本源的需要。由于这种需要的产生，个体能够在反思其行为及其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之后再付诸实践活动。

二、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

当我们沿着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时，不管是管理理论抑或是管理实践，其虽然受时空性的制约，在实践过程中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由此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不同的管理思想。虽然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状态中，受制于相应的技术、制度和对人自身的理解程度的不同，而在理论研究的范式和管理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是管理在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以及对于满足人类需求的根本目标上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本文通过对于管理理论研究的指向，将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次转向，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更加清晰地梳理出特定时空下管理哲学的存在样态。

（一）管理的科学化转向

管理思想的第一次转向是管理的科学化转向，也可以称之为管理的规范化转向。管理的科学化转向按其作用领域可以分为管理实践的科学化和管理研究范式的科学化。由于管理是一种基于对效率的有效性的追求而展开的活动，当处于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社会管理活动不能与相应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那么主体（包含社会和个体）对于一种更有效的社会管理的需要，必然会促使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围绕着效率从而生成一种有效的（具有相应的时效性和公共性）管理活动和规范的社会秩序。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打破了封建皇权和教权的统治，改变了管理活动所存在的外部环境（社会秩序）。同时，由于对于理性和个体主体性认识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体对于管理活动的认识和运用。管理活动也因此而摆脱了命令与执行的单一统治模式。而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的重构，不仅使管理实践规范化与高效化，同时还使得管理理论多样化与体系化。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之下，由于社会组织对于规模经济和生产效率的追求使得管理活动成为生产的第四要素，管理活动逐渐体系化、科学化并建立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以科学管理理论以及组织官僚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规范化的管理活动以及生产效率的追求，管理实践忽视了效率的有效性内涵，而直接和物质利益和生产活动相等同;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高度统一使其丧失了管理哲学视域下的反思与批判。社会中资本家为了占有规模经济的红利，对于剩余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极端追求，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市场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新的劳工关系也应运而生。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的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确实促使了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发展，满足了人们对于效率的需要;而此时管理作为一门保证生产效率的科学却以“科学”的名义，深陷于追求物质利益和生产效率的“卡夫丁峡谷”。

（二）管理的“人-群”关系转向

“人-群”关系的转向在管理思想领域可以被理解为人际关系理论。之所以从“人-群”关系的角度去阐释管理的转向，是因为“人-群”关系所体现出的认知过程，即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个体性向群体性的生成性的认知过程。而在管理领域则体现为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转向了人的本性以及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市场、社会大萧条，原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市场体系和原有的科学管理理论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以个体理性和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逐渐被非理性和社会伦理所分解。个体基于理性对主体性的认识已经不能满足基于新型社会秩序（生产关系）所生成的社会认知。而基于此种情况，对人的本性和人群关系的重新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霍桑实验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社会人”假设的梅奥，虽然其原初目的是通过对于管理主体和客体的行为分析，从而实现管理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管理人性假设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的价值物化（工具性）。但是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不再局限于对于最优的生产绩效和最规范的管理方式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对于人（抽象和具体的统一）的本性和人群关系（组织）的研究。“人-群”关系问题作为社会生产力提升而生成的新型社會秩序的体现，其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主体对于客体（社会存在）的认知理念的变化。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当物质需要不再成为组织中个体行为的主导因素时，对于生产效率的追求也不能仅仅等同于物质利益;正如麦克利兰就认为对于成就的需要也可以作为激励组织中部分个体的动因;而在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阶段在管理中对于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于人的需要和动机的解构。不能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主体价值，但对于个体主体价值的确立得以开始。巴纳德所提出的正式组织理论也正是基于一种协作系统，寄希望于在满足效率（个体的目标和动机）有效性的同时，实现组织的效力（群体与个体的目的与动机的有机统一）。而“人-群”关系的构建，也正是主体基于对组织（群体）的认知而实现对于个体价值的再认识。

（三）管理的多元化转向

管理思想的第三次转向是管理的多元化转向。这里所指管理的多元化，不仅是指管理理论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正如孔茨所提出的管理理论的“丛林”状态），而是通过对于现代社会的境况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动态考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个体主体的多样化），分别从管理的主客体、组织的制度和管理方式等维度基于对管理本质和目的（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以满足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世界和个人的需要）的追寻以及对于管理活动的反思和批判，从而赋予管理理论和实践以适应当今社会秩序的全新内涵。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则需要构建一种符合多元趋势的研究范式和内容。正如泰勒在界定科学管理本质时，将其定义为一场伟大的心理革命，而这场心理革命所关注的重点是建立在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多元化视角下的管理亦应以社会整体为基础，对管理活动进行多维度的反思。亦如谢尔登的管理哲学研究视角，其将管理活动所追求的效率赋予了道德标准和社会正义的伦理内涵;而霍金森则通过社会组织中的价值取向分析了社会道德规范在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和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而科克比则提出了以彻底规范性的现象学研究范式来研究管理，其对于管理的理性主义的解构，使得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下的管理思想重新焕发了活力。因此，管理思想的多元化，必须立足于社会多元价值的基础之上，并以动态、发展的视角，通过哲学的反思而实现管理有效性与社会秩序规范性的内在统一。

三、管理哲学生成的必要性

一方面，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分析。管理哲学的产生是基于哲学“实践转向”的进一步延伸。不同于政治哲学，管理哲学从与社会实践关系更加紧密的管理活动角度出发，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社会中的个体、组织，还包括与之相应的制度、经济、文化、价值等因素。而哲学作为一种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通过与管理的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其思辨性的特点，在完善管理认知完备性的同时，也可以赋予其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内涵。

另一方面，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管理哲学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存在于管理活动发展的各个阶段。不管是科学管理阶段抑或是人际关系管理阶段，管理哲学都体现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下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活动中;而其对于效率有效性和社会秩序规范性的追求，是其生成的内在逻辑。管理哲学作为一种管理学研究范式，则是在动态性与生成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价值观的作用下，对于管理本质和根本目标的追寻，并与社会秩序的时效性相结合，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从而实现管理主客体需要的满足。

本文通过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三次转向”以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从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双重角度，对于管理哲学在现代社会复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思想史演变的路径分析，管理哲学作为一种反思管理主客体存在关系的理论研究范式，不管是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抑或是从管理思想的角度，都可以证明其生成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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