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视域下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及策略探析

徐沙浓

摘 要：融媒体语境下，新媒介技术层出不穷，网络用户进行自我呈现的方式也随之迭代升级，引发了网络舆论传播生态的嬗变，UGC时代公民记者的出现，使每一个节点成为一个传播中心，颠覆了舆论一律的格局，民间话语体系迅速崛起。新媒体平台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助推器，作为弱者抗争与表达的武器，又是如何在公共领域掀起舆论风暴的？互联网平台又该怎样去规避舆论漩涡的风险？又是怎样触发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本文将以社会话题度极高的“江歌案”为例展开阐述，探析后真相视域下，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律及其引导策略。

关键词：新媒介技术;后真相;网络舆论传播;“江歌案”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6-0043-06

新媒介技术迭代升级，带来了传播生态语境的嬗变。受众本位时代，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化降低了信息生成与传播的门槛，公民进行跨界沟通，传统媒体逐渐被边缘化，一点对多点的新闻生产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汇集多元声音的民间舆论场。作为普通公众的赋权，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公共辩论的开放空间，它以全景式呈现、全天候报道、全媒体直播的獨特优势成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公众表达个人情感的利器，它虽赋予了公众充分表达自身诉求的权利，倒逼了民主政治化进程，但媒介素养良莠不齐的信息消费者缺乏对信息真假的甄别过滤能力，这也引发了非理性的群体极化行为，掀起了网络舆论浪潮的巨大震荡。本文以“江歌案”为例，围绕该事件在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的规律展开论述，并提出引导策略。

一、情绪让位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

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种种状况”[1]。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闻事实纽带的割裂，新闻事实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人们聚集在一个部落化的小圈子里，封锁于信息茧房的桎锆中，公众失去了对外界环境的全面感知，在沉默的螺旋心理驱动下，秉持着一致的立场，并融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方式继续扩大这种非客观、非理性情绪的影响力，使得新闻事实彻底淹没在冗余的信息汪洋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交互设置议程，使得舆论再次发酵、共振，也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被牢牢束缚在这种非理性情绪中而无暇顾及。俨然，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化呈现出零散化、无深度和反权威的特征，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它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阵地，新媒体竞争下的文化呈现出一种戏虐式的特征，告别唯我独尊式的统合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共享的江湖式文化，这种媒介语境也助推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使得愈来愈多的公民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发表见解，表明立场，成为舆论导向的塑造者，在“江歌案”中，公众俨然已经成为舆论传播链条上的塑造者，微博民意的片面化，公民话语的非理性，对当事人造成的二次伤害甚至舆论审判，都成为后真相视域下，网络舆论传播的典型特征。以下笔者将以此事件为例，阐述“江歌案”中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场特征。

（一）事实让位于情绪，新闻事实纽带断裂

“江歌案”发生后，事实本身尚未取证调查清楚，公众的关注点全然聚焦于对刘鑫和陈世峰的谩骂以及对江歌母亲的深切同情。网民已经不再把注意力放在江歌被害的案件本身，而是逐步演变成对刘鑫这一当事人的舆论声讨事件，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引发了群体极化行为，舆论审判的威力不容小觑。一些微博大V也纷纷加入声讨的队伍中以赚取流量，抢占舆论制高点。“刘鑫怎么还不死”“刘鑫一家都是杀人犯”等贬损性语言充斥着社交网络平台，点赞量和转发量超乎想象。公众人物的转发评论助推了此话题的热度再次升温，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群体的求分享行为更是扩大了事件传播的广度，民间舆论场可谓乱象频发，更有部分媒介机构话语权异化绑架舆论，刻意制造具有轰动效果的标题言论，以此来夸张叙事，激化社会矛盾，误导舆论导向，在事实未清的前提下片面歪曲事实，渲染细节。有文章称“江歌尸骨未寒，刘鑫却兴致昂扬参加聚会”，并附上照片为证。事实却是，消息发布者为了将舆论矛头指向刘鑫，故意将一张旧照片经过处理后发布。诸如此类的不明言论在互联网平台肆意蔓延，呈爆炸状、裂变式的传播态势，使得原本模糊不清的新闻事实再次蒙上了一层面纱。

（二）舆论领袖煽动情绪型舆论

当“江歌案”逐步走近公众视野，从普通议题演变为公共议题，微博大 V和社交媒体的公众号逐渐发挥特有威力。微信公众号“东七门”和“咪蒙”分别在2017年11日、12日发表文章之后，舆论热度空前飙升，至13日《局面》栏目负责人王志安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讲述双方见面始末，引发舆论大量转载，达到传播最高峰。公众对刘鑫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网络暴力的狂潮越来越汹涌，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作为民间舆论场的意见领袖进行议题的构建，通过这些方式主导舆情导向。

（三）多元博弈的立场争锋

传统媒体大多需要根据事件发展过程逐渐推进，根据时间顺序呈现事实，然而在后真相视域下，传播碎片化成为显著特征，公众情绪化和快餐式的信息消费习惯使网络舆论场出现了多元立场的博弈现象。有什么样的公众需求，就有什么样的信息生产;有什么样的社会氛围，就有什么样的热点事件。在眼球经济语境下，公众的注意力也被分散，“江歌案”中舆论聚焦点主要集中在江歌无辜被害、刘鑫故意锁门、凶手陈世峰三方面，王志安在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采访过程中，从事件曝光网络的原因为切入点，呈现了江歌母亲的质问和悲痛，刘鑫成为事件的关注焦点，带血的混沌，是否递刀，是否反锁了门等一系列疑点，使舆论焦点从案件本身转向个人，将事件当事人推向了道德伦理的制高点，随后“江歌案”在日本开庭审理，各大媒体对庭审过程进行追踪报道，再次将舆论焦点转向了案件本身。在《局面》采访中，江歌母亲绝望的泪水，痛彻心扉的脸庞，面对刘鑫一家“你女儿命短”的不当言辞，与当事人刘鑫事隔许久才面谈时的镇定自若，激发了众多网民的情绪共鸣，公众纷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明自己的愤慨以及对江歌母亲的支持与同情。当江歌母亲在为凶手判决而号召公众签申请书时，大部分公众都对江歌母亲的做法表示支持理解，而也有一部分网络声音，对江歌母亲的行为表示批判，“趴窝君”“冷眼萌叔”“特别调查员”等微博实名认证的大V对江歌母亲进行诋毁谩骂，言辞贬损，态度嚣张，诸多网络水军进行跟帖、点赞、评论，成为后真相时代中赚取流量经济的一大乱象。

二、“江歌案”在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的规律

（一）民间舆论场声音纷杂，成为舆论爆发的起点

日本当地时间2016年11月3日，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江歌被室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江歌母亲因无法联系到当事人，而将刘鑫的个人信息发布在网络平台，网友纷纷谴责刘鑫的良知泯灭。随后江母在微博平台发布《泣血的呐喊：刘鑫，江歌的冤魂喊你出来作证！》一文，并公开刘鑫全家人的身份信息。一部分网民表示江歌母亲有侵犯刘鑫隐私权的嫌疑，而大部分声音则表示支持江歌母亲被迫无奈的选择，公众纷纷以在风险社会感同身受的代入感，对江歌母亲失去女儿的痛心不已表示充分理解。民间舆论场杂糅着多元声音，传统媒体介入强化议题，网络平台俨然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纷杂声音成为舆论爆发的起点。更有甚者陷入人肉搜索的狂欢广场，挖掘当事人的生活隐私，在部落化的社区空间中蔓延弥散，呈病毒式传播，信息严重变形带来传播失真，在“沉默的螺旋”驱动下，一些自媒体聚集同类议题争抢话题度和关注度，利用“集聚效应”赚取流量，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消极的影响，严重干扰了社会风气。

（二）网络平台舆论领袖助推了话题升温，推进舆论发展

江歌母亲公开刘鑫信息之后，又在微博平台发布《泣血的呐喊：刘鑫，江歌的冤魂喊你出来作证！》一文，并公开刘鑫全家人的身份信息。民间舆论场众声喧哗，微博、微信公众号、论坛、贴吧、知乎等网络社区上，出现了各种对刘鑫的攻击谩骂，“江歌案”获得全民关注，舆论达到最高点。社交媒体的全景式监视特征，使信息逐渐碎片化，呈现出爆炸状、裂变式的传播趋势，相较于严肃正统的主流媒体，网民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部落化的小圈子”，如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群，公众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也可以点赞、评论、转载他人观点，很容易引发内容的趋同倾向，这亦是“沉默的螺旋”在网络平台上的典型表现。公众沉浸于符号化的情绪表达中，沉溺于解构式的意见表达里，江歌母亲的痛彻心扉，刘鑫的回避推卸，刘鑫家人“你女儿命短”的言语，都成为该事件的讨伐焦点。诸多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纷纷加入舆论传播的漩涡，对江歌母亲进行无情地谩骂和贬损，例如“趴窝君”拥有5.1万粉丝，“冷眼萌叔”拥有4.7万粉丝，“特别调查员”则拥有18.5万粉丝，他们坐拥一定数量的粉丝群体，他们的分享行为助推了话题升温，进一步扩大了事件影响力，引发了舆论共振，亦出现了很多网络水军，也使很多不明事实真相的公众纷纷重新站队，推进舆论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两极化趋势。

（三）网民分享意见，形成意见的集合体，致使舆论扩散

媒介融合语境下，微博具有富媒体的传播优势，它的高参与度契合了用户的自我满足需求，改变着传统的传受关系和话语体系，传播者与接受者角色被重构。后真相视域下，真相在公众的情绪渲染下变得不再重要，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他们所认为的“真相”。真相缺位瓦解了公众理性思维的空间，引发了群体感染下严肃的社会问题的失焦，真相愈来愈模糊，网络平台成为一部分公众“去阶级化”意涵下“解压阀”的担当，更有甚者将事件当事人做成表情包，进行娱乐、宣泄与调侃。2017 年11月18日《局面》栏目通过微博平台公布了一段视频：在江歌遇害的294天后，江歌母亲与刘鑫首次见面。这段视频于短时间内在公众“部落化的小圈子”中迅速传播，公众纷纷对刘鑫表达了愤懑，讨伐刘鑫良知丧尽、人性泯灭，对江歌母亲的隐忍与镇定表达无限的同情，这种情绪共鸣经社交媒体传播后变得更为严重。短短兩天内，各大微信公众号就推送了有关“江歌案”的评论文章，其中不乏有官方媒体推送，加之“江歌案”事件中具有社会影响力和一定知名度的舆论领袖集体站队，对刘鑫的行为表达愤慨，进一步加剧了公众情绪。这种以情绪代替事实本身而传播信息的过程，亦是真相缺席的表现，这也是此类社会突发安全事件中互联网传播信息的特征。在“江歌案”中，不少自媒体依赖情绪渲染案件的某些细节，甚至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歪曲，从而博取眼球效应以获得利润，此时真相在情绪代替事实的濡染下并未真正被挖掘，人们看到的是拟态环境下，公众对社会现实的拼贴式的建构和随心所欲建构的公众议题。不可否认，”互联网+”视域下，社交媒体吸附了广泛的用户资源，而大数据时代，每一个节点都会成为一个传播中心，对用户关系的争夺成为媒体竞争的新利器，社交媒体极大地拓宽了个人表达意见的通道，但是也成为混淆视听的帮凶。在“江歌案” 中，真相变得不重要、变得不被人关注，甚至沉溺于冗余的信息汪洋中日渐沉没。

（四）舆论消退，事件平息

由于日本法律对死刑的判决非常严苛，并且不提倡死刑。因此江歌母亲借助微博平台开始征集签名，希望判决陈世峰死刑。随后《局面》播出了《王志安专访“东京女留学生遇害案”江歌母亲及室友》，再次引发全民热议。民间舆论场开始出现多元声音，一部分公众认为案件的主犯陈世峰才是最应该被讨伐的，反对者则发声指出刘鑫即使锁门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在法律上是无罪的，网民们对其过度谴责已经形成了网络暴力。多元的声音杂糅在一起。随着此案在日本开庭审理，江歌母亲在东京也发起了“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公众纷纷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帮助江歌母亲转发签名信息以此扩大传播力，对其行为表示支持。随后案件审理数天，陈世峰最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期间凤凰网、新京报《局面》、澎湃新闻、梨视频等媒体纷纷奔赴一线，“江歌案”全貌浮出水面，官方媒体整理、评论、转发，自媒体也纷纷发表言论，刘鑫罪不可赦的观点占据网络舆论的主旋律，公众也通过社交媒体积极参与到案件判决过程的讨论中，经过“微博自澄清”，真相最终浮出水面，舆论热潮逐渐消散，事件平息。

三、后真相视域下，网络舆论传播引导策略

大数据环境下，“用户匿名性、平台开放性”的心理情境弱化了公众的责任意识，甚至是法律意识。事实让位于立场，公众情绪偏激化，缺乏冷静深度的思考，甚至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就肆意诋毁。而舆论领袖采用标题党，夸张叙事、标签叙事的不正当方式对事件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这种非理性的网络舆论声浪极易引发网络暴力和群体极化行为，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互联网立法体系建设的步伐，以他律手段对乱象进行约束治理;另一方面亦要从自律角度出发积极开展网络道德建设，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与责任担当，这样才能营造一个积极健康，良性发展的舆论生态环境。

（一）他 律

1.管理部门加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的构建

“后真相”所产生的舆论风暴源于管理部门的职责缺位，这就要求在舆论形成之后，管理部门要主动承担起议题建构者和环境守望监测者的责任，及时积极发声，尽量客观地传递信息，争抢话语权，占据舆论制高点，以引导良性的舆论导向。透明度决定公信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等拥有权威的自我形象，他们是公众最信任的信息源，其要在传播思维上与时俱进，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有针对性地对“后真相”进行澄清;政府要加强对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的构建，不打无准备之仗。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构建中，政府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媒介技术，引入新的数据分析设备，提高舆情监控水平，为网络舆情治理争奠定基础，做好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协调工作。全面监测、有效预警、客观分析、及时处置，政府要积极主动搜集舆论信息，实时监控舆论动态，并积极做好分类、整理与评估工作，为应对舆论危机提供支持。

2.建立及时通畅的信息发布制度

诚然，UGC时代，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颠覆了舆论一律的格局，利益多样化、政治民主化、权力大众化成为融媒体时代舆论传播生态的新特征。网络舆情的传播亦然离不开网民的积极参与，新媒体弥补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缺陷，缩小了文化认知能力不同的群体的信息鸿沟，传统秩序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平民化的草根话语壁垒。政府等管理部门要不断加强信息管理与疏导，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中语言生动活泼的特点，避免用生涩呆板、枯燥乏味的官方语言来回应公众，此外要以敏锐的新闻鼻和数据意识强化对媒体的信息监督，严禁虚假信息的传播，在澄清事实和主动发声过程中，要以证据来说服受众，以事实来推翻臆想，有的放矢，增强信息的公信力与透明度，成为网络舆论传播生态合格的“把关人”。

3.利用媒体联动，理性引导舆论导向

后真相视域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交互设置议程，传统媒体介入强化议题，新媒体助推话题升温，进一步扩大了新闻传播的影响力，给舆论传播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嬗变与震荡，因此正确理性地引导舆论亦应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力量。媒体机构要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杜绝抢流量、博眼球的快餐式新闻，而应深入挖掘，揭示全貌，时效性要“快”，但挖掘要“慢”，力求谨慎，善于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引导舆论理性的思考。

4.加强对舆论领袖的培养与监管

融媒体时代，单一的线性叙事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多角度、跨时空、立体化的多维叙事方式。随着公民新闻的出现，涌现了一大批公民记者，他们具有“草根化”特征的网络舆论领袖，对媒体的生态的发展趋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融合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途径，增强了信息传播强度，进一步扩大了热点事件的影响力。首先，舆论领袖更应强化自身的道德和责任意识，杜绝偏激的观点，谨言慎行，在舆论引导工作上要有担当意识，敢于对自己发布内容的真实与客观性负责。其次，舆论领袖应该适当补充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特别是新闻发生反转时，极易引发舆论危机，因此，舆论领袖更应发挥独特优势，与粉丝群体进行积极的互动，在官方媒体报道存在缺失的领域，及时补充，进而推动网民深度全面的思考，以防出现“舆论一边倒”或“舆论两极化”的现象。

5.完善网络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

大数据视域下，信息鸿沟不断缩小，公民跨界沟通成为常态。互联网具有低门槛、实时性、開放性、匿名性以及虚拟化等特点，公众在享受信息快捷的优势时，也存在大量虚假信息。例如“特别调查员”“冷眼萌叔”等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便捷，在微信和微博平台、各大论坛传播贬损性言论，对此，我们必须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完善网络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充分保障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公民义务，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法制监管。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新闻审批制度、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奖惩制度等新闻舆论管理体系，但网络舆论的发展却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出现了新闻炒作、“三俗”、软文、标题党、新闻寻租、道德绑架、新闻侵权、新闻敲诈等有悖伦理的现象，这严重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稀释了新闻报道的核心价值，消解了新闻本身的严肃性，误导社会舆论。因此，完善新闻法制保障，必须加快完善网络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建设，为融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提供了立法保障，营造了一个健康有序，和谐有度的网络舆论环境。

（二）自 律

1.提高媒介素养，成为网络舆论空间秩序的维护者

低俗化泛滥、非理性滋长、贬损性攻击，成为后真相时代的代名词。UGC时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意见的自由市场”，普通公众作为网络的原住民，作为网络舆论形成的主体，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习惯难以对新闻事实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核实，他们往往是非理性的集合体，不去核实事实真相就妄加评论，肆意揣测，引发舆论危机。出于从众心理，他们往往以看客的心态陷入娱乐化的狂欢广场，引发了后真相时代的舆论风暴，尤其是当下信息消费个性化成为一种趋势，公众聚集于“部落化的小圈子”里，在“沉默的螺旋”心理机制的驱动下，盲目跟风，只接受与自己观点接近的意见，而对相左意见持排斥态度，进而出现错误意见的趋同倾向。随着全媒体新闻组织操作模式的出现，公众俨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塑造者，而不仅仅是观望者，因此提升公众对于虚假负面信息的甄别、过滤、解析和综合能力，势在必行，不容小觑。

2.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网络舆论良性发展的助推者

全时化观念、全景式呈现、全媒体直播、全天候报道，媒介融合带来了新闻生产情境的嬗变与新闻消费方式的迭代升级，传播过程的“把关人”由专业新闻记者演变为社交媒体和个体价值的集体把关。虽然融媒体视域下，媒体机构独享的话语权不断被来自民间的舆论领袖和新媒体平台分享，但受过专业教育的新闻从业人员依然是维护公众利益的社会公器，是公众舆论的重要风向标，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更是道德良知的捍卫者，他们依旧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精神，规范自身言行，提升自身的新闻舆论引导力，自觉提高职业修养，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拒绝拼贴式的建构事实。严禁片面性的渲染，着眼全局，不能因为追求流量变现而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有足够的定力、严谨的态度与坚定的立场，成为党和人民充分信任的耳目喉舌。

四、结 语

维克托曾言“互联网时代，遗忘成为例外，记忆成为常态，人们仿佛住进一个圆形的数字化监狱，人们应该争取对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权和不公开权。”融媒体语境下，微博等社交平台俨然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阵地与公民新闻的传播平台，诸多传统媒体纷纷拥抱互联网思维，力求通过与新媒体的联动为自己探寻新的发展空间，以求在如火如荼的市场竞争中博取一席之地，占据主动权。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化和碎片化使得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不断被来自民间舆论场的舆论领袖和新媒体平台分享，海量资源信息不再为传统媒体所垄断，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交媒体上的多元声音和各种群体的利益表达，信息冗余和泛滥也带来了舆论传播的乱象，出现了新闻侵权、新闻寻租、片面歪曲、渲染细节、软文、肆意贬损、人肉搜索、道德绑架及舆论审判等有悖新闻传播伦理的现象，亦使得后真相视域下的网络舆论传播乱象频发。因此对于互联网平台舆论传播过程的乱象进行治理与规范，刻不容缓，它不仅涉及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也涉及媒体平台之间的联动与合作，更与公众的媒介素养与道德底线息息相关。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共存体，需要每一方都付之努力，才能打造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深度与专业性并存的新闻精品，当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道德的捍卫者和正义良知的守护者，就一定能构建一个规范而不失民主，自律而不失严谨的民间话语体系，打造一个全新的舆论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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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