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姚梓煦

故事时间：2018-2019年

故事地点：美国

一

2018年，我辞去在洛杉矶的工作，单枪匹马跑到美国中部一个安静的大学镇读博士。

基于个人研究的方向，我参与了一些艺术疗法项目，为早中期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做脑部训练，类似于绘画、做手工。我有自己长期跟进的患者、一位老奶奶，每周和她见面。

直到有一天，她不在了。

“那她还会回来吗？”我问我的教授，她告诉我，老奶奶被转移去了临终关怀病房。我知道，只有被诊断寿命少于六个月的病人才会在那里入住。

教授是一位个子不高，精干又温柔的女性，她摇摇头说：“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再回来了。”在那之前我每周和老奶奶见面，见到我她总问同一个问题：“你是谁、叫什么？”我与她的每一面都是新的一面，而她几个月都从未认识过我。虽然知道她总有一天会离开，我还是感到悲伤。

教授问我：“你想来唱歌吗？”我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她继续说：“学校有一支‘临终合唱团，每周会去临终关怀中心为那里的‘住户唱歌。”她说住户，这个词选得太温和而掩盖了其中的残酷。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死亡”是个需要被避讳的词，我还没听说有大学生们组成志愿组织去接触将死之人。

想到老奶奶，我决定加入。教授发给我一些相关资料，大部分是歌词谱，约我在周四晚上去学习歌曲和唱法。

二

周四，我循着地址在一栋教学楼里找到了他们所在的教室。

教室不大，所有的桌椅都被推在墙边，只在空荡的教室中央摆了一圈椅子，椅子中间放着一把躺椅，上面铺着毛毯。

向他们打完招呼后，五六个人围坐在椅子上，做了自我介绍，他们都是本科生。合唱团的领队是一个圆润又活泼的金发女生，叫曼蒂，今年二十岁，修了心理学和音乐双学位。

几个唱和声的成员多是学天文或政治学，但大多兼修了音乐学院的双学位，学习演唱或作曲。他们的穿着漂亮大方，热情又亲切，叽叽喳喳跟我说着合唱团的事。

2016年，学生们就創立了临终合唱团。现在固定成员有五人，作为领队交换着带队，曼蒂是其中之一。合唱团每周一次去临终关怀中心，除了和患者说话外不能有其他接触，一个房间只停留四首歌的时间。如果有人去世了，合唱团会去葬礼上为他的家人们唱歌。据报道，在美国，约有200多个为临终老人服务的合唱团，替他们保存一些体面和尊严。

我得到了一本唱本，里面大概有三十首歌，每一首都很短，只有四到八句歌词。“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反复唱一些很受欢迎的曲目，但如果你能都学会就更好了。”曼蒂说，“我们现在把每一首都唱给你听一遍。”他们很有默契，互相示意了一下便开始合唱。

落日洒了一大片橘红色的晚霞进教室，我坐在那儿心里感到触动。歌声很美，美到似乎该让更多人听到。可我转念又想，既然是唱给临终者的，有人听不到，就不要听到了吧。

他们唱完后，一位留着浓密大波浪的女生忽然站了起来，拿起放在中央躺椅上的毛毯，对我说：“你要来躺着试试吗？”

我理解她的意思：他们想让我躺下，模拟一个临终者，他们唱歌给我听，我就能理解病人听歌时的感受了。可我没有动。

我觉得这很不吉利，即便知道他们是好意。小时候，临街住着一位残疾的老奶奶。以前她来我们院子里串门，空的轮椅放在门口。我觉得轮椅很有意思，就趁大人们不注意爬上了轮椅，开心地晃来荡去，家人看见后立刻把我拽下来。我以为要被批评乱动别人的东西，但他们压着声训斥：“怎么能坐这种东西，不吉利！”

我挣扎着，不想去扮演并体会临终者的感受，这几个美国人却热情地持续邀请我躺下，连毛毯都帮我抖开。“来试试吧，”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试过。”我站了起来，有点嘲讽自己明明已经读到了博士，却还在为“不吉利”这种迷信心理纠结。

毛毯很软很暖，我躺了下来，看不清周边人的脸庞，但能感受到他们的目光投在我身上，我有点慌乱，干脆闭上了眼，企图想象自己正在休息。

“愿安详陪伴着你……”他们唱，“一路而来，直到未来。”一瞬间，我仿佛置身于教堂的唱诗班前，听着高低和音唱诵着致向亡灵的歌曲。

房间里暖洋洋的，窗外的落日仿佛让时间变慢了。

三

第二天下着小雨，我上完课，在学校停车场上与团员们汇合，第一次跟着合唱团去唱歌。我们分头乘了不同的车，我坐在后排，和教授与曼蒂一辆车。她们谈论着今天想要唱的歌曲名单，也问我学会了几成，我拿着歌本继续背歌词。

傍晚时，我们到了临市最大的一家临终关怀中心。听说这家机构的“等待名单”上排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它价格不菲，但仍有无数临终者难以入住。曼蒂说，合唱团之前有一个女孩，她父亲得了胃癌，一直排队想进这家我们去唱歌的临终关怀所，可惜没排到。父亲去世后，她再也不来了。

这里装修得像一个豪华版养老社区：沙发上铺着针织毯子，走道边立着木质人偶;玻璃柜里展示人们互相拥抱的照片，被擦得油亮的蜡烛灯台下散落着彩色软糖和巧克力。

进行正式演唱前，我们在休息室里做准备工作，成员们告诉了我流程和一些歌唱方面的技巧。

“如果你在唱的过程里觉得想哭，”曼蒂对我说，“你就停下来，调整呼吸，等到可以继续跟着唱了再加入。”我听了有点疑惑，问她，“为什么想哭？”一直大方的她愣住了，随即有些不好意思：“我有时候会想哭，我是说如果。”

我们各自带着一把圆形的简易椅去敲住户的门。第一扇门虚掩着，房间昏暗，除了呼吸机压泵的运作声外，只有病人因为痛苦而在呼吸间带出的沉重呻吟。

合唱团静悄悄地进入，我走在后面，错过前人的肩膀看到床上的人。他满身插满透明的插管，皮包骨头的身体在一床棉被下干瘪地躺着，只露出一只穿着多层棉袜的脚，又大又笨。当时正值夏末，我们都穿着短袖或短裤。

曼蒂问病床上的老人：“您想听我们唱歌吗？”老人睁着眼，一动不动盯着房顶的角落，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被摆成了这个姿势，脑袋不得不冲着那个方向。

“如果您愿意听我们唱歌，就闭上眼睛好吗？”曼蒂接着说。我正想老人可能无法做出回应，他突然闭上了眼睛。我有点惊讶，看到其他人立刻熟练地放下椅子，我也赶紧跟着坐下。我歌词记得不太熟，好在那人也无法看到我。

他闭着眼睛，脑袋依旧对着房间顶角。在我们唱到第三首时，曼蒂站起来去看了看他。他睡着了。曼蒂招招手，示意我们离开，并轻轻掩上了他的门。我心里有点感触，却说不上来。感觉我们的歌，就像是摇篮曲，希望临终的人都能缓慢地睡去，短暂地摆脱痛苦。

四

跟在队伍里，我们又去了第二间卧室，门口正站着一位护工，“你们终于来了，她叨叨了一天呢。”护工一边把装着餐盘的小推车推出来一边说，看来和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很熟悉了。

曼蒂带着我们走进房间。房间的边角到处都是植物，花朵簇拥在一起。“你们来啦！”这个病人很年轻。她穿着碎花的外套，剪了一头短发。曼蒂认识她，上前和她拥抱了一下：“你好，罗茜！”

罗茜捻了捻身上盖着的毛毯，热情地说：“我等不及要听今天的歌了！”她的声音朝气十足，只是鼻子下方插着一根导管。坐下时我看到了罗茜被子下面的腿，泛着青黑色，布满了深棕的圆形疤痕。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她看不到明年夏天了。

本来以为在合唱团里唱歌算一个浪漫的副业，没想到坐在年轻的临终者身边，发现不是这样的。紧张地避开罗茜的目光，我跟着大家唱：“记忆洗刷我而去，我感激的心，已经原谅了如此多的痛苦……”

唱完偷偷看向她，发现她嘴角噙着笑，眼里含着泪水。她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不甘，非常坦然，一股酸胀的气息冲上我的胸腔。我们结束了四首歌，她在病床上擦了擦眼角，说：“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忙说不用谢。

她年轻的眼睛又看向我们，问：“你们下一周还来吗？”我们说，当然会来啊。她立刻盈满了笑意，说：“太好了，我希望我能活到下一周。”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这样乐观地谈论死亡。

临终关怀中心的楼道亮堂堂的，时不时有推着轮椅的人从旁边经过。我拎着我的椅子跟着大家，突然理解了为什么这里装饰华丽，或许是在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依然热爱生活。

离开的时候天黑透了。在回家的车上，曼蒂问我：“你以后还来吗？”我说：“来！”那晚回家，我把三十多首歌反复听了一整夜。

五

之后每一个周四，我都跟着合唱团去临终关怀所唱歌，我发现每次去那里，名单上的人都不一样。

有一位临终者，总认为我们是被教义绑架来的，絮叨着问我们为什么愿意给他唱歌。“上帝让你们帮助我们。”那个老人躺在床上，病恹恹地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扭转他们对公益的印象。“不是，”我们回答老人家，“是我们自己来帮助你们的。”

这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周四抵达目的地，拿到今天想要听歌的人员名单，便开始依次造访。这天是探视日，一些家人在关怀中心的走廊上穿梭，我们拎着椅子从他们中穿过时，不断接收到疑惑的眼神。

第一间房子静悄悄的，房间里关着灯、连窗帘都拉得紧紧地，这一般说明病人长期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曼蒂先进了房间，我听见她轻轻地问病人是否想听我们唱歌，但没有回应。门口的护士示意我们：“你们去唱吧，她几乎不会说话。”

我随着其他人一起进了病房。病人仰躺在床上，靠一台有着机械噪音的呼吸机续命。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混合着喉咙口随着吐息传出含糊又粗重的嗡嗡声，听起来憋闷又难受。

当我们聚集在她床边后，曼蒂又一次询问她是否想听我们唱歌，她依然没给出反应。我坐下后狐疑地望了一眼她盯着的方向，眼前是交叉的流管和临终者枯萎的面容。

“开始了。”曼蒂说。我立刻集中精力到歌曲上，房间里并不安静。呼吸机等机器此起彼伏地发出响声。我们似乎要盖过这些维持生命的机械，却又不敢太大声，怕吵到了床上这簇细微摇摆的灵魂。

每一首歌之间基本没有停歇，病人也没有对任何一首歌做出反应。我们结束了四首歌后，轻手轻脚地站起来收了椅子，准备离开。

正当此时，床上的人突然动了起来，她挣扎着抬起手，嘴里传出更大声的嘶响，手上还插着点滴的针头。我们吓了一跳，赶忙靠过去，离门最近的人还跑了出去叫护士。

当我们围聚到她身边时，那位病人颤抖着握住了曼蒂的手，用力地、嗡嗡地说：“谢……谢。”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一瞬。而后我们一同轻声地回应：“不用……不用谢的。”我们叽叽喳喳，似乎根本无法好好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觉得她很勇敢。面对死亡需要勇气，这像和死神谈判，是關于尊严的事。合唱团的歌，就像谈判前一支抚慰人心的临终插曲。

六

随后我们又敲响了另一扇门。无论之前经历了什么，每个成员都要调整心情继续去为其他的临终者唱歌。

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女性，房间里两边的沙发和椅子上坐了有七八个人，最小的十岁左右，也有五十出头的中年人。看来他们正在探望亲人——病床上那位奄奄一息的老奶奶。

他们并不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只像好客的人家一般让我们随意坐。我们和之前一样围坐在病床前，互相看了一眼示意开始，曼蒂张口唱了第一首歌。

我们围着病人，她的家人也围在我们身边，安静的气氛里只有我们高低的和声。我们唱着：“请记住我是夜里的暗色，是月亮的光芒，我永远望着你，望着你走在长长旅途上。”

一首歌还没结束，抽泣声已在四周响起。还不明白生死是何物的小女孩，正倒在她父亲的怀里抽咽。那位中年女性倚在床边，紧紧握着她年迈母亲的手，递到嘴边吻。不同年龄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孩子，互相拥抱，压抑着哭泣。

我也呼吸不稳，陷入了无边的温柔和痛苦里。我不得不像之前曼蒂教我的那样停下唱歌，调整自己呼吸。

合唱团其他人稳稳唱着高低声部，歌声在隐隐的哭泣声里浮动，像安慰，又像发泄。他们终于唱到最后一句：“我不是在走向黑夜，我是在走向星辰。”

走出病房后，我找了个角落擦眼泪。病人的家属追出来和我们拥抱。我才知道，此前从未有家人一起听唱给l临终者的歌。

我突然想到，之前问教授合唱团存在的意义时她的回答：“我们让爱意具象化，让安慰可以被听到。”每一位濒临终点的病人，都值得被安慰。

死亡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次永恒，而我逐渐明白，对生活的爱和渴望，不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在死神到来前，请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