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热河地区的汉人移民

许富翔

摘 要：明末清初汉人即有因战争原因被抓入热河地区为奴者，这是汉人移民热河的开始。康熙年间由于长城以南地区人地矛盾激烈，大量汉人在政府默许下移民热河，规模逐渐增大，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导致乾隆年间禁止汉人移民政策的出台。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使这一政策未能贯彻，汉人仍不断移民热河地区。清前期禁垦政策的变化，反映出统治者对待移民问题的被动态度和矛盾心态。

关键词：清代;热河;移民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5-0140-05

清朝统一全国后，长城不再是军事分界线，清朝为稳定北部边疆，严格控制蒙古地区，汉人移民定居，“各边口内旷土，听兵垦种，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①。但是政治环境稳定使汉人有机会至长城外发展，加上经济繁荣带动人口成长。在人口增加而耕地有限情况下，长城以南人地矛盾突出，这迫使内地汉人离乡背井到边疆地区寻找新天地。当时尚属地广人稀的热河地区②成为这些移民的目的地。关于清代热河地区移民过程，学界已有相关研究。③大量汉人移入热河，形成蒙汉杂居的局面，给原本单纯的游牧社会带来许多复杂问题。清朝实行封禁政策不代表汉人无法进入蒙地，那么汉人通过什么渠道移民至热河？乾隆十三年（1748）为何又突然转变态度施行禁垦政策？禁垦政策推行后，汉人移入热河的规模与途径有什么变化？这些都是本文关切的问题。

一、顺治、康熙时期汉人的移入

早在明末清初就有部分汉人因为战争的因素被抓至热河当地为奴。根据1937年的调查，土默特右旗随同清军入关四处征战时曾掳掠不少汉人，他们被迫成为王公、台吉、箭丁的奴隶。该旗境内的郎中营子、莱州营子、太安州等地名，即与从四川郎中、山东莱州与太安州等地被抓来为奴的汉人有关。④

另一部分进入当地的汉人则属于清代满蒙联姻政策下公主的陪嫁随丁人役，供额附之家役使，或充当王府护卫、侍从。根据杜家骥统计，顺治年间下嫁至卓索图、昭乌达二盟的公主就有8人之多。⑤这些陪嫁随丁被称为“公主随从”，虽然他们几乎被蒙古社会所同化，但也将汉族农耕社会的生产技术带到蒙古，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农耕化。⑥

汉人的大规模移民在康熙年间。康熙八年（1669），清廷为舒缓直隶地区因圈地所造成的官民冲突，下令禁止圈地，将部分官庄迁往热河，这不仅是解决京畿因圈地产生的旗、民冲突问题，另一方面也代表清朝自顺治十二年（1655）以来的封禁政策有了改变。而康熙皇帝对汉人在口外蒙古地区开垦的态度已有松动迹象，如“康熙年间，喀喇沁扎萨克等，地方宽广，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遣回，于是蒙古贪得租之利，容留外来民人”，这些汉人移民春去冬回的移动俗称“雁行”，虽不算是真正移民，但至少反映汉人在当地已有一定规模。⑦这些“雁行人”在口内多属穷人，娶妻不易，加上春去冬回仍属艰辛，属于情愿定居下来之阶级，故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就已有汉人希望在当地永久居住，并互通婚姻之事。⑧此为清廷所不允许，故康熙二十二年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傥私相嫁娶，查出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说合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一九”，这反映蒙汉通婚在当时较多，许多汉人借此手段定居当地。⑨

康熙二十七年，法国传教士张诚随中国使节团从北京前往东北与俄国谈判边界时，发现在长城沿边山岭已经开发出一块一块的梯田，种满各种各样谷物和豆类。⑩但隔年张诚第二次穿越长城外进入滦河流域扎营时，他见到这个河谷有很多很好的饲草，山间有很多老虎、麋鹿和其他野兽，由张诚的记载可推论出当时汉人在口外的开垦主要仍以长城沿边为主。B11但十多年后，漢人已大量进入热河腹地，其中以山东人最多。

康熙四十一年，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发现原籍山东登州、莱州、青州等地移民在当地居住多至数万。B12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再度巡幸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B13康熙五十一年，当地移民已有60000余人，纳粮者20000余人。“查出者虽有六万，其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几万矣！”B14同年五月“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B15但康熙皇帝并没有承袭顺治皇帝的封禁政策，如喀喇沁三旗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康熙皇帝允许每年由户部给与印票800张。B16康熙五十一年，对已移入热河的大量山东移民，康熙皇帝下令“山东民人有到口外种田者，该抚查明年貌、姓名、籍贯，造册移送稽察;由口外回山东去者，亦查明造册，移送该抚对阅稽查，则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矣”B17。

以上数则史料虽未如实反映山东移民的数量，但可看出这些移民在当地已有相当规模，也证明康熙皇帝对汉人移居热河的态度转向默许。同时，汉人移入促进当地农业种植的发展，如塔子沟原为蒙古藩部之地，当地人逐水草而居，康熙年间始辟土地，树艺百谷。B18

二、雍正至乾隆十三年移民规模的扩大

雍正皇帝继位后对于土地开垦极为重视，他说：“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B19此政策鼓励了直隶、山东等地流民以汹涌之势进入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敖汉、克什克腾、奈曼诸旗。B20根据王玉海的研究，当时河北移民路线有二：一路经独石口、多伦诺尔进入昭乌达盟西部克什克腾旗与翁牛特左旗，再经此二旗进入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一路经喜峰口、古北口进入卓索图盟南部喀喇沁三旗，再向北进入昭乌达盟南部翁牛特右旗、敖汉旗、奈曼旗，再进入西拉木伦河中游，折向东北进入土默特二旗再进入哲里木盟南部。而山东移民路线则多经过河北，再进入古北口入卓索图盟，接着往北或向东北发展。B21

雍正年间的移民方式已呈现举家迁徙现象。《朝阳县志》记载“陈希德，原籍山东海丰县，清雍正年间随父士吉北上，转徙数年，于乾隆初年至朝阳东北尖山狮子沟，遂家焉”B22。《塔子沟记略》也记载：“苟姐者，山东登州府海阳王国珍妹也，幼随父母出口耕种谋食。”B23

汉人移民在当地农垦规模也进一步扩大，雍正时期镶白旗汉军副都统王以谦在七月间由牧场率领马、驼前赴波罗和屯交送，其路程约500余里，但“沿途多植禾黍，虽非官方牧场，但道路闭塞，马、驼难行。夜间另寻有草之山放牧，而山上亦多种植”。后王以谦认为“垦荒农种固属善事，而异籍流民私耕栈道，亦渐不可长。且波罗河屯一带既系围场禁地，又系马、驼必经之路，若不严查禁止势必侵占无已”。B24可见当时的农垦规模已经对清朝官方产生不便，需要进一步的管理。

乾隆初年，汉人仍大量移入。乾隆六年，“古北口至围场一带，从前原无民地，因其处土脉肥腴，水泉疏衍，内地之民，愿往垦种，而科粮甚轻，故节年开垦升科者三千余顷”B25。乾隆八年，天津、河间发生旱灾，这些地区的流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而乾隆皇帝采取暗地默许的态度，密谕边口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实时放出，但不可将遵奏谕旨”，“倘有声言令众得知，恐贫民成群结伙，投往口外者，愈致众多矣”。B26此政策给移民开方便之门，更将开垦地区从长城沿边推进至热河腹地。故乾隆皇帝经过敖汉旗时，就见到当地“渐见牛羊牧，仍欣禾黍”B27这种半农半牧景象。

三、乾隆十三年禁垦政策的颁布

汉人移入热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直隶总督拉布敦的上奏提到当时八沟以北以及塔子沟通判所辖地方，已有贫户二三十万在此垦地居住，而该地理事同知、通判又复鞭长莫及，日久易于滋事。B28可见大量汉人蜂拥般移入热河，不仅造成治理问题，加之蒙古王公贪图租金、蒙古人民染上汉人习气，使清廷不得不重视。

有鉴于此，清廷于乾隆十三年颁布禁垦政策：第一，规定“民人所典蒙古地亩，应计所典年分，以次给还原主”，“以上地亩，皆系蒙古之地，不可令民占耕”。B29令各旗札萨克对于辖下民典地进行清查，详造清册，送该同知、通判、办理。第二，规定民人在蒙古地方租种地亩，赁住房屋，务令照原议数目纳租交价。倘恃强拖欠至三年者，即将所种之地所赁之房撤回，另行招租。第三，规定殷实之札萨克、台吉等陪嫁内监及喇嘛等地内，酌拨三分之一，各自给予本旗穷苦蒙古人民耕种，依其家口多寡，分给地亩，并造册报院。倘若仍有开垦旗下公地，强占穷人地亩者，从重治罪。乾隆十四年，清廷进一步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除现存民人外，毋许再行容留民人多垦地亩，及将地亩典给民人。B30由此看出乾隆十三年实行禁垦政策之对象是已经进入热河开垦之民人，由于他们移民至此已有一段时间，故予以缓冲归还土地。另外盟旗上层阶级也是乾隆皇帝整顿的对象，这是因为蒙古台吉、喇嘛往往为了地租之利将旗下公地租给汉人，导致蒙旗下层民众无以维生，故对各旗札萨克、喇嘛土地使用状况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

除了对已进入热河的汉人实施禁垦外，清廷也针对未进入热河但想前往开垦的汉人实施更严格的禁垦政策。一是禁止蒙古王公招來汉人垦种其土地B31，二是理藩院派员巡查B32，三是禁止汉人出长城关口，乾隆十五年规定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B33乾隆三十七年又重申“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B34的法令。

虽然封禁政策严厉，但成效并不显著，“虽已驱逐数次，民人往往窜匿山沟，复行招集”，而当地蒙古王公与汉人互有经济需求，也屡犯禁令。最后清廷官方不得不允许其合法开垦。B35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就提到山东百姓趋赴口外，禁之不止，B36可见封禁政策无法完全阻止流民移入热河。乾隆五十七年，直隶一带发生旱灾，被旱各州县无业贫民，多有出口觅食者。为了解决京师庞大的救济压力，加上该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尔沁、敖汉、八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故宣布“往各蒙古地方谋食者不禁”，令灾民或出山海关赴盛京一带，或出张家口、喜峰口，赴八沟、三座塔，暨蒙古地方，不必专由古北口出口。B37由此可看出承平之时尚不能禁止汉人进入热河，更何况面对庞大的天灾压力，对于汉人迁徙也是无能为力的。

四、禁垦政策颁布后的汉人迁移

禁垦政策虽不能完全禁止汉人移入热河，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他们移入速度，但汉人仍不断往北深入至昭乌达盟腹地。如克什克腾旗，根据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的调查在乾隆五十年才有汉人移民至此。B38但事实上早在乾隆十六年就有民人150余名开垦了50顷30余亩的土地。乾隆三十一年，官员调查出当地新添民人670余名，垦地较原先更广，B39同时该地在乾隆时期已“集商为市”B40。另外如翁牛特右旗境内的老府村，过去称四爷府，在乾隆年间有汉人刘树林移民至此进行开垦。B41翁牛特左旗的乌丹三十二排地区的土地，据说是在乾隆三十五年有汉人揽头8名来该旗公署支付押荒银取得永远耕种权后开始进行开垦。民国年间居住在乌丹城的地主王凤林，其祖籍为山东省永平贤南县，其祖辈于乾隆年间移民至此，到他这辈是第七代。B42另外该报告也记载乌丹城其他汉人的原籍与移住年代资料，亦表示乾隆年间翁牛特左旗已有大量汉人在此居住。B43

由上述史料可以推估乾隆时期汉人在热河迁徙脚步已经推进至潢河、老哈河一带。至于卓索图盟的汉人移民数量更是惊人，以乾隆十七年六月喀喇沁左旗为例，该旗境内已有汉人61，407名，开垦地亩14，527.30顷。B44

前文提到在康熙时期汉人移入，带来农业村落出现，这一现象至乾隆年间规模更大。《锦热蒙地调查报告》抄录之《乾隆十三年钦差大臣调查在本旗境内所住汉民之户口男女及佃种地等数目清册》就反映了八沟当地村落出现的现象。B45

这是目前所见关于热河地区村落规模最早的记载，当时八沟厅附近共有103个村庄，人口最多为八里旱沟的2042人，最少为银头沟的34人。而且各村落人口数差异极大，有的村落人数破千，如八里旱沟、七家岱沟、毛阑沟;亦有村落人口数不到百人，如三沟、鹰手营子、银头沟等，但绝大部分村落人口数介于百人以上千人以下。而且村落人口数与开垦地亩面积不成正比，如鹰手营子有60人只开垦570亩地，但银头沟有34人却开垦了1715亩地。另外从村落名称也反映出历史变化。珠飒指出除了“蒙古素沟”“蒙古苏”“乌立杂苏台”“那拉散沟”“八什汉沟”“吐门尔”“塘吐沟”等几个村囤与蒙古地名有关外，其余皆与汉人在蒙地居住状况有关。比如“三家”“十家”可能表示该村落刚形成时只有三家或十家，“平房”“瓦房”则表示其居住结构特点，“茶棚”“铜匠沟”“鹰手营子”可能表示其居住者从事的职业。B46

此外，乾隆三十八年成书的《塔子沟纪略》也记载当时塔子沟厅村落分布状况。其中喀喇沁左旗有49个村落，土默特右旗有70个村落，土默特左旗有21个村落，敖汉旗有24个村落，奈曼旗有14个村落。B47而乾隆四十七年成书的《钦定热河志》也记载热河各地大量村落名称与位置，都显示乾隆中期热河汉人村落数量已经相当惊人。B48

五、结语

综观清前期热河移民治理政策变迁，反应统治者处于被动状态，前后充满矛盾。乾隆十三年的禁垦政策以及乾隆四十三年在热河广设府州县都证明清廷并不是想要恢复成旧有蒙古社会，而是在汉人大量开垦的既成事实上进行控制。清廷想要在蒙古实施完全“封禁”或“蒙、汉分治”，从现实面来说已不可能。

注释

①B33昆冈等奉敕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109、1001页。

②本文此处所指的清代热河地区，包括清代直隶省北部、卓索图盟与昭乌达盟一带。

③彭嘉桢：《清代热河地区之巡幸活动与区域发展关系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13—171页。珠飒：《18—20世纪初东部内蒙古农耕村落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孛儿只斤·布仁赛音著、娜仁格日勒译：《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7—298页。

④B41B43“满洲国”地籍整理局：《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上卷，“满洲国”地籍整理局，1937年，第171、392—395、582页。

⑤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8—319、607—614页。请核实本文引用内容。

⑥孛儿只斤·布仁赛音著、娜仁格日勒译：《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⑦《清高宗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99页。

⑧田山茂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0—261页。

⑨B16B29B30B32B34昆冈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0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123、1125、1130、1130、1130、1131页。

⑩张诚：《张诚日记》，收于徐志敏等译：《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74页。按：该译本分别收录张诚第一次（1688年5月29日—1689年6月12日）、第三次（1691年5月9日—9月15日）、第四次（1692年9月8日—10月22日）旅行的经过。

B11张诚着、陈霞飞译：《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页。按：该译本收录张诚第二次（1689年6月13日—1690年5月7日）旅行的经过。

B12库勒纳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联经出版社，2009年，第T09544页。

B13B15B17《清圣祖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478、478页。

B14库勒纳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20册，联经出版社，2009年，第T11267页。

B18B23B47哈达清格：《塔子沟纪略》，收于《辽海丛书》第2册，辽沈书社，1985年，第894、930、890—894页。

B19《清世宗实录》第7册，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37页。

B20B46珠飒：《18—20世纪初东部内蒙古农耕村落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3、123页。

B21王玉海：《从游牧走向定居：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社会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B22周铁铮修、沈鸣诗等纂：《朝阳县志》，收于《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第23册，凤凰出版社，1983年，第452页。

B2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文献编号402019997，第171页。

B25《清高宗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7页。

B26《清高宗实录》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08页。

B27和珅、梁国治等奉敕撰：《钦定热河志》卷七五《藩卫一·入敖汉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2页。

B28《清高宗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72—973页。

B31《清高宗实录》第17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99页。

B35B39《军机处档·月折包》，文献编号014730，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B36《清高宗实录》第2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82页。

B37《清高宗实录》第26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24—925页。

B38阿·马·波兹德涅耶夫（Pozdneev， Aleksei Matveevich）著，张梦玲等譯：《蒙古及蒙古人（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9页。

B40康清源：《热河经棚县志》卷二《建置》，远方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B42“满洲国”地籍整理局：《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上卷，“满洲国”地籍整理局，1937年，第577—579页。所谓的“揽头”是汉人开发蒙古土地过程中，具有代替蒙旗札萨克处理蒙旗土地的倒卖、揽租与地租贷征等三种身份。相关的研究可参考王玉海：《从游牧走向定居：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社会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9—174页。

B44“满洲国”地籍整理局：《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下卷，“满洲国”地籍整理局，1937年，第1435页。

B45“满洲国”地籍整理局：《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下卷，“满洲国”地籍整理局，1937年，第1424—1427页。按：此资料记载2处“三家”，疑为地名相同但位置不同的2处村落。

B48和珅、梁国治等奉敕撰：《钦定热河志》卷五十至五十四《疆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27—869页。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