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历程

2019-07-11 04:07:49 西部学刊 2019年7期

摘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围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讨论,认为存在国内国际两种基本矛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于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情况下,1953年6月党的政治局会议又修正了七届三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紧紧围绕着阶级关系展开,始终实事求是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社會主要矛盾;认识历程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15-03

过渡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积极地巩固政权,另一方面也要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做好准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两次明显的转变,每次转变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形成较大的影响。本文致力于梳理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历程,以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影响。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首次转变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基本解决了,即以无产阶级和它的同盟军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和重心也改变了,而任务的转变必然要围绕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来展开,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一贯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努力奋斗、敢于牺牲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分析国情,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务之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就围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讨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这样的判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判断完全不同,这个变化可以直观地表述为,将革命胜利前人民大众与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国内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了,反动派即将被打倒,而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任务以及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因此革命胜利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并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是符合当时的革命发展需要的,实质上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七届二中全会针对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所做出的判断非常清晰,这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刘少奇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这是革命胜利以后,新社会的主要矛盾。[2]”对此,毛泽东也提出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我国的矛盾应该分为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两个部分,这个认识既考虑了国内的情况,又有考虑了国外的情况,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毛泽东的观点为全党所接受,同时也被七届二中全会所采纳。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下,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了一个明确的提法。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事情并非如中国共产党预判的那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实际的国情和形势变化导致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过渡时期主要矛盾判断,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形势需要。刘少奇同志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观察和认识一直是敏锐的。1949年7月,刘少奇在一份党内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这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的主要矛盾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在1950年4月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会议上也做出指示:“今天的斗争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资产阶级。”这样的指示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也表明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主要矛盾判断产生了变化,从他们重新确定斗争对象,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可以发现,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了。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国内国际两大背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迫,同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场大规模战争的破坏,让原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国雪上加霜。从军事上看,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地区和沿海岛屿兴风作浪。新解放的地区内社会治安不稳定,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恶霸相勾结,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经济上看,国民经济凋敝,社会生产恢复缓慢,交通阻塞,人民生活艰难,少数资本家在市场上投机倒把、哄抬物价,通货膨胀等现象严重,如上海先后掀起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由此国民党甚至乐观地认为,共产党可以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却打不赢经济这场仗。从国际环境上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就宣布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却对新中国不屑一顾,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新中国。

针对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果断调整了自己对于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也不能放松与他们的斗争,要限制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壮大,改造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一面,缓解资本家和工人的对抗情绪,让资本家为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针对土匪恶霸,采取“首恶者必办,协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策略方针,最大程度地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并孤立主要的敌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过程中的一次积极尝试,虽然否定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判断,但是为了很好地巩固政权,最终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取得了成效,到了“1950年一、二季度国家财政赤字曾占支出总数的43%和40%,而三、四季度即下降到9.8%和6.4%,财政收支当年已接近平衡。[3]373”国内形势的好转,直接证明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的。

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调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契机。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向大会做了主题报告,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报告中毛泽东论述了当前一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而后三中全会会议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好转,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3]373随后陈云针对经济成分问题,提出了国营、合作社、个体、私营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但是国营经济要占据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下,资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形态存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为了进一步解答党内同志关于资产阶级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疑惑,毛泽东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尤其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提出了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在讲话中他重点批评了“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左”的思想,这也是建国后在主要矛盾认识历程中,“左”的思想与反“左”思想的第一次交锋。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当时的中心工作,即调整工商业和税收,改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依据党的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这样的调整,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修正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并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而国际矛盾则以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为主。

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二次转变

1952年底,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三大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除西藏等部分地区外,已基本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成效显著,一大批破坏新中国的社会治安和稳定的敌特分子、土匪恶霸被镇压;随着朝鲜战局日趋稳定,“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国内国外一切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新中国经济恢复速度非常迅速,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了较大好转,这标志过渡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即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下一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资产阶级,进入过渡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那么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矛盾判断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了,中国共产党需要重新做出过渡时期的矛盾认识了。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再次做出了新的矛盾判断,重新确立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提供理论支撑。1952年毛泽东在批阅文件时,发现了一位部门负责人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对于这一行为,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在把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4]这一事件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在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发生了变化,他开始重申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阐述,放弃了七届三中全会调整以后的主要矛盾提法,这表明七届三中全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阶段性的提法,不是统筹全局的方针。

为什么要重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资产阶级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形态消失,尽管这不会阻碍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临时性的社会模式,中国共产党最终要建立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而非新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之所以在七届三中全会被修正,不是它本身有什么问题。这个提法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趋势提出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目标,一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只不过是在执政实践中发现国内主要矛盾的重心在于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反革命势力的矛盾,同时帝国主义国家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因此建国后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时机不成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因此,需要一个政权的过渡时期。在完成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后,国家经济好转,之前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能占据主要地位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机会已经成熟了,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社会主要矛盾提法就顺理成章了。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成为了首要的任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这次会议为整个过渡时期提出了明确的路线和方针,紧紧围绕解决阶级矛盾来展开工作,过渡的内容是涉及工业、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这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资产阶级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不过在处理资产阶级的资产时,中国共产党凸显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并没有采取暴力的手段去消灭它,而是采用改造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这样的稳妥的方式,避免了内耗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激化。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了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为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正式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之于众。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推动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进一步变化和发展。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之前,农村个体经济的局限性与城市的工业发展对农村原材料需求加大之间的矛盾突出;城市工人阶级、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也日趋激烈。这些矛盾都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影响着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行动目标的实现。落后的工业体系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大有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趋势。因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解决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也引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它的提出变革了生产关系,完善了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经济领域,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党的中心工作逐步由“三大改造”为中心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过渡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时新的矛盾已经形成。

总的来说,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紧紧围绕着阶级关系展开,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实事求是地去分析社会主要矛盾。这段实践历程告诉我们,当指导理论超越现实条件存在的时候,作为执政党应该怎么做。只有运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客观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才能避免教条主义,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是这样认识和调整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1898-196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毛泽东,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二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J].党的文献,2003(4).

作者简介:董志,男,汉族,内蒙古包头人,单位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冯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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