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及其内在张力研究综述

赵春茂 刘宗灵

摘要：近年来，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问题意识也日渐鲜明，史料不断得到挖掘，其论域不断开阔与拓宽。学者围绕着中共干部群体来源的多元化、不同类型干部之间的张力、中共把控组织风险的手段等多个重要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相与复杂性。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在新史料的挖掘、新研究视角的引入、方法论的更新完善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群体;内在张力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38-04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理论和实践“双丰收”的重要时期，党吸收和培育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忠诚肯干，且理论实践水平均较高的优秀干部。这一时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可说是卓有成效。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后来者，我们试想一下，中共各根据地的革命队伍在全面抗战时期迅速壮大，急需大量的干部進行领导、管理，党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的干部队伍来源如何？不同成分、身份的干部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些矛盾又是如何在中共组织路线的框架内得以解决的？本文之主旨，即在于梳理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发展趋势与内在脉络，以期为党在新时代的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认知。

一、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共中干部来源多样化的研究

近年来，人物群体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愈来愈受到重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共党史领域中的出现与发展，相当程度上即体现为对于中共干部群体——尤其是中下层干部的研究和深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中共党史研究部分地摆脱了“政治史”“精英史”“事件史”等传统范式，为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但就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来源这一领域而言，专门的著作还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多散见于诸多学者的论文中①。在经历土地革命后期的挫败打击后，中共革命队伍尤其是干部数量急剧减少，优秀基层党政干部损失很大。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开辟、抗日民主政权的广泛建立，以及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共干部资源呈现出相当紧缺的状况。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初建期，“干部紧缺”一语频繁地出现在地方党组织向上级汇报的文本中。对此毛泽东曾甚为忧虑，甚至称之为“干部的恐慌”[1]。

那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如何满足各地数量巨大的干部需求？当前学界的研究表明，中共干部队伍的补充主要有两条途径：输入外来干部与提拔本地干部。在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期或萌芽期（当地本没有党组织），先由上级派外来干部进行整顿与初建，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再逐步提拔本地干部，并壮大干部队伍，这是各区域党组织发展的一般路径。一般来说，输入地方的外来干部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根据地干部学校所培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出身情况不一，由于复杂的战时环境，各地大量青年学生流离失所，很多学生出于民族情绪、地缘关系、家庭因素、生活所迫等原因，纷纷加入中共所创办的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工作。他们由于具有较高知识素养、较强工作能力，一般处于中上层职位。二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且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此两种干部皆由上级组织从异地分配调入，并为组织所信任。

顾名思义，“提拔本地干部”是指依托于当地党组织网络所选拔的当地干部。这类新提拔的当地人大致来源于两类群体，一类是基层工农积极分子，出身符合中共“无产阶级”范畴定义的阶层，因此工农干部往往是组织的重点提拔对象;另一类是地方精英群体，他们出身则较为复杂，如士绅豪强、土匪头领、社会团体首领，等等。由于抗战期间中共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党员、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上级委派及外地调入者以知识分子干部居多，所以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别，又时常和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分野有所重叠。[2]

二、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不同类型干部间张力的研究

基于中共地方干部群体来源类型的多元，学界较为关注由此引发的不同类型干部间的张力与分歧。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类型干部之间虽存“同”（合作），亦存“异”（矛盾），且“异”占主流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类型干部间虽然存在一定摩擦，但并未出现整体性对抗局面，干部间的融洽互动与合作仍是主流。我们将重点评述学界对基于籍贯之别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分野所造成的张力之研究，并兼及其他类型的干部矛盾。

回顾历史，干部间的此类冲突在各抗日根据地是普遍存在的，有时甚至达到相当尖锐的地步。尤其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区隔和张力，自土地革命战争时起，就以各种潜藏的方式而存在。台湾学者陈耀煌在研究鄂豫皖苏区及河北、陕西等地的苏维埃革命时，突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在身份构成、人际网络、方针制定、政策执行等各方面的区别，他认为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虽然一直都有合作，但是矛盾、冲突却是主流。[3][4]陈氏之观点值得商榷，但却从一个角度呈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与内在歧异性。

李里峰认为外来干部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工作适应性强，本地干部的整体文化素养较低，却对当地非常熟悉。在开展各项工作中，这两类干部因过往经历与固有认知结构差异、原有地方派系复杂关系等，普遍存在矛盾。在处理两类干部冲突事件时，党组织的态度颇为复杂。一般而言，党组织较为信任外来干部，与其关系更为亲密，但在处理矛盾时，却总迫使外来干部做出一定妥协，要求各级组织大量使用并信任地方干部。然而，在主要由上级组织发起的党内清洗运动中，外来干部通常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地方干部则往往成为怀疑和清洗的对象，遭受不公正待遇，致使干部间矛盾愈发尖锐。[5]

也许是革命地域间复杂环境各具其特殊性，也许是研究者对于中共革命不同视角的窥视，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在还原全面抗战时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关系问题上，侯竹青、赵诺等人又给我们展示了另一幅画面。他们认为，“土客矛盾”在根据地局部普遍存在，但却并未形成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简单的整体对立局面，合作仍是主流。赵诺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各根据地存在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间的矛盾，但总体未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只是局部摩擦。他以太行根据地内干部队伍间存在的具有离散状态的“土客矛盾”为例进行了分析。在地方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比较常态的矛盾主要是围绕组织主体由谁担当、地方实权由谁掌握、武装力量分配不均等问题，形成了干部间不同程度的争端和对峙，尤其是本地老党员与上级组织派来的外部干部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矛盾。面对此类问题，大多灵活运用各种组织手段积极缓和矛盾。此外，由于外力建党和统战环境，使干部间的矛盾不会形成全局性的整体对立局面。[2][6]

基于社会身份之别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分野，也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抗战过程中出现的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与此有关。在众多学者对抗日武装的研究中可发现，基于职业分工的不同，中共军队干部又可作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之分别。在“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中共组织路线已发生转变，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重视培养知识分子干部;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各地党部组织、学校、军队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存在不信任知识分子干部，不敢或者不愿意让知识分子担重任的问题。其次，部队的一些工农干部经历过长征，实践经验丰富，在知识分子新干部面前有优越感，轻视新干部，但也自知不如新干部有文化、有素质，有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存在轻视工农老干部没文化、莽撞无礼等现象。此外，工农老干部多居上层要职，知识分子新干部多从事基层政工等工作，职位待遇差距明显，也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因素。[7][8]上述两种类型干部间的矛盾实质亦基本等同于知识分子干部與工农干部间的矛盾，并且其表现与前述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间的矛盾呈现大致相似，均涉及干部间职权范围大小、权力运行空间、提拔晋升的机会、阶级成分的区隔、待遇水平的优劣，等等。

三、学界对中共把控组织风险手段的研究

如何将上述矛盾掌握在可控范围之内，使其不至于恶化，甚至出现严重的派系、派别之争，对于中共而言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除统战大环境使然，中国共产党自身还有其坚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灵活的处理方式，以起到缓和矛盾、掌控风险的作用。对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间的矛盾，上级组织不太拘泥于“土客问题”，而是“承认局部冲突之既成事实，承认强势干部群体地位”;在执行干部地方化政策过程中，处理方式更加灵活，对历史复杂的本地老干部用而存疑，逐渐将其边缘化，重用本地新提拔的干部，促进其与外来干部的较快融合。[9]此外，各地党组织亦采取具体措施积极缓和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间的矛盾。例如，探索培养本地干部的制度和方法——“一带一的副署制度”，即干部有一正一副，外地干部做正支书，本地干部做副支书，或本地干部做正支书，外地干部做副支书，这是为防止外来干部包办代替一切工作的弊病。为了提高本地干部素质，建立系统的干部培训制度，主要是针对中下层干部建立不同层次的党校，完善党支部教育制度，探索多种有效的教育形式，重点培养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建立后勤保障制度，如卫生院、供给制、半日生产制等等，以解决基层脱产干部后顾之忧，使其更加积极地承担干部职责。[6]对于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党组织主要的解决方法在于“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让工农老干部去学校学习，将新知识分子充实到基层工作岗位进行锻炼，以教育方式进行平衡和控制。[7]

有效的干部选拔机制，也是缓和不同干部间矛盾的润滑剂。中共对干部选拔标准的研究是学界已研究得较为彻底的领域，其中较为有趣的是近年来关于干部升迁进退的影响因素研究。一般而言，阶级身份、工作能力、忠诚度、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等都是影响党员干部升迁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提出影响干部命运的两个核心要素是政治意识和工作能力。[10]也有学者提出，对于欲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且组织严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忠诚度才是干部任用的核心标准。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切实考察干部的标准还是工作能力，但其得以晋升的前提是对党忠诚，不越政治红线，所以工作能力只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且，在复杂的抗战环境中，中共的考察标准其实不易量化，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弹性。例如，判断一个干部对党是否足够忠诚具有很强主观性，它容易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的忠心或变成“忠厚老实”之类的说辞。[9]

全面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党组织开展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提升了广大干部群体的党性修养，培养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正如学者程斯宇所言，通过这场运动，“中共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11]。在进行整风审干期间，各地以“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两种方法领导运动发展。整风期间开展了以“反省”和“坦白”为主的广泛实践，处于“反省”层面的自我批评，偏重于揭露思想意识问题，注重的是对干部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的反省。发展至“坦白”层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强调干部对党毫无保留地反映问题。[11]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在整风期间常以反省、坦白的方式出现。黄道炫也曾高度评价这一优良作风，认为它是中共改造干部、统一思想与行动的关键举措，触及人的灵魂。[10]

四、余论

以上分析基本呈现了近年来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方干部队伍在扩张过程中所存在的部分实际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的多方位研究图像。中共所具有的化解矛盾、掌控风险的能力与魄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其在组织机制建构上的自我革新、自我反思与自我调整能力，我们亦可从中窥视到中共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的繁复艰辛及中共革命进程的极端复杂性。我们不揣冒昧在此提出几点陋见，希冀能引申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是既有研究成果在史料挖掘方面尚不够充分。以往学界对党史资料汇编、个人回忆录、文集选集、组织史资料选集等常见材料参考利用相对较多，而对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个人日记、工作笔记、私人书信等需要用心挖掘的第一手资料的利用程度仍有所不足。因此，学界应多挖掘开拓前人未曾注意或利用不多的史料，如尚保存在革命者及其后裔等私人手里的当事人个人日记、工作笔记、私人书信，以及收藏在各级机构及个人手中、尚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等。上述这些丰富且颇具原生态的史料是进行史实考证的重要依据，对于今人多层面地复原历史图像具有相当的参考与研究价值。

二是需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借鉴新的研究方法。情感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大概有二三十年的实践历史，但中国史学界首次感受到它的重要影响是2015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此次大会将情感史列为其四大主题之一。当然，在此之前也有学者以情感史为切入点研究中国革命史，但是还相对较少。故此，情感史可谓一个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可为中国革命的研究拓展新的视野空间。情感史并非单纯地研究群体或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是通过研究主体所处的客观环境来研究其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张力，以此来了解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主体情感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②

三是实现党史研究方法论的更新，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深描结合起来，走出过往研究易流于浮泛的窠臼。一种思路是地域史与宏观史相辅相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地域史研究的着力点是“人”，应在地域史研究中展现作为“人”的个体或群体，展现他们在整个革命运动中、在整个制度框架下，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下的个人或群体其心路历程、人生经历与地方革命进程、民族命运有何关联，个人价值如何实现，某一类人的人生价值实现有何共通之处，等等。③

注 释：

①参见于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吕波.政治参与：陕北开明绅士与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以李鼎铭个案为中心的群体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6;蒋秋纬.以本地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肃反斗争——以鄂豫皖苏区为例[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陈杰.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5;莫子刚.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与国共两党的“抢夺”措施考略[J].兰州学刊，2010（3）;高鸣.抗战时期我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原因探析[J].理论学刊，2002（3）;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J].近代史研究，2009（2）;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J].近代史研究，2017（3）;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J].近代史研究，2016（4）。

②关于情感史研究的方向梳理与方法构想，可参看王晴佳《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黄克武《情感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孙一萍《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以上诸文均见于史学月刊2018年4期“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栏目。

③关于地域史研究、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思考可参看林超超《“地方史”研究路径的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共地域史研究的一种思想与理论资源》，张乐天《“走进生活”与“走出生活”——关于地域史研究的一种反思》，葛玲《史料互通与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深化》，郭若平《中共历史学中的地域史研究再思》，以上诸文均见于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10期“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笔谈栏目。

参考文献：

[1]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2]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J].近代史研究，2017（3）.

[3]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M].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03.

[4]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94），2012.

[5]李里峰.本地人与外来者：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一探[J].抗日战争研究，2016（4）.

[6]侯竹青.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研究[J].党的文献.2016（6）.

[7]谢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J].近代史研究.2014（6）.

[8]杨海亮.1940年前后八路军干部群体的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13（7）.

[9]赵诺.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J].抗日战争研究.2017（2）.

[10]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J].近代史研究.2016（4）.

[11]程斯宇.中共華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J].抗日战争研究.2017（4）.

作者简介：赵春茂（1994—），女，四川省宜宾市人，单位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

刘宗灵（1982—），男，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