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迁移

[德]顾斯 黄群 张红霞

提  要：晚期古代希腊—罗马钱币标识的迁移现象十分普遍，但时至今日，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标识迁移反映出不同政治实体和区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相互接受、协调与对话的过程，因此，我们对每个个案都应进行全面的历史探究。然而，标识模式迁移的理论框架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解释晚期古代世界的钱币发行，依旧存有疑问。因为在晚期古代世界中，其他强大和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帝国逐渐形成，而且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角度，这种迁移的过程仍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本文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考察，试图呈现晚期古代货币流通过程中标识模式迁移的延续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标识迁移;晚期古代;关联;个案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3.003

钱币在不同区域间流通的现象在古代社会就极为平常，在这一流通过程中，钱币本身的样式、标识也随之在不同政治实体间得到或持久或短期的认可、流转;这是因为钱币标识与特定政治实体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如古希腊诸城邦就拥有各自特有的标识（如埃吉纳[Aegina]的海龟，以及后期的陆龟，雅典的雅典娜形象和猫头鹰等），而罗马帝国金币和银币的正面压铸在位皇帝的肖像也已成定例。因此，通过识别钱币的样式和标识，人们便可很容易地辨识出钱币的所属地。1

这里枚举一例：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约30/50—80/90年）曾发行过数种具有希腊—巴克特里亚（Greco-Bactrian）风格的钱币。2他还发行过一种仿罗马朱利亚—克劳狄（Julio-Claudian）时代风格的钱币（图一）。3类似的仿造钱币在其死后便不制造。我们目前并不清楚这一仿造行为是由于经济互通和（或）罗马钱币的流入而仿造，还是受来自罗马皇帝所赠象牙座椅（以示交好、建立盟交）1的启发，例如公元2世纪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的斯基泰（Scythia）钱币（图二）2与斯基泰王国之间的关联。3但毋庸置疑的是，钱币上这种具有典型希腊—罗马文化特征的标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那么，这一启发式的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晚期古代呢？在尝试给出答案之前，我们须注意的是，晚期古代的情况与之前不同：在统治稳固的帝国间（尤其是东部的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以及后来的阿拉伯帝国）和在那些仍秉承着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理念的地区中，这种持续性，或者至少是对“大”样板钱币标识的仿制，要比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希腊城邦间尤盛）或新的王朝兴起之时（如上述的贵霜）更加常见，而且这种做法往往被视作必要的经济手段。即便如此，通观标识迁移的现象，可在晚期古代相对稳定的钱币流通现象中窥探其中精妙的细变。“迁移”（migration）这一术语并不局限于空间上的转移和政体层面的交流，它还适用于解释时间上承继或断裂，以及国家政权层面的交接背后所藏的历史意蕴。因此，我们在理解常规意义上的“仿制”（imitation）——因循其他政體的钱币型制——一词之时，要从一种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视角切入。我们须对每一个案进行细微的探究，以确定某一钱币是纯粹的仿制还是在将外币标识进行了增益删减（如细节的改变或新增特定元素）且赋予新意。下文两个例证可说明，通过标识迁移角度分析晚期古代钱币的必要性，并以此来展示晚期古代更为全面、交错连接的图景。这也奠定了当今学界关于晚期古代的“共识”（opinio communis）——一个过渡嬗变和转型的时期。4

一、库思老二世与塔巴里斯坦的伊斯兰总督——一个除名毁忆的案例？

伊朗东北部的塔巴里斯坦（Tabaristān）是一个展开承继和断裂研究的典型例子。7世纪以来，作为萨珊王朝的一部分，塔巴里斯坦由达布亚王朝伊斯帕赫帕特（Dābūyid Ispahbads）统治，这是一个由军事长官统领的王朝;地方王公控制着部分地区，特别是山地地区。在首批伊斯兰统治者、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控制伊朗的时候，它仍保持独立。阿拔斯王朝在取代倭马亚王朝后才控制了这一地区，但部分高地地区仍由伊斯帕赫帕特控制，并宣称他们是萨珊王朝的继承者。1

伊斯帕赫帕特和阿拔斯王朝总督所发行的钱币基本特征一样，均与库思老二世（Khoshrow II，591—628年在位）发行的钱币（图三）2相关联：银制、薄片状的钱币正面为皇帝肖像，头戴皇冠，冠有翼饰;背面是典型的琐罗亚斯德圣火祭坛，祭坛两侧伫有侍者（图四，3阿拔斯王朝总督哈尼[Hānī]时期钱币）。当然，因统治者的更迭异位，钱币上的标识，诸如星辰、新月和铭文题跋略有变化，但钱币的统一样式至少反映了该地区经济流通的连续性。4

这种样式上的连续性在阿拔斯王朝总督苏莱曼（Sulaimān，伊嗣侯历136—138年，希吉来历171—173年）统治时期发生断裂，他发行了一种新的钱币（图五）。5尽管钱币上的标识没有太大变化，但正面半身像的面部肖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刻有阿拉伯文“bakh”（卓越）铭文的菱形框，比之先前的钱币样式，这是一种明显的断裂。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笼统视其为一种穆斯林无偶像化或非穆斯林传统的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e）的现象，正如1979年伊朗推翻穆罕穆德·礼萨·沙·巴列维统治的巴列维王朝伊斯兰革命这一短暂过渡时期一样（图六、1图七2）;因为同时期和后来的阿拔斯总督并未沿用这一特殊的造币模式（图四）。3因此，更为可能的一种情况是这位短期总督意欲将刻于钱币中心的阿拉伯文“卓越”与幕内4处铭文（右侧幕内为统治者姓名，slymn即苏莱曼;4边缘第二和第三个四分区分别有“?pd=ahd”和“nwk?=nēk”;左侧幕内“GDH pswt=xvarrah abzūd”[愿他的辉煌日增]）与正面星辰、新月相呼应，从而形成具有美学意义的一种新的正反面艺术相互呼应形式。5然而，此种变化的具体目的仍不得而知。

二、拜占庭与阿拉伯—萨珊钱币风格的交融——一场宣传战？

第二个例证是一枚孤版钱币（图八）。1该钱币来自亚当斯（L. A. Adams）的收藏，已在许多拍卖会上拍卖（CNG第100号拍卖会[07.10.2015]，拍卖标的296号;斯蒂芬稀有钱币合集第25号拍卖会Stephen Album Rare Coins 25[19.05.2016]，拍卖标的 64号;马丁·赫尔瓦第1093号拍卖会Marti Hervera / Soler & Llach 1093[18.10.2016]，拍卖标的171号），现由伦敦古钱币有限公司（London Ancient Coins Ltd.）持有。2该钱币与拜占庭索里德币（Solidus）类似，正面为希拉克略皇帝（Heraclius，610—641年在位）及其子希拉克略·君士坦丁，背面为数级台阶，上有十字架标识（图九）。3

然而，它与通行样式仍有些许不同。其一，正面希拉克略与希拉克略·君士坦丁的面部肖像与通行位置相反;其二，佩冠肖像之上的2枚十字架与至于中间空位的十字架连成一线，排列成三;其三，钱币背面同样有3枚十字架标识：居中者形大、置于三级台阶之上，两侧各有1枚十字架、形略小;其四，磨损且不可辨认的铭文显然不是拉丁文，看上去像帕拉维文，推測其为阿拉伯—萨珊青铜币。然而，位置相反的肖像（图十）4和台阶上的十字架及其两侧分置十字架的标识也见于其他钱币之上。5

钱币中的拜占庭风格、阿拉伯—萨珊题跋，对于基督教符号的强调，尤其是对神圣数字“3”的强调（正反面均有3枚十字架，背面的三级台阶标识），这些均可能指向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可能出现于629或630年圣十字架的回归后，正值希拉克略进攻萨珊王朝的拜占庭—萨珊战争的末期，他推翻了库思老二世的统治并将其戕杀，后者曾于614年占领耶路撒冷城并掠走了“真十字架”。1由于圣十字架回归这一历史事件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得到广泛庆祝，因此，从基督教的角度切入，去解释该钱币的发行是合理的。另外，索里德币仅重1.71克，似乎无意用于流通，而是作为这一光辉业绩的纪念币发行。由于迄今仅此1枚钱币现世，其受众必然有限。因此，这不是一次蓄意引导风向的宏大的宣传事件，而是对于希拉克略皇帝成就的一种内部圈子里的形式肯定，因此希拉克略半身像被置于钱币的右侧。

三、结  论

综合前言中的例子和两个个案研究，标识迁移概念对常规意义上的“仿制”论的理解有所丰益。这三个例证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出（晚期）古代与古代真实之间的关联，由于相关文献的阙失，往往只有钱币材料可以依托，故而须对钱币的每个细节加以仔细斟酌。通过仔细观察钱币在时间空间上的迁移、割裂或者细微的变化，可以揭示具体标识迁移的背景，或国家层面（丘就却），或地区层面（塔巴里斯坦），或“非官方”层面（希拉克略钱币）。后两者即地区层面和“非官方层面”导致钱币的变化情形在晚期古代尤盛，这种断裂和过渡的现象，不仅反映了该时期瞬息万变的时代动态（关于该历史时期学术科研尚待发展），而且反映了钱币作为货币这一首要功能仍在官方事务中保持基本功用，普通民众对钱币赋予的信心和信任比钱币本身的创新和变化更为重要，这也是货币得以流通的最本质的驱动力。

[作者顾斯文（197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译者黄群（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张红霞（1990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8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徐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