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有色”的人物个性塑造
——论张爱玲小说服饰与色彩对人物审美个性的塑造

⊙秦红艳 ［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 忻州 034000］

郭沫若说得精彩：“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与色彩，以人格化的解释、情感的投射富有丰富的心里蕴含性，释放出来的底蕴是具有深邃意味的审美象征。“衣服可说是一个人的第二皮肤和第二个性格”。张爱玲正是借助服饰与色彩的非语言来赋予她笔下人物个性独特的“形式”与“色彩”，从而表现人物的个性审美差异、暗示人物的凄凉命运，尤其在她所精心构思塑造的葛薇龙、梁太太、曹七巧的身上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冷艳、求淡中的尴尬

将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服饰与色彩传递，化无形于有形，服饰与色彩变换的节奏与微妙的心理活动相对应，服饰与色彩选择的差异性体现了人物审美个性的差异性。葛薇龙在选择服饰与色彩的时候，虽然由她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所支配，但又由于家庭贫寒不得不寄人篱下，所以她的服饰与色彩的选择又不得不为求取实利而服务。葛薇龙在小说中出场时穿着“中西混搭”的服饰：竹布衫外面套了一件绒布短背心，里面长外面短。葛薇龙一身学生的打扮，再加上“白净”的皮肤，更显得特别的清纯、朴素。但衣服的样式却是“大杂烩”——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杂糅，一种尴尬的生硬的组合；也暗示了葛薇龙一开始就注定在这种“尴尬”中矛盾挣扎痛苦一番了。

为了让葛薇龙更具魅力，梁太太开始对葛薇龙进行“包装”：各种样式的衣服，短外套、长外套、宽松的、紧身的；各种场合的衣服：家常的织锦袍子、海滩上游玩时披的披风、在卧室穿的睡衣、洗澡时穿的浴衣、晚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各种面料材质的衣服，纱的、绸的、软缎的。真是色色俱全。再用装满了丁香花末的白缎子小荷包把衣橱熏得香喷喷的。梁太太把这五彩缤纷、香气逼人的“堡垒”交给了葛薇龙，让葛薇龙在这些美丽动人、芬芳怡人的“糖衣”下保护自己，向男人们和情敌们进攻，让葛薇龙渐渐地对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产生依赖感。薇龙沉溺于试衣服的快感之中，在那香软富有诱惑力的服装的包裹下，葛薇龙的心理起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进入梁太太安排的角色，渐渐堕落了。

葛薇龙深知在那充满香气的奢华衣服后面有着怎样肮脏、空虚、凄凉、无奈的灵魂，所以她突然不愿意面对衣橱之外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在这里，温雅且充满香气的衣橱成了葛薇龙心灵的驿站，让她疲惫的灵魂暂时得以逃避。

在葛薇龙的潜意识里，她还是希望自己清白、洁净、素淡一些，她去参加唱诗班时，特地穿了一件素净的姜汁黄朵云皱的旗袍，用葛薇龙自己的话说，在外面应酬穿红挂绿，是碍在姑妈的面上。那潜台词便是自己愿意穿淡色衣服参加唱诗班，华丽美艳的外表是生存境遇所迫；心灵的安宁、情趣的高雅、灵魂的洁净才是她埋藏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追求。

虽然喜欢素淡衣服但又不得不以艳来吸引人，所以葛薇龙后来的衣服偏于“冷艳”：“白裤子，赤铜色的衬衫，洒着锈绿圆点子，一色的包头，被风吹得褪到了脑后，露出了长长的微卷的前刘海来。”虽然微卷的刘海透露着风流妩媚，但色调是“冷色”。正表现了葛薇龙想避开风尘俗气、追求素净淡雅的复杂心理。葛薇龙与乔琪结婚后，尽量打扮得素淡一些，穿着件品蓝小银寿字织锦缎的棉袍。她本以为从此可以从外到内摒弃“交际花”的“气质”，专心当一名“太太”。但当一大帮喝醉的水兵看到与乔琪在街上散步的她时，“不约而同把她做了目的物，那花炮像流星赶月似的飞过来”，令葛薇龙万分吃惊和尴尬。

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外表上朴素的葛薇龙仍摆脱不了“交际花”的特征，被士兵当作了妓女。作家张爱玲独具匠心，以服饰与色彩为象征符号，通过服饰与色彩的交错变换来揭示葛薇龙想保持“洁净索淡”，却又不得不做“交际花”；现在的自己又千方百计想要掩盖曾经的“交际花”的风尘气，“艳中求冷”；做了太太之后彻底摆脱“艳气”，却仍摆脱不了交际花模样的这种种复杂尴尬的心态，从而深刻含蓄地暗示出了这位女子在尴尬中无奈凄凉的命运。

二、红艳、挑逗下的风骚

红色，是热烈情感、强烈欲望的象征，竟成为梁太太心灵吐露的渠道，也成为梁太太精神表现的象征。梁太太的住处大红配大绿：花园里大青树配着英国艳丽的玫瑰；花园墙里的春色与那满山的野杜鹃交相呼应、火红的色彩连绵一片，像热烈、灼烧、能摧枯拉朽的火一样，一路燃烧。热烈的红色杀气腾腾，象征着梁太太熊熊的欲火，从山上烧到山下。

葛薇龙第一次见梁太太时，她的装扮非常个性化：时尚的黑色草帽配上耀眼性感的绿色面网，闪烁的蜘蛛宝石。黑色给人一种无法抵挡的神秘性感的暗示，宝石充分显示了其物质上的富裕气派。张氏这里别具匠心，用“泪珠”来暗示其在珠光宝气繁华绚丽外表下凄苦悲凉的命运，用“青痣”来暗示其贵妇身份下掩盖的“鸨母”身份。

梁太太悠悠吊在脚趾尖的织金拖鞋，扎在头上的鹦哥绿包头，在手上溜溜转的芭蕉扇，雪白手指头上血滴滴的蔻丹，嘴唇上抹着紫黑色的巴黎新到的“桑子红”胭脂。这一幅色彩绚烂的工笔图画，将梁太太“老交际花”那种露骨的风骚、赤裸的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其心底压抑的无穷欲火和猥琐的一面揭露出来，处处暗示着梁太太火热的交际关系渗透出的具有挑逗性的“情欲”与“物欲”。红色、绿色、黑色、金色浓涂重抹于梁太太的身上、房间、环境，一个年老色衰还得浓妆艳抹到处卖笑、表面风光实则凄苦、靠出卖清纯靓丽的葛薇龙来挣钱的风尘女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含春、受虐的施虐者

特定文化环境产生的特定服饰与色彩作为非语言文化信息，成为人际交往中人的地位、权势、角色的象征。曹七巧这一艺术形象就极为讲究这种非语言信息的潜效应。

我们先来看看曹七巧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上街去买菜时的装束：把那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高高挽起，专门露出那一双雪白的手腕。这时的曹七巧虽然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却具有了青春的活力和少女的美丽、健康、多情。

再看她当了二奶奶之后的装扮：雪青洋皱手帕与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色调呼应、搭配和谐，与银红衫子形成鲜明对照。着装色彩艳丽，外表娇艳，给人温情的“含春”视觉。但她外表的“鲜艳”掩饰不住内心的凄凉：发髻上插着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随着抽泣的节奏一闪一闪。一截粉红丝线藏在发髻的窝心里，若隐若现，映在钻石的光里，就像一抹微红的火焰。……耳朵上戴着一对金耳钉，一动不动呆呆地靠在门上，像被两只铜钉钉在门上了似的……”这段是描写七巧被季泽拒绝后的伤心痛哭，与前面她十八九岁时相比，虽然七巧当了二奶奶后，衣着华丽，穿金戴银，实际上却不能像十七八岁那样张扬青春、开敞少女情怀了；她只能将对情爱的渴望包裹在艳丽的衣着下，用金锁锁进自己心灵的匣子里。虽然此时的曹七巧也在用红色的装饰来显露自己“不甘心”的青春，但她的挣扎与努力、她火红的青春，只能是“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张爱玲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再加上她高超卓越的服饰色彩运用能力，通过曹七巧身上的一衣一衫、一根红头绳、一对耳坠，甚至风凉针上一颗细小的钻石，都能够将人物的心理变化表现得微妙而深刻。在这里，服饰和色彩都是“有意味的形式”，传递出一系列信息：七巧的青春将成为无生气的标本和陈旧的回忆，让金钱的枷锁拴死、磨损，渐渐失去了宝贵的自由、青春的灵气和生命的生机。

一幅幅色彩浓烈的工笔细描，一场场样式别致、色泽娇艳的服装展示会，一个个穿着载着时代背景、文化气氛、情感意志的人活动在这一幅幅色彩的天地里，演绎着自己那袖珍的戏剧，一股股悲凉之气、失落之感却总也挥之不去。这里的人们只有“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是凄哀的”。服饰与色彩展示了一场场悲凉的人生戏剧。

①② 章方松：《〈红楼梦〉服饰与色彩的艺术意味》，《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辑，第83页，第84页。

③④⑤⑥⑦ 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张爱玲集: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2页，第16页，第36页，第52页，第1页。

⑧⑨张爱玲：《金锁记》，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第94页。

⑩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