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

⊙贾 策 ［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文精神开始在人们的脑海中觉醒，人们渴望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和真切的渴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大潮促进了商业化的觉醒，人们开始注重功利性和商业性，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并成为当代社会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有自己的愿望及评判标准。王朔的小说由此应运而生，它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标准，运用通俗的语言和新奇的内容来表现自身的愿望，并且对传统的文化意识进行有力的反叛。王朔的小说打破了传统文学僵硬保守的格局，预示着市民文学的成长壮大。

一、“特殊的时代背景”——社会大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随之而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商业经济大潮使“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这种观念逐渐消失，文学的商业化也逐渐显现出来。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商业化写作应运而生，这些作品不再与政治相捆绑，而是迎合读者的兴趣和市场的需求，王朔正是商业化写作大军中的领军人物。

传统的文学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赞颂政治和英雄人物。这些作品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人们的教化作用，但却使作者和读者都在无形中受到束缚，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和文学的多样性。王朔从这种传统僵化的模式中跳出来，“王朔认为作家是普通人，把作家身上那神圣的光环抹掉了，王朔认为作家创作并不是多么的神圣，多么严肃的事情，因而他提出了作家创作只是一种职业，文人无非是用笔写字，编故事娱乐百姓的行当……就像农民种地收粮一样，只是一种赖以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在王朔看来，文学创作就是为了娱乐大众，是一种职业和谋生手段，并不是什么严肃神圣的事情，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是为了娱乐读者和作家谋求生存。

在王朔的作品中，他把往日人们认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事物都描写得庸俗平常，僵化古板的因素都被其摒弃。王朔作品中的“顽主”形象大都玩世不恭，活得潇洒快意，这种写作风格正好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渴望自由开放的愿望相迎合，所以在众多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王朔作品的广泛流传使当时的人们得到了精神的解放和满足。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指向的是人性中的恶的动物性本能，它可以看作是人的精神层面的认识、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和扭曲。这种动物性本能蔑视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张扬某些动物性。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所表现的是对人的性本能的一种解放。因那个特殊时期人们的本性和思想受到了压抑，大家渴望摆脱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所以在作品中寻求突破。王朔的作品正好迎合当时那个时代人们的需求，释放了作为“人”的本性和满足人们精神自由的渴望，所以在那个时代有广大的受众，得以广泛流传。

二、“特殊的文化环境”——新时期文学

改革开放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随之而来，这些作品多是由在那个特殊时期里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所写，塑造的也都是英雄式的完美人物，但是这种写作并不贴近大众生活，只是急于表现自己文化主体的地位。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开始改变这种传统的写作方式。寻根作家摒弃了对生活和历史的单层次政治剖析的写作方式，而是开始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层面进行反思创作；先锋作家们的自我意识十分强烈，他们打破传统和规范，追求新的艺术模式和格调。但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压抑保守，市场经济也未得到较好的发展，所以这些新兴文学流派并未得到长久的发展。这些文学流派虽然没有获得长久的发展，却对文学的转型起到了一个启蒙的指导作用。

在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王朔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他的作品运用风趣幽默的语气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无所事事、只懂吃喝玩乐的“顽主式人物”，他们没有正当职业，通过嘲弄别人来获得满足和快感。王朔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有意打破传统政治文化束缚在文学上的枷锁，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渴望摆脱束缚的叛逆心理，这恰好投合了当时人们渴望自由开放的文化心理，使王朔的作品风靡一时，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王朔。

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三个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是典型的“顽主”形象，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作品中的主人公滑稽可笑，而在这些笑料的背后充斥着对社会现象的讽刺和嘲弄。小说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主人公们以反叛的精神和率真的个性给予青年们心灵的冲击，在当时传统的生活模式中表现出他们的无奈与惆怅。在这三个主人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顽主特点：不学无术、玩世不恭、满不在乎。另一方面，他们为人单纯，开心就放声大笑，生气就破口大骂，不矫情也不做作。这些顽主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无法取得社会家长的认同和关注。在传统价值观看来，他们不仅是家长眼中的坏孩子，还是混迹社会的地痞流氓。而小说中对顽主所表现出的欣赏态度也是作者对社会及家庭真正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宣扬。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痞气十足，但是他们从没干过什么坏事，看起来是无牵无挂地活着却客观地勾勒出现实生活。这种写作方式颠覆了以往“英雄式”的完美人物，而是回归现实，记录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和事。这样的写作风格让读者感到更加亲切，所写的事件贴合现实。这种“顽主式”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所以受到人们的追捧。

三、“特殊的生长环境”——北京大院

王朔是在北京军队大院里长大成人的，所以他对北京大院及当时的社会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因此王朔笔下重要的“顽主”形象也是对他生活经历的一个展示。

像王朔这样的“干部子弟”，表面光鲜但是内心是十分落寞的，因为他们小时候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这应该也是造成他们性格叛逆、追求自由的原因。王朔的少年时代正赶上那个特殊时期，大人们都忙着没有时间监管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而王朔那个年龄段的人也深受当时氛围的感染，虽然处于边缘地位，但也无可避免地成为那场革命的参与者。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学校失去了对学生的权威控制，在学生本该受教育的阶段却没有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学生们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因此一堆孩子们都在大院里聚集、游荡，甚至打架斗殴。在《动物凶猛》中就表现出这段少年时光给他带来的一生难以忘却的回忆。

《动物凶猛》中的“顽主”形象可以看作是王朔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反思和记录。他们大都出生于革命家庭，生活在北京军队大院中，“文革”时的他们正处于青春期，每日无所事事，他们在“学生获得了空前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的年代里出生成长。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肆意地放纵自我，而且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未来。“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这种看似戏谑的话语实际上是对所谓的最后归宿的一种讽刺，深知自己被禁锢在一个圈子内，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没有任何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叛逆又张狂，不过是为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寻求一丝慰藉。

王朔的文章经常运用北京方言，这些方言大都用于对某种事物的谩骂。与普通谩骂不同的是，王朔运用这种粗俗的语言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而且能够直击读者内心最深处。王朔的写作与其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成长经历的真实写照，用文字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同时可以看出小说中人物形象与时代转型之间的紧密联系。

四、结语

“时势造英雄”用在王朔身上一点也不为过。王朔作品的广为流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王朔抓住人们当时复杂的心理变化，创作出符合人们胃口的作品。这也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人们厌烦了压抑个性的正统文学想从中解放，从而促成了王朔创作出大众化的“俗文学”的流行。

① 于伟：《浅谈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3期，第48页。

②③ 王朔：《动物凶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