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皈依方式探究

⊙李 莉 ［河北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一、佛教之皈依

“皈依”一词在《西游记》中共计出现49次，其本身为佛教用语。陈义孝释“皈依”为皈向、依靠、救度之义，丁福保释“皈依”为“身心归向之也”。 “皈”字在金文、甲骨文中均未见，本字最早见于唐五代变文，是为翻译佛经所创造的。“皈”本字作“自反”，为回归原始、最初之意。“‘反自’者, 返求于自我也。于佛家言,‘自’谓自我之内心。佛教提倡皈依佛门, 其基本精神是‘自力救济’。” 即是说度脱并非依靠他人，而是靠个人的顿悟。“是故皈依，是于佛教，能入大门”。 是否皈依，对佛教信徒意义重大，是信佛者身在佛门内外的分水岭，也是受戒的开始。

释迦牟尼感于世人困于苦难中难以解脱，弃储君尊荣而苦修，终成佛陀。后宣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教化阿若憍陈如等最初五比丘，这也是佛教创立来的首次“皈依”：“佛昔于波罗柰，初转四谛轮。” 释迦牟尼后四处游化，“不拣僧俗贤愚，不分贵贱贫富，无论男女老幼，一律随机说教”，闻者“无一不被感化”。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为“随机”，二为“感化”。“随机”即为对天下众生一视同仁；“感化”即为自我了悟，而这种了悟必须是发自本心、心甘情愿才能达到的。慧能作为禅宗祖师，也提出了“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 等理论，这也都是在强调皈依及禅修都是发自本心的自我度脱，是外力所不能代替和干涉的。而《西游记》所谓的“皈依”，则往往是碍于外力，被迫为之，显然违背了“皈依”的意旨。

二、《西游记》之皈依

《西游记》中存在着三类主体的“皈依”，即取经队伍、妖魔及民众之皈依。但这三类主体的皈依，都并非为发自本心的自我度脱，而是囿于外力的无奈选择，具有明显的强迫性。

一看取经队伍之“皈依”。如来降服行者之时，劝其“趁早皈依”“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见悟空无意佛门，遂使神通降下五行山，令其五百年来遭困，“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观音降世寻取经人之时，悟空仍认为是如来将其哄骗在此遭难，但又无力反抗；愿保唐僧西行：一为脱离苦海，二为“功成后自有好处”。悟能因醉酒调戏嫦娥被罚，又错投猪胎，在福陵山吃人度日。观音许其皈依后“自有养身之处”，又能“脱离灾瘴”，悟能方受戒行。悟净因失手打碎玻璃盏，被罚下天界，又受飞剑穿胸之刑，据流沙河以人为食。观音责他“罪上加罪”，又许其皈依后免受飞剑之刑，“功成免罪，复你本职”，事实上是为其指出了仅有的生路。

二看妖魔之“皈依”。熊罴精被观音收服后皈依，做了南海的守山大神。作者评道：“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无穷顽性此时收。” 熊罴精在被降服过程中虽口吐“心愿皈依，只望饶命”“但饶性命，愿皈正果”，但这两次“愿”都是为保命而出的无奈之语，就此判为“野心定”与“顽性收”实为勉强。熊罴精所据洞府临近观音禅院，常听讲佛经，被观音认定“有些道分”，但其袖手禅院回禄之灾，取袈裟为 “财动人心”。其或与佛法有些缘分，但并未达到皈依的程度。再看红孩儿，其被降服时求告“若饶性命，愿受戒行”“果饶性命，愿入法门”，句句不离“性命”二字。当观音收起莲花台后，红孩儿又立马拿起长枪，喊道“不受甚戒”，虽又被咒得“攒蹄打滚”，但仍在咒停后起身刺打孙悟空，被观音控制后，明白其“法力微深”“没奈何，才纳头下拜”。罗刹女、牛魔王也同是如此。牛魔王为报妻子之仇，奋力抵抗诸神，在被围困无计逃生之时，才言“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早在行者向如意真仙讨要落胎泉水时，真仙便言牛魔王曾来信称行者害了红孩儿，罗刹女在见到行者时更是“骨都都红生脸上，恶狠狠怒发心头”，称行者欺了红孩儿，可见两人是不愿红孩儿皈依的。大鹏鸟为佛母之子，与如来有亲，虽曾吃尽狮驼国上下民众，如来将他降服也只是让其为护法多加进益。大鹏以不愿吃素为由不肯皈依，如来以让众生“先祭汝口”相对，如此“低声下气”，大鹏仍旧不愿受降，只是苦于难以挣脱，“欲脱难脱，要走怎走！是以没奈何，只得皈依”。碎石无奈，但也“因祸得福”，受人香火，妖精摇身一变，成了世人供奉的“神佛”。

三看民众之“皈依”。凤仙郡守只因 “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泼了素馔”，便被罚全郡三年无雨，以致民不聊生，“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因一人之罪而延祸了全郡百姓。郡守为百姓诚心求雨，在唐僧师徒揭榜后“不嫌他徒弟丑恶，当街心倒身下拜”。行者得知原委后，令其“趁早儿念佛看经，我还替你作为”，甚至“教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要烧香念佛”后，才求得雨露解救生民性命。这里凤仙郡万民的皈依仍旧有着明显的强迫意味。

三、《西游记》“强迫性”皈依方式成因

《西游记》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源头为玄奘取经史实。在《大唐西域记》及《三藏法师传》中，唐僧都是唯一的主角，形象高大正面，文本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神佛僧人劝善皈依的方式都无外乎宣法讲经。到了宋元时期刊发的《大唐取经诗话》，唐僧的形象才有了变化，沾染上了市井气息，以至于公然怂恿行者盗取仙桃。而“强迫型”的皈依方式首次出现在明代杨景贤所著的《西游记杂剧》，观音为令鬼子母皈依，将其孩儿困于法座之下，以此来威胁鬼子母：“兀那妖魔，你若肯皈依我佛天三宝，小僧拜告祖师，收为座下，着你子母团圆，不从呵，发你在丰都地府，永不轮回。” 随着西游故事的发展，文本的宗教性逐渐淡化，而世俗味益浓，这种变化与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世人追逐物欲享受，甚至于僧人也开始沉溺酒色：“淫坊酒肆，佛皆在焉。” “普度众生”的宗教活动开始明码标价，“《华严经》一部，钱一万文” 。此外，朝廷还大量征召僧人入仕，在“高堂大厦，妻妾朝送暮迎” 的诱惑下，众多僧人还俗，导致了僧人在世人心中的地位下降。早在佛教初传时，六朝志怪小说就深受佛教影响。《宣验记》《冥祥记》等作品以宣扬佛法为目的，记载了大量佛法灵验故事。如刘荷未皈依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后暴病暂亡至地狱，观音为其说法，因其“尝闻经法，生欢喜心，今当见受轻报”。虽然刘荷也处性命攸关之境，但其“得还生”的原因是在于“尝闻经法” ，复生后愿皈依佛门也是出于对佛法深微的认同。而《西游记》中精怪们虽也感受到了“法力微深”，但明显并非是指佛法，而是屈服于观音或如来本身，更直接地说是屈服于“暴力”。关于收服邪魔的事例在佛经中也有记载，如释迦牟尼涅槃之后，螺髻梵王自恃无人可管，与万众天女娱乐，众小仙前往收服却中咒而灭。释迦牟尼化身秽迹金刚至其处“以金刚不坏之力，微以指之”，梵王旋即“发心至如来所” 。神佛在佛经中的形象是至高无上、法力无边的，收服梵王只需轻轻一指，使令皈依也并非靠暴力手段，而是使其“发心”。

此外，《西游记》作为小说，其主旨并非为宣扬佛法，作者既受佛教影响，又能自由跳脱，随心而言。《西游记》中的神佛也好，妖魔也罢，都被赋予了多层含义，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有后台的妖怪被带走，没后台的被一棒打死，如来为“妖精的外甥”阿傩、迦叶向唐僧索要“人事”等，充满了对现实的讽刺。其次，《西游记》本身的世俗性能够迎合读者喜好。中国人对佛教的态度自古以来都是带有功利性的，统治者利用佛教教化民众、维系社会稳定，民众则通过佛教获得精神慰藉。极乐与净土虽为劳苦大众绘制了光明的彼岸，但民众往往并非想清修以求来世，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现世利益，解救即时的苦难，即便皈依，也往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正如唐僧三徒的皈依其实都是出自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为着脱离即时的苦难，为着功成后的好处。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民众渐次赋予了神佛各样的职能，这其中就包括斩妖除魔的任务。《西游记》中众精怪的皈依，实际上是神佛对妖魔的收服，讲经说法不免枯燥，而精彩细致的神魔斗法过程则更能抓住读者的兴趣，而皈依过程也就自然演化，成了斗法过程，因此难以避免地具有了强迫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