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悲剧》中罗伯达和桑德拉之间的对立统一

2019-07-12 23:42黄雨骞杭州师范大学杭州311121
名作欣赏 2019年11期
关键词:桑德拉悲剧小说

⊙黄雨骞[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 311121]

《美国的悲剧》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德莱塞的重要代表作,小说分为三卷,第二卷中贫穷而充满野心的克莱德来到伯父所在的衬衣领子厂担任工头,随后他与穷女工罗伯达私通,又企图通过入赘豪门而勾引富家千金桑德拉;飞黄腾达的日子即将成真之际,克莱德为摆脱已有身孕的罗伯达,设计使她溺死于湖中,刻画了本文最直接的一个悲剧。通过阅读,我们会发现在德莱塞的笔下,有意识地将罗伯达和桑德拉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凸显悲剧性;与此同时,又在各个细节处暗示着这两个女性角色和克莱德这个男性角色更深层次的统一,体现出一种角色之间的互动性,进而来强化主题。

一、微观角度:强烈对比凸显张力

关于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穷女工罗伯达和与之对应的大厂主的掌上明珠桑德拉,“两种人,两种性格,两种生活,两个世界,都在向克莱德招手: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幻想世界。这样来写美国式的悲剧,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大手笔”。

两极冲突构成的张力来自多个方面,包括自然、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精神心理等。关于评价德莱塞小说创作中的悲剧张力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然或精神心理等因素, 而是侧重体现社会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说法,笔者并不是很赞同。的确,德莱塞小说创作的悲剧氛围体现了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垄断与反垄断矛盾的激化使小说家对人们生存的社会及其前途的忧虑和思索。然而倘若忽略精神心理因素这样较为微观的因素,而一味注重从宏观角度来探讨小说的艺术,那么就会丢失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最直观的乐趣。德莱塞相当注重细节描写,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忽略对人物的精神心理等微观因素的考虑,无疑难以体会到作者的高超写作技巧。正如观点“小说的实用性与娱乐性应当并行”,悲剧的张力在精神心理因素或者社会政治因素的占比应该不分轻重,关键是分析者能否做到宏观微观双管齐下地看待这部杰作。笔者倾向于既分析微观层面、探讨角色之间的种种特性,又注重从诸如主旨这样的宏观层面来欣赏小说的艺术。

首先,德莱塞将两人的不同展现在最直观的外貌上,正所谓相由心生,这种外观上的差异导向着各个角色心理上的差异。无疑,能让爱慕虚荣的克莱德发誓这辈子只和漂亮女孩交往的他倾心的她们都是容貌出众的,然而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的魅力是不同类型的。罗伯达“头戴一顶并不很新的棕色小帽,拉得低低的”“她的鞋仿佛不太新,鞋底钉得相当结实,看来她很能干、认真,可又是那么聪明、整洁、真挚,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她身上具有眼前哪一个姑娘都没有的魅力,一种充满沉思和惊异的神情,可又跟一种自信的勇气和决心融合在一起,由此一下子显示出她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信心的人”。 而桑德拉却是“克莱德从没见过的那么漂亮、自负而又可爱的一个姑娘,她与他过去认识的任何姑娘相比都迥然不同,高雅非凡”“她穿着一套剪裁非常讲究的衣服,再配上一顶浅黑色小皮帽,诱人地低拉到眼梢上,显得更美了”。 罗伯达的魅力在于她的朴素与对悲惨命运不屈服而透露出的倔强,克莱德在百无聊赖的工作中,在粗俗的女工中发现这样一位出众的姑娘,势必如获至宝。而桑德拉的吸引力却不是那么温顺,而是充满攻击性和挑战意味,她坦率而敢于挑逗任何年轻男子;在克莱德眼里,她就是成功的全部代言词:“他觉得,年轻貌美,再加上这样显赫的社会地位,不啻是女性的最大胜利。”

此外,两人对待克莱德的态度也千差万别。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泛性论在营造德莱塞小说悲剧氛围是作为主要特征存在的。德莱塞小说中的不同人物在对待性欲的态度及其表现行为上,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 从而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悲剧人物:有些人成了受害者 ,有些人成了害人者, 有些人两者兼而有之。出身贫苦的罗伯达在一开始就以仰望姿态注视着克莱德;在她的眼里,他是大富翁的亲侄子,而自己就是穷苦的女工。所以最初她对于两人的交往是那么惴惴不安而忧虑多思。一方面出于工厂禁止上下级暗通款曲,另一方面更是她因从小受到在农场生活的狭隘偏见和家教熏陶影响,而觉得自己与高高在上的克莱德私通是有悖社会规则的,因此她自始至终都是以顺从姿态对待克莱德,对于克莱德的种种要求也是近乎有求必应。而桑德拉则利用克莱德来报复吉尔伯特(克莱德高傲的堂兄)。她的若即若离、对克莱德大胆挑逗与冷漠拒绝,这种行为的矛盾性让克莱德可望而不可即,因而心急如焚痛苦万分。她爱上克莱德的初衷也是因为虽有显贵亲戚却钱财极少的克莱德总是以殷勤奉承满足她的虚荣心,他长得英俊而有一定社会地位,但却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她。她对克莱德的感情可以说是一味索取,而从未将真心给予他;与其说她爱的是克莱德,莫若说她爱的是那种支配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克莱德和罗伯达的关系中,克莱德反而是支配的那一方。克莱德在受害者和害人者的角色中不断变换,给读者带来对他怜悯和恐惧并行的痛苦感。罗伯达这个彻底的受害者与作为害人者存在的桑德拉形成鲜明对比时,读者不能不去思考当时美国的社会制度对下层人民精神层面、心理层面带来的压迫。

二、宏观角度:角色互动强化主题

表面看来这两个角色之间实在是千差万别,这也是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时倾向产生的思维定式,但笔者认为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角色背后实际还有一定的互动性即同一性。

德莱塞在《美国的悲剧》中描述了多个体现出追求男女平等的角色,而罗伯达和桑德拉就是其中重要的两个。就罗伯达而言,她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离开了从小生活的贫穷农场,来到城市打工,期望改变境况;作为女性的她,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在怀孕后被克莱德冷落后,尽管她还是视克莱德为上级也从心底认定他实际是不会与自己结婚的,但在她失控时对克莱德的质问与呐喊中我们可以看出她身上的反抗、追求平等的精神。她的生命不是跟他的同样值钱吗?不是他自愿跟他结合的吗?那么,为什么他现在不该帮她的忙呢?而对桑德拉的反叛精神则表现在她对于自己与克莱德未来的规划上,她明白自己的父母是不会允许自己与门不当户不对的克莱德结合的,于是她决定在成年后与克莱德私奔,这正展示她对于自己幸福的追求。罗伯达与桑德拉一样都是充满反抗意识的,她们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下意识为自己的权益抗争。此外,角色之间弥漫的泛性论思想(前文已经提及)同样展现了对性的解放、男女平等、突破禁欲思想束缚的追求,体现了这部小说的进步性。

此外她们的同一性更表现在她们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与克莱德性格之间的互动性上。出身贫穷、受到严格伦理道德规范并且具有与所处环境与众不同的觉醒、上进意识的罗伯达正是克莱德幼年的真实写照:“他最感兴趣的,显然是世俗生活,而不是宗教生活,虽然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反正最能正确地说明他此时此刻的心态,不外乎是:眼下要他干的这一套,肯定是不合他的心意。他太年轻了,他的心灵对于形形色色的美和享乐确实太敏感了,不过这些东西——也许跟主宰他父母心灵的那个遥远、朦胧的幻想境界,甚至还是格格不入。”这也解释了他后来急于脱离家庭谋求个人利益的行径。罗伯达的吃苦耐劳是这种个性的优点,她的自卑软弱是这种经历的副产品,而这也是克莱德的特点。正是这种相似的气质使克莱德感到虽然罗伯达不是属于他向往的上流社会的人,他还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并不仅仅只来自于罗伯达姣好的容貌。当时的克莱德孤身来到伯父所在的城市,渴求有所作为的他却因被表哥压制被迫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孤苦伶仃而郁郁不得志,因为厂里的严格规定让他甚至不敢表现出被其他女工吸引的一丝神情,直到某一天罗伯达的出现。相似的家庭背景、相似的童年经历造就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高度重合的性格,也致使克莱德在面对罗伯达时产生强大的共情感,只是双方对此都不知情,因为他们一个刻意回避、遗忘不堪的童年,另一个压根就不了解真实情况,还把克莱德好面子撒的谎信以为真。罗伯达形象对克莱德童年的映射作用更直接地体现在克莱德外出途经她家的场景,当破败建筑代表的贫穷和痛苦出现在克莱德眼前时,这种唤起不堪记忆的映射作用使克莱德下意识地想逃离,感到恶心。显然,被金钱、名利冲昏头脑渴望飞黄腾达的克莱德在彼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初识罗伯达时强烈的共情。这一切都暗示着这两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的高度重合:克莱德意图入赘豪门从而真正进入上流社会、罗伯达想要将自己的未来投资在克莱德身上来逆转命运无不揭露着当时美国社会宣称的人人可以发财、人人可以转运的“美国梦”幻觉带来的可怕后果——堕落。有观点将罗伯达的对梦想定义为对爱情的追求,笔者却不以为然,在当时充斥着功利的“美国梦”时代,罗伯达的爱情又怎么可能纯粹呢?其实早在两人确定心意之前,罗伯达询问其他女工克莱德的地位、经济情况时就可见端倪:“‘那么他也有钱吗?’罗伯达心里在想克莱德,就开口这么问道。”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不是克莱德的那些高贵亲戚、不是克莱德那些好面子而撒的谎,罗伯达还会甘心委身于克莱德吗?恐怕一副好皮囊又或者区区满嘴连哄带骗的花言巧语根本是不够的吧?正如《呼啸山庄》里凯瑟琳打算嫁给埃德加时被拆穿的理由:“你爱埃德加先生是因为他漂亮、年轻、活泼、有钱,而且爱你。最后这一点,不管怎么样,没什么作用,没有这一条,你也许还是爱他;而有了这条,你倒不一定,除非他具备头四个优点。”同理,罗伯达所谓的温柔忍让不过是期许着更大的报偿罢了。有关这一点,笔者倾向于悲观地认为即使是罗伯达也已经受当时的大背景影响被物化了。在细想这一点后,小说的悲剧性愈加浓重了。不论是罗伯达,还是克莱德,他们都是最容易上当的那种穷家庭出身的、天真的、又指望梦想成真的那一类人,在那个时代,似乎人人都可以“做梦”,人人都在鼓吹着奋斗的重要性,但谁又看清了那袭美名为“梦想”的华丽袍子上爬满的狰狞而丑陋不堪的虱子呢?诚然,在早期,美国梦能够通过勤劳、努力得以实现。而当美国日益转型为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阶级进一步固化,这些天真的穷人在奋斗一段时期后会发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是不公平的,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交换是不平等的,用以交换的货币也不再是一种诚实的储蓄能量 ,而是一种特权的表现”。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依照原先设想的那样,通过辛勤劳动改变命运,因为此时,他们公平攀登的机会几乎已经丧失了,下层劳动人民在不断被边缘化着。与此同时“美国梦”因大受鼓吹却使他们的欲望难以抑制地一味膨胀,这些怀有梦想的人的精神一直得不到安慰,在欲望中痛苦挣扎,直到某天理想与现实的天平轰然坍塌之际,就正是这些人精神崩溃的时候了。这是罗伯达甘于放弃贞洁的外因,因为倘若她不让步、不牺牲,那么她势必失去自己爬升的台阶——克莱德,而也正是这种欲壑难填解释了克莱德走向自我毁灭的原因。克莱德这样一群“迷惘的一代”之所以会迷失自我是因为屈从于他们最浅层的欲望。这种欲望充满了享受本能与功利欲的因素,不仅是出于生理上的本能,更是出于心理上的虚荣心;这些迷惘的一代就这样长期被“美国梦”所欺骗而逐步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崩溃,随之走向堕落。

而桑德拉则象征着克莱德离家后在豪华酒店任职侍应生时与其他同事寻欢作乐的放荡个性。桑德拉充满诱惑,追求感官的绝对快乐,利用甚至挥霍着她的青春、美貌与地位来寻欢作乐,这一切都诠释了克莱德内心对人生胜利的定义。与其说这是克莱德在道德观、价值观塑造期受周围其他侍应生影响形成的个性特点,不如说这是当时追求“美国梦”社会大背景下在众多无知年轻人之间流行的生活习惯。因为显然“美国梦”是以金钱为核心的:“因为个人财产被看作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在‘美国梦’的笼罩下,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过度消费,纵容每一种欲望,浪费地球的富饶。”每当桑德拉出现在克莱德眼前时,他都不可抑制地受到引诱,迷恋、崇拜着这个成功的化身。可以说正是罗伯达和桑德拉两个相反而又相辅相成的性格使克莱德的形象更加饱满,而这正是人们会忽略的同一性所在,也是分析克莱德这个角色的关键。

罗伯达和桑德拉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德莱塞的刻画下微妙而精巧地展现。微观角度看,人物之间的对立塑造了矛盾与张力,进而增强了小说趣味性、可读性;宏观角度看,这种对立背后的统一又刻画凸显了主角的性格、暗示了小说的主旨,唯有细细品读方能领略这种特殊的关系。

① 许汝祉:《〈美国的悲剧〉的艺术构思特色》,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3期,第48页。

② 蒋晖:《英美形式主义小说理论的基石: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86—99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 潘庆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第241页,第241页,第220页,第220页,第221页,第55页,第253页。

⑪ 〔英〕 勃朗特:《呼啸山庄》,杨苡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⑫ 杨金才:《从货币、劳动与理想的关系看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 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4期,第88页。

⑬ 乐黛云:《美国梦 欧洲梦 中国梦》,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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