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际翻译再思考
——以严复翻译实践为例

王会伟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芜湖 241000)

一、问题的提出

在《翻译的语言学方面》一文中,雅克布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经典翻译三分法,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其中符际翻译指的是“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to nonverbal signs”[1],即“通过非语言系统解释说明语言系统”[2]133。然而,符际翻译的定义实则缩小了自身的研究范畴。一方面,它将符际翻译的研究限定在诸如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3]、以画译诗[4]以及儿童绘本翻译[5]等纯文字文本与非文字文本之间完全彻底的转换之中;另一方面,该定义从客观上淡化,甚至切断了三种翻译类型的内在联系。虽然有学者认为,语内翻译是语际翻译的前提与基础,语际翻译是语内翻译的必然结果,符际翻译则在处理某些文化专有项时产生作用[6],但这样的阐述仍旧有将符际翻译置于翻译多元系统边缘位置的嫌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雅克布逊定义中的“sign”一词的理解存在偏差。就现有资料来看,对于大多数翻译研究者来说,“符号”一词更多的时候指的是诸如电影、画、插图等事物。也就是说,翻译研究者主观意识中的符号物质性观念在无形之中拉开了符际翻译与翻译本体之间的距离。然而,现代符号学则认为符号需要的是“感知”作为符号载体[7]25,因此符号实则可以是非物质的,非实质化的。由此可见,唯有打破传统意识中的符号物质性束缚,从符号非物质性角度重新审视符际翻译的概念,才有可能找出符际翻译与翻译本体之间的联系。

二、符际翻译、符际转移和符际转换

在原始定义中,雅克布逊将整个符号系统划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凡是涉及这两类符号间相互转化的过程均被认定为符际翻译。然而,相对于语言符号的物质性而言,非语言符号的属性并不明确,它既可以是物质的,又可以是非物质的。因此,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符际翻译活动,并且考虑到符号同时具备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特点,有必要将符际翻译继续划分为符际转移(inter-semiotic transference)和符际转换(intersemiotic shift)两种类型。“转移”和“转换”这两个术语取自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

在其理论中,卡特福德首先界定了“翻译”与“转移”二者之间的区别,认为翻译是用译语的意义来替换(substitution)源语的意义,而转移则是把源语的意义移植(implantation)到译语文本中去[8]48。可见,在卡特福德看来,“翻译”是利用源语提供的线索,根据译语自身的特点,构建出一个能够独立表意且与源语意义网络相近的译语意义网络,并替代之;而“转移”则是将源语的意义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译文中去,其中并没有涉及意义的理解与转化过程,整个转移过程凸显出极大的同一性。符际转移的概念正是在这种同一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强调的是解释活动前后符号属性的稳定性。在某次解释活动中,如果某一语言符号在解释主体的作用下以某种非语言符号再现,且该非语言符号和原语言符号一样都具备物质性,那么该解释活动就是一次符际转移。由此,符际转移就可被理解为:

利用非语言物质性符号解释说明语言符号的过程(反之亦然)

Aninterpretationofverbalsignsbymeansofnonverbalmaterialsignsandviceversa

针对上述定义,应当注意以下三点。首先,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划分并不是衡量符际转移的标准,任何过程前后符号属性不发生变化的符号转化过程都在符际转移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物质性符号之间的相互转化和非物质性符号之间的相互转化都是符际转移。上述定义中的语言标准则是遵守了雅克布逊原始定义的特点,为的是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出新老定义的差别(符际转换的定义也是如此)。其次,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物质性不仅是指解释主体的感官感受和生理反应,甚至包括各种空符号。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图画与视频等方式获取信息[9],文本符号的视觉与听觉符号转移因此逐渐在国内符际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其他感官符号间的相互转化(如中央音乐学院将名画《富春山居图》改编为交响乐《富春山居图随想》)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度。这也为今后的符际翻译研究指明了方向。最后,从结果上看,语际翻译本身也是符际转移的一种表达形式。但是,翻译是译者不断选择与修正的过程而非仅仅指向译文的程序结果[10]3。在任何翻译中,能够真正影响翻译过程并且凸显其主体性的是符际转换。

解释活动并不局限在同属性符号的相互转移中,还可能发生在不同属性符号的转换之中。“转换”是卡特福德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卡特福德认为任何语言之间都存在形式对应关系,而“转换”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原文进入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的过程。转换过程的这种偏离性与差异性恰好为定义符际转移提供了便利:

利用非语言非物质性符号解释说明语言符号的过程(反之亦然)

Aninterpretationofverbalsignsbymeansofnonverbalimmaterialsignsandviceversa

在现代符号学中,非物质性符号指的是诸如幻觉、梦境等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形式[7]26。从该定义可以看出,非物质性符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加之该类符号在整个人类符号系统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人们往往会忽略对它的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遵守“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秉持以原文为第一要素的再现伦理[11]22,赋予原文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在这样的翻译主旋律中,现当代译者在多数情况下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对等”或者“忠实”等既定的翻译规范下,协调平衡译文可接受性与充分性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译者主体性遭到不同程度的消磨,有时甚至出现完全隐形的现象。然而,语言除了含有直接表示名-物关系的命题意义外,在更多的时候还具备和说话者本人的主观情感与态度有关的表达意义[12]13。正是由于这种表达意义的存在,翻译才不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寻求绝对等值的过程,而是读者和译者的自我指向过程,与具体的时空氛围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解构性。符号转换概念着重强调转换过程前后符号属性变化的做法,实则是对上述解构性予以关注的表现。不同译者的个人方言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感受各不相同,从而构成了形态迥异、判断原则不同的译者话语体系。因此,译者在处理原文文字符号时,会将其解构为视觉、空间、甚至伦理关系等非物质性符号,并再次借助符际转换,将该非物质性符号冠以目的语文字符号之外衣,最终完成整个语际翻译过程。

由此可见,符际转换概念的提出,在呼吁研究者给予译者主体性以应有的关注的同时,强调译者在语际翻译中的解构作用。但应当指出的是,语际翻译中的符际转换并非像上述过程那样简单。此外,语际翻译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部内容。在语际翻译过程开始之前,赞助人观念、译者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性符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原文文字符号的筛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符际转换过程,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之间的关系。

三、语际翻译与符际转换

一般情况下,翻译活动涉及三次符际转换过程,见图1。

图1 符际转换-语际翻译关系图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semiotic shift and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一级符际转换发生在语际翻译之前,主要涉及翻译选材的问题。在此过程之中,译者将对所处社会历史环境和当下主流翻译观的感知理解转换为符合要求并满足某种目的的源语文本。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今翻译活动的多元系统中,译者自发型的一级符际转换并不多见。多数情况下,源语文本已经由委托人或委托机构预先设定,译者通常不具备选择权。目前国内各类翻译资格考试以及各大学本科设置的翻译课程正是如此。即便是职业化的自由译者,在处理一级符际转换时,也往往出于生计等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在赞助人预设的翻译范围内选择源语文本。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海外影视及动漫作品在确立大陆市场的同时,还推动了字幕翻译的发展。时下绝大多数字幕翻译者都是非职业化的自由译者,他们的翻译往往是自我兴趣驱使下的非营利性活动,因此具有较为灵活的一级符际转换权。此外,由于受主流翻译观影响较小,加之这些影视动漫作品的受众对象多为青年人,字幕翻译工作者在进行三级符际转换时享有比其他文本翻译者更高的自由度,其翻译也因此体现出较高的娱乐性和受众群体定向性。

在翻译选材和赞助人要求明确之后,翻译就进入了二级符际转换阶段。译者的个人经历、经验和见识等共同构成了译者理解的历史性或者前结构,成为译者解构原文的基础[13]151,这种前结构是整个二级符际转换过程的主导因素。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译者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都不尽相同,加之不同语言本身就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每个译者的翻译前结构更是风格迥异。因此,对同一文字符号的理解就会体现出极强的解构主义思想。然而,翻译并非静态的结果,而是动态行为的过程[10]3。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机械木讷地做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转换工作,而是在接受与消化原文文字符号的基础上,不断催生出对符号新的感知,即译者翻译的同时结构。这些同时结构会反作用于译者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不断地解构原文符号,将其转换成为感官和意识等非物质性符号,并在三级符际转换的作用下,生成表层结构不一的译文集合。

三级符际转换和二级符际转换紧密相连,主要涉及译文的生成过程。符号学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解释[7]50。从这个角度看,二级符际转换中的解构过程是无止境的。但是,翻译是具有目的性的活动,而翻译的目的往往又决定了译者采用何种方法和策略[14]79。因此,三级符际转换就是以译者目的为导向,通过决定二级转换中的解构过程何时在什么程度上停止,决定译文以何种形式生成。以全国翻译资格考试(CATTI)为例,其暂行的《英语笔译考试大纲》中明确指出:“译文忠实于原文,无错译、漏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即考生)为了达成预设的目标(即获得翻译资格证书),就不能容许二级符际转换的解构过程进行得过久。晚清维新派人士受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解构过程进行得较为深远,因此其译文呈现出删减改动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符际转换的提出与分类使得翻译本体和符际翻译之间的关系愈发明朗。从结果上看,语际翻译包含了二级和三级符际转换,经历了语言符号-解构感知-语言符号的过程。二级符际转换帮助译者解构原文符号;三级符际转换则在此基础上,综合翻译活动的目的,建构以该目的为转移的译文本符号。从过程上看,文本翻译活动的进一步进行催生了大量的翻译同时结构,在这些同时结构的作用下,译者此在的解释不断变化,二级转换也在解构与重建中反复进行,从而影响三级转换的结果。下面就以严复翻译为例,进一步说明符际转换与翻译本体之间的关系。

四、严译与符际转换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借译救国的第一人,以其八大译著为载体,为西方新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先进思想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严译自打出版之日起便饱受争议。吴汝纶虽被后世视为严复翻译的赞助人,但他早在一开始就对严复译文能否成功有过怀疑。他认为,以前佛学传入中国,译者自创文体与佛学教义相呼应,而今严复译文“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15]258对严复译文文体和西学内容思想能否兼容表示担心。梁启超曾以“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为由,批评严复译文“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16]113。此外傅斯年就严复译文的“不忠”现象提出批评,认为“原文说东,译文说西”[17]213,与其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自相矛盾,瞿秋白和鲁迅等人均有过类似的描述[18]226-275。简而言之,学界对严译的批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译文文体风格方面的质疑,以吴、梁二人为代表的与严复同时期的经世派人士认为,严复应当另辟蹊径,放眼大众读者群,采用当时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行文模式;二是译文不忠于原文方面的质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现代均不乏持此类观点的研究者,他们基本脱离了严复译书时的历史语境,以后世解释学上的优势地位批评严复在特殊时期选择的翻译活动,从而忽视了严译的拓扑性。符际转换概念的提出与划分,对于解释这些由严译引起的争论,全面客观地审视严复的翻译实践有推动性作用。

(一)一级符际转换与严译选材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只有个人从低层次需求中解放出来时,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19]28-29。严复作为翻译的管理者,其译书选材与顺序必然受到一定需求的影响。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国难当头,维新派人士逐渐意识到,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的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改革方针并非救国之本,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先进观念,从思想上解放民众才是真正的强国之道。严复在《原强》中表示:“夫使物类之繁衍,国土之富强,可倒行逆施而速化之术,且不至于自灭者,则达尔文、锡彭塞二子举所无用著书矣。”[20]22可见在严复看来,当务之急是“求何道可以救亡”,至于富强之事,则应“且在所后”。随后严复进一步阐释道:“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由此可以推测,严复的强国顺序如图2所示。

图2 严复强国顺序构想图Fig.2 Sequence of Yan’s assumptions to strengthen China

上述保种-强国-富国思想即是指导严复翻译活动的一级符际转换的非物质性符号合集。正如Lefevere所说的那样,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21]14,这一非物质性符号合集构成了严复译书选材的“空气”,帮助他在茫茫的西方社会新学中锁定了8部著作。其中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天演论》满足了严复保种的需求;《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为在民众中建立民主自由意识提供了理论基础;《法意》《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在前者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开启民智;而推崇利己主义和经济自由理念的《原富》则为国家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二级符际转换与严译拓扑性[注]本节提及的案例均为语料比较与对齐过程中的发现,在此感谢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符丽娟、陶李婷、汪淑婷和王文会四位同学为对齐语料所做的贡献,以及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天明同学提供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二级符际转换具备的原文文本符号的解构功能,为解释严译中所谓的“不忠”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清末民初的译者在面对西方新学时,难免不知所措,其原因在于“新理踵出,名目纷繁”,闭关锁国百年之久的国人无法理解西学概念,或“索之中文,渺不可得”[15]263,在当时的汉字文化圈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或“既有牵合,终嫌参差”,中西不同言语社会对同一现象的描述存有偏差。

严复在译介这些新学术语和概念时,遵循“求浅,求显,求明,求顺”的原则,借助二级符际转换,将原文中独立的概念符号解构为视觉感知、空间场景甚至是伦理关系。就形式而言,上述解构符号与原文符号之间的确存在偏差,这也是学界诟病严译的最大理由;但就其本质来说,这些解构符号实则凸显的是变译中的不变性,保留了原文的深层结构,表现出一定的拓扑性。现以《原富》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经济学家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22]12-14。原作者亚当·斯密在撰写TheWealthofNations常以“水学者通之理财”[23],借隐喻手法,用始发概念域中的日常事物映射目的域中的经济学概念,如以“stream running in and out of the water pond”比喻银行的盈利机制。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斯密的启发,充分发挥水的驱下性特质,解构原文中的经济学现象[注]类似的例子还有以“钟摆”说明货物价格的波动情况等。可见严译中的符际翻译现象非常普遍,可结合修辞经济学角度加以讨论,值得专论。:

民之趋利,由水就下[23]58。

前谓任物自已,则供求二者自剂与平,而物价常趋于经价,此犹水之归海,曲折赴此而后为平[23]81。

盖一群生业,譬如水焉,水之所以终于至平者,以任其就下之性,而莫为之壅激也[23]183。

经济语篇通常使用的学术性的“规范性”经济语言,忽略了经济语言的实用性、灵活性和客观性[24],从而使经济学脱离了普通读者。二级符际转换将抽象的经济-价格-市场关系解构为具体的“水流”的物理性视觉符号,从而消解了当时的读者的困惑,拉近了读者与西学之间的距离。除视觉符号外,严复在经济学术语译名的选择与创制过程中,还借传统伦理观念解构经济现象。capital(资本)和profit/interest(利润)是一组意义上相互指涉的概念术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另一方意义的缺损。此外,它们还是描述和解释其他一切经济现象的词汇基础,贯穿了斯密原著的始终,因此二者的翻译至关重要。在BFSU Paraconc平行语料库[25]的帮助下,capital与profit/interest的严复译名得以全面展现(见表1)。

由表1可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严复分别用“母财”④与“子钱”翻译capital和profit/interest。《说文解字》中对“母”字有如下描述:“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26]1153可见,孕育新生命是女性的家庭责任之一。《女论语·训男女》有云:“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以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亦在于母。”[27]73-74古时男性或征战沙场,或忙于农耕,亦或中举做官,养育和教导儿女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母亲身上,更有“母以子显,子以母贤”[27]之说法。反观商业活动,经商之人首先须投下资本,而后才有获得利润的可能。这种资本生利润的经济现象恰好与传统观念中母亲养育儿女的伦理关系相似,所以严复以目的域(伦理关系)中的母生子、母养子、母育子观念解构了始发概念域(经济学)中的先资本后利润的现象,在形势和意义的双重层面上构成了单向指涉关系。商人获利后,往往会把部分利润以资本的形式再度投入商业活动之中,以期获得更大的利润,这种行为在无形中构成了由利润到资本的反向指涉关系。严复译名中的“子”“母”词素在伦理语境下也具备相似的逆指涉关系。《尚书·酒诰》一篇言曰:“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28]182可见“孝”思想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孔子更是把“孝”看作“仁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29]12。严复以孝思想中儿女反哺父母的伦理关系映射了利润再生资本的深层结构,如此译名虽有背于今日术语翻译所要求的零翻译性,但在当时却足以使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士大夫读者仅从字面上皆可以推断术语之间的关系。

表1 《原富》capital与profit译名一览表Tab.1 Translation of “capital” and “profit” in Yuan Fu

由上述例子可见,在很多情况下,严复借助符际转换解构了原文的形式表层结构,但其核心位置的深层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这种由二级符际转换产生的译文拓扑性,回应了学界对严译“不忠”的质疑,同时也呼吁翻译界学者,在研究严译变化的同时,给予其译文中保持不变的部分以应有的关注。

(三)三级符际转换与严译文体

翻译是一场文化政治活动[20]19,严复的翻译实践莫不如此,这一点可以从他与梁启超之间的争论看出。1900年,《原富》一出版就引起了梁启超的注意,并在《新民丛报》登文批评严复的译文风格:

“其文笔太务渊雅,可以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以翻殆所难解,夫文界之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深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是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事,以将文明传播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16]113

在梁启超看来,翻译应该采用“流畅锐达”的文体风格,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使“学童受益”,以便“将文明思想传播于国民”。然而,严复则并不接受梁氏的批评,并在《与梁启超书》中说道:

“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时是……若徒以为近俗之辞,以便取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而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深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睹中国自古书,而欲稗吾译者,此其国在读者,而译者不责任也。”[20]121

严复指出,自己所翻译的西书本就“学理邃深”,其预设的目标读者并非“市井乡僻”和懵懂“学童”,而是“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即是大夫统治阶级。严复深知,唯有这一掌握实权的阶级接受了自己所译的西书,才有可能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译文必须符合士大夫精英阶层的阅读习惯。19世纪末,白话文尚未普及,时人皆崇尚古文,士大夫阶层更是如此。严复曾在《救亡决论》开篇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中,侧面描述过士大夫们的“求学”情形:

“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以粗入精,以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辩是非……而八股之学大异也。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将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一文之成,自问不知何语。”[30]45

由此可见,士大夫阶层思维和文体定式之深,要想真正使他们接受西方新学,唯有给译文涂上糖衣[31]41-42,而这也恰好构成了严复翻译三级符际转换的非物质性符号集合,而“雅”正是这一符号集合的集中体现。因此,严复在译文生成过程中,将“雅”转换成为古文的文字符号集合,给其译文打上了诸如“疑出北魏人手”“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有先秦诸子书风味”的烙印,以便迎合士大夫读者的阅读习惯,使改造后的西学软着陆,并最终完成了整个语际翻译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蒋林[32]的研究,严复三级符际转换的结果确实为他赢得了不少士大夫的赞赏,使他所要介绍的西方新学得以在闭塞保守的知识界传播开来。

五、结论

雅克布逊符际翻译原始定义的再思考与分类,着重注意符号属性在转化过程前后是否发生变化:一方面,符际转移强调符号属性的一致性原则,目前研究多集中于文本符号的视觉符号转移,而对其它感官符号间的相互转移关注不够;另一方面,符号转换则凸显符号间的异质性差异。从狭义上看,语际翻译包括二级符际转换和三级符际转换,其中二级转换关乎译者翻译前结构和同时结构对原文的解构,三级转换则在二级转换的基础上,兼顾译者目的,生成同时兼顾语内和语际连贯的译语符号文本;从宏观上看,语际翻译选材还受到一级符际转换的影响。严复翻译实践的案例谈论证实了该分类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翻译活动逐渐多元化的今天,语际翻译中的符际转换或许能够给予传统翻译观以借鉴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