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125、HE4、β-HCG和AMH联合检测在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林丽淑,任 溪,陈 睿,龙韵洪,王革非

(1.汕头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广东汕头 515041；2.深圳市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深圳 518049；3.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广东深圳 518017)

卵巢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器官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子宫颈癌和子宫体癌，位列第3位，但卵巢上皮癌病死率却占各类妇科肿瘤首位[1]。晚期卵巢癌生存率小于30%，早期卵巢癌通过传统治疗手段化疗5年生存率达90%[2-3]，但早期卵巢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及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只有25%的卵巢癌能够被早期诊断[4]。因此，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效能是改善患者生存质量重要且有效的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2月深圳市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确诊卵巢癌患者43例为恶性组，年龄25～70岁，平均46.8岁；良性卵巢肿瘤患者33例为良性组，年龄24～63岁，平均43.0岁；同期选取体检健康女性47例为对照组，年龄22～74岁，平均43.6岁。3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1.2.1标本采集 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服用影响糖类抗原125(CA125)、人附睾蛋白4(HE4)、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人类抗缪勒氏管激素(AMH)检测的含异嗜性抗体药物，空腹抽血3 mL于未加抗凝剂的干燥管中，室温静置30 min后，3 000 r/min离心5 min后上机检测，抽血后8 h内未能及时上机检测的血清标本置-80 ℃冰箱保存。

1.2.2仪器与试剂 CA125、β-HCG和AMH检测系统为贝克曼DXI800全自动化学发光仪，使用贝克曼公司原装标准品及试剂；HE4检测系统为罗氏Cobas80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罗氏公司原装标准品及试剂。

1.2.3标本检测 使用美国伯乐公司提供的CA125、β-HCG质控品,罗氏公司提供的HE4质控品,美国贝克曼公司提供的AMH质控品进行室内质控，在室内质控在控的情况下，严格按仪器操作规程及试剂说明书检测CA125、HE4、β-HCG和AMH水平。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资料为偏态分布，各项指标用中位数与四分位数描述[M(P25～P75)]，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3组各项血清学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良性组CA125、HE4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MH和β-HCG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组CA125、HE4、β-HCG水平均明显升高，AMH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组与恶性组相比，CA125、HE4、AMH和β-HCG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3组各项血清学指标比较[M(P25～P75)]

注：Z1、P1表示对照组与良性组比较；Z2、P2表示对照组与恶性组比较；Z3、P3表示良性组与恶性组比较

2.2各项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在卵巢癌诊断中的诊断性能分析 诊断卵巢癌,HE4单独检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下面积(AUC)最高(0.91)，其次依次为CA125(0.80)、AMH(0.77)、β-HCG(0.74)。 CA125、HE4、AMH 3个指标联合检测的AUC与CA125、HE4、AMH、β-HCG 4个指标联合检测一致(0.95)，CA125、HE4联合检测的AUC同CA125、 HE4、β-HCG联合诊断一致(0.91)。见表2和图1。诊断卵巢癌,β-HCG单独检测的灵敏度最高(86.0%)，其次依次为HE4(83.7%)、CA125(69.8%)、AMH(57.4%)。 CA125单独检测的特异度最高(91.5%)，其次依次为AMH(88.4%)、HE4(83.0%)、β-HCG(66.0%)。阳性预测值CA125最高(88.2%)。阴性预测值CA125、HE4、AMH联合检测最高(97.5%)，同CA125、HE4、AMH、β-HCG联合检测一致。见表3。

表2 单独和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价值

图1 单项和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ROC曲线

检测方法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CA12569.891.588.276.8HE483.783.081.884.8β-HCG86.066.069.883.8AMH57.488.481.969.4CA125、HE486.085.184.187.0CA125、HE4、β-HCG86.085.184.187.0CA125、HE4、AMH97.783.084.097.5CA125、HE4、AMH、β-HCG97.783.084.097.5

3 讨 论

CA125是卵巢上皮类癌的相关抗原，作为最广泛应用于卵巢癌诊断的血清标志物，升高见于80%卵巢上皮癌[5]，对早期卵巢癌有较高特异度，已证实其血清检测水平与治疗效果和是否复发有相关性[6]。本研究显示，CA125在恶性卵巢肿瘤中诊断灵敏度为69.8%，特异度为91.5%。与KATHERINA等[6]报道的灵敏度为64%相近,单项特异度与阳性预测值最高，与BASTANI等[5]的研究一致，验证了CA125在卵巢癌诊断中的价值。但只有50%～60%卵巢癌于早期阶段升高，CA125升高还见于子宫肌瘤、中内膜异位、卵巢囊肿及盆腔相关炎症等[6]。卵巢癌早期鉴别诊断还需要借助其他检测指标。

HE4是附睾分泌蛋白E4的前体物质，相对分子质量为11×103，少量表达于正常卵巢组织，过度表达于卵巢癌[7]。本研究显示，HE4对卵巢癌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83.7%与83.0%，与HELLSTRÖM等[8]及MOORE等[9]的报道较一致。血清学HE4单独检测卵巢癌诊断效能最优(AUC=0.91)，综合诊断效能同CA125、HE4联合诊断，说明HE4单独检测诊断卵巢癌较CA125优,且可区分良、恶性卵巢肿瘤，诊断卵巢癌更有效益，与BAKRANI等[10]和杨晓燕等[11]的研究一致。HE4血清学检测挑战了CA125诊断卵巢癌的传统，但其应用在大多综合医院并未像CA125那样普及，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于早期卵巢癌。CHUDECKA-GLAZ等[12]研究还提出，HE4检测能应用于预测卵巢癌一线治疗的效果，可见HE4在卵巢癌诊疗中的地位正进一步提高。

β-HCG由237个氨基酸组成，为妊娠时滋养细胞分泌的糖蛋白激素，由含92个氨基酸的α亚单位及145个氨基酸的β亚单位组成，β亚单位分泌于某些肿瘤细胞，可作为肿瘤标志物[13]。本研究中β-HCG单独检测诊断恶性卵巢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6.0%与66.0%，单项灵敏度最高，特异度较差，与万贞元等[14]报道的80.0%与73.5%接近。对照组与恶性组β-HCG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β-HCG单独检测诊断卵巢癌的AUC为0.74，BASTANI等[13]的研究显示，β-HCG单独检测的AUC为0.64，但加入CA125、HE4联合检测未提高诊断卵巢癌诊断效能(AUC=0.91)。β-HCG在恶性肿瘤如结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卵巢原发性绒癌、胚胎性卵巢肿瘤及部分上皮卵巢癌中表现异常升高[5]，基于研究未对卵巢癌行病理学分组独立出卵巢上皮细胞癌，其对卵巢上皮细胞癌诊断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AMH是由2个相同的70×103亚基组成的二聚体糖蛋白，属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超家庭成员[15]，参与胚胎早期性器官定向分化，诱导男性缪氏管退化，乌尔夫管发育成男性生殖系统，缪氏管发育成子宫、输卵管和阴道的上部分[16]。女性AMH由卵巢颗粒细胞分泌，抑制优势卵泡募集，参与女性卵泡规律生成[17]。LA MARCA等[18]指出，AMH可作为诊断卵巢癌的重要标志物，NAKAMURA等[19]体外实验证实，AMH作为抑癌基因或其产物抑制卵巢癌细胞增殖、侵袭、转移、耐药性。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对照组，加入人重组AMH的OVCAR3和OVCAR8细胞系凋亡明显降低[20]。有研究团队发现，抑癌蛋白在胰腺癌中经常会出现功能异常，而该蛋白的功能异常会促进胰腺癌的生长，抑癌基因在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及改变肿瘤细胞能量代谢等方面起重要作用，若抑癌基因发生了突变或缺失，有可能发生恶性肿瘤，可以说抑癌基因的表达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呈负相关[21]。本研究显示，设想AMH作为抑癌基因或其产物存在，其降低可能增加发生卵巢癌的概率，或卵巢癌发生时AMH水平下降，另一机制可能为卵巢癌发生时，卵巢生理功能减弱导致AMH分泌减少。本研究AMH血清学水平与卵巢癌呈负相关，而与卵巢良性肿瘤无相关性，验证了研究设想。AMH单独检测诊断卵巢癌的AUC为0.77，特异度(88.4%)仅次于CA125，CA125与HE4联合诊断卵巢癌的AUC最高(0.95)，阴性预测值达97.5%，支持AMH、CA125与HE4联合诊断可提高卵巢癌诊断价值的设想。此外，考虑年龄等因素的影响，AMH作为卵巢癌的争议标志物，其机制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数据支持。

4 结 论

AMH、CA125、HE4 3个指标联合检测优于各单项指标和其他指标多项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以降低卵巢癌的病死率，值得进一步临床研究以便更好地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