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维度

曹婷婷

摘要：本文回顾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脉络，并与新史学比较，关注“历史”和“社会”作为研究维度的意义，探讨其在中国研究实践中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研究维度;新史学

历史社会学作为学科还是研究范式，似乎一直是学者争论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深化，跨学科研究不断兴起，历史社會学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但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学界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是一个宽泛的学术概念。本文不打算纠结于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属性，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研究的方法与取向。

一、历史社会学的发展

历史社会学这个名称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但就其思想根源上讲由来已久。可以说，社会学从产生之日起就难以摆脱历史的维度，“结构”和“过程”始终是社会学逃不开的悖论。孔德的实证主义一方面推动社会学科学化、推崇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追求社会的普遍规律和秩序，另一方面“社会静力”和“社会动力”的概念则从社会的横向（结构）和纵向（过程）两个角度关注社会，方法论上也强调经验和调查。其后，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同时，都难以避免运用“历史”的概念、资料和方法。虽然在其后社会学追求学科独立性、探寻学科诉求和研究范式的过程中，不断与历史背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功能分析”和“结构”的决定作用被不断强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诸如帕森斯的A-G-I-L理论框架这类超越历史和经验的被认为可作为普遍规律和适用于指导社会现实的理论模式备受推崇。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面向受到极大冲击，成为主流之下的潜流而延续，如本迪克斯、默顿、李普塞特、斯梅尔瑟等人的历史经验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不断显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不断多元化，社会学的历史维度也开始重新被审视，历史社会学逐渐崛起。

二、历史的维度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其学术意义上的必然性，关于社会和历史研究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息。不仅是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的新史学和年鉴学派对历史社会学意义深远。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初，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危机。19世纪，德国兰克学派代表了史学的实证化倾向，实证史学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注重文献考据，将研究对象放在政治史、外交史等上层领域，认为历史学家只要对史料进行的严格考订、如实叙述过去就能展示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因果链锁，不需要理论与思辨。这种史学主张的局限性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显现，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加上多种新的社会学科出现，尤其是社会学和涂尔干学派的发展，新史学兴起。普莱希特、贝尔、西米昂等人纷纷对兰克史学提出批判，贝尔主张全面的史学研究，西米昂倡导研究社会、探寻规律。这些主张孕育了作为新史学代表流派的年鉴学派的产生。

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以此为阵地诞生，开始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年鉴学派的特征是倡导总体史和跨学科研究，强调长时段和问题意识，在革新政治史与事件史传统的基础上扩展历史研究领域和材料，着重探讨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演进程序。随后，布罗代尔的研究将年鉴学派带入鼎盛期，《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和《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确立起“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历史时间层次说，并将之对应于结构、局势和事件，认为不同的史学研究对不同的历史层次和历史时间感兴趣。而在“时段”基础上进行的对局势和结构的关照又共同构成了一种全局史观。长时段理论和总体史观是历史研究社会学转向的重要基石，将历史研究直接导向结构性层次，协调了社会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从根本上革新了历史的认识论和研究范式，为考察社会与文明提供了一种更为宽广的分析单位。这也对后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给予了启示。到了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年鉴学派的研究呈现多中心化，出现心态史学、计量史学、叙事回归和微观史学等多种研究趋向。

如上文提到的，六、七十年代也是社会学反思的重要时期，一些过去通行的假设、理论、概念和方法受到质疑和挑战，历史面向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重新引起关注。沃勒斯坦、梯利、摩尔、斯考波尔、阿布拉姆斯、汤普森、吉登斯等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密不可分。艾森斯塔特对官僚帝国政治体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结构分析，汤普森研究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并给予文化的解读、梯利聚焦集体行动的个案研究，摩尔通过史实爬梳不同形态政治体迈向现代社会的途径，安德森则关注欧洲不同文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研究的的社会面向与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取向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并在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走向新的方向。文化的转向是这一阶段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特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两分受到挑战，心态、意识形态、文化等逐渐被视为独立于经济和社会的存在层次，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开始被重视。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和后现代理论等理论方法的影响下，新文化史崛起，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被重构，文化维度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各种研究当中。符号、语言、行为、仪式、信仰、日常生活、群体记忆、文本等文化象征不断被观察、叙述、分析，集体无意识和实践理性成为管窥历史的新的视界。《蒙塔尤》、《屠猫记》等研究以描摹历史的方式观察基层社会各元素之间的互动过程，探寻其间的结构性关系和因果律。

三、研究的取向

历史社会学和新史学是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独立学科中的两种流派，就其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而言，各有侧重和特点。比如两者对共相和殊相的不同关注度，比如两者对研究材料的选取和处理方式等等。历史学家擅长借助理论和模式整理、分析史料，还原历史，探寻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意涵;而社会学家擅长通过梳理历史发现规律和结构，建立和反思理论和模型。但两者在诉求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共通点，都追求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在共享“历史”和“社会”这两个视角和维度的基础上，运用多重理论和分析范式，试图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和经验、普遍性和特殊性、个体、群体与社会等多元因素。两者都存在一种现实的面向和实用的倾向。历史社会学希望通过“时间”、“地点”和“事件”等追溯社会发展脉络和社会变迁过程，从中探索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从理论上恢复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1）并进而探寻普遍规律和因果机制。新史学则从传统史学的“是什么”进一步关心“为什么”，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资料的更新、问题意识的凸显以及总体史观的树立，使得史学从以考据为主开始强调理论，关注历史在叙述和还原之外的解释和分析功能，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反思史学的功能。

四、发展方向的思考

历史社会学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宏大理论和抽象研究的方向和可能。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如何結合，期望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何种目标，是尚有待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探讨和厘清的问题，也许也难以形成统一性的认识。与那些并不期待历史社会学制度化的学者一样，笔者也更倾向于将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和维度。无论是何种学科，运用何种研究工具和方法，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文化的需要。历史是造就“现在”的因，是相对于现在的客观存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尤其是社会学作为面向现在的科学，希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普适性的建议，这包括概念、理论、模式等等。历史的过程和脉络为探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根基，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的细节又为追寻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基于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发现共性的有效手段。同时，历史维度也为解决“结构”与“行动”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境提供了可供尝试的路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都以历史过程建构了结构和行动新的关系。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既被人类的能动行为构建，同时也是实践的媒介。布迪厄认为“一个充分的、完整的社会学应当清楚的包括各种结构的历史，而种种结构的历史是存在于特定时刻的整个历史性过程中的”（2）。

目前，我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应星将现有研究的三种基本分析方法归纳“用长时段构建理论模型”、“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和“事件社会学”（3）。研究范围则涉及政治、社会、思想各方面。历史维度本身在研究过程中的自由性似乎确实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和非系统性。而从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历史社会学研究还要面对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以及通过历史的爬梳和思考发现新的规律、建立新的理论可能。

注释：

（1） 卢辉临，《杭州（我们）》第9期，2011，p32

（2） 布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1997，p183

（3） 应星，《略论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第3期，2018，p23

参考文献：

[1]布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1997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2003

[3]卢辉临，《杭州（我们）》第9期，2011

[4]应星，《略论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第3期，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