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生存教育”的典范

朱响亮

和正所谓“财富传家不过三代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而家庭教育则是道德传家的主要核心路径且没有之一。作为家庭教育的典范，犹太家族教育涵盖的范围有生存教育、财商教育、情感教育（延迟满足、逆商培养、延迟享受等）、时间管理教育、选择管理教育和积极行动教育等。有鉴于此，本文我们从家族教育、逆商培养、情操培养和家风延传等维度来分析张家四姐妹中的“小二毛”张允和的基本情况，以供读者参考借鉴。

家庭教育：书香门第的熏染

张允和出自名门望族，曾祖父张树声是晚清重臣、淮军大将，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声名显赫。他曾和几位乡邻捐建了肥西书院，主张办西式学堂，让学生适应西式教育，掌握现代知识。张树声军人出身，他却有意识引导后人弃武从文，慢慢营造了诗书礼仪的家风。父亲张武龄是民国教育家，生于富贵、一生享受祖辈余荫的他，生性和缓，稍显内向，嗜书好读，藏书无数，不仅博览群书，还订购各类报刊杂志，乐于接受“五四”新思潮，思想颇为开明。为了不让子女们受到庞杂的族人、佣仆中渐现的庸散之风和饱食终日后滋生出的享乐赌博陋习的影响，张武龄决定举家迁往上海。后因一些变故，1917年，全家又搬到了苏州。在苏州寿宁巷八号，家里光书房就有4个。父亲的藏书到处都是，连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报。张允和和她的姐妹兄弟们可以自由翻看，父亲从不限制，给孩子们提供最大限度地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孩子们受到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陆英不仅自己读书，还让家里的保姆都认字读书。张允和姐妹几个还是她们“干干”（保姆）的小老师。张允和未满5岁时，由母亲开蒙，长大了点之后，父亲为她们请了优秀的老师在家中为她们授课，不仅教国学、历史，还教英语、数学、跳舞、唱歌。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唱戏、玩耍。张允和说，她“从没觉得读书是苦事情”。

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张武龄满足，他毕生致力于自己的理想：兴办一所自己的学校，让条件优秀的年轻女性能够接受广博良好的教育，用知识武装头脑，摆脱旧的陈腐思想的桎梏。母亲去世之后，张允和就考入父亲兴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其间，张闻天先生教的世界名著翻译课程把张允和引入了一个广阔的世界，给了她一辈子做人的长远影响。张闻天谆谆叮咛：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对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在乐益女中因爱国运动，引起当局注意，被迫停办了高中部之后，张允和与大姐、三妹一同转学去南京读高中。她是新一代女性中的第一批大学生，先后读过3所大学。她在中国公学读了两年。一年级时，她的一篇名为《落花时节》的作文，深受老师的好评。其他女孩看到的都是秋思和愁肠，而她看到的是落花时节的秋高气爽、成熟后的丰收，也是青年人奋发读书的好时候，展现了她这个“五四”以后的新女性乐观豁达的一面。之后，她转入光华大学。

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国语演讲上，她的题为《现在》的演讲获得了第一名，而这两个字对她的一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法语中“抓住”和“现在”是同一个词，于是“抓住现在”便几乎成了她办一切事的座右铭。光华大学的国文老师钱基博先生（钱钟书先生的父亲）也给张允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不给她们出题目要求作文章，只给一句话或一篇短文要求做注。为了完成他的作业，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让张允和终生受益。在光华大学读书期间，因“一.二八”事变，上海到苏州火车不通，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直至毕业。也正是在大学期间，张允和收获了她“流水式”的爱情。毕业后，与后来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结为伉俪。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时局的接受者，如何在变化的时局中保持不变的自我，而且能泰然处之，这是张允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逆商教育：历尽艰辛的磨难

张允和说：“命运为了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

首先，她的出生就是一个“难题”。在1909年盛夏酷热的早晨，她一声不吭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由于脐带紧紧在她细细的脖子上绕了三圈，窒息后的小脸紫得厉害，任由接生婆倒拎、打屁股，用热水、冷水交替浇背和胸，小家伙仍旧不吭声。最后，在她老祖母的坚持下，足足让人喷了108袋烟，她才活过来！

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张允和不得不开始她的逃难历程。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与周有光辗转逃往四川。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逃难期间，空袭是司空见惯的事。因工作的原因，周有光经常不在她的身边。张允和必须自己去解决“最难的题”：没水、没食物的时候，她自己走遍全城去找。她呼吸过空气中烧焦的味道，看到过路边肝脑涂地的惨象，也见到过堆成一人多高的棺材。就这样，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垭”。

然而，逃难途中最让张允和备受打击的是女儿的病逝。当时，她们住在重庆郊区，周有光又一次出差在外。有一天，女儿小禾忽然说肚子疼，很快又发起烧来，到了第3天还不见好转，张允和慌了，想方设法让人帮忙把女儿从乡下送进了重庆的医院。医生说是盲肠炎，由于医治不及时，已经开始化脓溃烂，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艰苦治疗，还是没有留住小禾年幼的生命。那之后，张允和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儿子小平身上。两年之后，上天又让她遭受一次磨难。一天傍晚，小平和房东的孩子在院子里玩包车，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颗流弹，正中小平的肚子，肠子被打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弹在她保存了半个世纪之后，交给小平的女儿作为纪念，而小禾的一块小手绢则始终留在她的身边。逃难开始的时候，她带着20件行李，一行七人。等到回乡时，只剩下了5件行李、4个人。这段生活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战争的苦难，也锻炼了她的大无畏精神。

解放后，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的中国历史课。之后，因写文章，发表她在历史教材方面的独到见解，被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推荐到出版社工作。然而，好景不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她因分到过两年租，被说成“老虎”“反革命”，被迫下岗。从那时开始，她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文革”中，周有光先生被发配到宁夏，儿子、儿媳下放湖北，只剩下她带着小孙女留守北京。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刚强的性格，她又一次渡过了这段艰苦岁月。面对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她也泰然处之，态度幽默而又潇洒。

乐观的张允和后来说：“‘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情操培养：最快乐的家庭主妇

自从成了“标准的家庭主妇”之后，张允和就“真正成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张允和的父母都喜欢看昆曲，而且在戏院有固定的包厢，父母或者保姆去看戏的时候一般都会带着她。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等她们姐妹几个大一点之后，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书房教她们识谱拍曲，让她们看书看戏。昆曲的文学引人人胜，深得她们的喜欢。张允和喜欢小生、小旦扭扭捏捏、哭哭笑笑的表演，也喜欢小丑的戏，还专爱演丑角，鼻子上点一块白豆腐，勾上几笔黑线条，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琴童、小书童，非常符合她活泼灵动的性子。她最喜欢大花脸的气派，其中大花脸的代表人物关公最令她钦佩。关羽红脸长髯、面容庄重、正气凛然，容不下世上任何的奸诈与不平，张允和觉得自己和关公有相似之处，也是个生性刚烈的人，路见不平义愤填膺。

“下岗”之后，经朋友介绍，张允和在北京认识了她一生中最后一位恩师——俞平伯。1956年，在俞平伯的倡导下，成立了昆曲研习社，张允和任联络组组长。自此之后，张允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昆曲中，研究、演出、記录、编社讯，忙得不亦乐乎。有时，还拉上也是会员的周有光给送服装。昆曲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1964年昆曲研习社关闭。1979年恢复后，张允和重新出山，被推选为社长。她时刻告诫自己：“要一点一滴地向老社长俞平伯先生学习，为自己毕生热爱的昆曲再尽一份力。”当然，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多年来，她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着关于昆曲的学习、研究、演出和各地昆曲领域的大事，记录着当年不少文化人所制作的构思奇巧、妙趣横生的曲谜。这些日记，在张允和走了之后，由丈夫周有光整理出版，中间颇费了一番周折。

家风延传：家庭杂志《水》

尚在张允和姐妹兄弟还年少时，他们住在苏州的九如巷，四姐妹办起了家庭刊物《水》，几个弟弟也不甘落后，办了一个《九如社》。后来《水》逐渐壮大，不仅得到沈从文、周有光这些“外人”的协助，连《九如社》的成员渐渐都跳槽过来。这部家庭月刊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大家都踊跃为它投稿，并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1937年抗战爆发，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因此中断。1995年10月28日，为了“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张允和给海内外所有的张氏家庭成员发出了一封约稿信，将《水》复刊。86岁时，张允和成了“世上最小的杂志”的“最老的主编”。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因心脏病发作安然去世。而就在她离去的前夜，还同友人谈笑风生。家人与亲友将她的骨灰撒在北京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涧台山中，并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在张允和去世两个月后，《水》复刊第21期出版“允和二姐逝世纪念专刊”，封面上写着：“你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但为家庭、亲友和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给我们的启示

犹太人的家族教育多是内生的，因为整个犹太民族经历过1800多年的流亡史，其中有3次颠覆性的种族变迁，所以对他们而言，生存教育是第一位的，即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要有活着的基本能力，如同财商教育一样，他们还列出在孩童的不同阶段应该“get”什么生存技能。张允和案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莫过于外生的逆商培养，即另一种形式的生存教育，如108袋烟“救活”了自己、侵华战争期间的数次搬家以及女儿的离世和儿子的中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三反五反”后的下岗，也正因如此，张允和才能在10年浩劫中幸免于难。对芸芸众生的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时局的接受者，如何在变化的时局中保持不变的自我，而且能泰然处之，这是张允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再者，周有光先生在《曲终人不散》的序言中写道：“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伟大人物、英雄豪杰固然值得敬仰、赞颂，不过，平凡的人也同样值得笔墨书写，因为“平凡的人是人类中最多的人”，但平凡中同样还蕴含着“非凡”。

最后，张允和父亲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也值得借鉴：虽然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名门望族，但其并非纨绔子弟，而是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兴办教育事业上。他的乐观精神和沉稳的性格，耳濡目染着膝下的子女，让她们从小就知道生命是有目标的。他用自己的人生践行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