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中的周恩来

□ 史 真

一、向毛泽东自领任务

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即，由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他和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6人领导小组。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1952年5月，在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继续进行的同时，党中央紧抓经济工作不放松。根据中财委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于是，周恩来与陈云亲自组织，开始具体编制。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集中精力编制一五计划，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毛泽东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终于试编完稿。此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约占40%，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并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

然而，当周恩来与陈云开始进入更详细的一五计划编制工作时，发现专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这一巨大难题摆在新中国缔造者面前。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实际情况，开国领袖自然将目光投向已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早已创造了崭新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苏联。

二、赴莫斯科争取外援

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带着编出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几本小册子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并与苏联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

斯大林对周恩来一行的访问非常重视，先后3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着重介绍了一五计划的设想：中国经济状况；5年建设方针；主要指标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事项。他在商谈中要求增派800名苏联专家到中国。斯大林听得有些措手不及，数量之多让他感到为难；但他并未拒绝这一要求，而是千方百计抽调大量科技人员援建中国。中方还希望苏方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后坦诚地说：“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沉吟一下又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付意外困难的发生。”这番十分中肯的建议，周恩来认为很有道理，他连连点头，很快予以采纳。

可有些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这一经济计划后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手里的那个计划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这当头一棒的质疑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十分扫兴。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每人都怀有强烈炽热的报国之心和高涨干劲，于是，没多少实践经验的他们竟有些不切实际地提出在5年内要修1万公里铁路。

苏方一听中方在一五计划里就要修1万公里，瞪着幽蓝眼珠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说：“你们根本做不到。”随后，苏联专家针对实际运作中必然要遇到的具体细节连珠炮似地发问：“你们要修1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车皮，这些机车和车皮又让谁来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又怎么解决?”中国代表团成员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面面相觑，只能感叹：心急加外压下迫不及待到有点操之过急的心情，重新冷静客观地、切实可行地商量？把原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5000公里，苏方这才点头称是。

为尽快拟定一五计划，中苏双方倾注了大量心血，虽几经修改但仍未成熟。进入1953年，中苏两国就经济援助问题还在谈判，可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却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

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期间，他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斯大林丧事料理完后，谈判才得以重新进行。苏联方面也加快了步子：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参加，分成十几组，分别与中方各行各业对口谈判。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苏方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

4月8日，周恩来约宋劭文晚上10点钟汇报。他详细询问了苏方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宋劭文回答说：“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周恩来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时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又经过两个多月谈判，中苏两国政府最终商定：今后5年苏联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开工建设骨干工程。

三、压缩高指标制止冒进

一五计划制定与建设期间，从计划的一次次修改、斟酌、完善而最终制定，到一步步付诸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举全国之力去做的。当然，开国伊始，大家对从未经历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都是在艰辛摸索，所以党内高层免不了对“反保守”与“反冒进”有分歧争论。但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以民主集中制最终取得及时妥善处理和平衡达成一致。

一次争论发生在1953年刚执行计划之时，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就反映出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大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精明心细、通盘统筹的周恩来很快就察觉到这种异样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马上组织相关人员搞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措施得当，全国经济得以很快调整，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还有一次发生在1954年进行第5次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建国之初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很快就因缺少后劲而感到力不从心了。随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之间发生经济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说明“头脑发热、急躁冒进”的苗头再次袭来。对此，陈云有针对性地及时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的主张。周恩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表示同意。大家却没想到经济建设中反映出来的矛盾，也给党中央高层决策带来了明显分歧与争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而中央主要领导人则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做了让步与妥协，把1955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

1953年6月15日，陈云就《一五计划》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会后，他又组织人马根据讨论结果对初稿进行了一些修改。这年夏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这样，就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5年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10天后，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