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语境、现状与路径探析

李 纲,林 璐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2.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指出，话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言语，而是超越了语言、言语，是“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1]。话语和语言的区别在于，它不但是一种言说工具，而且意味着对话语者的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2]话语生成的基础是对具体的概念形态的识别。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知识单元，概念之间的逻辑勾连铺设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话语正是在此基础上沉淀和形成，最终成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意识。[3]

伴随着话语权较量在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建立本位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消除舆论偏见、提升国际形象的紧迫话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面临着新语境，也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样态。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语境

(一)政治语境

国际话语不平衡状态长期以来未得到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4]“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政治语境。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国际格局变动呈现“阵营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改革趋于活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地位凸显。[5]从前由欧美大国主导的单边国际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多极国际关系。中俄印三国合作、“金砖四国”以及“展望五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逐渐增强，中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力量，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二)经济语境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并成为第一大制造中心，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25%的全球经济增长都来自中国[6]，国际经济格局和贸易格局由此出现深刻调整。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三)社会语境

“一带一路”在社会历史上有着深厚基础，古代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特定的物质交往使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不断交叉融合，而文明的交叉融合又反过来促进了物质交往。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一带一路”更是从中国倡议逐步转变为全球共识。全球共识的社会语境，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技术语境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语境。从数据传输技术层面看，5G等数据传输技术使中国话语可以更快更及时地走向世界。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紧紧抓住5G时代历史性机遇，加速融合发展，构建“5G+4K+AI”全新战略格局，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一道，传播共建“一带一路”好声音，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7]从内容生产技术层面看，VR、AR等沉浸式传播技术和H5等互动传播技术的发展，更利于受众了解中国话语、认同中国话语、实践中国话语。

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体系，其理念不是近代殖民体系与战后霸权体系，而是集中体现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开创21世纪国际与地区合作新模式。本部分从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对象、反馈五个方面入手，力求全面廓清“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现状。

(一)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主体

中国话语的国际主要传播主体是中国自身。当前，中国正同时演绎着三种角色。首先，中国之中国。中国拥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中国愿意借鉴他国经验发展自身，但同时也不会放弃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发展坚持独特的轨迹和逻辑，并深刻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其次，亚洲之中国。作为人类主要文明的发源地、世界经济最充满活力的地区，中国与其他亚洲文明长期交流互鉴，不断开创亚洲发展新局面。最后，世界之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合作、共赢、繁荣，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传播，中国话语的传播主体还包括了更多的国际机构和国际人士。国际机构方面，联合国新闻部(现全球传播部)于2010年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将中文日定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之“谷雨”。每年的中文日，联合国都会在总部和各国家办事处举行各种庆祝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表演和体验活动传播中国话语。国际人士方面，在我国“丝路书香”工程框架下，“外国人写中国计划”已成功实施了两期。该计划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其他重点区域，广泛联系和积极培养海外知名汉学家、作家、媒体人、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鼓励并支持他们创新中国话语传播体系，向海外受众客观介绍中国。

尽管如此，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在传播主体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对中国现实发展情况没有深入了解的外国人在进行话语传播时，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这直接说明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尚有不足，未能将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传向世界。

(二)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内容

中国在进行自身话语国际传播时，提出了一系列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话语概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被纳入联合国决议，中国话语成为国际共识。[8]除了话语概念外，我国还积极传播中国话语理念。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9]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已经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为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我国还积极对治国理政新理念等中国话语进行外译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话语理念，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11]。系统完备的话语体系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需要，也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需要。但目前，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话语体系——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内容较零散，表达也较单一，不利于中国话语走向国际受众。

(三)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渠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逐步发展，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影、广播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介渠道。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是专门承担国际传播任务的国家级广电媒体，目前拥有61种传播语言、46家海外分台、30多个海外站点、2000多人的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队伍。除此之外，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还常依托线下活动渠道。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就是中国话语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在国家相关项目支持下，中国出版机构近两年开始参加开罗、突尼斯、安曼、乌兰巴托、加尔各答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国际性书展，对翻译成当地语言或国际主流语言的中国图书进行展示推广，如邀请中国作者参加推广活动并接受媒体参访、分发小礼品等，激发这些对中国话语不甚了解的当地读者的兴趣，在取得突出社会效益的同时为承载着中国话语的出版物在这些国家的持续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渠道存在话语平台单一的问题，目前主要依赖大众媒介，尤其是官方大众媒介，而国内的官方媒介在国外的受众较少，传播效果亟待提升。虽然有线下活动等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渠道的拓展，传播平台也多局限于官方媒体。话语平台单一带来话语表达的单一，未能从多角度对中国话语进行立体传播。

(四)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对象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联系和丰富的共同语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沿线国家和地区思想文化纽带的连接、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多元文明的传承。“一带一路”倡议使人文交流互动更加密切，为中国话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效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拓展了更广的受众群体。

目前，65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从空间分布上看，关注度较高的国家集中于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而西亚、北非、中亚及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仍然较低。由此可见，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受众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五)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反馈

话语传播的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12]

一方面，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反馈。如2015年10月27日,新华社在其官方twitter上发布《十三五之歌》，被称为中国官方的Rap“神曲”，该动画上线后，海外访问量十分可观。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十三五之歌》欢快而生动地歌颂了‘十三五’规划，甚至包含一些幽默的内容。这种方式似乎更能深入年轻和时尚群体。”[13]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受众自身的理解能力，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经常被抵抗式解读。例如从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重要战略思想开始，国外就一直将其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为“隐藏我们的才能，以待东山再起的时机”。从美国2000年到2009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韬光养晦”均被翻译成上述表达，严重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重要战略思想和中国话语的理解。一些国外媒体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称为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猜想与恐慌。[14]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等客观因素，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路径探析

如前文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全新的传播语境，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话语传播系统性和力度不足、话语传播平台和传播对象单一以及话语反馈中的抵抗式解读等问题。对此，我们应在话语传播的各环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一)立足新语境，寻求共识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在发展规模、经济水平、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大家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推动本国发展的愿望同样迫切。同时，源自“古丝绸之路”的共同历史经验，相似文化经历和情感体验，为话语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共识基础。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共识，从不同国家的价值体系中寻找与中国声音、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相契合的价值理念，使历史渊源和文化共识成为话语传播的内在动力。

首先，要传播我国的基本国情，表明我国希望与周边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其次，要向其他国家准确传递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目的和意义，强调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既不是“文化渗透”，也不是“文化殖民”，更不是“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建立在平等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上，进行的跨区域、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与各国的合作交往过程中，将中国的好声音传播出去，将中国的好故事讲给各国听，也将中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传播出去。最后，要向受众国家阐释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是顺应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需求，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统筹国内外，加强主体力量

当前，我国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外部挑战和内部制约。从外部来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西方主流媒体获得，而我国媒体在传播信服力上与西方也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从内部看，受媒介发展水平和专业翻译团队建设等因素的限制，中国话语的向外推介力也仍需提高。

因此，在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传播主体力量的构建和丰富。首先，要提高我国媒体的专业采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外语沟通能力，形成一支适应国际传播发展趋势、掌握世界一流传媒技术的媒体队伍，确保在国际公共事务发生的第一线，中国声音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传播。其次，要充分发挥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国际机构、国际人士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对于传播中国话语的重要作用。注重一线话语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定期对文化中心的人员进行培训和管理，及时了解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情况，针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同问题，适时调整传播方案；积极组织选派优秀人才参与国际机构的交流活动，在不同场合积极宣传和传播中国话语；动员和正确引导海外人士主动自觉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

(三)凝炼好内容，丰富话语内涵

长久以来，在西方舆论的笼罩和包围下，“中国威胁论”长期存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并没有得到充分客观的评价。话语内容是话语传播的核心。顺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应当注重传播内容的丰富和深化。

一方面，要凝练话语表达，利用好“关键词”。2014年起，中国外文出版事业发行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等机构，开始将“中国关键词”“中国核心词”等关键词翻译成多国语言，面向全球发布。这些术语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凝炼精准的载体，上承源远深厚的中华文化，下应中国“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让世界快速、准确、具体地了解和接受中国，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很好的话语载体和内容。

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中国话语的品牌产品，在国际传播中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符号。前有“熊猫”“功夫”“灯笼”“旗袍”等中国元素在国际的流行，后有《“十三五”之歌》在Twitter上的广泛传播、《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在欧洲的备受好评。打造话语品牌节目和代表产品，能够提升中国话语的感染力，对加强中国话语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打造多平台，拓宽影响范围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媒介。依托网络平台，信息的传播成本越来越低，时效性越来越强。但通过表1可见，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国媒体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及西方主流媒体，在议题设置频率、传播方式选择、内容感召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多不足。

表1 国际主流社交平台关注用户数量 (单位：万)

因此，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就必须要加强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平台建设。传统媒体应当注重掌握和应用新兴媒介技术，增强中国话语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同时，加快新媒体平台建设，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日常化、形象化、具体化和生活化的传播特点，扩大中国话语的传播范围。另外，现有的互访活动、国际会议、民意机构、政党交往、商贸合作等平台资源，也应该进行系统的整合和重组，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和实施，尽快形成一个多语种、全方位、多层次、传播效率高、影响范围广的话语平台。

(五)提高针对性，增强传播效果

目前，中国话语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反馈机制。首先，要提高对目标国家的认知水平。准确认识我国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心中的认知基础，明晰共同的利益诉求，为话语传播寻找出发点。准确分析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和习俗、宗教、文化等因素，为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提供现实依据，使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够有的放矢、因地制宜，更有针对性。

其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馈管理和应对，及时对传播方案和内容进行解释、调整和再架构，消解来自西方话语的负面影响。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误读，加剧了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防备和恐惧，削弱了中国话语传播的信任基础。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应对预案，通过多媒体平台及时高效地进行澄清和回应，形成一套成熟完备的增信释疑机制，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及时纠偏和正确引导，确保传播的实效性。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更多元、话语内容更丰富、渠道平台更宽阔、目标受众更广泛、接收到的反馈也更即时和复杂。这些新变化对中国话语进行国际传播的规划、实施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媒体，都应充分认识到加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立足中国话语的传播现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共识意义，加强主体力量，丰富话语内涵，拓宽影响范围，增强传播效果，不断提高我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注释：

①由于未找到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独立准确的Instagram认证账号，仅有@afpsport @afpphoto 和@afpentertainment三个相关认证账号，因此这里未列出其关注用户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