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青年的方法

2019-07-19 08:46关伟南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4期
关键词:王蒙

关伟南

摘要:20世纪50年代,王蒙塑造的青年形象体现着革命意识形态的规定。他把青春纳入到以未来为基点的时间结构当中,并试图把青年的革命精神本質化。当对青年的想象与爱情和生活现实并立时,王蒙的本质化书写也出现了裂痕。

关键词:王蒙 青年形象 革命意识形态

当代小说中的青年形象集中体现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寻唤,从《青春万岁》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对青年的想象由于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诸多要求而具备典型的时代内涵。但在文学创作和本真生活之间依然横亘着艺术家的诚实,这使得王蒙笔下自成体系的青年也会显露异质的因素。正如法国批评家马歇雷所说:“任何体系都有其局限性(尤其在丰富的生活现实面前),它是自己的局限性的俘虏。”①在王蒙笔下,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体系时刻承受着某种压力,某种力求本质化却又无法真正本质化的无奈。

一、青春,一种新的时间结构

王蒙笔下的青春具有某种“绝对精神”的特质。在谈到《青春万岁》的创作时,他说:“让青春万岁,当然不是说可以红颜永驻,长生不老。而是说,保持青年人的理想、热情、献身精神和友谊。”这是王蒙对青春的理解,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特质的展现。

通常意义上,人被置于线性时间之下,这种不可逆的时间之流以过去为核心(现在决定未来,过去决定现在)。故而青年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它终将逝去,弥足珍贵。但以现代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社会主义文化则具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时间属性。正如费歇尔所说:“社会主义文学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供关于未来的想象,它要求探求一种人道的世界的可能性,它要求使人在时间机器中做出反抗,而不是在‘命运势力面前投降。”②这里着重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了一种否定的精神力量,显然,这与共和国崭新的时间节点下青年们的激情投射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在王蒙的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时间观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对永恒之物的歌咏。《青春万岁》中,当苏宁拉着杨蔷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呀,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留存”的时候,杨蔷云的回应是:“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③显然,这里的所指不单单是光和热,更是对一种转瞬即逝的美的摒弃。那飞舞的火星还远远构不上青春的象征,因为在王蒙看来,青春不该仅仅是“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青春最大的特征便是永存,它是~种引导人们持续飞升的精神之力,与年龄和时间无关。这种理解与当代中国对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以革命为手段)是高度吻合的,而且在逻辑上也可以互相阐释。一方面,革命的政党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新人”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被许诺一个指向未来的、不断进步的远景;另一方面,青年只有在革命的期许中,才能最大限度上实现自己的意义。青年们只有永远年轻,社会主义“永远革命”的理论才能有所寄托。正如小说中随后出现的场景,学生们高声歌唱着自己的诗篇:

火星飞落,不知道去处,

歌舞匆匆,也有个完了,

而我的诗篇不会结束,

它永生赞颂,一直到老。

我们的青春常在,

我们的青春燃烧,

我们的青春常在,

我们的青春燃烧。

而当晚会结束,苏宁忧伤地说“开营火会是快活的,散会就不了”的时候,杨蔷云的回答是:“它不会散的。”王蒙笔下不会散场的青春并不是一种步入成年之前的自我安慰,它没有丝毫感伤的情调,它被一种昂扬的情绪所裹挟,这份情绪指涉着一种可能性,那是乐观而明媚的未来。一如小说中引用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中的这段话:“也许,你的魅力的整个秘密,并不在乎你能够做到任何事情,而在乎你能够想你做得到任何事情……”

雷蒙·威廉斯在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因素时着重分析了典型性这一因素。他为典型性注入了时间的内涵,他认为:“典型性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发展规律和前景的理解上的。”④而王蒙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具备了社会主义文学所要求的典型性特征,他们既来源于生活,又为读者指引着方向,一种新的时间观之下的战斗方向。

二、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爱情

在集体主义的话语之下,如何处理私人情感是很多“十七年”作家所遇到的问题,王蒙也不例外。当他笔下那些青年们向着革命远景进发的时候,爱情只能是一种潜在的障碍。一方面,王蒙时常奏响青年人的爱情赞歌;另一方面,这些爱情赞歌又总要以某种方式戛然而止。

王蒙在195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春节》。小说中,“我”虽然是向往革命的青年,但在面对好友沈如红时,却时常流露出某种自私的情感。当沈如红的学生们过来看她时,王蒙是这样处理“我”的心理感受的:“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如果说这种略带“个人主义”的诉求还并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当沈如红当着“我”的面夸赞过去的男同学周大个时,“我”的反应就十分明显了,“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试五十分的周大个居然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看来,我只有走了。”在宣扬革命友爱的集体主义话语下,爱情的自私性带来了嫉妒,带来了青年的苦闷,这便是爱情的危险之处,它难以被纳入到革命的体系之中,因为爱情本身就具有一种自足性,它无须借助任何真理便可以完成自己的故事。

那么,王蒙笔下的青年是如何在爱情的暖昧叙事中得到救赎的呢?答案仍然是革命,这一略显牵强甚至于看似无效的话语虽然无法整合爱情,却一定要做出一个力图整合的姿态。王蒙如此反思“我”的痛苦:“生活里常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过于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疼痛了。”在这里,“我”的心疼痛的原因被很巧妙地置换了,一种隐含的因为爱情产生的嫉妒被纳入到革命青年进步与落后的表述之中。

类似的表述,在《青春万岁》中也曾出现。小说中的主人公郑波和杨蔷云,他们在“遭遇”爱情之前都是幸福时代的歌者,凡事先人后己,以集体为重。但在經历爱情之后,他们都陷入了痛苦和迷茫之中。郑波是爱着田林的,王蒙在描写这段爱情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笔墨,当田林问郑波为什么不理他时,郑波这样回答:“‘你说吧,田林,你说得好。她低低地深情地说:‘有你说就够了。我听着,什么都听见了,我爱听。”这种恋人般的甜蜜对白在书中并不少见,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分散郑波注意力的魔咒。结尾处,在郑波写信拒绝田林的爱意时,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我还是个孩子,我的生活还没有开始,田林啊,你说我做什么好呢?我不确定,在未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是去边疆探矿,还是在显微镜下研究花蕊?是穿着白色的医生的服装,还是手拿着板刷擦粉笔?一切都还没肯定,一切都只是准备,再准备,这个时候,我又能肯定什么呢?”在这里,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爱情让位给了具有天然合法性的革命建设。

这种让位是必然的,在这部高扬集体主义的青春小说中,主人公个人主义思想抬头的几处描写无一不是出现在他们的爱情波动之后。热情直率的杨蔷云,更是在与张世群的爱情迷雾之中产生了这样的心理变化:“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对别人的爱简直多得容不下。她总是瞎操心,穷受累。她整天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她没时间送破铁壶去焊,也没有时间去放风筝,她根本无所谓私事,但是,她告诉自己,‘我也需要抚爱,需要关切,我也是软弱的啊。”革命话语在其自身之中无法解决个体情感这一现实问题,因此,在小说中,杨蔷云的爱情结局被处理为一段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式的误会。

三、凡俗世界中的青年

如果说在《青春万岁》和《春节》中,青年虽然遭遇了“恼人”的爱情,却还可以决然抽身的话,那么,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后文简称《组》),凡俗意识对革命信念的冲击开始显影。

在对《组》的回忆中,王蒙谈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他(林震)说的‘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虽然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却也是过分天真的幻想,生活的激流本来不是消过毒的蒸馏水。”⑤一方面,“永远年轻”的青年们要葆有自己革命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要杜绝因为满怀憧憬而把生活简单化。对复杂现实的体认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成功地超越现实?青年们在现实中的困惑是青年自身的问题还是另有原因?这些,王蒙在《组》中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青年形象的内涵又有了更多阐释的可能。

真正的革命者总要因为葆有革命精神而与客观环境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他们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战斗”来改变周围的环境以期某种理想状态的到来。而理想状态最大的特点便是它的非现实性(哪怕它有无限的可能),它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正是革命者革命归宿的落脚点。正因如此,“革命精神是很难被制度化的,革命者的斗争热情与革命政权本身将处于一种悖论的冲突情境”⑥。作为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青年,在工作中四处碰壁的林震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冲突情境中。无论是已“无法为生活所激动”的刘世吾,还是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的韩常新;无论是有“官僚主义”作风的王清泉,还是充满意见的组织委员魏鹤鸣,一切都让林震觉得无所适从。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写道:“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当世俗世界重新侵犯人们的意识,当现实生活的复杂与美好的革命想象发生矛盾,青年便容易陷入迷茫之中。

小说中赵慧文这个人物具有某种中介的性质:一方面,她也同林震一样,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许多东西我看不惯,我给他们提了好多意见”;另一方面,她比林震多了几年的工作经验,虽然可以冷静地观察到种种问题,却终究还是发现自己在和这些问题做斗争时的“力不胜任”。由此,两个人构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情感投射:赵慧文肯定着林震的青春热血,并从林震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追求和向往(渴望功勋、创造、冒险、爱情),而林震则在赵慧文的理解和安慰下看清了现实的复杂,这个大他几岁的女同志成为他在新环境下十分重要的精神依靠。而王蒙在处理二者关系时的笔调,也充满了当年“左翼文学”中“小资产阶级”情爱叙事的味道。如果说《青春万岁》中,杨蔷云在关于爱情的想象中逐渐偏离了“集体主义”的强大话语,那么在《组》中,林震在“集体主义”所处的复杂环境中滑向了爱情。这种双向的背离,说明青年的爱情难以在革命叙事中被本质化,也说明了青年人对革命的美好想象难以在体制化的机构中被本质化。

在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对于强调要区别资产阶级文艺的当代作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法国著名的“西马”批评家勒斐伏尔在《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中就把青年书写的差异作为区分新旧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对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来说,青年不存在象征的意义,它只是带着一些实际的要求,带着青年人比成年人更多的预感而触碰到无尽的可能性。而在旧浪漫主义文学中,青年却在一种逃避困境的感伤中将‘可能与‘不可能的感觉合为一壁。”⑦当然,王蒙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笔下青年的典型性,还在于他写出了青年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所呈现出的更加丰富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未必是外显的,而恰恰是那些隐藏在革命、爱情、工作和生活细节中的可能性更有价值,因为它并不来自任何思想的体系,而是来自理想所承受的压力。

①马歇雷:《列宁——托尔斯泰的批评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

②费歇尔:《上升与没落之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③王蒙:《王蒙文集》,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白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雷蒙·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⑤王蒙:《你为什么写作》,《王蒙文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⑥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丁玲与延安作家的身份冲突》,《当代作家评论》 2004年第3期。

⑦勒斐伏尔:《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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