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后半生心态初探

丁伟

摘要：郑孝胥从晚清臣子甚至是维新志士一步步沦落为我们所熟知的汉奸，这一历程有着历史的必然性。自1 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至1 938年郑孝胥逝世，这段时间是郑孝胥的后半生。考察这段时间郑孝胥诗歌所蕴含的“重九”“夜起”和“王道”三个重要意象，可发现其心态是自然而然发生转变的。理清郑孝胥心态的流变，对理解他的人生历程及清末民初的文人心态有很大作用。

关键词：郑孝胥 后半生心态 重九 夜起 王道

中国近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战火之下中西方各种思潮也在发生激烈地交织碰撞，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态。郑孝胥（ 1860-1938）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是近代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集光环与骂名于一身。辛亥革命前他还是维新变法的进步分子，但随着王朝鼎革，郑孝胥逆历史潮流而上，因逐渐沦落成一个亲日媚日的汉奸而臭名昭著。

郑孝胥这一巨大的身份转变看似矛盾和难以理解，其实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作为宋诗派中闽派的代表诗人，郑孝胥曾写下数十卷的《海藏楼诗集》。本文拟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起至1938年郑孝胥逝世时终①，把郑孝胥后半生这一关键时段里其诗歌“重九”“夜起”和“王道”三个重要意象提煉出来，从文学角度探析郑孝胥后半生的心态流变，以期对他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郑孝胥的重九诗

重九即重阳节，在这一天登高赋诗是历代文人墨客的习惯。郑孝胥一生写下了大量的重九诗，叶参等著《郑孝胥传》附《轶事》云：“先生每岁重九必为诗，且多佳，今集中不尽存矣，世人因称先生为郑重九焉。”⑦他的第一首重九诗作于1889年，那年他三十岁。该年春夏间，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秋间又以中书改官同知，既当盛年又逢仕途得意。其《九日独登清凉山》云：“科头直上翠微亭，吴甸诸峰向我青。新霁云归江浦暗，晓风浪人石头腥。”③可见郑孝胥前半生的第一首重九诗还是很奋发向上的，然而反观郑孝胥的后半生，他所作的重九诗风格与前期就大不相同了。

1898年，郑孝胥从上海北上入都，与谭嗣同同日召对于乾清官，向光绪帝陈练兵策，遂以同知拔擢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郑孝胥的仕途看似顺利，可不久后发生的戊戌政变很快就给他泼上了一盆冷水。《九日虎坊桥新馆独坐偶成》云：“坐觉宫廷成怨府，仍愁江海有羁魂。孤臣泪眼摩还暗，争忍登高望帝阍。”郑孝胥重九登高远眺官门，为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心痛，更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维新志士鸣不平。

自1903年到1905年，郑孝胥以四品京堂由岑春煊保荐受命往龙州督办广西边防，在龙州任上他圆满完成了使命，对此他也是颇为自矜的。但1904年《九日小连城登高》却云：“云树苍苍收百里，洞天郁郁起孤台。”这时已有郁郁不得志之意。1905年《九日不出》更云：“今朝虽重阳，抱膝独不出。此州乃井底，无处见天日。”可见此时的郑孝胥在龙州任上已遇到颇多麻烦，自以为“洗洗乎干城之具”的他认为区区的龙州城束缚住了自己的志向，此时他的内心满是报国无门的政治失意，心态也是很低落的。

1906年至1911年，自龙州辞职后的这几年里，郑孝胥经常居于上海海藏楼，这段时间《海藏楼诗集》里未曾见一首重九诗。1907年四月，郑孝胥授安徽节度使，不久调补广东按察使，均辞之未就。林纾《海藏楼记》亦云：“苏堪（按：郑孝胥的别号）本有自藏之志，依斯楼以终。”④可见在这个阶段郑孝胥是更倾向于归隐江湖的。究其原因，他对光绪无权、慈禧垂帘听政这一混乱的政治局面相当厌恶，1908年赖以效忠的光绪帝驾崩对郑孝胥的心灵冲击更是巨大。此间他罕见地连续七年未作重九诗，很难说不与他对慈禧太后的厌恶和对国事的不满有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郑孝胥效忠的清王朝覆亡了。在1912至1922的这十三年里，郑孝胥以满清移民的身份闲居上海，这时期的重九诗大多抒发亡国之恨以及面对革命党人“横行霸道”却无可奈何的激愤与无奈。1913年《九日病愈出游》云：“郁郁药炉经卷边，偶闻重九意萧然。国亡安用频伤世，病起犹思一仰天。”郑孝胥登高望远满目萧索，亡国之恨加之疾病缠身，其复杂的遗民心态一言难尽，只得仰天长啸。1922年《九日》云：“十年几见海扬尘，犹是登高北望人……枉被人称郑重九，更无豪语压悲辛。”郑孝胥登高北望废帝溥仪，感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十年里自己于皇室无补，甚是悲辛和无可奈何。

自1923年至1938年逝世，郑孝胥几乎一直陪伴在幼主溥仪身边。这十六年是郑孝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依次担任过内务府总理大臣、侍讲、“军政部文教部总长”直至最后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但即使逐渐向核心权力层靠拢，郑孝胥这时的重九诗抒发的仍旧是愤懑和不平。1925年《九日天津公园登高复过李公祠》云：“兵戈豺虎天休问，羁绁君臣世所轻。”郑孝胥此年同废帝溥仪出居天津张园奉命侍讲，重阳登高感慨于君臣二人无家可归、无国可依的凄惨境遇。1934年伪帝即位，改元康德，郑孝胥始出任“国务总理大臣”，此年所作《九日》云：“晚倚无闾看禹域，端迥绝漠作神京。探囊余智应将尽，却笑南归计未成。”可见即使在伪满洲国成立，伪帝溥仪即皇帝位之后，郑孝胥心中的块垒也并未消除，因为心中的南归以复辟清王朝的梦想并未实现。1937年所作的《九日快晴》是郑孝胥一生中最后一首重九诗，诗云：“一呼定有人天应，九数旋占剥复成。谁料诗翁犹健在，暮年袖手看澄清。”伪满洲国并没有也不可能为郑孝胥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里曾披露：“郑孝胥是被关东军给撵下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连回北京西城自己的故宅去住，也竞自遭到关东军的多方刁难，终至悒悒而死。”⑤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为执行罪恶的侵华政策而扶持的傀儡政权，郑孝胥等人只不过是执行政策的机器，在这样的情境下登高远望，所看到的也只能是“袖手旁观”式的孤独无奈和对中原的俯视与憧憬罢了。

对于重阳登高望远的人来说，视线愈望愈远，眼前的景物也由清晰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远景所带来的陌生感和无力掌控感自然而然地就会和这个人已有的生命体验产生影响乃至共鸣。这时候登高望远所产生的思绪往往也就是思考人或物的命运和未来了，故登高所作能反映一个诗人对现实看法的真实心态。郑孝胥一生的几次重大人生抉择都集中在他的后半生，纵观他后半生的重九诗可以发现，虽然这些诗歌跨越了整整三十七年，之间也发生了诸多近代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件，但这些重九诗却都蕴含着一个极其相似的精神内核：或报国无门或尽忠无主，同时这些诗所抒发的情感也大都是感时伤世的不平乃至激愤。这也难怪叶玉麟在《郑孝胥传》中，认为郑孝胥的重九诗“练萧憀愤恨之气，以平淡语纡折出之”了。

二、郑孝胥的夜起诗

除了几乎每年必做的重九诗外，郑孝胥还写下了数量颇丰的夜起诗，由于不似重九诗那般受時间和地点的限制，夜起诗的数量相当可观。叶参等著《郑孝胥传》附《轶事》言：“先生生平，自奉简朴，其暮年生活犹有规则……所谓戌时（按：午后九时）就寝，丑时（按：午前三时）起床，盖纪实也。”在《郑孝胥日记》里，他也曾自述：“吾自辛亥至今二十二年，半夜即起，坐以待旦。”⑥

郑孝胥自述其夜起始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其实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郑孝胥也曾写过大量与“夜起”有关的诗，兹不妨将辛亥革命前称之为夜起诗的“自发阶段”，将辛亥革命后称之为郑孝胥夜起诗的“自觉阶段”。下面笔者便就其夜起诗作一个考察。

夜起诗的“自发阶段”是指郑孝胥仅仅书写夜起这一生活习惯，并未赋予其抽象化意义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最早可追溯到1890年。该年《海藏楼诗集》里已经集中出现了三首“夜坐诗”，对此暂不深论。以下主要探析郑孝胥后半生的夜起诗。

1898年至1911年，是郑孝胥后半生夜起诗的“自发阶段”。1900年所作《夜起》是郑孝胥后半生第一首夜起诗，诗云：“林杪春江月上时，楼中清影久参差。四更欲尽五更转，犹有幽人恋夜迟。”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不满慈禧垂帘听政，郑孝胥乞假寓居汉口，此诗可见其心情颇沉郁，很有“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1901年所作《四月二十日夜起》距“庚子国变”结束尚不到一年，诗云：“故里欲归真自誷，幽忧为疾独难禁。好怀不惜销沉尽，那向人间罪陆沉。”“庚子国变”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狩”，这使得郑孝胥义愤填膺，此首夜起诗郑孝胥忧思难禁也就好理解了。

1910年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最后一年，此年所作《六月二十一日夜起》中郑孝胥对满清王朝病人膏肓早已不可救药的现实已有所察觉，诗云：“草草随残劫，纷纷谁长雄？死棋聊插手，吾道若为东。”可见郑孝胥此时不再仅仅是抒发一己之忧思了，他不再袖手旁观，针对这个没落的王朝已经有救亡的行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十多年里，郑孝胥远离核心权力层，基本处于沉居下僚的状态，他曾在偏远的龙州戍边，对于朝廷授受的安徽和广东两省的按察使也是辞之不就，但郑孝胥并非真的自甘归隐。“1905年11月郑孝胥回到上海，立即与主张立宪的张謇连日会面，除了叙说别情，立宪运动自然是他们的重要话题”⑦，如在清末最后三年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中，郑孝胥在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的任上干了三年。又如1910年1月9日郑孝胥辞去会长的职务，自奉天至天津，专议锦瑷铁路事宜。可见郑孝胥对国事孰轻孰重是有抉择的，在8月28日与锡良的谈话中，郑孝胥明确说：“余谓救亡之策在锦瑷铁路，请速奏。”⑧郑孝胥把修锦瑷铁路和救亡紧紧联系了起来。

自1911年辛亥革命时起至1938年郑孝胥逝世时终，这是郑孝胥明确承认的夜起时间，现称其为夜起诗的“自觉阶段”。“自觉阶段”里的夜起诗已不仅仅是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客观书写，这个阶段郑孝胥已经把“夜起”抽象化为一个欲谋求复辟的意象。这在上述的“自发阶段”末期已露端倪，在夜起诗的“自觉阶段”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室名的命名，1925年郑孝胥随废帝溥仪出居天津张园，号所居为“夜起庵”，并作《夜起庵赋》，其序日：“予戌而寝，丑而兴，岁一星矣。乙丑孟秋，赁宅依于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夜起庵且赋之。”⑨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郑孝胥任“国务总理”，此年所作《杂诗-其七》云：“廿年夜起迹堪寻，习苦如忘老渐侵。冲雨冲风浑不避，一生吃著那关心。”同年所作《旅顺杂诗》其一其三亦云：“廿年热血心头贮，犹向寒宵作怒潮。”“七十老翁闲抱膝，思量次第便收京。”从1932年前推二十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1912年，两组诗联系起来考察，郑孝胥自觉地把“夜起”追溯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点上，并赋予其复辟旧王朝的具体内涵就显露无遗了。此后的夜起诗里郑孝胥也多次自觉地把“夜起”和复辟联系起来，在此不再赘述。

漫漫长夜独自起床，面对窗外黑暗的世界，人很容易生发出“举世皆醉我独醒”的茫然无依感，而郑孝胥又不甘屈居下僚而无所作为，所以他便赋予“夜起”以反抗民国、复辟皇权的新内涵，以闻鸡起舞式的“夜起”寄寓政治理想、勉励政治行动，这也是其夜起诗的精神内核。

三、郑孝胥的王道诗

郑孝胥后半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夜起背后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作支撑，这点在上节的夜起诗里已经详细论述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政治局面的变动，郑孝胥的思想心态也是不断演进的，这种演进表现在诗歌上就是“王道”字眼的出现，“王道”二字回答了夜起之后郑孝胥要干些什么的问题。不妨把阐发郑孝胥王道思想的诗称为王道诗，下面便就此类诗歌做一番探讨。

“在郑孝胥早年的科举答卷之中就有其早期对于王道的理解，他大谈王道之说，包括‘内圣‘外王等内容。”⑩其实在其诗歌中“王道”二字还未明确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读出王道思想的萌芽。

1908年光绪帝驾崩，郑孝胥作《高楼侨居歇浦戊申小春适鼎湖》组诗，其一云：“虚传杜宇魂，宁闻帝子更沉冤。”其二云：“戊戌销沉庚子来，种因得果更谁哀。”此诗写出了郑孝胥怜悯亡帝、愤恨慈禧的鲜明态度，诗中还认为“庚子国变”的直接原因是皇帝无权而导致的变法失败，正因为皇帝不尊，国家才会出现灾祸。郑孝胥自称此诗为“啼血之作”，足可见其拥护皇权的决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郑孝胥愤恨交加写下《续海藏楼杂诗》，其四十二云：“名教已扫地，何人能维持？……徐行万马中，舍我噫其谁？”自汉代开始，儒家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一直是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此诗中郑孝胥面对辛亥革命后纲常扫地的现实，发出了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呼声。所以在1930年的《杂诗》里郑孝胥说：“山河不难越，妖乱可飞度。”在郑孝胥眼里，辛亥革命把几千年来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纲常伦理践踏在脚下。正如《郑孝胥前半生评传》所言，在郑孝胥看来，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一些国学根底不够深厚的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人搞起来的”。

1932年，郑孝胥等人与日本勾结策划已久的伪满洲国成立，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他的王道思想也终于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在该年所作《十一月四日始乘飛机》一诗中，“王道”一词在其诗歌中首次出现，“王道信荡荡，请观行同伦”，这也是王道诗结束萌芽状态后的正式发端。1933年郑孝胥更是写了直接题为《王道》的组诗，其二云：“妖乱相寻二十载，弃礼蔑义逮今日。哀之不若使身受，其气既馁将自失。王道荡荡天所开，舍是安归必无术。老夫何异马识途，却指夷涂待豪杰。”郑孝胥以“老马”自许，他笃信王道思想对于匡正礼义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王道才是伪满洲国治国安邦的正途。

1934年伪帝溥仪即伪满洲国皇帝位，郑孝胥在一组王道诗里阐发了王道思想的内涵，即《正月十六日奉皇帝即位于新京郊天礼成改元康德》，此诗其一云：“三王家天下，传子以相继。秦政称一统，二世至万世。生民立之君，道在仁与义。仁义自无征，岂为一家计。”其二云：“夏后厄有穷，中绝四十载。吾皇归满洲，二年定辽海。”由这组王道诗可见，郑孝胥的王道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保存帝制、恢复上古先王之治，在文化上表现为以儒家传统的仁义观治国安民，这与古代传统“王道”的“内圣外王”理论也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王道”的具体内涵，郑孝胥在日记里也有披露。1934年1月25日的《郑孝胥日记》记载：“日、满新闻记者三十余人来见，询改变国体之宗旨及满洲行政之策;答以帝制为宗旨，王道为政策。”（11）1934年11月1日的《郑孝胥日记》亦言：“为言满洲国今已抱定本位：以皇帝为政治之本位，以孔子为文化之本位，将建此旗帜以指挥于世界。”（12）在此郑孝胥已经明确提出王道思想的精神内核，即在政治上保存帝制，在文化上恢复自孔子以来的传统儒教伦理思想，即“帝制为体，王道为用”，这可与其王道诗相互印证。

郑孝胥对自己的一套王道理论坚信不疑，1935年所作《九原》诗中“王室中兴岂妄然，待时未可议南辕”足可见其磐石般的意志。不久郑孝胥辞去“国务总理大臣”之职，移居柳条路新宅，杜门谢客，但即使闲居他也仍未抛弃力行王道之志。1936年，郑孝胥作《与陈仁先傅治薌徐愈会饮》，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王道诗里仍言：“杜门谢客忽经年，王道兴衰岂偶然。”

说到郑孝胥的王道诗，总避不开他与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在表达王道理想的诗中，郑孝胥亦经常表达对日本的态度。1928年郑孝胥与长子郑垂东渡日本，在《近卫文磨公爵招宴》中言：“义士忠臣道在东，神州端与陆沉同。”可见郑孝胥十分推崇明治维新后仍保留天皇制得以富强的日本，认为日本是中国应该借鉴的政治榜样。1935年所作《新邑》亦言：“党人朕很绝无顾，意轻死灰不复燃……东来二帝更携手，此辈眩伏将何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932年，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也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伪满洲国建立，郑孝胥非但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本质，反而逆时代潮流而上，妄图依附日本，通过“二帝携手”来灭亡民国，以继续推进自己的王道主张。

当然，在伪满洲国框架下践行的王道思想不会如郑孝胥所愿真能恢复礼义从而复辟皇权。王道思想反而被日本侵略者利用，借以麻痹反抗，美化侵略罪行。在当时，鲁迅先生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王道诗话》中鲁迅指出“日本只是借用‘王道之名来掩盖自己的侵略罪名”（13）。果然就在郑孝胥逝世的几年后，王道就不再是伪满洲国的统治思想，《我的前半生》记载日本侵略者“更诌出了所谓‘唯神之道，作为汉奸政权对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进行奴化教育的攻心手段”，郑孝胥所笃信的王道思想早已被扔在一边了。

结语

现实往往会触动诗人的内心，从而引发情感的真实流露，通过解读诗人的诗歌意象及其所蕴含的内在情感可以清楚地明晰诗人的心态变化。郑孝胥后半生的诗歌书写跨越了近代一段波谲云诡的动荡期，他亲历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近代史上诸如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伪满”建立乃至抗日战争爆发的诸多重大事变，从他这一阶段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他后半生的心态嬗变。总结来说，郑孝胥后半生的心态流变经历了从“重九诗的愤懑不平”到“夜起诗的不甘沉沦”再到“王道诗的有所行动”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分割的，而是逐渐演进甚至有时还是相互渗透的。

在传统儒家伦理纲常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郑孝胥，作为满清遗老，他虽然反对辛亥革命，甚至愚昧地不惜借助外国势力来扑灭民国复辟清朝，但他所复辟的已不仅是单纯的清王朝，王朝背后有他力图恢复的统治秩序和社会道统。从这个角度来说，郑孝胥已不仅是传统的“王朝遗老”，他身上更带有“文化遗老”的意味。这也是近代以来“旧道德”被推翻，“新道德”尚未建立之际郑孝胥的文化思考，而新旧文化如何共存的问题即使在当今也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当然，郑孝胥没有看清浩浩荡荡的历史必然趋势，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来维护他心中的王道，这也就背离了儒家原旨，走向了极端，使他背上了卖国汉奸的骂名。通过以其诗歌来探讨郑孝胥后半生的心态嬗变，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政治坚守和文化选择，这对我们当下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①即从郑孝胥三十八岁时起至七十八岁时终。鉴于郑孝胥一生心态存在较大反差，故把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对照作为晚清臣子的心态平稳期和逐渐沦为汉奸的心态流变期，这对阐释和理解他的心态演变很有必要。

②叶参等：《郑孝胥传》，上海书店1989年版。

③郑孝胥：《海藏楼诗集》，黄坤、杨晓波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④林纾：《海藏楼记》，见《海藏楼诗集》附录三《（海藏楼诗）各家评论摘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9页。

⑤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1年版。

⑥（11）（1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68页，第2504页，第2554页。

⑦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⑧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72- 1273页。

⑨此赋《海藏楼诗集》未收，现据郑孝胥书法作品辑录。

⑩赵秋萍：《试论郑孝胥的王道思想》，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第17页。

（13）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见《鲁迅全集》（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