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沉浮的启示

雷墨

贸易的历史很长，自由贸易的历史却很短。18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放大了对“贸易”的需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论证了“自由”的好处，“自由贸易”才成了此后200多年里经济学上的正统学说。

但正统学说并不等同于主流现实。法国经济史学家保罗·巴洛赫曾说，历史地看，自由贸易是例外，保护主义才是常态。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和美国，都曾多次竖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于国际贸易秩序的主导者来说，贸易是否应该自由，并非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尤其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国际贸易再次站到了历史关口。但这一次，仅从历史很难再看清未来的轮廓。英美主导国际贸易秩序的历史，也是西方世界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历史。这次自由贸易的命运转折，发生在西方不再拥有绝对优势，而且内部分化明显的背景下。

历史沉浮

英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先驱，与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催生的巨大产能直接相关。但自由贸易从理念到实践，经历了约100年。1860年，在英国主导下，英法签署《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这个条约的意义在于，它是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首次以条约的形式确立的带有现代自由贸易特征的制度性安排。该条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贸易优惠条件的非排他性，与此前主流的、只在成员国之间自由贸易的关税同盟，存在本质的不同。

此后直到19世纪末，欧洲大陆关税逐步下降，出现了一段自由贸易的活跃期。那段时期，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搭上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班车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是自由贸易在欧洲大陆扩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初直到30年代大萧条前，欧洲国家间虽不乏相互加征关税的行为，但总体上维持了相对自由的贸易态势。根据巴洛赫的研究，1913年至1927年，欧洲大陆的平均关税仅从24.6%微增至24.9%。这与19世纪中期以前动辄50%以上，甚至100%的关税相比，已经大幅下降。

为何“保护”能造就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美国，具备所有欧洲工业国都不拥有的独特优势，即丰富的资源、充裕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那时，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问题国家”是美国。在欧洲大幅降低关税的同时，美国却维持着高额关税。英法签署《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第二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加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出于保护国内新生制造业的考虑，美国国会通过关税法案，把进口关税长期维持在50%左右。那时美国的高关税，在欧洲人眼中是个“另类”，美国因此多次遭遇欧洲对其发起的关税战。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腾飞期，正是南北战争之后。为何“保护”能造就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美国，具备所有欧洲工业国都不拥有的独特优势，即丰富的资源、充裕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根据相关数据，1879年至1913年，欧洲“流失”了13%的勞动力人口，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当时被称为“新世界”的美国。

贸易的“自由”与“不自由”，几乎在同一时期成就了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在1913年一战爆发前，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开始面临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所以在一战后的秩序安排上，美国的威尔逊政府提出了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等自由贸易的诉求。但当时的美国在政治上还未做好“走出北美”的准备，经济上的紧迫性也没那么强。大萧条前的1929年，美国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到10%（2018年这一比例是27%）。

转折点出现在1930年。为了应对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英国凭借残存的帝国影响力，在1932年建立了“帝国特惠制”，即英联邦国家之间减免关税，对外则统一征收高关税。这种退回到关税同盟时代的保护主义做法，遭到了经济实力已远超英国但没有殖民地可做依托的美国的反对。两年后的1934年，美国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主张无歧视、非排他的贸易政策。

自此，美国正式从英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二战后的秩序崩塌，把美国推向了历史前台。在美国主导下，关贸总协定在1947年签署。这个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主要宗旨的多边协议，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国际贸易自由化主流方向的地位。1994年至2018年，世界范围内双边、多边自贸协定的数量，从44个增加到291个。目前世界上每一个经济体，都签署了至少一个自贸协定。

现实挑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重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既没有引发国家间竞相加征关税的现象，也没有引起人们对保护主义的担忧，反而是国际协调让世界经济止跌回升。直到8年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才成了一个现实存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源于市场机制的非理性，如果说是华尔街的无心之过，那么这两年的贸易战则是华盛顿刻意为之。

美国对国际贸易态度的变化，其影响无疑是非常深远的。美国学者斯蒂芬·克莱斯勒在《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结构》一文中，通过分析工业革命以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后得出结论：世界主导国家对国际贸易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处于上升期过程中。“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利益和资源，去创造一个低关税率、高贸易额、少区域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结构。”

克莱斯勒的这个结论，很符合曾经的英国，更契合二战后的美国。但从工业革命以后的国际贸易历史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主导国实力衰落或遭遇挑战时，它会本能地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用1932年的“帝国特惠制”演绎了这个逻辑。如今的特朗普政府，似乎也在重现这个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贸易史中衍生出的这个逻辑，本身就是未来自由贸易趋势面临的一大挑战。

目前美国实力的衰落程度远不及当年的英国，这意味着它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影响会远超当年的英国。美国的“影响”会把国际贸易引向更多的“自由”，还是更多的“保护”，目前来看似乎不是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作为二战后自由贸易的旗手，美国在里根、小布什与奥巴马政府时期，都出台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与这些总统把保护主义作为“政治工具”不同，特朗普将其视为“政治信仰”。他对高关税的偏爱，对贸易赤字的仇视，在美国政治中即便还不是主流，也不再像此前那样边缘。

在主导国实力衰落或遭遇挑战时，它会本能地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用1932年的“帝国特惠制”演绎了这个逻辑。如今的特朗普政府，似乎也在重现这个逻辑。

“我们一定要留意，从陌生人那里购买的东西不能多于我们卖给他们的东西，否则我们会让自己陷入贫困，让那些人变得富有。”16世纪英国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这句重商主义名言，在500年后遇到了“知音”，足以提醒世人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近。如果考虑到主导国对国际贸易秩序影响的历史逻辑，那这样的“近距离”足以引发国际社会对自由贸易未来的担忧。

特朗普的“贸易观”能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得分，与其在经济上是否站得住脚关系不大，关键是呼应了美国社会的情绪。根据美国皮尤中心2014年的一份报告，1983年至2013年间，收入位居后33%的美国人财富呈下降趋势，位于中间部分的46%人群财富停滞不前，而位于前列22%的人群财富却上涨了两倍。这种财富分化现象是多年累积的结果，意味着它在较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美国政治土壤的一部分。

多数人没有“获得感”所引发的不满，很容易被政治操弄为对国际贸易的不满。科技的发展加速财富的分化是一个常识，但把这种分化归咎于新科技太“抽象”，怪罪于贸易协议却很“具体”，能成为很好的选举政治筹码。所以，特朗普声称要重新谈判所有贸易協议，借口不公平贸易发起贸易战，甚至威胁退出世贸组织，在国内都没有遭到太大的政治阻力。而且，某些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财富分化以及相应的政治变化，所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世界并不孤单。

演化方向

历史地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时，在国际层面有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签署，在区域层面有1951年欧洲煤钢联营（欧盟的源头）的成立。如果历史足以借鉴，那么目前正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会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推动力。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国际贸易秩序依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成了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如果美国继续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那么今年12月以后，该机构将仅剩一位大法官，无法再对国际贸易争端做出裁决。与关贸总协定时期相比，世贸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对贸易争端的裁决被赋予了国际法效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世贸组织如何改革，特朗普政府让其继续拥有那种权力的可能性都不大。也就是说，美国很可能将国际贸易秩序推回到“前世贸组织时代”—贸易争端主要通过双边外交解决。

不过，即便特朗普政府最终瓦解世贸组织的仲裁权力，那也不意味着国际贸易进入强权即公理的“霍布斯状态”。自由贸易趋势在全球层面减缓，在区域层面却在加速。今年7月7日，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成立，成为世界上首个涵盖整个大陆的自贸区。分量更重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很可能在今年年底结束谈判。此前美国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日本的主导下已于去年获得签署并生效。

如果美国继续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那么今年12月以后，该机构将仅剩一位大法官，无法再对国际贸易争端做出裁决。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的动力并没有减弱，只不过是“下沉”到了区域层面。区域融合很可能是未来国际贸易秩序演化的重要方向。《经济学人》杂志今年1月的文章提到，十年前，亚洲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亚洲内部的仅占1/3，如今这一比例是50%。过去十年里，欧洲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欧洲内部的占比增加到60%。而且，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其跨国公司与美国市场的联系都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减弱。

这又引申出国际贸易秩序演化的另一个特征，即在国际贸易秩序的书写中，美国的角色不再不可或缺。特朗普在挥舞关税大棒后，希望其他国家排着队与美国谈贸易协定，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不仅区域内自贸协定在“自我生长”，跨区域自贸协定也在绕着美国走。6月28日，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宣布达成自贸协定共识。今年2月，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