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归来？

何焰

中国的乐队落寞太久了。

一声狠狠的拨弦，吉他声如洪水倒灌，爱奇艺一档“S级投入”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在2019年5月25日开播。

但参与的31支乐队相互观望，心里没底。节目赛程过半，“中国第一女鼓手”—8强乐队排名第一的刺猬乐队成员石璐隔着镜头问节目组，“乐队的夏天真的会来吗？”

眼睛里又看见了一点儿光。

“饥饿艺术家”

流行歌手富起来了，民谣歌手富起来了，唱跳歌手富起来了，嘻哈歌手也富起来了，中国摇滚歌手和他们的乐队们，却还是和二三十年前一样的贫穷。

20世纪90年代，黑豹乐队的吉他手李彤在公司门外吃拉面，因为服务员少盛了一点，立刻跟人吵起来。2019年，Click#15乐队的键盘手杨策因为30元钱的场地费，跟人讲价，“刷我面儿”。

Funk是摇滚乐的一种风格类型，Click#15，自称“中国最好Funk乐队”的年轻组合。主唱Ricky说：“我做音乐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靠音乐赚过钱。”这两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参加《乐队的夏天》节目的前一个月，音乐收入为0，一整年平均下来，每个月收入约是1000元。

在真实生活中，当梦想与生存发生冲突，已经具化到了一口饱饭、一次排练机会的地步时，人就被命运紧紧地扼住了喉咙。“好的乐队特别多，境遇好的乐队不多。”新裤子乐队的主唱彭磊说。

这也是当下中国摇滚乐队的现状。

有人统计过，参加《乐队的夏天》的乐队成员，在音乐以外大多都有自己的主要职业，乐队反而是副业，“因为光做乐队养不活自己” 。而做乐队的这群人，既然大多可以有体面的主业，那就不是生来贫穷。

他们是因为搞摇滚才穷。这仿佛是一个奇怪的摇滚圈诅咒，20多年来，大多数的摇滚乐队“红”不了，不放弃音乐理想的人，就可能永远也过不上好生活。

刺猬乐队决定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主唱赵子健的爸爸问儿子：“你又要辞职啦？”赵子健是一位“996”的程序员，每一次乐队要巡演和长时间排练，他都要辞职，因为公司不允许长时间请假，只能等演完了再去找一份新的工作，这一次，当然也无例外。

人近中年，他的同龄人大多成了中层管理者，而赵子健为了音乐一次又一次地辞职后，也没有因为音乐发什么大财，反而在生活中，比普通人显得还要平凡。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但还有些乐队坚持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摇滚乐又自顾自吸引了一些新人。节目里31支乐队，大家喜欢、坚持做乐队的理由，无外乎两种：纯粹地喜欢音乐、喜欢摇滚乐，或者只是心里苦闷，有话要说，摇滚是他们的“手枪”。

“Click#15是一个梦想，一个幻想。可能行……”两位成员对视了一下，一个眼神交流，才点头继续说丧气的话。“……可能不太行。但大家想坚持一下。”

杨策个性内向，不爱说话，但键盘技术在全国乐队中都是顶尖的。他告诉节目组，只有在键盘上的时候，他才是杨策，平时的自己都不能算是个“人”。

而新裤子乐队的彭磊说，“所有人组乐队都不是为了开心，都好像有什么话想说，说不出去；有压抑埋在心里，想有一个出口。”

他们是第二种，是因为“不高兴”才一起玩乐队的。

而组了乐队，再穷也不离开的人，是因为摇滚乐给他们一种无法从他处感受的生命体验，甚至于一种生理上的快感，用石璐的话说，“这么多年的愤怒和压抑终于有地儿释放了”。

摇滚乐的愤怒，是骨子里附着的。

他们是因为搞摇滚才穷。这仿佛是一个奇怪的摇滚圈诅咒，20多年来，大多数的摇滚乐队“红”不了，不放弃音乐理想的人，就可能永远也过不上好生活。

从1986年开始，崔健一声怒吼“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唱出了走过“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代70后的共同迷茫。《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从初生就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反抗啊，反抗一切叫人丢失自己的东西。

没有其他的任何一种音乐，在听到的第一瞬间会叫人把自己的衣服撕碎，狂奔、流泪，只有摇滚。但在最火的黃金年代，摇滚乐队也是最不愿意任由商业驱使的一种音乐形式。

二三十年过去了，乐队来了又走，换了一批，但摇滚乐队还是“不配合”，歌迷们还是难伺候。

《乐队的夏天》作为一个音乐比赛综艺，节目里没有设置“导师”，也没有“粉丝”，统一只叫“乐迷”。参赛乐队每一个都挺直了腰板儿和人说话，不管对方是高晓松、马东、老狼，还是吴青峰。盘尼西林在演唱《雨夜曼彻斯特》的时候，高晓松给他们一个歌词上的建议，他们表示感谢。“他的建议可能好，但我不会改。”而节目的制片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是随时会被歌迷们骂一个狗血淋头，比如“什么是朋克”的小科普。

即使一些人随时要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帮搞乐队的人，还是自命不凡，还是躁动不安，以至于资本和综艺导演走到面前来，对着他们摩拳擦掌，也不敢过分妄动。

马东在筹划《乐队的夏天》的时候，老搭档高晓松对他说：“你要捅马蜂窝。”

无关摇滚

“复兴中国摇滚”，可能是公众对《乐队的夏天》最大的误解。

一些人对其寄予厚望。

第一期开播，臧鸿飞发微博说：“三十年了，音乐圈欠摇滚乐一个和所有人公平竞争的舞台，今天可能机会来了。”他是国内知名的摇滚乐队键盘手，也是《奇葩说》的选手。

但复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使命。商业有商业的逻辑，他们关心的是，这帮乐队的节目会不会有人喜欢看，能不能赚钱。

为什么资本这一次又走到了乐队的面前？

因为民间的“艺术家”资源是有限的。国内的歌手选秀节目做了十余年，如今再难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面孔出现，国内歌手整体的自然成长速度根本赶不上综艺节目的收割速度，剩下的人们不是尚且稚嫩，就是实在平庸，再也轻易薅不出一群草根“天才”来成就综艺平台。于是，他们不得不向其他的领域扩散。

“所有的爆款都产生在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创新领域”，这是爱奇艺CEO龚宇说过的话。

《奇葩说》刮起了辩论风潮，让一众素人成为身价百万甚至千万的辩论明星；《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让嘻哈说唱音乐从地下走到台前，引导大众潮流；《这就是街舞》，也让舞蹈竞技从专业比赛走到一般青年人的视线中来，舞者受到追捧、喜爱。任何一个被市场选中的群体，被开发，就是被镀上了一层黄金。他们与资本相互成就，从此命运开始发生转变。

而乐队，或者干脆说是摇滚乐队，是2019年被选中的人。

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形式，都逃不脱被商业开发的命运，而乐队，是一座因为长期的不合作态度、天生的折腾气质，各种客观原因，而被隐藏起来的富矿。

它所背负的精神“枷锁”，它在20世纪90年代如烟火般“巅峰即终结”的戏剧性绚烂，它强烈的性格，因为理想、热爱、生存而纠缠的一种“非典型亲密关系”，它潜藏了近30年而被一些商业潮流淹没的好作品，独特又真实，震慑门外汉。“这里有热闹可以看。”

没有其他的任何一種音乐，在听到的第一瞬间会叫人把自己的衣服撕碎，狂奔、流泪，只有摇滚。

而这批“被选中”的看似准备合作的摇滚歌手们，他们不是节目的“消费品”。因为他们不是来《乐队的夏天》实现理想的，也不会来节目里寻找摇滚精神。他们有没有摇滚精神，不是这个节目可以左右的，靠作品说话。

大家都很坦白。

彭磊就是想来节目里涨点粉。石璐说，起码想进前8强，因为节目组承诺会给8强乐队一个巡演机会。石璐家境不错，有一个做生意的爸爸，但除了乐队没有工作，是一个单亲妈妈。而Click#15，他们承诺用这次综艺给自己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这回不火，路可能要到头了。”

还有一些新秀的青年乐队，斯斯与帆、九连真人，一些市场不错的乐队，痛仰乐队、海龟先生、盘尼西林……大多数乐队，他们心里一方面存有一丝希望，但更多成分，只是“来看看的”。

《乐队的夏天》是一个隐晦的比赛。

如果满分100，它是一个“70分综艺”。从商业角度上来说，它没有做“满”。尤其是相比于“隔壁”的说唱、街舞节目，它的气氛显得过分温情，比赛环节不太激烈，剧组也没有设置什么套路，所以第一集开播，大家说它“不精彩”。但随着录制的推进，它的豆瓣评分逐步升高。观众们开始看进去了，接受这个节目里的“平视”和“常态”。

选手平视明星“大乐迷”、乐队呈现自在的常态，在综艺里都是比较少见的。

而从乐队来讲，一个参与者平均年龄35+的原创音乐综艺节目，大家都太成熟了，以至于不再轻易诉说理想和愤怒，碰到节目组较为严格的比赛设置，面孔乐队成员会说：“我们这个年纪，不是出来拼的。”

面孔是个和黑豹乐队、唐朝乐队同期的老炮儿乐队，贝斯手欧洋见证过1994年“魔岩三杰”香港红磡演唱会的绝对高光时刻。窦唯在台上吹笛子，何勇唱《钟鼓楼》，张楚马上又要上场。王菲、香港四大天王坐在台下看，同样热爱摇滚的黄秋生，撕碎了衣服，满场狂奔。

如果乐队的境遇可以分为春夏秋冬，那么节目上，大部分的乐队一定不是“在夏天”的状态了，因为他们不喷薄了，大家心里都清楚，热辣而无望的摇滚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但有趣的是，乐队们在每期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会二三十人挤到一个酒店标间里，自己开party，聊天，度过真正的“乐队的夏天”。

他们在节目的镜头前不谈理想，但不是没有理想。如果担心商业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作品和情感永远是真的，他们以此示人，以此交流。

总有快40岁的中年乐队成员，一个个少言寡语，坐在第二现场，看到每一场表演都哭。

夏天会来吗

肯定是心存一些希望的，既然乐队的香火还在。

市场仿佛被打开了一个新的口子，一个比live house和音乐节更大众的媒介将乐队带到了前台，通过网络传递到了更多人的眼里。

人们终于可以开始为乐队花钱了，很多过去不听、不懂乐队的人，如今也蜂拥进乐队的歌迷群、live house和音乐节里。

Click#15演出的门票销售一空，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被买走版权，彭磊的微博粉丝变成了20万，关于他的朋友圈往事成了“网文爆款”。

吸聚来的人中，不仅是“乐迷”，还有“粉丝”。这是不可避免的。

“粉丝”的到来，既是乐队的机遇，也是某种危险的伏笔。在今天的流行文化生态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同时，又想要免于被粉丝文化侵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乐队成员们表现得相对轻松，他们面前大多有首要问题和次要问题需要解决，生存或许是首位的，商业对摇滚精神的入侵，起码目前还不太明显。而以赵子健的话来说，人在不同的状态下作品肯定也会发生变化，但“走到哪算哪”。

关于摇滚的纯洁性争论，向来有之。最早是问他们“地下不地下”，后来问“流行不流行”，现在问你“参加不参加综艺”，这是一条鄙视链，地下的、小众的、抵制大众化的摇滚，才是最好的摇滚。

尤其是一些土著乐迷，或者乐评人，时时刻刻在担心，摇滚乐队被资本和五光十色腐蚀，忘了自己是谁。

在《乐队的夏天》录制现场，“专业乐迷”刘阳子，《VICE中国》主编，和大张伟吵了起来，关于摇滚乐“破圈”的事。

如果乐队的境遇可以分为春夏秋冬，那么节目上，大部分的乐队一定不是“在夏天”的状态了，因为他们不喷薄了，大家心里都清楚，热辣而无望的摇滚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旅行团乐队与女团成员周洁琼合作，是摇滚乐“破了圈”，还是这些乐队“忘了自己是谁”？

网络舆论中其实也在吵，《乐队的夏天》“破圈”了吗？摇滚走到大众的面前了吗？摇滚乐和综艺合作，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

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国的摇滚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历史沿袭下来的精神包袱太重了。但沒有人说这样的各种质疑不对，因为摇滚就是这样的，他们时刻给自己找麻烦。

确定的一点是，音乐总是存在精神的，无论乐队自身承认是否，无非是不同的乐队，对精神的理解和表现有所不同。既然还有乐队以沿袭，或是反叛的姿态活着，继续产出好的摇滚作品，发出质疑，那么摇滚精神就还没死透。

摇滚乐队当然不是统一的，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时代赋予的，逐渐也是地域的。80后的摇滚乐队觉得崔健和汪峰太苦，90后的摇滚乐队又觉得80后乐队太土，00后的乐队还在路上，正在生发。过去只有北京有摇滚，其他地方都是沙漠，而如今，全国各个城市的live house里，甚至客家小镇都有乐队走出来。

旧的乐队“死”了，新的乐队来。这在摇滚圈不是太可惜的事情，崔健在1986年震慑了一代人的声音，随着时代记忆的消逝而逐渐削弱力量，这是必然的。因为摇滚想要抓住的，回应的，是当下的时代，而非人生。摇滚是音乐给予社会的，即时的重拳。

这样一想，便会乐观很多，当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新的摇滚就会来，即使它被压抑了，也只是新的摇滚被迫沉潜，摇滚还在。反而如果一切的问题都消失了，被解决了，摇滚才可以从精神的枷锁里被解救出来的话，那它成为一种消遣，只需要出现在夏天、啤酒、西瓜、老友的聚会上了。大家再不必肃杀，不必彷徨，不必剑拔弩张，不必自找麻烦。

1999年，张亚东和朴树一起做音乐，《New Boy》。他们想象着2000年就要来了，新的世纪是美好的。但现在是2019年，他们都老了。

盘尼西林在《乐队的夏天》翻唱了这一首《New Boy》，叫张亚东回忆起了1999年的往事。

无论如何，摇滚的New Boy们是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