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先生

2019-07-22 00:07:54 南方文学 2019年3期

谢丁

早上六点左右,我醒了。走廊上传来一种短促无力的声音,偶尔是闷哼一声。他肯定紧闭着嘴,正竭力控制自己不弄出更大的响声。我起床拉开门,走到通道的拐角,卫生间敞开着。朱墨跪在地板上,低着头,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正跪在马桶边祈祷。痛苦地祈祷。他看起来狼狈极了。

这套豪华公寓有很多房间,位于梵蒂冈北侧一个冷僻的社区。我们一共三个人,分别占了一间卧室,还没来得及享用那间宽敞的客厅。头天晚上,我们坐在那条长餐桌上喝了点東西,但到底喝了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是酒,也可能是花草茶。我怀疑朱墨是喝坏了。

我想扶他起来,但他根本动不了。他捂着小腹,右手撑在马桶盖上,蜷伏着身体,汗水浸湿头发,快要痛成一尊雕像。他抬起头,委屈地说,不好意思把你们吵醒了。说完他又低下了头,蔫儿得像一只老鼠。我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除了倚在门边盯着他,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另一间卧室也开了门,迈克走过来,惊讶地看着朱墨。他又抬了抬头,但没力气说话了。到底是哪里痛?胃,还是小腹?会不会是阑尾炎,或者疝气?我和迈克瞎猜一阵,而朱墨快要倒在地上了。再这样痛下去,我觉得他要死在罗马。

“我们得送他去医院。”我说。

“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房东可能知道。”

我奔向客厅,在餐桌上找到房东留下的纸条。那对意大利夫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这么快接到我的电话。前一天傍晚临走时,他们只是礼貌性地说了一句:“有任何事都可以联系我们。”我拨通电话后,那个男人吃惊地以为他的公寓快被烧了。我告诉他我的朋友病了,病得很厉害,最近的医院在哪儿?他说他马上就到。

这对夫妇是我们在罗马唯一认识的人,认识不超过十五个小时。他们五十多岁,男的个子很高,穿一件灰色长风衣,女的是羊毛裙,就是我们想象中优雅的意大利人模样。他们把这套公寓打理得很干净,有一些古董家具,还有个俯瞰大街的小阳台。房租很便宜,步行几分钟就到梵蒂冈。我们原打算待三个晚上,好好享受这趟意大利之行的最后几天。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这对夫妇了。我们穿好衣服扶着朱墨刚走到楼下,一辆汽车就停在了面前。

天已经亮了,但阳光还没洒到这条街。朱墨瘫在后座上,窘迫地抱着肚子,不停说抱歉。夫妇俩都在车上,女人怜爱地看着朱墨,男人疯狂地开车。我没想到在罗马车可以开得那么快,他可能有点担心朱墨会晕倒在车上。我和迈克一句话也不敢说,盯着窗外。这是罗马的早晨。游客开始在梵蒂冈外的城墙下排队,圣彼得大教堂露出了穹顶,餐馆的服务员正在街边布置桌椅,有人独自坐在咖啡桌旁。然后我们冲出车流,驶过圣天使堡,走在台伯河岸边。汽车拐进了一条小道,进入内部停车场,那里还停着一辆急救车。

男人跳下车,绕过来打开后车门。朱墨脸色发白,额头全是汗珠。我们搀着他走进急诊室,一个护士走过来,说意大利语,跟男人交谈了几句。然后她接过朱墨,走进了一扇大门。门合上了。我们跟着男人走到楼上。他挂了号,出来站在走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就那么静默着停了几秒钟,除了谢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说再见,有事再打电话。他裹着那件长风衣走到停车场,我们挥手告别。

四周很安静。我和迈克对看了一眼,“我操。”我们像两个刚从战场下来的逃兵而且庆幸自己手脚俱全。我走到医院大门外,站在街头抽了一支烟。天空阴沉,看来不会有太阳。我们再慢慢走回地下一楼的急诊室。朱墨现在怎么样?没人告诉我们。大厅里还有些人在等待。

“那扇门不让进。”我说。

“是的,墨就在里面。”

迈克一直这么叫他,“墨这趟太惨了。”

“还好我们在罗马。”我说,“旅行快结束了。”

“墨不会出什么事吧?如果很严重,他要留在罗马了。”

“是的。还能怎么办。”

朱墨要错过回程的飞机了,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想快点回去。我们出来的这二十几天,他大多数时候都是空荡荡的,好像谁把他的魂儿给偷走了。在佛罗伦萨时,他已经彻底没了人形。现在,他可能真要留在这里了,而我们毫无办法。

朱墨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身边没有朋友。即使此刻有个亮眼的意大利护士,我相信他也没精力再说些什么。他的那点心思全都在北京。我后悔拉他入伙,参加这个全是男人的自驾旅行团。我先是邀请了迈克,再是赋格,这时我们都觉得必须要加上朱墨。赋格那时正在欧洲游荡,迈克反正闲着,这个山东人为什么要叫迈克,谁也不知道。我唯一担心的是朱墨,他正处于一段狂热的恋爱关系中,会不会不太好,但话说回来,这就像一场毫无预谋的单身派对,等旅行结束,他就可以孤注一掷地投入到那个女孩身上了。而且他是个不错的司机,喜欢驾驶,迷恋一切类似发动机这种机械的玩意。如果中途抛锚,除了朱墨,我们谁也指望不上。

但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不对劲。刚抵达罗马,我们就在机场海关被警察扣留了。警察带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并排坐在三人沙发上,谁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最坏的结果是直接送上返程的飞机。迈克说,算了,至少我们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朱墨很疲倦,也很紧张。他仔细观察着警察的举动,告诉我们别慌,说这是换班的时间,新警察来了就会没事的。他是对的。一个小时后,我们已经租了一辆自动挡福特车,往郊外驶去。我开车,朱墨坐在副驾驶。这时已是晚上九点。上路没多久,朱墨小心地提醒我,旁边有个司机不停按喇叭,摇下车窗对我们喊着什么。我说别理会,他们都是疯子。然后我们下了高速,走在一条黑暗的小道。朱墨又说对了,我一直忘了开车灯。

朱墨几乎总是对的。我们私下叫他“万事通”,用毛姆的话来说,他有点像“无所不知先生”。我刚认识他时,以为他只懂摄影,或者跟图片审美沾点边的东西。但随着我们友谊的逐步推进,他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无所不谈的境界。我们偶尔会谈论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他也知道那些非常小众的不起眼的作家。对于电影,他既可以说出塔可夫斯基一些画面的精妙之处,也能批判性地接受某些商业大片。他对游戏很在行,我就是从他那儿知道游戏已经成了第九艺术。至于音乐,从摇滚到民谣再到古典,该听过的他都听了。他也是KTV的歌霸,嗓音浑厚低沉。搞摄影的人都热爱文艺,但朱墨的广博还是吓了我们一跳。几个男人一起喝酒时,他也谈足球,但他最擅长的是篮球。他买了一辆手动挡的小汽车,纯粹是为了追求驾驶的快感。这还不够刺激,很快他又买了一辆摩托车。他戴头盔,穿红色制服,像个随时准备去抢银行的劫匪。所有这些爱好,听起来都是不太实用的杂事,耗费了他大部分精力和金钱。我以为他短期内是不可能安定的。但谁能想到呢?只要她们愿意,一个女人就可以迅速抹平他人生的鸿沟和山峰,像水泥一样平。

我很难描述这趟旅行最初的那几天。每天都过得很快,早晨开车出门,随便逛一逛,天就黑了。我们每个晚上都换一个城市夜宿,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再到阿马尔菲海岸,几天就穿到了意大利南部。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每一天都变得很慢,感觉出门很久了,算算也才三天。这可能是自驾旅行带来的幻觉,我们被困在一个飞速移动的汽车里,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弧线,但时间停在了车厢。

也有可能是我们一直处于迷糊状态。時差还没倒过来,我们就开始喝酒。赋格从东欧飞到罗马,提着一个小箱子走进房间。自那以后,用他的话来说,杯酒人生开始了。在那不勒斯,我们晚饭时喝酒,在旅馆楼下的酒吧喝酒。在阿马尔菲海岸山上的一栋豪华老宅里,我们坐在阳台喝酒,俯瞰整个海岸线,盯着海边的足球场。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先去超市买一堆食物,几瓶红酒。赋格擅长挑选这些东西,这方面他比朱墨懂得多。我和迈克负责吃喝和说话。赋格是个沉默的人,但他是个非常好的酒伴。他总是端一杯酒,凝神倾听,或者直盯着房间某一个地方,偶尔回应几句。

夜晚是我们最放松的时段。走进房间,把酒和杯子摆在桌上,各自倒半杯,喝下第一口,美妙时光开始了。可是朱墨呢——“墨,过来喝点儿。”

“好。稍等。”

“等什么?”

“你们先喝,我马上。”

喝酒前,朱墨总是先喝一大杯气泡水。白天我和他轮换开车,我得承认他开的时间比我多。轮到我时,碰到可以停车休息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就停了上去,下车抽支烟,享受冬日的阳光。但朱墨很少休息,除非我们要求,否则他可以一直朝南开下去。我在北京租下这辆车时,立即把图片发给了他。他回复:不错,这辆车国内没有。当他坐在驾驶座,我们所有人都能感知到他对动力的迷恋。点火,挂挡,摩挲着方向盘,琢磨那些还没被发现的功能,他甚至不怎么打瞌睡。他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样子,就像行驶在战场上。到了夜晚,他累极了,但他还是喝得很少。

“墨,别那么紧张。”迈克说。

“我不紧张。”

“喝杯酒吧。”

“好,稍等。”

我们都觉得他太紧张了。不是身体上的绷紧,而是一种无法言明的气息。有时我想也许是我们的行程太紧,每天都在赶路。朱墨想去博物馆,想看那些绘画和雕塑,而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在街上晃荡。他可能觉得错过了很多值得参观的东西。我告诉他没事,“你肯定还会再来的。”他说是的,这只是打前站。但他浑身上下还是裹着一层忧虑,不知道在担心什么。只有当他拿出相机专注地拍摄时,他才会变成我熟悉的那个“无所不知先生”,那时他是彻底放松的,像垮掉的皮囊那么松。

其他时刻,朱墨的头上始终悬着一块大石,也许是在心里,谁知道呢。我们很少谈到女人,更不会谈论爱情。但我们猜测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在西西里岛,我们迎来了短暂的兴奋期。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陶尔米纳一个女教师的家里。她独自和母亲同居,走廊的墙上挂着很多老照片。朱墨仔细打量了这些照片,说她的丈夫可能去世了。我说也许是离婚。他说如果离婚,她不会挂这么多合影照。我们的卧室外有个小露台,这栋楼正在维修,搭了一些脚手架,但仍能眺望远处的大海。赋格说,大海那边就是希腊。在一家快要关门的小超市,我们买了一瓶甜得发腻的柠檬酒和两大包火腿,坐在露台上喝酒到半夜。朱墨从头喝到尾,他的笑声像重低音,敲打着我们的女邻居。

朱墨恢复了活力,这也许是因为西西里岛的户外风光和古代遗迹,更有可能是他的心灵从北京得到了暂时的解脱。我们计划沿着海岸线,穿越岛的南部到阿格里真托,去参观神殿之谷。途经一个名叫诺托的巴洛克式城镇,朱墨投入地拍了很多照片。那时下起小雨,我们躲进一条巷子内的小餐馆,各要了一份意大利面。赋格说那是他吃过的最丰盛的海鲜面。朱墨坐在对面,对美食啧啧称叹。这画面至今如在眼前,我甚至能听到雨滴打在院子里的清脆声。

从阿格里真托出发,我们折返回中部,希望当晚能抵达巴勒莫。赋格提议中途绕道卡萨莱古罗马别墅,他想去看看那些马赛克镶嵌画,身穿比基尼跳舞的体操运动员。他以前错过了,而我们即将离开西西里岛,他不想再留下这个遗憾。

这是意大利之行最漫长的一天。前往巴勒莫的高速公路正在整修,有时我们绕了一大圈发现在重复同一条路。下了高速,那些小公路也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导航也不灵验了。地图上显示那个别墅近在咫尺,但我们一直围着它打转。公路上也很少看到其他车,我们像走进了一片美丽的荒地,太阳正在低沉,眼看就掉下去了。这时我开车驶入了一条死路,是山谷里的一处平地,道路坑洼不平,前方越来越窄。嘎嚓一声,我明白那些尖石刮到底盘了。所有人都下了车。我勾下腰,想看看有多严重。什么都没看到。我说,是我的错,走吧,还车的时候再说。没人说话,而我以为朱墨会说点什么。

当我们最终抵达古罗马别墅时,刚好下午四点,关门了。大家都很泄气,疲倦又恼怒,却又不知道怪谁。天色开始变暗,朱墨坐到了驾驶座,无奈地朝巴勒莫开去。

一路上都很沉默。车里只有音响传来的歌声。我们终于驶上了一条高速路,那时天已经黑透了。远处的山峰模糊成黑色剪影,似乎离大城市越来越远。这条路上也看不到加油站或休息区,只是偶尔在路边留出一块空地。朱墨突然慢下来,驶入空地停住。我们下了车,在栏杆处撒了一泡尿。整个区域都散发着一股陈年尿骚味。回到车里,正准备出发,迈克说,怎么这么臭。大家闻了闻,气味好像来自朱墨那儿。他尴尬地说,不是我,我没放屁。我们谁也没多说,但他也一直没发动车。那味道若有若无,像一条弧线在车里穿梭。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这气味来自我的脚底,而我刚好坐在朱墨的后面。

“是我的错。”我说,“我好像踩到屎了。”

“难怪。”朱墨点火,继续朝前驶去。

车里很寂静,邓丽君的歌声在我们之间回荡。隔了一会儿,赋格轻轻回头说,“这首歌是你故意放的吗?《夜来香》。” 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全都笑了。朱墨的笑声震彻车顶,他后来再没这么笑过。

我和迈克站在一台机器前,仔细琢磨屏幕上的文字。这家医院看起来很古老,几乎就在圣彼得广场边上。我们处于一个罗马遗迹里,内部全是现代化的设备。屏幕显示,病人被分成了几种颜色。红色代表非常紧急,黄色是紧急,绿色微紧急,白色意味着不用待在急诊室了。但屏幕上没有病人的名字。

“墨是什么颜色?”迈克说。

“不会是红色,否则应该叫我们了。”

“也不会是白色。”

“可能是黄色。”我说,“他快痛死了。”

“否则就只剩下绿色。”

“那还用说。”

等待太无聊了,但是又令人紧张。不知道等待的结果是什么,尤其是在医院,这可能关系到生死,一个小问题就能引发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们都后悔没有及早关注朱墨的身体状况。他看起来那么壮实,从未抱怨过病痛。这趟旅程的最后几天,他的确萎靡不振,但我们都认为那只是他心情不好。这种事需要的是时间,不是医生。

急诊室还有一些人在等待。我猜其中有人等待的是红色。人们都很沉默,大厅里弥漫着一种古怪的肃穆感,生活被一个意外暂停了,只好坐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有人骑着小摩托停在外面,急匆匆地闯进来,手里拿着头盔。她可能是某个人的女儿或者孙女,但再急也没有用,只能安静地坐下。每次有护士走过,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她,不确定带来的是不是好消息。我拦住护士,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个中国人。她摇摇头就走了。这些信号加深了我们的焦虑,仿佛朱墨正躺在手术台上。在这里待着,人总会止不住朝最坏的方向想。如果手术失败会怎样?我们还会在罗马滞留多久?也许我该通知国内的一些朋友,尤其是这件事的源头,那个女孩。我是不是要打个电话?但朱墨肯定会制止我。这种烂事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整理思绪,回到二十几天前抵达罗马的那一刻。是的,从一开始就不顺,但接下来留在记忆里的全是酒杯,以及漫漫长夜里的车灯。有好几次我们陷入了地图上的虚无地带,没有道路,仿佛走在荒漠里。朱墨挺直身躯,目视前方,紧握着方向盘朝黑暗中驶去。

“出去走走。”我说,“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是的。”

“外面就是圣天使堡。看看河景也成。”

“可以。”迈克说,“没必要非去景点。”

我们出了院子,拐弯上楼,走出医院大门。天已经大亮,街上一片嘈杂。过了红绿灯,我们站在河边抽了一支烟,朝圣天使堡走去。我说,没想到我们在罗马的第一站是这里,还没越过台伯河。迈克说,不重要。到了圣天使桥,对面的城堡下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走近队伍,看了看门票的价格。“要不要排队进去?”

“我觉得不用了。”迈克说。

“可能要花点时间。”

“是的,墨一会兒找不到我们。”

“也许他已经出来了。”

我们沿着来路走回医院,下到急诊室,那里跟我们离开时一样安静。但这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推开门的隐秘出口,外面是个小庭院,地上有些烟头,是员工抽烟休息的地方。抽到第三支烟时,我们终于收到了朱墨的消息。他带着手机,而且抓到了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信号。

“我在输液。”

“在哪儿?”

“离你们应该不远。”

“我们过来找你?”

“稍等。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我环顾四周,也许朱墨就在一墙之隔的房间里。为了省钱,我们平常共用一个随身Wi-Fi。现在,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庭院,又会跟他失去联系。但好歹知道他没什么大事,而且没那么痛了。迈克说,墨可能是绿色。

我们回到大厅,拦住一个护士,把随身Wi-Fi和房门钥匙托她带给朱墨。然后我们离开医院,步行回去。走到圣彼得广场时,我说,朱墨这次来真的了,所以伤害这么大。我说赋格在佛罗伦萨就说了,情绪低落到极点,胃也会受不了的。

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独自旅行。很多人都说这样能碰到有趣的陌生人,好像喝杯咖啡或者在酒吧坐一坐就能偶遇。根本没那回事。一个人出门,无论你心情愉悦还是糟糕透顶,都只能自己承担。陌生的环境很有治愈性,它逼迫你解决那些生存攸关的问题,无暇顾及其他。但如果有一群朋友同行,旅行就是一次大型派对。你知道自己不会被丢下,不过你可能永远站在角落里。我懂这个道理,我尽力让所有人都站到中间来。但朱墨站得太远了,他的心不知道在哪儿。

我开始意识到他有点不对劲,是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我们刚好碰上了周末,很多街道都被封锁,正在举行狂欢市场活动。朱墨开着车在城市中央绕圈子,有时我们驶入一条小巷,几乎是擦着墙壁挤过去,有时只能顺着车流茫然往前走。我们怎么都找不到旅馆,到最后筋疲力尽,我看着地图上的导航大呼小叫,朱墨沉默着,闷头往前开。赋格说,不要着急,不要急,也许我们不该听导航的,看街道指示吧。等我们终于停好车,我感到朱墨快虚脱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在老城区游荡,步行到一个小广场,摆满了露天烧烤。赋格说,也只有西西里岛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到处都是人,烟雾熏天。迈克说,像回到了中国,烧烤大排档。我点了一份烤肠,赋格和迈克在对面等生蚝。当我们拿着各自的食物转过身来,发现朱墨呆立在人群里。他眉头紧锁,眯着眼睛,双手插在兜里,前后轻微地摇晃着。四周有火光闪耀,小贩们大声吆喝,而朱墨站在巴勒莫的街头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西西里岛,一路往北,气温逐日降低。天始终雾蒙蒙的。旅行最初的兴奋劲已经过去,尤其是渡海回到大陆之后,仿佛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们已去了最远的地方,余下的就是接近罗马,一天一天逼近。朱墨也没那么紧张了,但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我是说这些心事让他连眼前的紧张都顾不上了。在马泰拉的那天夜里,车里没酒了,我和迈克跑遍全城也没买到酒。在房间吃完比萨后,我们决定去老城区逛逛。街上全都是刚刚放假的大学生,所有酒吧都被占满了。我们四个站在酒吧外的通道口,每人要了一杯啤酒。四周热烈喧闹,好像节日庆祝一般,而我们越喝越冷,这种场合也不知说什么,只好谈论着那些喝酒的漂亮女孩。朱墨端着塑料杯子,浑身泄了气似的,直盯着前方一个模棱两可的店铺,那里什么也没有。很久之后当我们抵达罗马时他才告诉我,马泰拉那天是他最糟糕的时刻,是一切的起点。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些信息,也许吵了架。我不知道。我们谁也没留意到。

此后他就陷入了一种“昏睡”状态。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途中出现过几次神光乍现的时刻。在阿西西,朱墨在圣方济各大教堂待了很久,仔细观看了乔托的28块壁画,圣方济各的一生。他出来后精神焕发。艺术的伟大也许就是这样,让人忘记我们那点可怜的欲望带来的一丁点儿痛苦。或者说,艺术展现了这种痛苦,而朱墨感同身受。到了威尼斯,他完全被眼花缭乱的艺术品震撼了。他独自去参观了学院美术馆,我们继续在街头游荡。后来在广场碰面时,我们问他观感如何,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太牛×了。但是艺术投射的光芒还是太弱了。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教堂听音乐会。赋格说那里的演出是游客区最好的。迈克和我都是刚入门古典音乐,听着玩,但朱墨已经很深度了,他很激动。演出结束后,迈克告诉我,墨可能真有问题了,他一直在用手机发信息。

我们继续北上,走入阿尔卑斯山的茫茫大雪中。在因斯布鲁克,我们住在郊区的一个小村庄,然后搭公交进城。几天后就是圣诞节,城里有一场圣诞集市。赋格提议我们每人一杯热红酒,吃一顿烤猪蹄。猪蹄卖完了,但热红酒也没有让朱墨暖过来。第二天上午我们收拾房间离开时,在垃圾桶发现了一些瓷碎片。有人摔破了房东的一个陶瓷摆件。“我不知道怎么办。”朱墨脸色煞白,喃喃地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留下了一点钱,朝瑞士驶去。眼看他的状态越来越差,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迈克问我,墨到底怎么了。我说再等等,也只能等等。

圣诞节前夜,我们终于返回意大利到了佛罗伦萨。赋格将在这里告别,坐火车去米兰,然后飞回上海,而我们继续开车去罗马。这天晚上是我们四个人最后一次团聚,打算吃顿好的,再去百花大教堂。我们把车里余下的食物都煮了,拿出所有的酒,倒了一盘花生米,坐到露台上。

这时已近傍晚,太阳下山,天还没有全黑。从露台刚好可以望见市政广场的尖顶。尖顶上有一只狮子。迈克仰头躺在铁艺沙发,双脚搭在石墙上。他说,那个狮子为什么爬那么高。没人回答。赋格安静地坐在一旁,享受这最后一晚的杯酒人生。但朱墨迟迟不见人影。我们大叫他的名字,他走到门边,甚至没跨到露台一步。他说他肚子不舒服。然后他转身进了房间,躺在自己的床上。房内传来他微弱的聲音:“我今天不出门了,你们去吧。”

深夜我们从大教堂出来,走在石板路上。我说太可惜了,朱墨一定很想来看看平安夜的弥撒。迈克说,算了,不重要,以后还可以再来。赋格叹了口气,他是我们当中最敏感的那个观察者。沉默半晌后,赋格说他有一次失恋,心情很糟,到最后胃也会痛的。

朱墨一直试图让自己缓过来。赋格离开后,他独自去看了乌菲兹美术馆和学院美术馆,还专程去买了礼物带回北京。那天下午,我们一起步行前往河对岸的米开朗琪罗广场。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朱墨又开始拍照了。我们坐在广场的石栏上喝着啤酒,他开始谈论摄影,甚至恢复了他的幽默感。

第二天我们启程前往罗马。虽然车里只剩下三个人,但连日来的阴霾似乎已散去。汽车穿过托斯卡纳的迷人景色,音响里正播放钟镇涛的那首《让一切随风》。大家都没说话。朱墨开着车,突然转头很严肃地说: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什么?”

“到底怎么才能让一切都随风?”

“什么?”

我看着他认真的表情,还是没憋住,笑了起来。迈克在后座笑得都快弹起来了。

现在我写下这些经历时,已过去了两年半。回到北京后,我们每次碰面都会重复地谈论这些片段,像又过了一把瘾,连朱墨那些阴影都变得很可笑。他边笑边骂,然后说不要再说了。我说难道不是一切都应该随风了吗。我们四个再也没一起出去旅行过。赋格有时还去欧洲晃荡,一年后我也离开了北京。有天夜里,迈克和朱墨喝酒回来,他说很久没喝那么多,周身缥缈,如坠雾中。朱墨说只有喝酒之后才能有这种轻盈感了。意大利回来后,他瘦了三十斤,像有人砍掉了他一半身躯。半夜迈克发来一句话:夜来香,巴勒莫,罗马惆怅客。

所有旅行到最后可能都会如此,归结成几个关键词,此后来回播放。我看过的大多数博物馆和古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喝酒时我们谈了什么,也全都忘记了。我甚至怀疑我的记忆出了差错,混淆成迷糊的一团。但照片可以留下印记。朱墨相机里的照片我们一张都没看过,不知道他拍了什么。不过他在手机里留下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两张贴在窗口上的纸,意大利语,我从没看懂过。

朱墨发来这张照片,说他已离开了急诊室。那时我和迈克刚步行到家,而他的钱包还在我们身上。我们只好又步行往医院走去。医生说,朱墨肚子痛是因为有了结石,而这些天他喝了太多气泡水,刺激了结石。我们还能说什么?只是气泡水的错。

下午一点多,我们回到了医院。朱墨不在急诊室门外的院子里。我们拐到楼上,寻找那张照片里的窗口,是付账的地方。但他也不在那儿。我们四处寻找,害怕他又出什么事。在二楼的户外平台,我终于看到了朱墨的背影。他独自趴在栏杆上,不知道在想什么。